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哈德良身處一個風雲激蕩、驚心動魄的時2世紀，他成為羅馬帝國主宰，堪稱成功的羅馬統治者。身為久經沙場的士兵和纔干非凡的管理者，他在羅馬帝國鼎盛時期君臨天下。
哈德良提出了兩個能讓羅馬帝國長盛不衰的絕妙主張。，不再繼續擴張帝國版圖。彼時，羅馬帝國疆域西起西班牙，東至土耳其，北起黑海，南至馬格裡布（Maghreb），已令他不遑統治，決定停止攻城略地。保守的他下令，凡無山川作為自然屏障，帝國邊疆均修築長牆。牆內是文明與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牆外則是蠻荒之地，乃至與羅馬無關的一切。在德國，昔日的城牆為木制柵欄，如今早已不復存在，但在英國北部，由於樹木稀少，城牆以石建造，且依然保存至今，成為能再現羅馬帝國統治的標志之一。
哈德良的第二個主張，源於他對希臘的摯愛。羅馬帝國東部講希臘語，其文化可追溯至荷馬。西部則是地處地中海盆地的超級大國，擁有戰無不勝的軍隊。經過哈德良的努力，帝國變得兼容並包，文化與軍事、藝術與政權在其中平分秋色。他允許希臘人參政，還大興土木，把雅典打造為帝國的思想之都。
正如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羅馬帝國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寫到的（或許有點言過其實），哈德良開創了“太平盛世”。其繼任者安敦尼·庇護（Antoninus Pius）與馬爾庫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延續了哈德良的政策。可以說，三人力求“不戰不侵而揚帝國之威。通過一次次體面的變通，他們贏得了蠻族的友誼，並努力使之相信，羅馬政權並無征服之心，唯以秩序與正義之愛行事”。
本書是我的第三部羅馬傳記，連同另外兩部作品，組成了三部曲。《西塞羅傳》（Cicero）記錄了老朽的羅馬共和國的衰亡，《奧古斯都傳》（Augustus）講述了權傾天下之人的故事，本書則描繪了一位平息侵略騷亂、建立盛世的帝王，展示了君主專制下也可實現善治。前兩本書的部分人物久已作古，但本書中仍會提及，尤其是哈德良深為欽佩並大力效法的奧古斯都。
本書不光寫人，亦寫時——一個政權頻繁更迭的動蕩時代，如何重歸寧靜。對許多讀者而言，羅馬共和國的衰亡已是耳熟能詳，而從尼祿（Nero）末年到哈德良掌權的時期，恐怕知之者甚少。他們可能會發現，新鮮的人物和情節，令這個時代刀光劍影，跌宕起伏，更加刺激。
哈德良絕非個對希臘心馳神往的皇帝。幾百年來，大多數統治精英兼通拉丁語與希臘語。以詩自戀的尼祿皇帝，有著同哈德良一樣的統一之心，卻無統一之能。
哈德良幼年時發生了兩件刻骨銘心的事。其一，巨大的“屠人場”羅馬大鬥獸場（Colosseum）落成，向公眾開放；其二，龐貝的毀滅似乎預示了世界將如何終結。
待年近弱冠，哈德良又目睹了皇帝圖密善（Domitian）對統治階層的“大清洗”。後來，圖密善遇弒，避免了一觸即發的內亂。哈德良遠親，一度的監護人，後名聲遠揚的將軍圖拉真（Trajan），適時掌控大權。圖拉真曾在多瑙河畔，與某兇猛的蠻族王國兩次血戰，年輕的哈德良受其熏陶，掌握了用兵之術。羅馬圖拉真紀功柱上的浮雕，便記錄了這些紛繁事件。它們仿佛雕刻的新聞短片，其訴說穿越時間，堪比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報道。
圖拉真獲勝，可災難亦隨之而來。在一場引發當時強烈共鳴的戰役中，圖拉真入侵了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大概位於今伊拉克）。告捷之迅速，是因為帕提亞人幾乎甚至根本就沒有抵抗。可隨後，暴動在這個東方帝國此起彼伏。身心俱疲的皇帝將指揮權交給自己以前的被監護人，並很快就在返回羅馬途中駕崩。
軍團擁立哈德良為新皇帝。他終於度過了漫長艱辛、險像環生的修行期，在四十歲上，成為已知世界的新主宰。現在，他渴望名垂青史，決心已定，無人可擋。他不知疲倦地巡幸，一路馬不停蹄。他視察一切，改革一切——穩固邊疆，操練軍隊，編纂法典，改善民生，振興經濟。
然而，這些澤被國家的功績中，有一個可怕的污點。哈德良的政治生涯有一片揮之不去的陰影。猶太民族拒絕接受帝政。他們發動反抗羅馬的大規模起義。結果，起義者遭遇了滅頂之災；據估計，數千名猶太人遭處決，不計其數的百姓被迫背井離鄉。為徹底從記憶中抹去這個棘手倔強的民族，哈德良給耶路撒冷重新命名，並另造新詞“巴勒斯坦”取代猶地亞。所有猶太人不得進入自己的都城。直至兩千年後，他們纔重返家鄉，恢復獨立。
哈德良是古羅馬神秘的皇帝。
為何跟他有關的史料寥寥可數？為何他功勛卓著，卻鮮有慶祝？雖然他吸引了學者的關注，但適合大眾讀者的英文完整傳記，直到20世紀20年代纔出現。這種長久沉默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他性格復雜多變。哈德良是出色的管理者，他有勇有謀，能敏銳把握當時的主要政治問題。不過，他脾氣暴躁，妄自尊大：一如很多纔華橫溢的外行，他喜歡跟內行較勁，並樂此不疲。有時，他會撩撥友人，然後毫無愧疚地將其趕走。19世紀古典史學家西奧多·蒙森（Theodore Mommsen）就認為他“惹人生厭”，“心術不正”。
危及哈德良身後名聲的，還有更大的威脅，那就是哈德良與俊俏的比提尼亞少年安提諾烏斯（Antinous）的愛情悲劇，後者在尼羅河神秘溺亡。維多利亞時代以及20世紀早期的評論家，對這段難以啟齒的同性戀情，多避而不談。有人甚至幻想，安提諾烏斯是皇帝的非法子嗣。有私生子固然可恥，但比起這種難呼其名的愛情，還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問題還是古代文獻資源匱乏，流傳下來的也都殘缺不全。我們聽說過哈德良的自傳和很多當時的史料，但隻限其名而已。大部分書籍都在黑暗時代被虛榮的教會付之一炬。
因此，為哈德良立傳必定是費力不討好的差事。要寫書，到底有沒有足夠材料？歷史學家不得已為歷史小說家讓路。二戰結束不久，法國作家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出版了好評如潮的《哈德良回憶錄》（Memoirs of Hadrian）。該書采用書信體，敘述者是彌留之際的皇帝，對像則是其但尚未掌權的繼任者——年輕的馬爾庫斯·奧勒留。這本詩意而憂郁的著作，不但填補了我們的知識空白，而且以娓娓道來的口吻，塑造了一個看破紅塵的獨裁者和生活的鋻賞家。不誇張地講，尤瑟納爾一度令學界難以望其項背。讀者普遍認為，她的哈德良真實。
《哈德良回憶錄》發表至今已五十年有餘。該書無疑是大師之作，但（正如那些假古董，剛面市時人們都篤信不疑，時日一久，其真實性便大打）它其實體現了20世紀中期法國文學界對2世紀羅馬的態度。尤瑟納爾的哈德良是具有異國品味的浪漫的理性主義者，是古典時代的紀德（André Gide）。
與此同時，學術研究也取得進展。哈德良不斷在帝國巡幸，每到一處，必敕建劇場、廟宇、高架渠、拱門。建築上的銘文記錄了皇帝的敕令、諭旨和各類公函，有的內容相當詳細。這些素材可謂用大理石寫就的第二自傳。另外，考古學家也破解了大量新素材，這為文學史料增添了許多洞見。
我們不得不認為，哈德良一生的重要事件已經淹沒於漫漫的歷史長河，即便流傳至今，也難以為後人理解（例如他繼位之初爆發的不列顛尼亞起義）。不過，根據現有知識，我們足以為人立傳，講述世事。而我們的傳主生平何等不同凡響！那個時代又何等精彩紛呈！我們對哈德良的幼年及青年時代所知甚少，所幸對當時的公共事件所知甚詳。因而，我們至少可以說說幼年哈德良的所見所聞。同時，我也勾勒了羅馬帝國的運作模式，還原了哈德良成年後即將步入的政治世界。
前人腦海中那個討厭的性變態者，其實魅力十足。他的身上充滿矛盾——暴躁亦可親，冷酷亦好善，刻苦亦圖樂，能實干亦懂審美，雖時而殘忍，但總體而言，其形像豐盈有度。他是詩人，是畫家，熱衷與希臘有關的一切。他是善良的尼祿。
接下來舉幾個實例。我們很難確定古羅馬的貨幣價值。當時貨幣的基本單位是塞斯特斯（sesterce，一種小銀幣），四塞斯特斯可兌換一第納爾（denarius，另一種銀幣）。貨物和服務的價格也與如今不同，都有各種相對價值。以經驗而論，一塞斯特斯可兌換二。這裡不妨舉幾個收入與支出的實例，幫助大家了前1世紀，當時眾人眼中的羅馬首富是馬爾庫斯·利基尼烏斯·克拉蘇（Marcus Licinius Crassus），據說擁有資產兩億塞斯特斯。哈德良時代的一位普通富豪蓋烏斯·普林尼烏斯·凱基利烏斯·塞孔杜斯（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即常說的小普林尼），擁有資產兩千萬塞斯特斯。軍團士兵年收入一千二百塞斯特斯。一個羅馬公民若有兩萬塞斯特斯的年收入，可以過得很滋潤；資產達四十萬塞斯特斯，纔稱得上富裕（這是騎士階層［eques］的基本標準）。根據龐貝古城的塗鴉1世紀中期，一鬥小麥（遠不止十四磅）售價為三塞斯特斯，一塊一磅多點的面包售價不到一阿斯（as），或四分之一塞斯特斯。一阿斯可以買一杯酒、一個盤子或一盞燈，亦可支付公共浴堂的門票。工資（不論現金，還是現金加生活費）幾乎不會低於每天四塞斯特斯。
在提到人名和地名時，我通常使用它們的拉丁拼法，除了一些廣為人知的英語化名稱（故我會用“Rome”而非“Roma”，“普林尼”而非“普林尼烏斯”）。有時，我會用“蠻族”（barbarian）一詞，指希臘人與羅馬人眼中生活在帝國以外的民族。我深知，如此消極的內涵，恐怕會以偏概全，忽略某些優異而成功的聚落。這樣用，純粹為方便起見。在此前的幾部著作中，我采用了當代紀年法（即以預設的耶穌基督出生年份為基準開始紀年），而非按照羅馬紀年（前753年羅馬建城開始紀年後年份往往隻提數字。
羅馬人名具有復雜的意義。名字的部分是日常交流時使用的前名（praenomen）。前名大多從常用名中選擇，如蓋烏斯（Gaius）、馬爾庫斯（Marcus）、盧基烏斯（Lucius）、普布利烏斯（Publius）、塞克斯圖斯（Sextus）。長子的前名一般與父親的一樣。第二部分是族名（nomen gentilicium）。隨後是別名（cognomen，或復數形式cognomina，因為有些人的別名不止一個），起初可能用以指明人物身份或特征，譬如阿格裡科拉（Agricola，意為農民）、塔西佗（Tacitus，意為安靜的）；別名往往表示氏族中的某個家族，家族中的某個分支，或嫁入的另一家族。以哈德良為例。其前名為普布利烏斯，族名埃利烏斯（Aelius）之後有兩個別名，一個是暗示其意大利故鄉哈德裡亞（Hadria）的哈德良（Hadrianus），另一個是表示“阿非利加”的拉丁詞阿非爾（Afer）。其中，阿非爾可能暗指他的家族分支跟羅馬行省阿非利加（Africa）有關，也可能承認，他身上流淌著迦太基的血（可能性極大）。獲勝的將軍很可能獲賜別名，比如圖拉真皇帝攻占達契亞王國（Dacian kingdom）後，就贏得尊號“達契庫斯”（Dacicus），意為“達契亞的征服者”。
一般來說，女性的名字是其族名的陰性形式，這一規定在哈德良時代比較寬松。因此，哈德良姊不叫埃利婭（Aelia），而叫圖密提婭·保琳娜（Domitia Paulina），也就是其母的名字。
時至今日，人們對古羅馬的了解，大多通過電影或電視連續劇中的刀光劍影。它們看著的確有趣，但很難讓我們稱心如意。這是因為，它們對古典的態度，摻雜了不合時宜的當代觀點。例如，在我們今天看來，競技場是對大規模施虐的莫名展示。然而，縱使觀眾通過欣賞獲得了殘忍的愉悅，但角鬥士比賽的一個目的，卻是讓觀眾見證勇氣，變得更加堅強或受此激勵。羅馬是軍事化社會，果敢剛毅乃人所共求的品質（virtus）。
如果此書能讓讀者不但了解哈德良，而且了解他的世界，那麼也就取得了成功。這就意味著化陌生為熟悉，因為若讀者對那個年代的生活沒有身臨其境之感（有意為之也好，臨時起境也好），那他對隨後的歷史事件及其參與者，也就不會有深刻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