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本書沒有包含多少原創性內容。因為這個題目的大多數方面都被以前的歷史學家徹底研究過，很少需要再進行手的研究。本書的獨特性唯在於對內容的選擇、重新安排和表現方式。其主要目的是為歐洲歷史設計出一種時間和空間的坐標繫統，並通過引入由一繫列豐富多樣的主題所構成的框架，表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整體史印像。
學術性注釋保持在小限度，對於能夠在公認的任何參考著作中查到的史實和論述不注明出處。在參考書中，我必須特別提到的是29卷本《不列顛百科全書》（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11版，1910—1911年），它遠勝過後續的所有版本。本書隻對不為人熟知的引文和超出標準教科書範圍的資料來源加以注釋。書的正文並不必然與所引著作的解釋觀點一致：“正文中闡述的學說觀點與注釋中的參考著作並不總是一致，這一點不足為奇。”
作為本書寫作基礎的學術思考會在《導言》中說明，但對它的結構需要做一些解釋。
本書正文是按照幾個不同的層面編寫的。敘述性的章節主體縱覽了從史前史到現今的整個歐洲的歷史。它們從第1章覆蓋了頭500萬年的遙遠視點逐漸推進，直至相對靠近的焦點，包含了20個世紀，幾乎每年一頁。每章有一繫列特別的“知識窗”，用長焦鏡頭在時間長流中截取較窄的主題加以說明。每章均從一個特定的視點對整個歐洲大陸推一個廣角“快照”作為結束。整體的效果也許像一個歷史圖片集，其中全景場面與詳細介紹和特寫圖片相得益彰。我希望讀者通過這些不同層次的知識來更精確地了解歷史。當然，我們不能指望一部綜合性著作能符合有著相當不同的目的的學術專著的標準。
主要的章節遵循歐洲歷史的通行結構。它們為其他的所有主題和內容的安排提供了年代上和地理上的基本框架。它們聚焦“以事件為基礎的歷史”——主要的政治分區、文化運動和社會經濟趨勢——歷史學家們據此將大量的信息分解為可以處理的（雖然必然是人為的） 單位。年代的重點在中世紀和近現代，在這段時期纔存在一個可見的歐洲實體。本書的地理範圍旨在公平地涵蓋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脈的歐洲半島所有地區。
對於每個時期本書都盡力克服“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文明”的偏見（見本書《導言》部分，第16—19頁、第19—31頁）。但是作為一部歐洲史著作，其敘述不可能超出歐洲本身的邊界。本書適當地突出了一些因時而異的論題的重要性，如伊斯蘭教、殖民主義或歐洲海外移民。對於東歐的事態，本書也給予其適當的突出地位。隻要合適，它們就會被結合到影響整個大陸的主要論題之中。在闡述蠻族入侵、文藝復興或法國大革命這類常常看上去隻與西部有關的主題時， 東部因素也會被納入考察範圍。給予斯拉夫人的篇幅可以說是由於他們是歐洲的民族。本書對各民族的歷史通常都會進行概述，但是對無國家的民族也給予了關注，而不是隻限於民族國家。對於少數群體，從異教徒、麻風病人到猶太人、吉卜賽人和穆斯林，本書都沒有遺漏。
在後面的各章中，“ 歷史的同盟計劃”（allied scheme of history）的優先順序沒有被遵循（見本書《導言》，第39—42頁）。它們也沒有被批駁。
設置“知識窗”是要達到如下幾個目的。它們關注各種細節，這些細節在綜合性的歷史寫作的概括和簡化中不會出現。它們有時介紹的論題跨越了各主要章節的界限；它們描繪了各種奇特的事物、奇特的思想和不重要的支流，這些是過於嚴肅的歷史學家們通常會忽略的。重要的是，選擇它們是為了對新近研究的“新方法、新學術、新領域”予以盡可能多的速覽。它們提供了60個左右的知識門類的典型樣本，盡可能廣泛地分布在各章的各時期、地點和論題中。由於書的篇幅、出版者的耐心和作者的毅力這些人為原因，初的“知識窗”目錄不得不予以縮減。雖然如此，我還是希望這種總的說來像點彩畫式的技術能加深讀者的印像，即使點彩的數量少了一些。
每個“知識窗”都定位在正文中的特定時空交點上，用一個核心詞概括其內容。每個“知識窗”都可以看作一篇獨立的小文章，可以與其所在位置的正文聯繫起來閱讀。
“快照”用來超越歐洲的變化地圖，進行一繫列全景式的總體觀察。它們定格了按年代敘事的結構，通常是在有重要像征意義的時刻， 暫時停止向長遠的時間和廣袤的領土衝鋒。它們可以幫助讀者松一口氣，觀察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各種轉變。它們有意從一個單一的有利視點聚焦，沒有試圖權衡觀點和可選視性（無疑是存在的）。在這方面它們毫不掩飾自己的主觀和印像主義。在一些例子中，它們接近有爭議的“派別”領域，將已知事件與沒有根據的猜測和推論結合在一起。像本書的其他幾個部分那樣，它們可能會被判定為超出了學術論證和分析的傳統界限。若是如此，它們將不僅喚起人們對歐洲歷史多樣性的關注，還將喚起人們對觀察歐洲的視角的多樣性的關注。

第5章  中世紀

學術界有一種把中世紀世界描述為靜止狀態的風氣，這是由強調中世紀技術進步緩慢、封建社會的封閉性特征、人類生活的固定、神權意識而造成的印像。中世紀的主要標志是全副武裝騎在馬上的笨拙的騎士、被桎梏在領主自營地上的農奴、修道院中進行祈禱的修士和修女。這些標志代表了中世紀的物質、社會和知識的靜止狀態。
“中世紀”這個詞首先由虔誠的基督徒所使用，他們認為自己生活於基督次和第二次降臨之間的時代。此後很長一段時期，“中世紀”被用於各種目的。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開始把“中世紀”當作古典文化衰落與他們自己時代的古典文化復興之間的中間期。對他們來說，古典世界代表高度的文明，中世紀則代表野蠻、地方觀念和宗教偏執。啟蒙運動時期，人類理性被公開贊揚為超過宗教信仰的美德，“中世紀精神”變成蒙昧和落後的同義詞。當然，從此以後，當中世紀之後的“現代”本身也成為過去時，人們不得不發明新的術語來表示過去的時代。中世紀變成了被劃分為古代、中世紀、近現代和當代四個階段的歐洲歷史中的一個階段。按照慣例，中世紀常常又被劃分為早期、盛期和晚期三個階段，從而形成了幾個連續的中世紀。當然，被後來史學家稱為“ 中世紀”時代的人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劃分。
遺憾的是，古代世界的終結與現代世界的開端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後的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可以被當成中世紀的開端，對於那些以自己的封建主義定義作為中世紀標準的人來說，中世紀可能結束於1453年、1493年、1517年，甚至1917年。因此，幾乎所有中世紀史學研究者都對他們的研究對像的定義不滿意。許多僅僅以西歐歷史為基礎得出觀點的人會強調中世紀早期的破壞趨勢與晚期的建設趨勢之間的對比。在這種劃分方法中，5—10世紀的“黑暗時代”以羅馬世界的不斷瓦解為特征，隨著所謂12世紀文藝復興的到來而發生轉折，13—14世紀中世紀文明達到了。這些特點與東方的關繫不大，東羅馬帝國延續到1453年，而且那裡沒有經歷西歐意義上的“ 文藝復興”。
然而，大多數人認為，中世紀世界的統一性體現在組織嚴密的基督教會之中。在基督教會中，他們與中世紀歐洲民族合二為一，如果有人問起，那麼這些歐洲人都把自己看成基督教徒，生活在基督教時代和地球上的基督教地區。但是基督教世界本身是一個彈性概念，它隨著歐洲與伊斯蘭教的長期戰爭和反對異教徒的戰爭而伸縮，它從來沒有精確等同於“歐洲”半島。753 年斯德望二世翻過阿爾卑斯山時所知道的基督教世界與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時的基督教世界迥然不同。
羅馬帝國衰亡產生的真空被不斷增長的基督教世界意識所填補， 基督教世界不僅是一個宗教共同體，還是一個緊密的政治實體。雖然羅馬帝國衰亡了，但是它的宗教卻獲得了勝利。基督教的宗教和世俗首腦逐漸披上了羅馬皇帝的鬥篷。羅馬帝國的西部首先崩潰，正是羅馬主教設想了建立以拉丁教會和天主教皇帝的聯合權威為基礎的新秩序的觀念。托馬斯·霍布斯寫道：“教皇制度隻是死去的羅馬皇帝的幽靈在墳墓中被戴上了王冠。”天主教會選擇的工具出現在日耳曼人的新“愷撒”中。在東部，羅馬帝國存在的時間更長，以希臘教會和新的東正教皇帝的權威為基礎的替代秩序的觀念還得等到莫斯科公國“ 沙皇”的出現。
因此，如果中世紀的中心主題是把基督教重新組織成一種新的帝國制度的話，那麼一種清晰的時間結構就出現了。步是800年聖誕節查理曼加冕，後一步則是1493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自稱沙皇。
然而，不斷擴大的基督教共同體內部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出現分裂。雖然拉丁教會和希臘教會的基本教義相同，但是它們常常把對方看成異類。雖然不帶偏見的觀察家把它們看成信仰相同的兩個派繫， 就像伊斯蘭世界中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一樣，但是它們自己更多地意識到的是彼此之間的差異而不是共性。在基督教誕生後的個千年裡， 它們至少維持了表面上的統一，但是在第二個千年裡，它們拋棄了表面的統一。1054年東西方教會分裂後，它們之間的舊裂痕明顯擴大了。這表明基督教共同體的基礎也是不斷變化的。

荷蘭伯國的斯希丹，1262 年12 月5 日

烏得勒支主教亨德裡克在聖尼古拉斯節前夕授予一座教堂特許狀， 這座教堂是由荷蘭和澤蘭的攝政、埃諾的阿德萊德伯爵夫人在斯希丹的“ 新土地”上建造和捐贈的： 

承蒙上帝恩典，烏得勒支主教亨德裡克，向所有閱此信件的人致以永恆的問候。這位傑出的女性，我們敬愛的表親、已故的讓·達維尼斯伯爵的妻子，荷蘭和澤蘭的監護人，阿德萊德夫人， 在斯希丹的新土地上建造並捐贈了一座新教堂。我們許可教堂的結構…… 

兩年以後，阿德萊德伯爵夫人下令在斯希河注入萊茵河三角洲的地方修築一座堤壩和水閘攔斷河水。它的目的是控制連接附近城市代爾夫特與代爾夫夏文的內河小港口的水道，也是為了與上遊2英裡處的羅特河的另一座堤壩和水閘相連。3年之後，1270年8月11日，年輕的伯爵弗洛裡斯五世授予鹿特丹市民特權。大約與此同時，鹿特丹以北35英裡的阿姆斯特爾河上開始建造一座堤壩。萊茵河三角洲正在逐漸被控制。
雖然不是該地區早的人工建造堤壩，但是這些堤壩的建造主要是為了有助於在這片危險的荒原上進行商業航行，這些荒原從斯海爾德河到埃姆斯河綿延而成約25 000 平方千米的巨大扇形。從事後來看，這些堤壩對該地區發展成為歐洲人口密集的鄉村、世界的港口、歐洲獨特的民族之一都起了關鍵作用。當時看起來也許不是這樣。
荷蘭鄉村是神聖羅馬帝國中比較遙遠而且不發達的地區之一。“荷蘭”是“沼澤地”的意思，這表明它是完全被海水淹沒的荒地的事實。它是低地國家（尼德蘭）中海撥的地區。在面向大海的環形沙灘與內陸的硬地之間，尼德蘭至少有2/3的面積低於海平面，它的絕大部分是由潮濕的平地、鹽堿地、被淹沒的海岸、鹽湖和淺灘組成，一般隻能依靠小船纔能通行。除非在鼕天，當淺灘的海水結成堅硬的冰塊時，冰面纔成為可以通行的道路。
萊茵河三角洲是歐洲晚形成的地形，因此它的形狀是不斷變化的。它形成於上一個冰期之後的幾千年，是由三條從南向北流動的河流—斯海爾德河、馬斯河和萊茵河—的河水與海潮相互衝擊形成。因此，它明顯地處於不斷變化和遷移之中。海岸的沙灘形成了一道高70 米、寬4~5 千米的巨大沙丘界線。在沙丘之外，河床的淤泥堆積成曾經移動的輪廓，河流的淡水不斷衝破抵抗小的地點，從而形成新的出海口。在羅馬時代，許多海岸要塞屹立在內陸大潟湖之外的沙灘上。“舊萊茵河”的干流經過現代萊頓的一條水道注入大海，而“舊馬斯河”則改道向南約20英裡處單獨入海。
但是1 000年裡發生了幾次重大變化。839年，大洪水曾經使萊茵河主河改道進入馬斯河，形成了與萊克河和“新馬斯河”相通的水道。到北部的淡水潟湖由於缺水而淤塞了。12世紀和13世紀，更加溫暖的氣候導致海平面逐漸上升。沙丘被海水衝垮，斯海爾德河的入海口被分成幾處，打通了安特衛普與大海的交通聯繫，島嶼也增加了。海水倒灌使北部的潟湖變成一個寬闊的海—須得海，它把弗裡西亞分成了兩部分。高漲的潮水正在越過主要河道的支流，威脅著位於它們岸邊的城市的生存。正是這種力量刺激了堤壩的修築。
13世紀中期以前，人類被局限於居住在三角洲地區的三種地方。大陸的邊緣有一條古代城市帶。奈梅亨附近的阿納姆和烏得勒支都是羅馬時代建立的城市。安特衛普是圍繞著7世紀在斯海爾德河河畔的聖阿芒教堂發展起來的。還有少數人居住在沙丘上，例如從1120年起，瓦爾赫倫島上修建了米德爾堡修道院，或1242年建在海牙（或被稱為“伯爵苑囿”）的狩獵小屋。許多漁村建立在沙丘的背風處，並獲得了城市身份的特許狀，如多特雷赫德（1220年）、哈勒姆（1245年）、代爾夫特（1246年）、阿爾克馬爾（1254年），但是它們的人口都沒有附近的佛蘭德紡織業城市那麼多。幾個世紀以來，烏得勒支主教行使著主要的宗教和世俗權力。而三角洲地區的港口長期成為沿海貿易的中轉站。
開墾土地是一種古老而不斷提高的技術。荷蘭特有的“人工圍墾” 可以追溯到很早時期。在這些人工圍墾的土地上，人們可以安全地建造房屋。普林尼就提到過荷蘭的人工圍墾。早的“海防堤”修建於8—9世紀。11世紀，內河大堤的水閘遍布各地。圍海造田取決於一套復雜的排澇繫統，這種排澇技術直到1150年左右纔被掌握。堤壩的修建需要耗費大量勞動力，木樁被深深地打進松軟的土地，然後填進瓦礫和石頭，種上固定土壤的草。一旦土地被圍墾了，那麼土地就必須反復地用淡水淹灌10～15年，並多次排干，直到將它的鹽分排走， 肥沃的淤泥纔能開始發揮作用。但是這種土地的肥力是相當好的：海灘草地上可以放牧出產肉、毛和皮的綿羊和牛群，這些海灘草地為稠密的人口提供了生活保障和出口到其他城市的大量農牧業產品。
13世紀，荷蘭的圍海造田仍然處於初期階段：隻能將沼澤地的邊緣小塊土地圍攏。在風力驅動的排水器發明之前，沒有有效的方法可以排出大面積的海水。1421年暴發的可怕的“聖伊麗莎白洪水”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淹沒了72個村莊和1萬人口，毀滅了兩個世紀圍海造田的成就。直到約1550年帶小塔的風車發明後，位於海平面以下需要永久排澇的更多土地纔能開墾，因為這種風車可以不停地排水，無論風向如何變化。直到1918年《土地開墾法》出現前，荷蘭沒有全國性的圍海造田計劃。另一場災難性的洪水發生於1953年，此後荷蘭政府制訂了偉大的“三角洲計劃”（1957—1986年）管理全國的內河，並使河道直通大海。800年頑強改造自然的歷程必然會對荷蘭人產生影響。有些史學家甚至認為它是荷蘭人性格的決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