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研究的性質與歷史
維魯河谷項目(The Virú Valley program)是對秘魯北部沿海一條河谷之人類歷史的人類學及地理學合作研究項目。維魯項目的詳細目標已經在其他地方做了介紹(Willey,1946a),但總體來說,研究有三個基本部分:(1)考古學,或人類對河谷環境長期適應的研究;(2)民族學,即調查維魯河谷現代居民的生活方式;(3)自然河谷及其環境。本報告是個研究目的的一部分:維魯河谷的史前居民。
1946年,維魯河谷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通過克羅伯(Kroeber,1930)、貝內特(Bennett,1939)和拉科· 霍伊爾(Larco Hoyle,1938—1939)等人的調查而為人所知。此外,還有將秘魯北部的莫切河谷(Moche)(聖塔· 卡塔琳娜)和奇卡馬(Chicama)河谷的調查作為比較的基礎。根據這樣的事實,即現已有一個粗略的考古學參照框架,且由於維魯是一個相對較小的河谷,所以它被選為廣泛區域性研究的一個試驗單位。
“維魯河谷計劃”由耶魯大學的溫德爾· 貝內特(Wendell C. Bennett)、哥倫比亞大學的威廉·鄧肯·斯特朗(William Duncan Strong)、史密森學會社會人類學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朱利安· 斯圖爾特(Julian H. Steward),和史密森學會美國民族局(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戈登·威利(Gordon R. Willey)幾位博士所共同制訂。這個團隊成為安第斯山脈研究所的維魯委員會,而本項目就是在該研究所的主持下籌劃並付諸實施的。雖然考古學和考古學家主導了這個委員會的構成,但是這些成員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讓地理學、現代民族學或社會人類學等學科參與進來。為了這個目的,本項目擴充以包括社會人類學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的文化地理學家韋伯斯特·麥克布賴德(F. Webster McBryde)博士和同一單位的民族學家艾倫·霍姆伯格(Allan R. Holmberg)博士。秘魯民族學研究所(the Peruvian Instituto de Estudios Etnologicos)的民族學家豪爾赫·莫耶(JorgeC.Muelle)博士也加入這個團隊與霍姆伯格博士一起工作。當計劃成熟,其他對秘魯地區感興趣的考古學家也被邀加盟此項目。結果,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朱尼阨斯· 伯德(Junius Bird)先生、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及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詹姆斯·福特(James A. Ford)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的小克裡福德·伊文斯(Clifford Evans, Jr.)博士,和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Chicago Natural History Museum)的唐納德· 科利爾(Donald Collier)先生都參與了進來。
本項目組織如下:每個參與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工作的,對他本單位負責,經費主要也由各單位自負。希望每個人完成他自己的研究報告,並各自發表自己的成果。但是,需要通過在田野工作期間或之後的共同問題討論和自由交換數據來達成整合或合作。為了獲取項目的整體性成果,紐約市的維京基金(the Viking Fund of New York City)提供了特別補助。這筆稱為“服務基金”的額外補助由維魯委員會管理,被用來支付交通運輸、公共實驗室租金、航照和地圖及其他雜項費用。考察隊的所有成員都可以獲得這些“服務”。
在考古學問題的劃分方面,一般公認有兩個基本的田野工作需要深入研究。一個是河谷的相對年表,另一個是整個河谷地區考古遺址不同時期的分布。在小克裡福特·伊文斯的協助下,斯特朗承擔了廓清維魯河谷陶器分期的工作,而福特選擇了河谷調查或遺址分布的問題。溫德爾· 貝內特選擇了對加伊納索(Gallinazo)單一時期一批主要遺址群的詳細發掘研究。隨著田野工作的展開,朱尼阨斯·伯德集中力量主攻序列問題,但重點放在非常早的維魯和奇卡馬河谷的前陶期(preceramic)。唐納德· 科利爾也研究年代學問題,但特別關注河谷史前時期較晚的階段。同時,斯特朗和伊文斯將他們的精力集中在陶器時代初期。
我個人在維魯河谷考古學中承擔的那部分研究,在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所有這些同行的工作之上。1945年夏天我們的首次“維魯河谷討論會”期間,朱利安· 斯圖爾特建議我有必要進行尚為空白的考古學聚落形態(settlementpattern)研究。他相信,通過對棲居和聚落類型的研究,考古學便能處於一個極佳的位置來為解釋史前社會非物質和結構方面的問題做出貢獻。當然,不言自明的是,沒有考古學年表和遺址分布等必需的背景,這種研究便無從談起。於是,聚落形態分析自然成為福特、斯特朗、貝內特、科利爾和伯德等人研究成果的一個合乎邏輯的延伸。任何一位考古學家,一個人獨立工作都需要幾個季節的田野工作來收集和分析充分的基本信息,以便處理像我在維魯河谷所能做到的這樣規模的聚落形態問題。
維魯河谷的田野工作始於1946年的4月初。當時,福特和我一起開始了結合陶器斷代和聚落形態的調查工作。同時,斯特朗和伊文斯啟動了地層學的發掘工作。兩個月後,貝內特、科利爾和伯德也加入了考察隊,並致力於各自的項目。我本人的田野研究一直持續到8月,那時貝內特、斯特朗和伊文斯也結束了他們的工作。科利爾繼續工作到11月,而福特和伯德則在北部沿海地區工作,進行與維魯河谷沒有直接關繫的項目。霍姆伯格、莫耶和麥克布賴德的民族學和地理學田野工作在1946年後幾個月繼續進行,並一直持續到1947年和1948年。
1946年秋天從秘魯回來後,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修改在維魯田野工作的筆記和繪圖。1947年5月,我與福特共同完成了《維魯河谷:背景及問題》(Virú Valley: Background and Problems)一文。這篇論文本打算作為福特對維魯河谷陶器調查及我對聚落研究的一篇共同導論。後來,我們決定這兩篇報告不放在一起發表,所以,《維魯河谷:背景及問題》這篇導論與福特的《秘魯維魯河谷史前遺址的文化斷代》(Cultural Dating of Prehistoric Sites in Virú Valley, Perú)同時發表(Ford and Willey,1949a、b)。現在的這份報告直到1948年的秋天纔開始撰寫。那時,我已經收到維魯同事的年代學材料,這使得我能夠將我所研究的遺址整合到一個年代序列中去。雖然這些信息大部分來自福特,但斯特朗和伊文斯、貝內特、科利爾及伯德也貢獻良多。大部分描述性章節及大多數的繪圖都是1948年和1949年初準備的。1950年一整年我幾乎被迫停筆,但在1951年2月恢復。目前所呈現的這項工作完成於那年春天。
1951年維魯成員已經出版了兩篇終報告:福特的《秘魯維魯河谷史前遺址的文化斷代》(Cultural Dating of Prehistoric Sites in the Virú Valley, Perú)(Ford and Willey,1949a)和貝內特的《秘魯維魯河谷的加伊納索時期》(The Gallinazo Group, Virú Valley, Perú)(Bennett,1950)。斯特朗和伊文斯關於維魯早期陶器地層學專著已付梓,而科利爾和伯德的研究,以及霍姆伯格、莫耶、麥克布賴德有關維魯河谷現代民族學與地理學的研究也在進行當中。此外,一些短篇論文也已作為維魯項目的一批成果發表(Bennett,1947;Willey,1946a,1946b,1947;Rowe,1948;Strong,1947);而1946年秘魯考古學奇克林會議(the Chiclín Conference on Peruvian Archaeology)(Willey,1946b)和維京基金學術討論會(the Viking Fund symposium)《秘魯考古學的再評估》(Bennett,ed.,1948)等,也都是維魯河谷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隨著個人專著的陸續出版,這項對維魯河谷全面總結和闡釋的初步計劃也將大功告成。
……
內容安排
本書撰寫的導論試圖為讀者展現一個考古學問題以及對此問題發起挑戰的方法。《維魯河谷:環境和居民》這一部分提供了自然背景以及現代及歷史時期人類適應這種背景的梗概。這部分還介紹了與本研究有關的考古學背景。篇幅很長的《維魯河谷的史前棲居》囊括了基本材料,對聚落特點進行了介紹。這些內容都是按維魯河谷史前史連續的年代學分期或文化階段的小節安排的。在每個時期的標題下,對該期的陶器做了一個約略定義,討論了河谷中該時期遺址的分布,並簡單介紹了遺址的類型。概述放在個別遺址或遺跡的介紹之前而非之後,可以讓一般讀者無需逐頁讀完每個遺址細節,就能獲得遺址和聚落類型的梗概。對於那些特別關注的遺址,它們在後面一繫列與其功能及形式有關的標題下進行介紹。下一個重要部分是“重建維魯河谷聚落的發展”,實際上是對聚落形態材料的概括和總結。隨後的《聚落與社會》是一篇受聚落研究成果啟示而作的對人口規模和增長以及社會政治結構的推論章節。後部分,《秘魯史前的維魯河谷》是參照秘魯全境的建築式樣和社區類型所作的一種比較性檢視。
戈登·威利
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
1961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