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蘇式體制從何而來？轉軌向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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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落後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遇到的一個新課題。列寧*早對這一課題進行了研究和探索。在探索過程中，他走過彎路，有過沉痛的教訓，但也提出了一些極其寶貴的新思想。如在社會主義的一定階段上存在著兩種公有制，甚至會存在多種所有制形式；要利用市場，利用商品和貨幣關繫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要把資本主義，特別是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從小生產走向社會化大生產的橋梁和中間站；等等。這些新理論、新思想，對於我國創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並在這一理論指導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內容簡介

本書所收13篇文章，並未按常例以所述史事的時間順序排列。但作者認為讀者對此不難理解：這不僅是作者研究蘇俄歷史的思路進程，也是通常人們面對一個認識對像的思維路徑：人們先是急於知道“它是什麼”，繼而在感觸之餘，便要追問“它從何而來”，“向何處去”，而在對其來龍與去脈有所了解之後，就不僅會對“它是什麼”的理解更進了一步，而且在這一“我思故我在”的心路中也就更能理解“我是什麼”，更能把握我們自己的存在及意義了。這也正是將這些文章彙集成冊的目的所在。

作者簡介

金雁，女，1954年生於西安。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聯－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家。著名學者秦暉的夫人。

自序
“富農問題”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蘇聯“富農”為“資產階級”說質疑——關於新經濟政策時期“富農經濟”的性質與歷史地位
農村階級分析方法的源流與“富農，’成分劃定標準
集體化前“富農”的經濟地位與階級屬性
農村“分化”的性質與允許“富農經濟”發展的政策
20年代蘇聯關干“農村分化”問魔的統計學研究
農村分化統計研究的發展階段及特點
“動態研究”學派與“預算研究”學派
涅姆欽諾夫的統計學成就
蘇聯1927 -} }98年度的報食危機
“供”的太少還是“求”的太多
糧食危機與“富農”問題
旅食危機與商品荒自序

“富農問題”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蘇聯“富農”為“資產階級”說質疑——關於新經濟政策時期“富農經濟”的性質與歷史地位

農村階級分析方法的源流與“富農，’成分劃定標準

集體化前“富農”的經濟地位與階級屬性

農村“分化”的性質與允許“富農經濟”發展的政策

20年代蘇聯關干“農村分化”問魔的統計學研究

農村分化統計研究的發展階段及特點

“動態研究”學派與“預算研究”學派

涅姆欽諾夫的統計學成就

蘇聯1927 -} }98年度的報食危機

“供”的太少還是“求”的太多

糧食危機與“富農”問題

旅食危機與商品荒

旅食危機與價格政策

蘇聯維體化前夕宮農經濟“自行消滅”問

1928一192 9年間對富農的政策

富農經濟的“自行消滅”

富農標準的下降與“富農”隊伍的擴大

“杜會主義原始積泉”的典型實踐:蘇聯集體化時期的

從“社會主義原始積家論”到“貢稅論”

“消滅富農”與全盤集體化

“消滅富農”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繫”論

俄羅斯傳統文化與蘇聯現代化進程的衝突

俄羅斯的村社文化傳統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進程的衝突

“西學東漸”與村社制度的復興

在線試讀

我國與蘇聯革命前同是不發達國家，有某些類似的文化傳統，又長期實行蘇式體制，因此這個問題對我國目前的改革與反思運動也有重大意義。作為外國人研究俄羅斯傳統有困難的一面，但也有“旁觀者清”的優勢，不受俄國民族情緒和西方反社會主義偏見的影響，科學地認識蘇聯歷史的傳統文化之根，應該是可能的。

1906年俄國的斯托雷平改革是符合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歷史大潮，但其改革方式缺乏公正的社會規則，它是以權貴利益本位為出發點，貴族、地主、富農享受改革的利益，而貧弱階層承擔改革的代價。這種不公正競爭的力量與反競爭的“公正”要求不斷積累，終使沙俄與改革均被葬送，俄國歷史遂轉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在改革期間把“路標”轉向“保守主義”的自由知識分子，則成為這一轉向的犧牲品。

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國的反對派運動逐漸由自由主義運動變成了民粹主義運動，由知識分子運動變成了工農運動。在工農心目中，知識分子的形像也由公道與正義的化身逐漸變成了與貪官污吏類似的人，他們的道德感召力極度下降，引導與影響公眾的能力也大為削弱，以至於運動一起便無人能加以約束，出現不“嘩眾”便不能“取寵”的態勢，“激進比賽”也就勢不可免。

“革命”意識形態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與社會上革命(動蕩)因素的增加與躁動形成了強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公，還削弱了社會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強者”哲學與“官方個人主義”打碎了傳統道德秩序，也衝毀了公社精神、教會集體主義所烘托起來的沙皇作為共同體化身的形像，消除了公眾對“皇權”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們不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規範的耐力資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義失落的同時，“亂世心態”卻在滋長，形成了某種一哄而起，趁亂發洩的心理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往往並不是什麼“激進主義”的宣傳造成秩序的解體，而是秩序的解體造成了一種嘩眾取寵的“激進比賽”，而這種比賽的終點線便是“公社世界”復興加上“人民專制”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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