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耶魯大學史特林講席榮休教授，美國國家人文獎章獲得者，曾任耶魯學院院長。卡根教授是西方古典學界修昔底德學與伯羅奔尼撒戰爭研究方面的泰鬥，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論”四卷（《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阿奇達慕斯戰爭》《尼基阿斯和約與西西裡遠征》《雅典帝國的覆亡》），以及《論戰爭之源起與和平之存續》《偉大的對話：從荷馬到波裡比烏斯的古希臘政治思想史》《雅典的伯利克裡與民主的誕生》《修昔底德：再造歷史》等。同時，卡根教授也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積極批評者，是羅伯特·卡根等人所創立的新保守主義智庫“新美國世紀計劃”成立宣言的早簽署人之一，並著有《當美利堅沉睡》，他的研究、教學、評論對美國對外政策產生了深刻影響。



譯者簡介：

曾華德，深圳大學外語學院教師，譯有《亞歷山大大帝》（上海三聯書店，2010）、《未年輕、便老去》（花城出版社，2013）等。



校者簡介：

李雋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繫。2012—2013年，作為富布賴特學者，於耶魯大學古典學繫，師從唐納德·卡根教授，進行博士論文的研究與寫作，在古代戰爭史、戰略理論、古典國際政治思想等研究領域，發表相關論文、譯文、評論數十篇。

中文版導讀

弁言

導論

編 希臘世界的結盟與分裂

章   斯巴達同盟

第二章   雅典帝國的起源

第三章   波斯戰爭之後的斯巴達

第四章   波斯戰爭之後的雅典

第二編   次伯羅奔尼撒戰爭

第五章  希臘戰爭

第六章  愛琴海危機

第七章  戰爭的結束

第三編  和平年代

第八章  雅典政治：伯利克裡的勝利

第九章  雅典與西部地區：圖裡的建立

第十章  薩摩司叛亂

第十一章  雅典帝國的鞏固

第十二章  戰爭爆發前夕的雅典政治局勢

第四編  後的危機

第十三章   埃皮丹努

第十四章   柯西拉

第十五章   墨伽拉

第十六章   波提狄亞

第十七章   斯巴達

第十八章   雅典

第五編  結論

第十九章   戰爭的起因

第二十章   修昔底德與戰爭的必然性

附錄

校對者跋語

弁言

   這本書所討論的其實是一個很古老的話題，已經有很多人進行過研究，其中不乏修昔底德（Thucydides）這樣的權威人士（我們的大部分資料都來自他）。不過即便到了今天，這個問題依然值得關注。在19世紀以及20世紀初期，格羅特（Grote）、貝洛赫（Beloch）、布索特（Busolt）以及梅耶（Meyer）都出版了與希臘歷史有關的著作，他們詳細研究了伯羅奔尼撒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的起源，提出了非常有見地的觀點。在我看來，直到今天，布索特的研究依然是冷靜、權威的。不過在布索特的書出版之後，又出現了很多新的資料，尤其是發現了很多雅典銘文。另外，在這50多年的時間裡，通過《雅典貢賦表》（Athenian Tribute Lists），戈姆（Gomme）的《修昔底德歷史評注》（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德•蘿蜜莉女史（Mme de Romilly）的《修昔底德與雅典帝國主義》（Thucydide et l’impérialisme
athénien），以及其他重要的專著與文章，我們對修昔底德以及伯羅奔尼撒戰爭有了新的認識。因此有必要充分利用從銘文上獲得的新證據以及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重新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

    每一代人都需要為自己撰寫歷史。我們所面臨的問題與我們的父輩乃至祖輩是不同的。不斷地審視歷史可以幫助我們認清歷史，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隻有那些啟示意義的問題纔會保留下來。當然，坦白而言，[-vii，viii-] 我寫這本書還有另外一個目的。修昔底德認為，通過對仔細研究歷史，可以發現人類政治行為的規律，並為我們所用。對此，我們深表贊同。通過研究希臘城邦之間為什麼會爆發如此殘酷的戰爭，讓一個偉大氣大傷，並從此一蹶不振，應該可以找到一些與現代社會問題有著密切關繫的規律。

    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是外交史上的一個難題。我認為，要研究外交關繫，就必須同時研究相關城邦的國內歷史，否則會造成嚴重的誤解。因此我會盡可能利用手上的證據，去尋找外交與國內政治之間的關繫。當然，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問題也會對外交事務產生重大影響，隻是在古代它們的影響沒有現在這麼大。古代文獻主要是從政治方面考慮這個問題。

    接下來，我要對研究方法做一些解釋。任何一位研究修昔底德的學者似乎都必須在兩個基本問題上發表自己的觀點：《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創作過程，以及書中那些演講的真實性。我會在介紹具體事件時再詳細討論這些問題，但我可以先將自己的基本觀點告訴各位。關於這部著作的創作，我認為它是一次成書的，這與約翰•H.芬力（John H. Finley）的觀點非常相似。他認為我們所讀到的這個版本與修昔底德終的想法差別不大：

毫無疑問，《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可能會有一些內容是之前創作的；修昔底德肯定曾經記過一些筆記，而在完成這部著作時他肯定會用到這些筆記。但我們認為，他不是將一些寫於不同時期的東西胡亂地拼湊在一起，後因為自己的突然離世而來不及進行整理。它應該是修昔底德根據此前的筆記，在某個時候一氣呵成的。也許結尾部分有些突兀，還有幾個地方不夠完整，但總體而言，這部作品有著較強的整體性，這應該是在某個時期連續創作的結果。 [-viii，ix-]

因為我們認為修昔底德的創作總體上而言是完整的，所以對於書中難以解讀的部分，我們不會說這是因為修昔底德來不及將缺失的地方補全，或者是來不及在前後的觀點之間進行協調。

  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講是一個老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某些人的看法非常，認為這些都是修昔底德虛構出來的，還有些人選擇了另外一個，認為它們真實記錄了當時的發言。事實應該居於兩者之間。我認為這些發言應該是比較真實的。我的觀點與埃德科（F.E.Adcock）一樣：

據說，這位史家在還原這些發言時，盡可能“忠於發言的主要意思或者目的”，並且他會考慮到這些發言人在面對聽眾時可能會說些什麼。他自己的觀點是其中一個制約因素，而他所說的“忠於發言者的主要意思或者目的”則是另外一個制約因素。如果他是根據這樣的標準處理這些發言，讀者至少可以知道當時發言的內容。因此制約修昔底德的應該是他的記憶力，這使他很難（或者說不可能）清楚記得發言的原文。

修昔底德的說法顯然排除了他編造這些發言的可能性。早在1889年，倪森(Nissen)就對格羅特有關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對於格羅特 “將那些發言當作那個時代的文獻資料看待”，他感到非常震驚。讀者會發現，我與格羅特一樣天真。

   另外，還要介紹一下修昔底德之外的其他古代文獻，[-ix，x-] 其中主要是普魯塔克（Plutarch）與西西裡的狄奧多羅斯（Diodorus Siculus）的記錄。普魯塔克的《平行列傳》（Lives）根據各種資料寫成，有些資料比較可靠，有些可信度不高，有些前5世紀，有些則來自較晚的時間。狄奧多羅斯在描述我們所關心的這段歷史時，除了希羅多德（Herodotus）或修昔底德，他主要依賴的是埃弗魯斯（Ephorus）所提供的資料。埃弗魯斯寫作的時前4世紀。無論作為資料來源，或者是史家，他都沒法與修昔底德相比。不過他還是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修昔底德或普魯塔克沒有提供的資料。對於我而言，當普魯塔克或者狄奧多羅斯的說法與修昔底德的說法出現衝突時，我基本上都會選擇修昔底德。主要的問題是，當他們提供的是修昔底德沒有提及的資料時應該怎麼辦。人們現在傾向於對他們所提供的資料持批判態度。我們認為這些資料的年表不值得信賴，而且它們沒有修昔底德提供的資料那樣權威。但在我看來，對它們的批評有些言過其實。我傾向於選擇相信他們。普魯塔克與希羅多德一樣，對各種說法進行了比較（他掌握的肯定是書面資料，而不像修昔底德獲得的是一些口頭資料）；他會拒絕接受那些荒誕不經的說法。無論他的理解正確與否，他確實保留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埃弗魯斯的用處較小，但也不可忽視。在處理普魯塔克、狄奧多羅斯以及古代的其他資料時，我采用了同樣的標準。我認為除非存在著明顯的自相矛盾之處，或者聽起來過於荒誕，或者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否則我會選擇相信它們。在引用他們的著作時，我采用的就是這樣的標準。

    此外，還要說明一點，在書中我常常前5世紀時的歷史與現代歷史進行類比。我明白這種類比所存在的危險。因此在進行類比時，我會非常謹慎，確保所作的類比是合適的。當然在得出結論與進行總結時，我會盡量將自己的理據開誠布公地告訴大家。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我自然會將所研究的問題與類似的事件或者情況聯繫起來。我對歷史事件的判斷是基於自己的經驗。這些經驗來自我對自己所處時代的事情的了解，以及我對以前發生的事情的了解。正如芬利（M.I.Finley）所言，“歷史學家在研究的時候總是在不斷地進行總結，[-x，xi-]他越是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那麼他在進行總結時就會表現得更加克制”。  我希望通過類比，讓大家明白我為什麼會得出這些結論。讀者會發現我用來進行類比的很多是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事情。我這是有意為之。關於次世界大戰，我們掌握了翔實的資料，因此我相信研究這次戰爭的起因，肯定有助於我們理解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希望我的這種想法能夠得到讀者的認同。

    後，我想對伯納德•諾克斯（Bernad Knox）、梅裡特（B.D.Meritt）以及我的同事沃特•拉夫博（Walter Lafeber）表示感謝。他們在讀完我的書稿之後，指出了其中的很多錯誤。還要感謝康奈爾（Cornell）研究基金，以及康奈爾大學人文學科研究基金，他們給了我很多的支持，並且幫我打印了全書。另外要特別感謝位於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的希臘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的資深研究員，他們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在中心安安心心地進行了一年的研究，度過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同時要感謝中心其他的年輕研究員，與他們共事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經歷，並且學到了很多東西。為感激的當然還是諾克斯先生，作為希臘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不僅纔思敏捷，知識淵博，醉心於古典學研究，而且還將中心管理得井井有條。後要感謝我的妻子，謝謝她給了我一個舒適的家，可以在家裡得到很好的休息，然後精力充沛地投入自己的研究工作。

唐納德•卡根

1968年10月記於紐約州綺色佳（Ithaca, New
York）



導論

   修昔底德認為，雅典人與伯羅奔尼撒人之間的這場戰爭“有著重要的意義，值得記錄”，於是便開始撰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場戰爭的持續時間、影響範圍、激烈程度以及歷史意義，超過了希臘以前的任何一場戰爭。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巨變，對所有希臘人而言如此，對一部分蠻族而言如此，甚至可以說對全人類亦復如此”。而在我們看來，這場戰爭的意義還遠不止於此: 這還是考驗城邦生命的煉丹爐。

    希臘的這些城邦，誕生於黑暗時代的一片混亂之中，即便按照古代標準，也非常弱小、不堪一擊。他們的經濟之所以能有這麼好的發展，應該歸功於社會和政治上的穩定，並且沒有受到外來的侵略。而他們之所以在脆弱的時候沒有受到惡鄰的攻擊，純屬運氣使然。從多利安人（Dorians）入侵直到馬拉松（Marathon）戰役，在這關鍵時期，沒有哪一個帝國能夠完全控制地中海的東部地區。而在西部地區，龐大的羅馬帝國還處於萌芽狀態。殖民運動將城邦過剩的人口帶到各個地方，從而擴大了城邦的政治與社會基礎，使其得前7世紀和前6世紀生存並發展。等到波斯帝國變成一個嚴重的外來威脅時，希臘的城邦已經成長起來，他們齊心協力，成功抵抗了波斯的侵略。[-1，2-]

    不過，希波戰爭也暴露出城邦生活固有的矛盾。自由、獨立、自治，甚至自給自足，這些都是城邦的理想。雖然在現實中，這些都受到了限制，但希臘政治體繫的核心是一群獨立的城邦，他們有著自己的制度以及獨立的外交。伯羅奔尼撒同盟以及其他地方性組織雖然已經出現，但成員們都保留了很大的獨立性與自治權。與波斯的戰爭表明，要想生存，希臘人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抵御敵人。如何在犧牲部分主權的同時保持自由自治，成了希臘人現在必須考慮的問題。

    普拉提阿（Plataea）戰役與米迦列（Mycale）戰役並沒有解除來自波斯的威脅，於是出現了雅典領導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這個同盟後來發展成為雅典帝國。提洛同盟與伯羅奔尼撒同盟不同，但有一定相似之處。希臘被分成兩個大的權力集團，這兩大陣前5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發生了一繫列的衝突。不過這些在前5世紀中葉出現的戰事並沒有決出雌雄。雙方的組織結構完好無損，隻是大家都因為這次衝突而筋疲力盡，並且對於對手的力量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因此變得冷靜了許多。《三十年和約》給希臘的城邦提供了一個適應新現實的機會。現在希臘人由兩大城邦領導著。這兩個城邦有著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權力性質。如果他們可以克制各自的欲望，避免衝突，不被那些較小的城邦拖入戰事，他們也許可以和平相處，從而給希臘世界帶來和平的局面。如果他們真能如此，那將沒有什麼外敵可以戰勝這股聯合起來的力量，而城邦則會因此太平昌盛，其特點也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然而，現實卻是，斯巴達與雅典沒能和平共處；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了，伴之而來的是死亡、貧困、內戰、外敵入侵。希臘城邦繁榮的經濟，穩定的社會，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及他們的自信都因此遭到了不可逆轉的破壞。

    修昔底德認為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說：“我認為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是雅典的崛起，[-2，3-] 這讓斯巴達人感到不安，後不得不選擇了戰爭，但人們卻很少提及這一點。”現代歷史學家對於這次戰爭爆發的原因有過爭論，但很少有人會質疑其必然性。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修昔底德對導致戰爭爆發的事件的描述很有說服力，而來自對方的解釋，無論是古代的或是現代的，都要遜色很多。他通過洗練簡潔的語言、精心的布局謀篇，對雅典帝國的崛起以及斯巴達的反應進行了精彩的描寫，使人覺得除了戰爭，雙方似乎別無選擇。

    現代讀者感興趣的恰恰是這種必然性，而這也許正是修昔底德所期望的。他認為自己的作品應該“垂諸永久”，幫助“那些希望通過了解歷史去讀懂未來的人”。他期望我們在讀完他對雅典與斯巴達之間這場偉大戰爭的描述之後，可以舉一反三，對現代社會的問題進行思考。他更希望我們能明白，在他所描述的條件之下，戰爭乃是不可避免的。兩個大國之間的對立，是否一定會導致它們所領導的兩個集團兵戎相向呢？這絕非一個史家所能回答的問題；事實上，從專業角度而言，這甚至不是他應該提出的問題。但有些問題則是他可以問，也必須問的；雖然這些問題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提出這些問題是完全合理的，而探求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讓我們對修昔底德所說的“人類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有更多的了解。

    我們不禁要問，《三十年和約》所創造的緩和局面難道就不可能持續下去嗎？難道就沒有其他政策可以替代那些導致戰爭爆發的政策嗎？難道為了自身利益，斯巴達或雅典就一定要訴諸武力嗎？抑或戰爭雖然與他們的利益有衝突，卻還是發生了？在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時，我們絕不能人雲亦雲，盲目追隨那位偉大的史家。他在戰爭期間開始自己的創作，戰爭結束後沒多久就離開了人世。作為那個時代的史家，他有幸參與了這段歷史中的某些事件，[-3，4-] 而對於那些他未能親歷的事情，他也曾經仔細詢問過那些親歷者。他的文筆又是如此生動，因此他的著作有著極強的說服力。不過身處那個時代也有其不利之處。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的力量是強大的；即便是幾百年之後，當人們回頭再看當時所發生的一切時，都會受到這種想法的影響。對於修昔底德而言，這種感覺一定更加強烈。所以為了檢驗他的解釋是否正確，我們必須保持一種批判的態度。

    所謂的必然性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在人類社會中，必然意味著什麼呢？對於自由意志與決定論這樣形而上的問題我們姑且不談，但人在做政治決定時享有多大程度上的自由，則是可以討論的。人類社會某些選擇看似是必然的，有時會因為之前發生的事件而變得不可能，有時又會因為之前發生的事件而變得更為可能。但人可以做出決定改變事情的進程。史家有責任分清楚，哪些選擇是開放性的，哪些選擇隻是表面看來如此。這項工作很艱難，卻非常有必要。當修昔底德說伯羅奔尼撒戰爭不可避免時，他當然沒錯。因為在戰爭爆發前，肯定有那麼一個時間點，從那個時間開始，事件的進程已經沒有辦法改變，戰爭已經成為必然。所以在討論必然性時，關鍵的是這個時間點的選擇。如果說，在斯巴達軍隊進入雅典境內之後，戰爭已經成為必然，這種說法沒有人會質疑，但也沒有意義。至於說戰爭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一個哲學命題，或者說是一個形而上的命題，不屬於歷史研究範疇。而歷史研究關注的是這兩種之外的情況。

    修昔底德的觀點不屬於這兩種情況。顯然，修昔底德認為，由於希臘世界本來就已經有了一個強國，因此波斯戰爭後雅典帝國的崛起，使得強國之間必然會產生衝突。在書中，前479年波斯撤退開始，介紹了雅典實力的逐步壯大。他插入這段內容正是為了證明自己的這種觀點。修昔底德對次伯羅奔尼撒戰前461—前445年）爆發原因的看法也許是正確的，但這次戰爭結束的時候雙方已經簽訂了一份和約。雖然我們現在知道這份和約隻是一個過渡性的東西，可當時的人卻不可能知道這一點。所以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4，5-] 是：這個和約是否有可能得到遵前445年之後，雅典與斯巴達之間是否注定有一場戰爭。

   前445前431年的這段歷史，我們好的史料來源就是修昔底德。通過研究他的著作，再加上我們所掌握的其他證據，我們希望了解究竟是哪些事件、哪些決定導致了戰爭的爆發。與此同時，我們一定要思考一下，當時是否有可能做出另外的決定，而這個決定也是人力之所能及的。確實，在某些特定時刻，因為環境所迫，人們往往隻有一個可行的辦法。但我們不應該忘記，有時候人們還是可以有好幾種選擇的，而這些選擇會對他們的命運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出問題的往往不是我們的命運，而是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