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001

序／001

插圖說明／001

第1章生活在日本的荷蘭人／001

第2章蠻學的興起／017

第3章來自“莫斯哥未亞”的奇怪故事／034

第4章西方的呼喚／064

第5章本多利明的經濟思想／100

第6章北方的探險者／134

第7章平田篤胤與洋學 ／166

附錄：本多利明之著作節選／185

日本發現歐洲年表／224

參考文獻／232

譯後記／244

生活在日本的荷蘭人

18世紀末，極少數日本人開始付諸艱辛的努力，認真研究歐洲文明。此時他們關注的焦點位於長崎港內的彈丸之地上，這就是出島。島上略顯破爛的交易所裡住著十幾個荷蘭人。他們是當時僅有的被允許出入日本列島的一群歐洲人。

日本國民並不是向來如此隔絕於西方。從1543年葡萄牙人發現日本到1639年被驅逐出境的大約一個世紀裡，日本人獲得了觀察西方人生活方式的機會，其中還有幾個人曾經遊歷過歐洲甚至美洲。然而，當時的日本政府雖然非常了解對外貿易的種種益處，卻因為懼怕基督教（1549年由聖·方濟各·沙勿略傳入）不斷帶來的威脅，於是連續發布禁令，終除荷蘭人以外，所有的歐洲人都被趕出了日本。

讓日本政府如此困惑的，其實與基督教——此時為天主教的教義無關，倒不如說是因為懼怕皈依天主教的日本國民喪失對國家的忠誠，也懼怕這種情況會加快歐洲強國入侵日本。西班牙人開始布教後便很快征服菲律賓的先例讓日本人警覺，而威脅日本主權的企圖相繼暴露後，幕府首先驅逐了西班牙人，接著又趕走了葡萄牙人。與日本進行貿易的其他國家當中，英國發現無法獲益便主動退出了日本。或許是對貿易的嗅覺更為靈敏，隻有荷蘭人留在了日本。

雖然德川幕府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滅絕基督教，但他們發現有充足的證據表明荷蘭人的宗派對他們並無害處。1637—1638年，當數萬名日本基督教信徒聚集在島原半島做後的殊死頑抗時，荷蘭人居然特意向幕府軍隊出借槍炮予以支援。荷蘭人對自己在日本消滅基督教的過程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並不在意，因為他們既不是天主教的朋友，也不是葡萄牙人的朋友。相反，葡萄牙人是他們在東方的夙敵。如果基督教在日本成功的話，商業上受惠多的是葡萄牙人。荷蘭人的幫助讓日本人篤信他們完全就是為通商而來。雖然當時的日本武將普遍認為世上沒有比商業更令人鄙視的行為，但從結果來看，日本武家政權選擇了老實的荷蘭商人作為打交道的對手，而不是自恃清高、難於應付的葡萄牙軍人。

1641年，幕府命令荷蘭人把他們的交易所，用當時的說法就是商館，從九州西端的平戶搬到了出島。起初荷蘭人非常滿意從平戶搬到交通更為方便的長崎港。當接手原本是葡萄牙人在出島建造的交易所時，他們認為此舉或許像征東方霸權從此由葡萄牙變成了荷蘭。的確，當時荷蘭人的輝煌達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這個成功，正如荷蘭武器的威力一樣，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荷蘭商人自身的努力而獲得的。

荷蘭偉大的詩人馮德爾（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為紀念被流放的原法國王妃瑪麗·德·梅迪西斯（Marie de Médicis）訪問阿姆斯特丹的東印度公司，並於1639年寫過一首頌詩，贊美荷蘭貿易商人的豐功偉業。

不滿足僅僅在荷蘭的土地上開墾田野，

他們撐開船帆環繞地球，

造訪太陽普照的大地盡頭，來到那遙遠而奇妙的國度——

太陽神啊，希望您看到我們的偉業。

我們荷蘭，纔是收獲印度各國生長的萬物的倉庫。

北海之國的每一艘貨船都滿載著東海的收獲。

鼕之王在異國的領地上手捧胡椒溫暖著嘴唇，

夏日的陽光不時地注視著烹煮、燒烤的美食。

阿拉伯人獻上至尊的香爐，

與波斯人的交易依舊繁榮之至，

那些絲綢和木棉織品送到了我們手裡。

廣袤的爪哇島與我們分享寶藏，

中國分給我們瓷器。

阿姆斯特丹健兒繼續著旅行的腳步，

來到恆河水流入大海的地方。

利益指引我們走向所有大海、所有海岸，

為了對利益的眷戀，我們繼續探尋世界的港口。

荷蘭人的觸手伸及如此之廣，他們冒險的動機正是出於“對利益的眷戀”。在日本的荷蘭商人們也正是受這種獲利欲望的驅使，纔能忍受幕府強加給他們的一個又一個屈辱。從獃在平戶起，他們就言辭謙恭，千方百計要保住自己的腦袋和生意。當他們在剛竣工的倉庫的基石上刻入西歷年份而被幕府官吏發現後，為了平息官吏的怒火，他們竟然主動拆毀了倉庫。荷蘭人原本期待或許出島的生活會比平戶要舒適一些，不過他們立刻清醒地認識到未來的日子會怎樣。說白了他們就是囚徒。他們隻被允許來往於這座彈丸之島上僅有的兩條通道，受到從不間斷的監視、看守和跟蹤。每年春天，商館館長必須帶上幾名館員前往江戶，向將軍進獻禮物，表達作為臣下的忠誠。曾經在商館奉職的德國醫生恩格伯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在《日本志》中記錄了1691年和1692年前往江戶參覲的情形。坎普法寫道：

就地等候了一個多小時，皇帝來到謁見廳之後，攝津守和兩位奉行走過來，隻把公使一人帶到皇帝面前，而我們隻能繼續等待。一俟公使走近皇帝，他們便大聲叫到，“荷蘭卡比丹”，這是讓公使到皇帝面前行鞠躬之禮的指令。這時公使必須下跪，靠手和膝蓋爬到按順序整齊擺放的貢品和皇帝玉座之間指定的位置，然後保持拜跪的姿勢將頭磕到地板上給皇帝鞠躬。接著，公使必須像螃蟹一樣退回原地，不能說一句話。

將軍（坎普法稱為“皇帝”）並不滿足於這種形式，再度傳喚荷蘭使節，指使臣下訊問各種各樣的事情。為了盡情享受歡愉，

他命令我們脫下禮服披風，然後直立不動，以便看清我們的全身。接著命令我們走步、立定、相互打招呼、跳舞、蹦跳、模仿醉漢、說幾句蹩腳的日語、念荷蘭語、畫畫、唱歌、穿披風、脫披風。我們盡可能遵從皇帝的命令，我還曾一邊跳舞一邊用高地德語演唱了當地的情歌。如此這般，我們必須勉為其難地表演無數的雜耍，以此博得皇帝和朝臣的歡愉。

為了達到賺錢的目的，荷蘭人自然不會僅在日本主動迎合這種屈辱。在中國，1685年訪問北京的荷蘭通商使節也在皇帝面前毫不猶豫地進行了三拜九叩。荷蘭人認為，隻要能為東印度公司獲利，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為了將自己的順從行為正當化，他們舉出了一些事實根據，就像日本再強大的諸侯在將軍面前也必須俯首稱臣那樣，荷蘭人三拜九叩是為了向中國皇帝表達來自遙遠國度王侯的恭順之意。然而這裡必須提及的是，其他歐洲國家的代表們並非都像荷蘭人那樣，采取這種自我作踐（他們這樣認為）的行為。例如被派遣到北京宮廷的沙俄使節，就以“我們隻在上帝面前下跪”為由，拒絕向皇帝行叩頭大禮。中國宮廷為此大動肝火，使節還受到了相應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