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復一年，當白晝漸漸地延長，春風喚醒大地的時候，成群的車隊從已知世界的遙遠各地出發——其中有來自安納托利亞、色雷斯的一群群馬隊，來自巴克特裡亞和阿拉比亞的駝隊，來自1600
公裡長的尼羅河兩岸綠洲的大群勞力，來自亞述的戰車，來自印度富庶屬邦的牛車。所有這些旅行者都在向一個共同的目標進發。

    他們隨身帶著豐厚的貢品——有貴重的金屬、烏檀木、像牙、珍貴的皮毛和織物；一些隊伍還帶著動物——有產自利比亞的羚羊，產自亞美尼亞的優質雄駒；來自巴比倫的旅隊還帶來了奇貨——
500名年輕太監。

    
在春分即將到來的時節，來自帝國每一個角落的隊伍沿著帝國驛道網彙集到帕塞波利斯——令人眼花繚亂的雄偉宮殿，成列的柱廊和固若金湯的寶庫，顯赫矗立在高大干旱的伊朗高原上。那些來自各個屬邦和帝國行省的總督們將在這裡奉獻他們的新年禮物——
至於年貢的確切數量和種類則已由帝國政府專門規定一一切都將獻給他們至高無上的主子——波斯之王、偉大的王、萬王之王、全世界強大的君主。


    
人類有史以來，從沒有任何人能像坐在波斯王位上的這個人那樣，能夠支配如此遼闊的幅員和如此巨額的財富。埃及的貴族、美索不達米亞和小亞細亞的行省總督、東部沙漠地帶的部落酋長、印度的王公，都在向波斯帝國繳納貢物前5世紀初，在其鼎盛時期，波斯統治了500多萬平方公裡的山川平原、荒漠和肥沃的衝積平原，總計約有1000萬的臣民。帝國每年稅入總值相當於50萬公斤白銀。


    
波斯人的成就是世界文明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一步，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掌握了驚人的財富或者是其帝國有空前龐大的國土，為了有效統治這巨大的疆域，波斯人創造了一種新的富有開創性的體制來統治其廣闊的領土和眾多分散的民族：僅靠高壓統治和恐怖政策(比如亞述人在其興盛時曾實行過)似乎並不能把波斯這麼大的帝國牢牢控制在手裡。盡管在帝國建立之初，殘暴政策亦有其用武之地，但這又往往很快便會導致仇恨和叛亂。一般情況下’波斯統治者很少干預其屬邦的一般行政事務和人民日常生活。波斯國王隻要求他們交稅，但是也鼓勵地方的經濟活動，以便讓帝國疆域內的這些屬邦和民族過上比波斯人到來之前更好的生活。新創造的大量財富和政府的輝煌業績並非偶然產生，這是一種對人類社會組織方式改進的結果，是為了讓社會更加有效地運轉，而不僅僅是為了取得權勢。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曾說過，他堅決主張靠法律治國，“這樣，強者就不會欺凌和毀滅弱者”。


    
這一時期前600—前400年)，要求發展的思想並不僅僅限於波斯人，也不僅僅限於統治領域。事實上，為了求得一種生活上的穩定改善，或者是對生活能有更深入的認識，各種新的思想主張和信仰已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地湧現，仿佛人類正被一種共同精神激勵著去追求什麼更偉大的東西，去將人類的生存境界升華到一種更高層次。盡管這種精神是普遍的，但在各個民族之間仍顯示出其多樣性的一面。例如，同一時期的希臘人發展出一套完全不同於專制的波斯國王的政治哲學：民主。希臘人強調公民個人的權利意識，這種權利意識能夠使政治生活中充滿思想上的辯論，並易於在各個互相戒備的城邦間經常產生爭論甚至戰爭，但它也能刺激人們在藝術和其他智力領域創造出傑出的業績。同時它也向希臘人灌輸一種自豪感和正義感，這種情結在希臘人受到外部威脅時被證明是一種有效的武器，波斯人將來會意識到這一點。


    
當希臘人把個體意識提升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高度之時，一另外一些思想家則正在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改善人類與自然、社會或神明的關繫。一些世界上著名的宗教和倫理信仰即或源於這一時期。瑣羅亞斯德教是其中之一，這是人類早的一種推崇一神論和後世報應論觀點的宗教信仰。這一期間，那些被流放在波斯人統治之下的巴比倫的猶太人精神領袖在改進猶太教的教義信仰時，能夠接觸到這些思想。


    
在印度，一位貴族王公舍棄其財富和家庭而過起苦修生活，他終獲得心靈上的超脫，並贏得“佛陀”的稱號，其含義即“大徹大悟者”。他所感悟到的東西後來向外傳播到南亞和東亞，在以後的歲月裡，他逐漸被東方各族尊為神靈。在距離地中海文化圈更為遙遠的亞洲大陸的東方——中國，誕生了兩種生存哲學，它們產生了比大多數宗教更為深遠強烈的影響。實際上，它們也被許多人認為是宗教：道教，強調幸福在於滿足，在於達到天人合一；儒教，則注重人的道德與責任，它在後來的二千五百多年裡，對中圍人的生活、社會和政治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