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前言 

編年表 

巴爾干歷史編年表 

東中歐歷史編年表 

縮略語 

導言：巴爾干半島和東中歐的危機與變遷 

編 從希臘羅馬時期到次世界大戰時的巴爾干半島

章 巴爾干半島的逐漸“巴爾干化”

第二章 希臘羅馬時期的巴爾干半島 

第三章 拜占庭的統治和它的影響，395—1204 

第四章 十字軍、南部斯拉夫國家的出現和拜占庭的衰落，1095—1453 

第五章 奧斯曼（西土耳其人）國家的崛起， 1326—1453 

第六章 奧斯曼全盛時期的巴爾干，1453—1686 

第七章 奧斯曼衰落時期的巴爾干，1687—1921 

第八章 巴爾干民族國家的出現，1817—1913 

第九章 戰爭對巴爾干地區的災難性影響 

第二編 從羅馬時代到次世界大戰 時期的東中歐 

第十章 廣為爭議的1O世紀以前東中歐的“族源” 問題 

第十一章 10至16世紀東中歐與西方基督教國家 明顯趨近 

第十二章 “分道揚鑣”：15世紀末至18世紀末東 中歐和西歐發展路徑的根本分離 

第十三章 奧地利哈布斯堡在東中歐霸權的 興起，1526—1789 

第十四章 波蘭立陶宛聯邦，1466—1795 

第十五章 革命與“反動”：1789—1848年的 哈布斯堡帝國 

第十六章 “1848年革命”：危機中的哈布斯堡 帝國 

第十七章 帝國回潮：哈布斯堡君主制下的 反革命、新主義和改革，1849—1918 

第十八章 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社會革命的 種子和奧匈帝國的分裂，1867—1918 

第十九章 劫後餘生：被瓜分後的波蘭，1795— 191Af 446 

第二十章 奧匈帝國通往戰爭之路，1908—1914 

第二十一章 次世界大戰對東中歐的影響 

第三編 從民族自決到法西斯主義和猶太人 大屠殺：1918—1945年間的巴爾干 和東中歐 

第二十二章 後1918年的巴爾干和東中歐政治 秩序 

第二十三章 從革命和反革命到脆弱的穩定和 復興，1918—1929 

第二十四章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及其 後果 

第二十五章 農民階級的困境：對農民貧困和 訴求的再評估 

第二十六章 民主的失敗 

第二十七章 法西斯主義的誘惑：對法西斯主義的 重新解釋 

第二十八章 共產國際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及其在賦予共產1945—1948年奪取政權合法性中長期被忽視的作用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和種族 大屠殺，1939—1945 

第四編 在雅爾塔的陰影下：共產黨統治下的 巴爾干和東中歐，1945—1989 

第三十章 東西歐的分裂，1945—1989 

第三十一章 共產黨政權在巴爾干和東中歐地區的 崛起，1945—1960 

第三十二章 “民族共產主義” 

第三十三章 從1968年危機到“1989年革命” 

第五編 後共產主義的轉型 

第三十四章 後共產主義的政治轉型：“民主轉型” 和“民主鞏固”問題的暴露 

第三十五章 後共產主義的經濟轉型：從管制性資本主義到較為自由的市場資本主義

第三十六章 “回歸歐洲”：東中歐和巴爾干後共產主義國家逐步融人歐盟和北約的 進程 

第三十七章 跋語：對於東中歐和巴爾干地區 現代性方案結局的一些反思 

索引 

譯者後記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對東中歐和巴爾干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的形成過程進行專題的歷史考查與分析，（根據我們的判斷）這些變遷在影響東中歐和巴爾干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於夾在前俄、蘇聯和德國、意大利之間，這一地區近代以來遭受了巨大的苦難。

   就本書的第二版而言，我們刪除了大量以前版本中關於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波蘭、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王國（捷克的土地）的內容，以此為下述內容留出了空間：（1）關於拜占庭和奧斯曼巴爾干的大量新材料；（2）關於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東中歐的某些新的研究視角；（3）關於兩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的更豐富內容；（4）對1989年以來東中歐和巴爾干發生的轉型的相關內容進行重要更新，包括用於分析這些變遷和歐盟東擴的新的概念框架。2004年5月，8個東中歐和巴爾干國家被允許加入歐盟是一個重大事件，其長期的重要性影響堪比1989年的巨變，這場巨變在本書的新版中也由此獲得了相當透徹的評價。我們希望，那些對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東中歐和巴爾干有著特別興趣的讀者依然能夠獲得本書的版，它可以提供對這一地區在那些時間段更為詳細的分析。

   《東歐史》新版本中的新的文本、修訂和數據表格是由羅伯特·拜德勒克斯（Robert Bideleux）準備的，他也利用這個機會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壓縮以前的文本內容。盡管如此，本書依然是兩位長期對東中歐、巴爾干和俄國有著共同興趣，並且執著地追求自由和公民價值觀以及跨學科研究的作者在近20年的時間裡富有成效合作的成果。

   當我們次在這個課題上開展合作時，我們初設想，羅伯特·拜德勒克斯對東中歐和巴爾干進行的專題歷史考察和分析可以通過關於20世紀這些地區個別國家發展的某些獨立章節得到補充，所有這些內容將被納入單獨的一卷。從一開始我們就提出了自然的勞動分工：羅伯特·拜德勒克斯主要提供總體上的專題的歷史與政治分析、敘述和研究視角，而伊恩·傑弗裡斯（Ian Jeffries）將主要對1989年後各別國家出現的經濟與政治變遷提供更為詳細的敘述和分析。然而，由於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更加遙遠的過去對後共產主義現今越來越復雜的問題具有的影響力，我們的聯合研究課題就擴展為三卷內容。現在的這本書，次出版於1998年，是三部作品當中的卷，主要由羅伯特·拜德勒克斯完成，但是在每個階段，伊恩·傑弗裡斯的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卷出版於2007年初，題目是《巴爾干：後共產主義的歷史》，纔是一部更大意義上的合作作品。它對20世紀和21世紀初巴爾干的個體國家進行了更為詳細的研究，尤其特別關注1989年後的這段時間。幾近完成的第三卷主要研究了共產主義統治終結後的中東歐國家。這三卷集合在一起，努力地用英語對現代巴爾干和中東歐的政治與經濟變遷進行完整的考察與分析。盡管如此，卷還是可以被視為對從羅馬時期到2006年巴爾干和中東歐地區的政治、經濟和（較之前者程度較小）社會與文化變遷進行的獨立的專題分析與解釋。

   像這樣一本規模如此宏大的書，內容必須有所選擇。我們在早期就決定限制敘述外交活動的篇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外交活動已經獲得外交史學家大量的關注，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們認為，從整體上而言，外交活動要比範圍更廣、更加持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遷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固然，我們已經盡力地概括和討論了對巴爾干和東中歐具有持久影響的主要外交行動和事件，非常突出的是維也納會議（1815年）、柏林會議（1878年）、1919-1920年的和平協定，以及1944年初丘吉爾和斯大林之間臭名昭著的“百分比協議”（percentage
agreement）。然而，從總體上而言，我們發現，我們認同研究波蘭問題為傑出的英國教授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以下的陳述：“涉及波蘭未來的外交備忘錄中隻有非常少的文件（如果有的話）對事件的整個過程施加了決定性的影響。它們中的許多文件……依然是一紙空文……其他文件則被忽視。它們中重要的文件隻是表達了它們的作者虔誠的渴望或是肯定了已經達成的政治協定的詳細內容……在……關鍵的時刻，這些問題並不是在會議桌旁決定的，而是由當時的形勢和掌控實際權力的人決定的。在不太重要的時刻，外交行動的價值更小……波蘭民族從幼小到成熟，同外交官們不相干，並不虧欠他們什麼。”（Davies 1981b: 15）其他東中歐國家和巴爾干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

   與此類似的是，我們努力地盡程度減少對重要的外來影響者（如俾斯麥和拿破侖）的關注。雖然這樣的人物大量出現在某些外交史學家的作品中，但是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這位鐵血首相和科西嘉島的暴發戶對巴爾干和東中歐歷史的影響力要小於其他幾位“舞臺之外”的人（在他們當中，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救世主耶穌、路德、加爾文、墨索裡尼、希特勒容易出現在人們的記憶裡，我們必須在相關的地方提及他們。

   十分遺憾的是，我們不得不限制關於重要的文化與思想發展的大量篇幅。充分地研究這些專題可能會使本書的篇幅擴大兩到三倍。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對基督教化、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給予了一些關注，但是通常是以高度概括的形式進行的。畢竟，對此有一些關注總比一點沒有要好。

   此外，對於本書所涵蓋的地區的範圍與術語提前界定清楚也是有必要的。歐洲地區的命名與劃分總是存在爭議，充滿著各種不明確與（或）引發爭議的主張和內涵。幸運的是，學者們一致認為，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構成了一個可以識別的地區，我們可以使用東中歐這個名稱；這個地區的南部存在另外一個可以識別的地區，由希臘、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科索沃和馬其頓共和國構成，它們通常被稱為“巴爾干”或“巴爾干半島”。盡管如此，對於巴爾干在地理上究竟在哪裡結束，東中歐究竟從哪裡開始，長時間以來一直存在分歧。大多數西方人（尤其是歷史學家）都將克羅地亞和羅馬尼亞包括在巴爾干地區。幾個世紀以來，特蘭西瓦尼亞（現在的羅馬西亞北部）和克羅地亞都是匈牙利王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匈牙利王國又屬於哈布斯堡帝國的領土。那麼，它們應該被包含入東中歐嗎？許多（也許是大多數）羅馬尼亞人和克羅地亞人似乎認為與巴爾干地區相比，他們的國家和東中歐存在更多的共性。然而，在其他地方，我們已經提出，他們的根深蒂固的“垂直”權力關繫與權力結構，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較弱的法治、有限政府和市民社會等特征與他們的巴爾干鄰國所處的困境而不是東中歐有更多的共性。(見Bideleux and
Jeffries 2007: 5-16, 127-128, 141-143, 179-182, 199-201, 210, 214-215, 218,
230-231, 581-587, 591-592) 與此相反的是，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斯洛文尼亞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南斯拉夫和後來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歷史學家就將它視為巴爾干而不是東中歐的一部分。然而，我們確信，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後來成為斯洛文尼亞這個國家的領土和居民與奧地利—德國存在的共性要遠遠大於斯洛文尼亞南部的鄰國。自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以來，斯洛文尼亞就已經顯示出與東中歐的“結構類似”（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要遠遠大於巴爾干地區。這成為2004年5月斯洛文尼亞被納入允許加入歐盟的8個東中歐和巴爾干國家之列的主要原因，但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直到2007年1月纔被允許加入歐盟，克羅地亞到2009年或2010年以前似乎並不會被允許加入。很顯然，這些問題並不僅僅是學術界感興趣的問題，而且直接影響了國際社會對個別國家在歐洲的“啄食秩序”（pecking order）中的地位的認識。

   盡管如此，雖然1991-1995年南斯拉夫的後繼國家與後共產主義的巴爾干國家高度頻發的貧困、有組織的犯罪和腐敗之間的矛盾形成了非常負面的形像，我們還是認為，人們普遍認為的東中歐對巴爾干的“優越性”其實是被那些隨隨便便就忘記了東中歐是20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卡夫卡式的國家，以及種族主義、宗教仇恨和暴行的溫床的人大大誇大了。將所謂的巴爾干的“惡行”與對東中歐“美德”純潔、理想的想像加以對比，既不公平也不能為人所接受。後共產主義的巴爾干國家確實要比同時代的東中歐國家經歷了程度遠遠大得多的內部相互衝突、濫用權力、有組織犯罪、腐敗和貧困，但是這並不必然意味著他們在文化和道德方面天生就要比他們的中東中歐伙伴差。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巴爾干半島一直是後來被稱為“歐洲”的區域中經濟、技術和政治方面成熟的法治區域之一，我們找不到他們在後來不能再一次成為這樣的國度內在（文化或“文明”的）原因。我們認為，現代巴爾干半島的問題主要是由已經發生變化的環境和權力結構，尤其是由他們成為歐盟成員的前景和影響引發的，而不是由所謂的“巴爾干”態度、心智和思想傾向造成的。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媒體以及（較之前者略小程度上的）西方學術界宣傳巴爾干具有懶散與誇張的諷刺形像與固有形像的結果。

   對於巴爾干和東中歐而言，英語缺乏一個合適而普遍為人接受的集合名稱。在德語中，他們被恰當地稱為zwischeneuropa(“處在歐洲之間”)。這個詞的益處是包含了他們現在所處的主要困境，“生活在東西方之間……德國與俄國之間，或近代早期，處於土耳其與哈布斯堡帝國之間”。（Burk 1985：2）然而，英語卻沒有類似合適的名稱。接近的名稱是“中間地帶”：（the lands between）,但是這個用法從沒有得到廣泛應用。

   我們完全意識到，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將這些地區稱為“中歐”或“東中歐”已經變得很流行。我們在導言已做了的充分說明，我們堅決抵制隨風從俗的誘惑。在大多數西歐人的觀念中，“中歐”這個術語長時間以來主要指德國和奧地利（前“軸心國”），而且它還有強烈的“中部歐洲”、奧地利與德國帝國主義的含義。除此之外，將這些“中間地帶”納入到一個被擴展的中歐概念中也無意（或有意）地把它們誇張成為現代歐洲“主流”區域的組成部分。這就是說，它低估了自從17世紀以來這些地區與歐洲的“邊緣區”或“半邊緣區”存在的相關性。此外，它也無意中地降低了在所謂的“重返歐洲”時期這兩個地區不得不進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革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將這些地區稱為“中東歐”或“中東歐國家”（CEECs）的普遍做法也是一種含糊不清與懶惰的權宜之計，這樣做隻會使情況變得更加復雜。

   因此，我們不得已隻能求其次，這本書的題目還是要繼續將這些“中間地帶”稱為“東歐”，在1945-1989年歐洲東西部分裂的期間，這一稱呼已為人們所熟悉。這絕不會危害或貶低它們的“歐洲屬性”（Europeanness）或他們的“歐洲憑證”（European
credentials）。它們並非低人一等。相反，這隻是一種力求方便適用的作法，用以將它們既同以德國和奧地利為中心的“中歐”相區別，又同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由除了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以外的前蘇聯共和國成員構成）區隔出來。由於我們已經投入了三十多年的時間來研究“中歐洲”的這些人民與國家並為之撰寫著述，它們的“歐洲憑證”在本書中已得到充分表達，足以表明我們無意以任何方式貶低或詆毀它們。

   一些關於“東歐”的著作將與波蘭、匈牙利和前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波羅的海國家視為東中歐的一部分，理由是從1918-1940年，在歐洲的東部地帶，它們正式獲得了獨立國家的地位，它們的祖先在不同程度上與16-18世紀的波蘭-立陶宛共和國中的波蘭進行聯合（例如，在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1974)和克蘭普頓（Crampton，1994）的著作中，就包括了波羅的海諸國。然而，波羅的海諸國和它們的祖先們卻構成了一種屬於他們自己的中間類別，這是因為從18世紀到1991年（其間有短暫的中斷）它們一直是俄羅斯帝國和後來的蘇聯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自從18世紀晚期以來，波羅的海諸國所在的這些地區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事務與俄國和蘇聯交織在一起的程度要大大高於與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斯尼亞相聯繫的程度。因此，在本書中，我們隻會偶爾涉及波羅的海諸國——主要是在1989年後的這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他們的各項事務再一次與東中歐國家緊密相連。

   喬治·布拉茨卡（George Blazyca）教授（2005年正值壯年，他卻死於癌癥）、雷蒙德·皮爾森（Raymond Pearson）教授、加雷思·普裡查德（Gareth Pritchard）博士、傑克·莫裡森（Jack Morrison）教授，以及首先需要提及的埃莉諾·布魯寧（Eleanor Breuning）博士都對本書的版原稿提出了大量富有建設性的評論，這些評論推動本書做出許多變動和修改。尤其是埃莉諾對本書做出許多極具特色的改進，並指出了書中存在的重要錯誤。但是，羅伯特·拜德勒克斯還是要對其餘所有的錯誤和爭議或受到質疑的判斷完全負責，因為他規劃了本書提出的幾乎所有的主題、論點和觀點（雖然第三十五章的內容主要來自伊恩·傑弗裡斯）,並且從來沒有回避這些爭議。

   我們也希望對1997-1998年期間我們從希瑟·麥克卡萊姆（Heather McCallum）那裡收到的對本書版的寶貴支持和幫助再次表達感激之情，感謝拉特裡奇（Routledge）出版社的伊夫·薩奇（Eve Setch）、休·迪克森（Sue Dixson）和維姬·彼得斯（Vicky Peters）在本書第二版準備期間的耐心幫助。伊恩·克裡奇利（Ian Critchley）是本書版的制作編輯，對於本書後的生產階段提供了巨大幫助。對於本書的第二版而言，卡羅爾·費林海姆·韋布（Carol Fellingham
Webb）是一名對建議、意見能夠做出非常迅速反應的編審，海倫·布羅克赫斯特（Helen
Brocklehurst）閱讀了本書的第二十九章並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評論。

   後，我還要對凱瑟琳·李（Catherine Lee）在準備本書第二版期間提供必不可少的鼓勵以及慷慨無私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對伊恩·傑弗裡斯對這個項目一直堅持信任和予以支持，以及艾莉森（Alison）, 尚塔爾（Chantal）和基蘭·比德勒克斯（Kieran Bideleux）在本書版寫作期間（1990-1997年）的包容表示衷心感謝。艾莉森·拜德勒克斯（Alison Bideleux）對拜占庭帝國和文藝復興的相關章節提供了許內容豐富著作和評論，使本書版增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