《外國考古學研究譯叢》總序......1

中譯本序......1

序......1

本研究的性質與歷史......1

致謝......5

內容安排......8

篇 引論......1

目的......1

方法......2

第二篇 維魯河谷:環境與居民......15

自然背景......15

人文背景......22

第三篇 維魯河谷的史前棲居......47

塞羅普列托時期......47

瓜納貝時期......52

波多穆林時期......73

加伊納索時期......118

萬卡戈時期......204

托馬巴時期......272

拉普拉塔時期......344

埃斯特羅時期......372

年代存疑的遺址......386

第四篇 重建維魯河谷聚落的發展......399

住宅遺址......399

政治—宗教建築......410

防御遺址......415

墓地......417

公共工程......418

社區形態......429

第五篇 聚落與社會......449

人口......449

社會政治結構......454

第六篇 秘魯史前的維魯河谷......461

附錄:維魯河谷考古遺址索引......487

參考文獻......521

序

本研究的性質與歷史

維魯河谷項目(The Virú Valley program)是對秘魯北部沿海一條河谷之人類歷史的人類學及地理學合作研究項目。維魯項目的詳細目標已經在其他地方做了介紹(Willey,1946a),但總體來說,研究有三個基本部分:(1)考古學,或人類對河谷環境長期適應的研究;(2)民族學,即調查維魯河谷現代居民的生活方式;(3)自然河谷及其環境。本報告是個研究目的的一部分:維魯河谷的史前居民。

1946年,維魯河谷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通過克羅伯(Kroeber,1930)、貝內特(Bennett,1939)和拉科· 霍伊爾(Larco Hoyle,1938—1939)等人的調查而為人所知。此外,還有將秘魯北部的莫切河谷(Moche)(聖塔· 卡塔琳娜)和奇卡馬(Chicama)河谷的調查作為比較的基礎。根據這樣的事實,即現已有一個粗略的考古學參照框架,且由於維魯是一個相對較小的河谷,所以它被選為廣泛區域性研究的一個試驗單位。

“維魯河谷計劃”由耶魯大學的溫德爾· 貝內特(Wendell C. Bennett)、哥倫比亞大學的威廉·鄧肯·斯特朗(William Duncan Strong)、史密森學會社會人類學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朱利安· 斯圖爾特(Julian H. Steward),和史密森學會美國民族局(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戈登·威利(Gordon R. Willey)幾位博士所共同制訂。這個團隊成為安第斯山脈研究所的維魯委員會,而本項目就是在該研究所的主持下籌劃並付諸實施的。雖然考古學和考古學家主導了這個委員會的構成,但是這些成員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讓地理學、現代民族學或社會人類學等學科參與進來。為了這個目的,本項目擴充以包括社會人類學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的文化地理學家韋伯斯特·麥克布賴德(F. Webster McBryde)博士和同一單位的民族學家艾倫·霍姆伯格(Allan R. Holmberg)博士。秘魯民族學研究所(the Peruvian Instituto de Estudios Etnologicos)的民族學家豪爾赫·莫耶(JorgeC.Muelle)博士也加入這個團隊與霍姆伯格博士一起工作。當計劃成熟,其他對秘魯地區感興趣的考古學家也被邀加盟此項目。結果,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朱尼阨斯· 伯德(Junius Bird)先生、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及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詹姆斯·福特(James A. Ford)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的小克裡福德·伊文斯(Clifford Evans, Jr.)博士,和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Chicago Natural History Museum)的唐納德· 科利爾(Donald Collier)先生都參與了進來。

本項目組織如下:每個參與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工作的,對他本單位負責,經費主要也由各單位自負。希望每個人完成他自己的研究報告,並各自發表自己的成果。但是,需要通過在田野工作期間或之後的共同問題討論和自由交換數據來達成整合或合作。為了獲取項目的整體性成果,紐約市的維京基金(the Viking Fund of New York City)提供了特別補助。這筆稱為“服務基金”的額外補助由維魯委員會管理,被用來支付交通運輸、公共實驗室租金、航照和地圖及其他雜項費用。考察隊的所有成員都可以獲得這些“服務”。

在考古學問題的劃分方面,一般公認有兩個基本的田野工作需要深入研究。一個是河谷的相對年表,另一個是整個河谷地區考古遺址不同時期的分布。在小克裡福特·伊文斯的協助下,斯特朗承擔了廓清維魯河谷陶器分期的工作,而福特選擇了河谷調查或遺址分布的問題。溫德爾· 貝內特選擇了對加伊納索(Gallinazo)單一時期一批主要遺址群的詳細發掘研究。隨著田野工作的展開,朱尼阨斯·伯德集中力量主攻序列問題,但重點放在非常早的維魯和奇卡馬河谷的前陶期(preceramic)。唐納德· 科利爾也研究年代學問題,但特別關注河谷史前時期較晚的階段。同時,斯特朗和伊文斯將他們的精力集中在陶器時代初期。

我個人在維魯河谷考古學中承擔的那部分研究,在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所有這些同行的工作之上。1945年夏天我們的首次“維魯河谷討論會”期間,朱利安· 斯圖爾特建議我有必要進行尚為空白的考古學聚落形態(settlementpattern)研究。他相信,通過對棲居和聚落類型的研究,考古學便能處於一個極佳的位置來為解釋史前社會非物質和結構方面的問題做出貢獻。當然,不言自明的是,沒有考古學年表和遺址分布等必需的背景,這種研究便無從談起。於是,聚落形態分析自然成為福特、斯特朗、貝內特、科利爾和伯德等人研究成果的一個合乎邏輯的延伸。任何一位考古學家,一個人獨立工作都需要幾個季節的田野工作來收集和分析充分的基本信息,以便處理像我在維魯河谷所能做到的這樣規模的聚落形態問題。

維魯河谷的田野工作始於1946年的4月初。當時,福特和我一起開始了結合陶器斷代和聚落形態的調查工作。同時,斯特朗和伊文斯啟動了地層學的發掘工作。兩個月後,貝內特、科利爾和伯德也加入了考察隊,並致力於各自的項目。我本人的田野研究一直持續到8月,那時貝內特、斯特朗和伊文斯也結束了他們的工作。科利爾繼續工作到11月,而福特和伯德則在北部沿海地區工作,進行與維魯河谷沒有直接關繫的項目。霍姆伯格、莫耶和麥克布賴德的民族學和地理學田野工作在1946年後幾個月繼續進行,並一直持續到1947年和1948年。

1946年秋天從秘魯回來後,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修改在維魯田野工作的筆記和繪圖。1947年5月,我與福特共同完成了《維魯河谷:背景及問題》(Virú Valley: Background and Problems)一文。這篇論文本打算作為福特對維魯河谷陶器調查及我對聚落研究的一篇共同導論。後來,我們決定這兩篇報告不放在一起發表,所以,《維魯河谷:背景及問題》這篇導論與福特的《秘魯維魯河谷史前遺址的文化斷代》(Cultural Dating of Prehistoric Sites in Virú Valley, Perú)同時發表(Ford and Willey,1949a、b)。現在的這份報告直到1948年的秋天纔開始撰寫。那時,我已經收到維魯同事的年代學材料,這使得我能夠將我所研究的遺址整合到一個年代序列中去。雖然這些信息大部分來自福特,但斯特朗和伊文斯、貝內特、科利爾及伯德也貢獻良多。大部分描述性章節及大多數的繪圖都是1948年和1949年初準備的。1950年一整年我幾乎被迫停筆,但在1951年2月恢復。目前所呈現的這項工作完成於那年春天。

1951年維魯成員已經出版了兩篇終報告:福特的《秘魯維魯河谷史前遺址的文化斷代》(Cultural Dating of Prehistoric Sites in the Virú Valley, Perú)(Ford and Willey,1949a)和貝內特的《秘魯維魯河谷的加伊納索時期》(The Gallinazo Group, Virú Valley, Perú)(Bennett,1950)。斯特朗和伊文斯關於維魯早期陶器地層學專著已付梓,而科利爾和伯德的研究,以及霍姆伯格、莫耶、麥克布賴德有關維魯河谷現代民族學與地理學的研究也在進行當中。此外,一些短篇論文也已作為維魯項目的一批成果發表(Bennett,1947;Willey,1946a,1946b,1947;Rowe,1948;Strong,1947);而1946年秘魯考古學奇克林會議(the Chiclín Conference on Peruvian Archaeology)(Willey,1946b)和維京基金學術討論會(the Viking Fund symposium)《秘魯考古學的再評估》(Bennett,ed.,1948)等,也都是維魯河谷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隨著個人專著的陸續出版,這項對維魯河谷全面總結和闡釋的初步計劃也將大功告成。
    ……

內容安排

本書撰寫的導論試圖為讀者展現一個考古學問題以及對此問題發起挑戰的方法。《維魯河谷:環境和居民》這一部分提供了自然背景以及現代及歷史時期人類適應這種背景的梗概。這部分還介紹了與本研究有關的考古學背景。篇幅很長的《維魯河谷的史前棲居》囊括了基本材料,對聚落特點進行了介紹。這些內容都是按維魯河谷史前史連續的年代學分期或文化階段的小節安排的。在每個時期的標題下,對該期的陶器做了一個約略定義,討論了河谷中該時期遺址的分布,並簡單介紹了遺址的類型。概述放在個別遺址或遺跡的介紹之前而非之後,可以讓一般讀者無需逐頁讀完每個遺址細節,就能獲得遺址和聚落類型的梗概。對於那些特別關注的遺址,它們在後面一繫列與其功能及形式有關的標題下進行介紹。下一個重要部分是“重建維魯河谷聚落的發展”,實際上是對聚落形態材料的概括和總結。隨後的《聚落與社會》是一篇受聚落研究成果啟示而作的對人口規模和增長以及社會政治結構的推論章節。後部分,《秘魯史前的維魯河谷》是參照秘魯全境的建築式樣和社區類型所作的一種比較性檢視。

戈登·威利

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

1961年5月14日

    “時空”是所有科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不同學科時空研究的方法、理論因學科內涵不同而各異。本書是考古學領域，以“空間”為主體的“時空”考古學研究的經典之作。陳淳教授主持的這一高水平譯著，為中國考古學的現代化、國際化、科學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 劉慶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這部研究聚落考古的經典著作中文版的問世，為考古學家提供了珍貴的歷史性資料，有助於中國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的繫統化發展。

——劉莉  美國斯坦福大學

    這是考古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巨著。歐美考古學從以器物為中心的文化史的研究方式，轉變為以遺址和社會為中心的人類學研究方式，這本書可以說是“始作俑者”。

——陳星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陳淳先生將戈登•威利所著的《聚落與歷史重建：秘魯維魯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態》一書譯介給中國讀者，可謂用意很深。考古學研究不因僅僅局限於眼睛能看到、手能摸到的物質遺存，史前聚落也不僅僅是房屋、灰坑以及它們的空間布局。它是對史前人群在特定生態環境中生活場景的復原，是嘗試重建古代社會發展過程的一種方法，是古代人類生活信息的集成。

——吳小紅  北京大學

    這是考古學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著作之一，它開啟了考古學上利用空間分析繫統探索古代社會組織狀態的研究。本書的翻譯為中國考古學貢獻了重要的學術財富。

——陳勝前   中國人民大學

中譯本序

一

    1950年代是考古學發生巨大變革的轉折點。其代表事件之一是美國化學家威拉德·利比(W.F.Libby)放射性碳測年技術的發明,其二是美國考古學家戈登·威利的《秘魯維魯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態》一書(以下簡稱《維魯河谷》)的出版。前者為考古學的年代學發明了一種斷代技術,為考古學提供了一種世界性年表,而且能夠從更加細致的時間尺度上來觀察人類進化和社會文化演變。後者則為考古學透物見人提供了一種方法論。因此,布魯斯·特裡格在其《考古學思想史》(第二版)中將《維魯河谷》稱為考古學重要的方法論突破,是自丹麥學者湯姆森建立三期論以來重要的發明。張光直認為威利的《維魯河谷》一書已經成為考古學的經典,它宣告了美國考古學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並是考古學進入新時代的像征。

1984年,張光直首先將聚落考古介紹到國內。他在北京大學考古繫的授課和陝西考古研究所的講座中詳細介紹了該方法在美國的發展及其學術價值。聚落考古概念的引入在我國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借鋻,但有的學者認為美國的聚落考古方法並不新鮮,我國早已有之。比如,1950年代在半坡的發掘中就采取了水平揭露,甚至有學者認為1920—1930年代殷墟宮殿區和王陵區的發掘就是我國聚落考古的先聲。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大部分專業術語的中英對譯都會有詞不達意的缺陷和偏頗,將settlement的中文譯為“聚落”就是典型一例,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產生了誤導。英語的settlement是棲居或定居的意思,它包括人類活動留在地表的所有棲居痕跡,包括從狩獵采集者臨時營地到都市城址在內的所有形態。以威利在《維魯河谷》一書中所下的定義為例,它是指“人類在他們棲居環境裡安置自身的方式。它是指住宅和其排列方式,以及與社群生活相關的其他建築物的性質和安置。這些聚落反映了自然環境、建造者所擁有的技術水平,和各種維繫其文化的社會互動及控制制度。由於聚落形態很大程度上是由廣泛認同的文化需求所直接造就的,因此它們為考古學文化的功能性闡釋提供了一個戰略性起點”。因此,在理解一些術語及其作用時喫透其原始的科學定義十分必要。

中文的“聚落”主要指的是村落和聚居點的意思。這種中英對譯在定義或本意上的不同給這種方法的理解和應用帶來了很大的困惑,比如我們可能以為這種方法隻是針對新石器時代以後的遺址,幾乎沒有人考慮用它來研究舊石器時代人類的臨時營地分布。還有個別學者將聚落理解為遺址的“群聚狀態”,花了很大力氣分析遺址的團聚形態,其目的和結果均與聚落考古的本意大相徑庭。

在威利的開創性工作之前,聚落這一術語與研究就已經存在。早在19世紀,歐洲考古學家就十分擅長發掘整個鄉鎮與村落,來重建遺址內部各種建築的性質與功能,將含有居住垃圾的考古遺址(即居址)與包括墓地、祭祀遺址等在內的非居址區分開來。實際上早在1911 年,德國考古學家古斯塔夫· 科西納(G.Kossinna)就用“聚落考古”(settlementarchaeology)的概念來表述一種從相同文化遺址分布來分辨史前族群或民族地理分布的方法。總的來說,舊大陸考古學的“聚落形態”是指遺址和人工制品的地理與空間分布,以分析其中曾經存在過的家庭或社群活動的證據。20世紀上半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蘇聯考古學家也流行用大規模水平揭露來研究遺址分布和聚落形態,以分析和了解社會的內部結構以及發展層次。

威利自己也提到,聚落形態研究在美國考古學中並不新鮮,遺址平面圖、勘探圖和遺址描述都是這種研究的形式。但是,聚落形態研究主要是將一片區域裡的遺址用這種方式來處理。這樣做需要時間、經費和團隊的合作,纔能用一個區域的聚落材料來分析社會變遷。而且,威利創建的“聚落考古”方法論,本質上並非是對遺址和出土材料本身的分析,而是從史前建築的分布及功能來研究史前社會的結構及變遷。因此,這是一項考古學、人類學和地理學緊密結合的研究。有位美國學者指出,對“聚落”概念理解和用法上的差異,應該是1953年以來新舊大陸考古學家之間,對聚落考古產生許多誤解的根本原因。

在考古學中,相同的名稱或術語未必是指相同的東西或概念,不能望文生義。威利在其後來的論文中曾對聚落形態的概念做了進一步的闡發,指出人類的棲居會在地表留下自己存在的某種形態。聚落的這種安置形態與人類和文化對環境和社會組織的調節有緊密的關繫。聚落形態就像所有史前遺存一樣,是那些曾經鮮活和完整事物殘缺和破碎的殘留。不過,聚落形態要比其他物質文化更加直接反映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活動。

起初,維魯河谷研究項目並非以聚落形態為目的。1945年在維魯項目的醞釀中,朱利安·斯圖爾特(J.Steward)向威利提出了“聚落形態”研究的設想,建議威利參照他1937年在北美西南部所做的民族志調查,研究一群人留在不同地點的遺存,而不是隻關注一群人留在單一地點的遺存。根據人類活動不同點位的功能分析,考古學家便能重建已經消逝的社會繫統,了解先民如何在某種特定環境裡安排他們的生計,並將自己組織起來。

斯圖爾特的本意是希望威利從文化生態學的視角來研究史前人類的適應,了解維魯河谷史前文化的人地互動。但是,當威利在維魯河谷勘察中直面各種史前建築和遺跡的分布時,強烈意識到這些建築和遺跡反映了古代社會的組織形式。於是,威利開始偏離斯圖爾特的文化生態學取向,設法從聚落形態的功能來研究和重建社會和政治結構。半個世紀以後在回憶起這段起步歷程時,威利一方面對當初沒有充分領會斯圖爾特的意圖並更多向他請教而深感後悔,但另一方面也為自己偏離斯圖爾特的初衷而感到欣慰。

威利的《維魯河谷》出版後,各種討論聚落形態的著作和評論持續不斷。一些學者指出了這種方法的價值和獨到之處。比如,伊文·沃格特(EvonVogt)指出,聚落考古研究的對像一方面是生態環境,另一方面是社會政治結構。這個取向促進了地理學家、考古學家和民族學家共同關注聚落形態的決定因素及聚落形態與文化其他特征之間的相互關繫。他指出,聚落形態在具體研究中涵蓋了差別很大的內容和範圍,微觀上僅限於個別家戶的房屋類型或住宅的空間安置,在宏觀上則研究單一村落和社區的布局,乃至擴大到多個社群在一片區域裡的聚落安置。這樣就能盡可能多地了解家庭安置到較大村落布局之間的細節,以便為推斷社會政治結構提供重要的線索。

美國考古學家艾爾弗雷德·基德(A.KidderII)說,在考古學的闡釋和比較層面,我們一直沒有很好的辦法,以便在較大的時空範圍裡從推測提高到邏輯推理。特別當涉及到有關人口、聚落形態、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及戰爭等相關問題上尤其如此。感謝戈登·威利及其團隊在維魯河谷的工作,令我們今天發現情況大有改觀。他的工作表明,將聚落形態的歷史作為研究目標,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由此可見,維魯河谷聚落形態這種模式與一般聚落研究的區別在於,在此之前考古研究基本是一種選擇性的遺址調查和發掘,目的是文化歷史考古學取向的文化和編年研究。即使采取了大面積揭露以關注遺址內部結構和人類活動,但是這種聚落研究也隻是為了深入了解考古學文化和史前生活方式的特點,而非深究經濟、政治和宗教的社會功能,進而解釋社會變遷。為此,“運用考古材料來研究社會關繫”是聚落考古更為恰當的定義。

二

維魯河谷聚落形態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的獨到之處,是理論上有三種概念的指導,一是文化生態學,二是繫統論,三是文化功能觀。在方法上則是建立在準確和精細分期基礎上的聚落空間共時性分析。如果缺乏這些理論指導下的時空框架構建和功能解讀,聚落形態研究仍然很難跳出傳統的窠臼,像威利那樣對社會文化變遷做出歷時性的動態闡釋。

文化生態學將文化看成是一塊“蛋糕”,技術經濟位於底層,中間是社會結構,上層是意識形態。他在這塊“蛋糕”下又加了一層“生態環境”,並將它看作是影響文化變遷的重要因素。由於人類是以自己的文化因素與自然界相互作用,所以這種文化因素會和生態環境形成相互制約的復雜關繫,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人地關繫”。文化生態學意在從對生態環境的適應作為解釋文化異同和變遷的依據。

文化生態學研究需要從繫統論的視角來分析考古學文化。於是,考古學文化不再是各種物質遺存和器物類型的累加和羅列,而應將其置於曾經一度鮮活的社會繫統中去分析。比如根據斯圖爾特對文化繫統的三分,經濟技術、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就可以被視為考古學文化的三個子繫統。它們相互依存,彼此制約和影響,維持著整個社會繫統的運轉。所以從繫統論視角來看待考古遺存,考古材料就不再是按質地和器形劃分或歸類的組合,而是要了解這些物質文化在不同子繫統運轉中所發揮的作用。如果將文化遺存從其發揮作用的各個子繫統來進行分類和研究,再將它們放到所在的生態繫統中進行觀察,我們也許就能深入了解人類在這種環境裡是如何生存的,並重建社會文化發展和演進的性質和層次。

文化生態學和繫統論又與功能主義的視角密切相關,這就是要了解史前建築和物質文化在社會文化繫統運轉中的功能。功能觀在歐美社會人類學中有著悠久的傳統,塗爾干、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馬林諾夫斯基對文化功能學說都做出了極具影響力的研究和論述。受社會人類學功能論的影響,威利將維魯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態研究稱為“考古學文化功能性闡釋的戰略性起點”。

在方法論上,許多學者深入探討了聚落形態研究的時空框架構建。比如,帕蒂·喬·沃森(P.J.Watson)等學者提出了聚落形態研究的三種框架:一是歷時和過程的框架,即研究某種形態在某地區的歷時發展過程;二是共時和功能的框架,研究多種形態在某時空裡的相互關繫;三是比較的框架,即觀察幾個區域裡的某種形態。這種方法很好地在維魯河谷的聚落研究中體現出來,威利定義了四種建築類型的聚落形態,從八個時期的歷時過程來觀察這四種建築的數量和質量的空間分布。後,他又將維魯河谷的聚落和陶器顯著變化與秘魯沿海其他河谷的材料進行比較,對維魯河谷聚落形態和建築、制陶、生計和人口等社會變遷的原因有了更好的了解。

歷時和過程的分析框架需要建立合理的分期和清晰的文化序列或年表。分期的時間跨度不宜過大,否則會影響到聚落各組成部分共時性和功能性的分析。在共時性判斷上,需要有相對精確的斷代方法將不同地點的遺址、遺跡和建築置於各自的同一空間裡,以便進行功能分析和比較。我國聚落研究的分期一般過粗過大,千百年以上的時間跨度往往隻分為早中晚三期,無法確定許多遺址和建築是否共時。顯然,如果沒有很好的年代學框架和遺址的共時性控制,史前聚落形態和考古學文化的功能研究便無從談起。

聚落形態需要將繫統發掘和地面調查相結合,隻有當遺址的年代學分析和功能判定兩項工作根據該地區典型遺址的發掘而得到分析時纔為有效。維魯河谷聚落形態研究為我國考古學提供的重要啟示就是,需要進一步細化考古學文化的區繫類型,對區域中各種遺址建立起更加細致和準確的時空框架。這樣,我們纔能分析考古學文化的功能,用發展過程的視角來重建社會變遷。

三

《維魯河谷》是一本田野考古調查報告,它展示了如何在時間、經費和人員有限的情況下進行區域範圍的聚落形態調查。維魯河谷的野外工作隻有四個月,借助維魯空軍的航照,事先制作了工作地圖,從航照上挑選了315處遺址。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詹姆斯·福特(J.Ford)博士承擔遺址的陶片斷代和分期工作,將維魯河谷近兩千年跨度的遺址分為八期,從早到晚分別是:塞羅普列托、瓜納貝、波多穆林、加伊納索、萬卡戈、托馬巴、拉普拉塔和埃斯特羅,較長的時期再細分為兩段或三段,涵蓋了自前陶期至西班牙征服的整個史前史。由於許多遺址在多個時期被持續沿用,所以各時期遺址計算的總量要多於315處地點總數。

威利為維魯河谷的遺址建立了生活居址、社區和儀式建築、防御工事或庇護所和墓地四種功能類型。除了墓地以外,其他三類遺址根據居址和建築從簡單到復雜的變化,再分出不同的亞型。根據居址的功能分類和數量統計,威利便能夠追溯維魯河谷人口、經濟形態、社會結構的變遷。參照維魯與秘魯沿海其他河谷的社會文化互動,他為重建維魯河谷史前社會變遷提供了一幅較為清晰的圖像。

塞羅普列托時期 這是早的前陶期,遺址稀少,主要位於沿海。生計為捕撈魚和貝類,並開始栽培葫蘆、南瓜、胡椒和豆類,可能還采集野生的藷類和水果。住宅是小型半地下式的泥磚聯體房或木骨泥牆茅舍。人口數量不超過幾百人,並延續了好幾百年。這一時期的社會結構顯然是平等主義的血緣群。

瓜納貝時期 陶器在這一時期出現,早中期聚落形態與塞羅普列托時期相似,住宅和人口仍然很少,生計形態基本與前期類似,作物中出現了菜豆和黃瓜,但沒有玉米。中期出現人口和聚落向內陸的擴張,晚期遺址明顯多於早中期,這些是分散的小屋村落。泥磚砌牆,茅草屋頂,並可能出現了儀式性建築或廟宇。到本期末向波多穆林時期過渡時,人口和遺址數量突然增長並向內陸擴張,表明生計形態發生巨變。這很可能是引入玉米栽培的結果,因為玉米已經出現在附近的奇卡馬河谷。中期的聚落形態反映了社會結構的復雜化,出現了代表“核心社區”的特殊建築。當時,秘魯沿海正處於“查文文化”的擴張和傳播時期,這種河谷之間的社會互動也在聚落形態上反映出來。

波多穆林時期 早期遺址多分布在河谷上遊,而晚期遺址集中到了下河谷的平原上,遺址和人口有所減少。人口與聚落轉移的原因很可能是引入灌溉的結果,這使得人們可以利用河谷從未開發的大片區域。分散小屋村落逐漸被不規則的聚集村取代,住宅主要是聯體房間,石牆地基,沿海因缺乏石料則為泥磚結構。方形圍宅復合體首次出現,內有十幾間石砌小屋。垃圾土墩很多。早期開始出現了一些金字塔,體量巨大。早期還出現了大型的山頭防御據點,許多住宅也用圍牆防御。顯然,人口增加、聚落擴展和社會等級分化,使得群體衝突成為常態,本時期的社會組織力量比前期大有增強,金字塔應該是政治和宗教中心。大量防御工事表明軍事衝突頻繁,尚不清楚河谷是否已經在政治上統一,或是幾個獨立的政治中心並存。

加伊納索時期 早中期遺址位於河谷下遊,房屋群較小,晚期出現了大型集群和住宅—建築土墩和金字塔—建築土墩—住宅復合體。本期的垃圾土墩既大又厚,以中遊為集中。金字塔墩在這一時期延續,並在晚期的金字塔—住宅—建築復合體中發展到極致,可達25米。維魯河谷的城堡防御工事大多建於這個時期的晚段,並沿用到萬卡戈時期。許多墓葬被安置在老的住宅建築和垃圾土墩裡,有些墓地就在河谷邊緣的平地上,其中有些是內砌石塊的墓穴。這一時期維魯河谷的人口達到了,並延續到後來的萬卡戈和托馬巴時期,人類居址遍布整個河谷,而且住宅遺址規模大增,說明人口密集。農業經濟也達到了新的規模,據估計,晚段的人口達到了25000人。這一時期灌溉繫統日趨完善,晚期營造巨大的建築工程,表明一個強大的集權政體或聯盟的存在。巨大的金字塔應該是宗教或世俗的中心。維魯河谷可能在某個“戰爭領袖”的掌控之下,並從城堡和防御工事、巨大公共工程的營建反映出來,並表明河谷之間競爭和衝突的加劇。

萬卡戈時期 該時期與秘魯沿海的莫奇卡文化期相對應,上河谷住宅要比加伊納索時期多,金字塔繼續存在。但是出現了兩種變化,一是出現了類似宮殿和行政中心的金字塔—住宅—建築復合體,二是出現了依附在圍宅上的外延圍牆繫統,土墩建造在巨大的圍宅之內。墓葬安置及隨葬品的復雜化和精致化在這一時期達到高峰,並與莫奇卡文化葬俗相一致。這一時期沒有住宅和人口增長的明顯證據。可是因為這一階段灌溉和農耕已經達到極限,耕地的極限就是人口增長的極限。超大金字塔和宮殿建築的存在表明它是河谷統一的“首府”。不同類型的遺址組成了許多大小不一的聚落群,並有不同的“中心”,可以發現不同中心之間存在等級之分和從屬關繫。當時維魯河谷的統治權很可能掌握在莫奇卡戰爭領袖手中,表現為加伊納索陶器形制完全被莫奇卡陶器所取代。這時維魯河谷應該成了秘魯早期國家的一個行省。

托馬巴時期 住宅遺址數量要比前期多,但特殊建築較少。一處村落可多達百間以上的房間,房屋面積也增大,並首次出現了巨大的方形圍宅復合體。這種新的復合聚落形態引入維魯河谷,與陶器發生的變化同步,應是玻利維亞“蒂亞瓦納科”文化入侵維魯河谷的證據。同時,金字塔逐漸消亡,城堡廢棄。該時期的聚落形態變遷,以及“蒂亞瓦納科”陶器形制的流行,反映了社會、政治和宗教的重組。維魯河谷可能處於一種新的政治秩序統治之下。這種政治和社會巨變,表現在金字塔被一種特殊的圍宅復合體所取代。

拉普拉塔時期 本期是秘魯史前史的奇穆時期。住宅延續托馬巴時期的趨勢,不規則聚集村和獨立大房子消失,但復合遺址還有,金字塔消亡。本期以及後期的社區都集中在沿海和上河谷山澗的某些地點。耕地減少,或因缺乏灌溉而處於休耕狀態,聚落萎縮反映了人口的下降。到後兩期,人口大約隻有期的一半,僅12500人。在印加人到來之前,奇穆王國是秘魯沿海的統治者,托馬巴和拉普拉塔時期的方形圍宅復合體很像奇穆首都昌昌的方形圍宅縮小版。

埃斯特羅時期 該時期聚落形態已經大幅度減少和趨於簡陋。15世紀下半葉,印加人到來之前奇穆王國已經衰落。印加帝國接管了前奇穆王國的這些行省,並保留了原來的體制。所以從考古學來看,並沒有一個“印加時期”。托馬巴時期的聚落形態一直延續到拉普拉塔和埃斯特羅時期。從對威利《維魯河谷》的簡介,可以讓我們清楚了解這一方法的具體操作,以及重建了維魯河谷整個史前社會演變的作用。這本報告可以讓我們生動了解何為真正的聚落形態研究,以及它如何從考古材料來提煉以前工作所無法企及的歷史信息。

四

威利團隊在維魯河谷的考察規模上相當有限,田野工作也隻有四個月時間。但值得深思的是,沒有一項田野工作能像維魯河谷的調查那樣,對考古學的範式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沒有一項研究能夠像它那樣引起學界的重視,終被普遍接受而成為一項劃時代和裡程碑式的成果。自1980年代張光直向我國學界大力推介這一方法以來,翻譯、探討和踐行聚落考古的研究大量湧現。但是近四十年過去了,大部分聚落考古的嘗試仍然難以達到威利所謂的“考古學文化功能性闡釋的戰略性起點”這一境界。這就需要我們深刻領會科林·倫福儒的這段告誡:“經驗證明,難度的進展是觀念上的進步。要回答歷史重建的問題,與其說依靠新的發現或發掘,還不如說來自分析的進步和理性、觀念上的發展。”

聚落形態研究能夠成為自湯姆森創立三期論以來及二戰之後考古學重要的方法論突破,有其時代和思想的背景。1950年代西方學界發生的理性躁動,使得大部分考古學家對器物的分類和分期研究日益不滿。哈佛大學沃爾特· 泰勒(W.W.Taylor)1943年完成、1948年出版的博士論文《考古學之研究》就是這種不滿的集中體現。之後雖然有許多嘗試,但是卻難以解決這個問題。而威利的聚落研究成果的問世恰逢其時,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泰勒提出的問題。聚落形態方法被美國考古學界迅速接受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十分符合當時新考古學或過程考古學的訴求,它能夠突破器物分類這個傳統考古學的瓶頸去探究社會關繫,並在文化同質性很大的情況下也能研究文化演變。它符合美國新興的過程論取向,並使得這一新取向變得更加完善。1960和1970年代,聚落形態研究成為考古學發展的主要趨勢,而且被譽為一盞指路明燈。該方法極好地將傳統考古學的類型學和地層學與過程論方法結合起來,突破了傳統考古學難以透物見人的瓶頸,將壇壇罐罐的器物羅列和描述上升到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它在過程考古學與後過程考古學之間也起到了同樣的銜接作用,這就是近年趨於流行的景觀考古學。聚落形態研究在廣大區域景觀研究的背景中,對考古學的促進將日益重要。

自威利的《維魯河谷》出版以來,國際範圍的聚落形態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它的優越性已經為國際學界所公認,這就是聚落形態的整合分析可以為考古學家提供一種全方位的視野,從微觀到宏觀,從局部到整體,從歷時到共時的不同角度來分析人類群體的生存、社會結構與運作,以及隨時間所發生的變化,它為考古學透物見人提供了一條可行的研究途徑。今天,國際學界聚落形態研究議題和探索的領域主要包括以下諸多方面:(1)解決文化發展的時空框架,為年代學建設和完善年表提供更廣闊的平臺;(2)廣泛采用生態學和繫統論分析;(3)為社會經濟和社會政治發展建模,聚落形態能在從狩獵采集群向國家社會的變遷研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4)探究文化演進,如定居村落的形成、社會復雜化和城市的興起;(5)傳播遷移相對於獨立發明的問題;(6)意識形態在古代社會中的作用;(7)古代社會中家戶的作用,有助於關注復雜社會中非貴族的平民生活;(8)考古材料的研究尺度可以從家戶到區域做連續的分析比較;(9)遺產保護,從關注個別遺址轉向較大區域的保護;(10)社會多樣性分析,包括性別、階級和社會其他社群。

鋻於我國的聚落考古與國際水準仍有差距,希望這本書中文版的問世能夠為我國學界提供一份經典的樣板,促進我國聚落考古提高水平,並為我國史前社會演變和文明探源的考古研究作出應有的貢獻。

陳 淳

2017年12月

附筆:翻譯本書的建議初是由復旦大學文博繫幾位兩岸三地的博士生提出來的。他們希望這本書的翻譯能夠成為他們博士生學術生涯的一個紀念。後來,他們的願景因本書列入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外國考古學研究譯叢》而得以實現。如今,這幾位譯者已經畢業,但是他們為本書翻譯所付出的辛勞和時間將與戈登·威利的名著相伴而得到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