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記錄了漢克傑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通過KAAD資助對中國留德學人的幫助,並紀念這些學子在德國的留學經歷。它不僅是中外思想和文化交流的一種記錄方式,也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
前言
前言一個基金會、一位漢學家和一群中國留德學生
李雪濤
本書展現了改革開放後不同年代的學者在德國學習、生活的經歷,這些人都與一個基金會以及一位漢學家的名字緊密聯繫:天主教學術交流基金會(KAAD)和漢克傑(Heinrich Geiger)博士。本書包括了幾代留德學人對他們的感激之情。其中有李長山、陳澤環、康志傑等50後,翟燦、張德峰、楊九華、徐龍飛、李雪濤、顧衛民、曾金壽、夏可君、宗曉蘭等60後,以及70後的張旭,還有羅瑩、陸遙、張欣、羅穎男、陳笑天等80後。本書反映了留德學人從不同時代、不同視角看到的在20世紀80年代後德國的發展,以及德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這些留學德國的學生所學的專業涉及哲學、音樂、美術、藝術史、宗教史、歷史學、社會學乃至物理學等人文、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回國之後,他們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一、對德國的仰慕及想像前言一個基金會、一位漢學家和一群中國留德學生
李雪濤
本書展現了改革開放後不同年代的學者在德國學習、生活的經歷,這些人都與一個基金會以及一位漢學家的名字緊密聯繫:天主教學術交流基金會(KAAD)和漢克傑(Heinrich
Geiger)博士。本書包括了幾代留德學人對他們的感激之情。其中有李長山、陳澤環、康志傑等50後,翟燦、張德峰、楊九華、徐龍飛、李雪濤、顧衛民、曾金壽、夏可君、宗曉蘭等60後,以及70後的張旭,還有羅瑩、陸遙、張欣、羅穎男、陳笑天等80後。本書反映了留德學人從不同時代、不同視角看到的在20世紀80年代後德國的發展,以及德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這些留學德國的學生所學的專業涉及哲學、音樂、美術、藝術史、宗教史、歷史學、社會學乃至物理學等人文、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回國之後,他們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一、對德國的仰慕及想像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通過KAAD獎學金的資助,次走出國門,次到了德國,到了歐洲。
在出國之前,大部分中國學生,對德國學術有著一種仰慕之情。作為70後學人的張旭就寫道:
以前曾讀過季羨林先生的《留德十年》,從書中也可以看出季羨林先生一生的學術基礎和成就基本上都是在留德十年做出的,回來之後就再也談不上學術上的更進一步了。(本書第163頁,以下僅注明頁碼——引者注)
這當然是跟德國擁有悠久的人文傳統和扎實的學術方法分不開的。
1994年初踏上德國土地的朱剛甚至認為:
我今生次把腳踩在了德國的土地上。那一刻,我相信這是“另一個世界”,告誡自己一切都是新的,都將從頭開始。我甚至欺騙自己,歐洲的天不是藍的,是五彩的。但當踏踏實實地站住了,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發現一切都不是想像的那樣,天依然是藍色的。(第91頁)
今天看來,當時真的太激動了。不過20世紀90年代我次在法蘭克福機場降落、看到到處是紅瓦白牆的尖頂房子時,也感覺來到了格林兄弟的童話世界。
二、不同時代從國內辦手續到德國的經歷
去德國之前需要在國內辦理相關手續。從曾金壽的文章中,可以重溫20世紀90年代初辦理出國手續之艱辛,他提到的“涉外親屬證明”“支付培養費”等,我也都有印像。出國是一件大事,相關手續辦理起來實屬不易。這些或許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講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在當時卻難倒了很多當事人。以前在德國讀書的時候,讀到法國作家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的一句話:“Die Erinnerungen verschnern das Leben, aber das
Vergessen allein macht es
ertrglich”(回憶美化了生活,而隻有忘卻能使得生活可以承受),當時深有感觸。實際上,今天再讀到這些文字的時候,更多的是一笑了之的回憶,已經很難想像當時的情形了。直到20世紀90年代,辦理出國手續之難還常常讓人一籌莫展。
在兩德統一前就去德國留學的陳澤環,於1989年10月赴當時東柏林的洪堡大學進修。在德國期間,他正好經歷了柏林牆倒塌的時刻:
特別令人難忘的是:1990年10月3日深夜,我來到勃蘭登堡門——柏林的像征附近,觀察德國人是以何種方式慶祝自己國家重新統一的。那天深夜雖然十分寒冷,但受到德國人慶祝國家統一歡樂情形的感染,我也感到熱乎起來。(第16頁)
李長山記錄了與漢克傑博士一家在波恩的友誼。20世紀90年代初,他和家人住在波恩的哥德斯堡(Godesberg),我在波恩大學讀書期間也在那裡住過五年之久,因此,他的描述讓我讀來倍感親切。文中他也講述了女兒雨欣在德國快樂成長的故事。
此外,李長山是為數不多的當時能在德國大學講授漢語的代課教師,從1989年起,他就在波恩大學的東方語言學院講授漢語語音。俗話說,“教學相長”,此話一點不假。李長山跟他在波恩大學的學生也建立起了友誼,因此,他說“我累並快樂著”(第7頁)。
曾金壽對當時蒂賓根大學音樂學院授課的情況予以了說明。
除訪學和研究工作外,顧衛民還分享了他兒子在海德堡幼兒園的美好經歷。顧衛民將這些經驗總結為五個方面:感情和友誼;遵守紀律和誠實;兒童很少看電視,注意聽力培養;注重實踐,教育來源於生活;老師的負責與愛心(第146~148頁)。
作為基督教歷史學家,康志傑借助於KAAD的獎學金在德國著名的漢學機構——華裔學志研究所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研究。她講述了她在波恩的語言學校與來自不同國家的獎學金獲得者一起學習、生活的經歷。她的生日到來之時,來自西班牙、印度、印度尼西亞、烏干達、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的同學們分別用不同的民族語言來向她祝福。因此,她寫道:“在語言班學習期間,與其說是學習德語,不如說是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第154~155頁)康志傑描述了她在聖奧古斯丁(Sankt
Augustin)參加聖馬丁節的經歷(第155~157頁),這也讓我回憶起在波恩留學的日子。每年11月,天氣開始變得陰沉、濕冷,此時我就開始盼望當月11日傍晚的燈籠節遊行隊伍,因為傍晚孩子們手裡的燈籠會給人以明亮、溫暖的感覺。據說這個節日是為了紀念一位羅馬軍人馬丁曾割袍與乞丐分享的事跡,在他去世後而設立的。這是一個北萊茵地區的節日,之後就是齋戒日,宣告著來年科隆狂歡節的到來。
羅瑩是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到德國南部的小鎮埃爾朗根的,她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對德國人的印像,“不苟言笑、恪守規矩,一語概之:沒人情味”(第179頁)。而她在與德國導師郎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的接觸中,流露出了對德國學者的欽佩之情:“他總能從資料中一個小小的細節引申出一繫列的議題,一並平等無私地與我分享他的智慧與感悟……”(第182頁)
這期間到德國的還有陸遙。她也是此時沃爾芬比爾特(Wolfenbüttel)的。她描寫了從北京這兩千萬人口的都市到達這樣一個德國“小鎮”的感受:“德國的許多中世紀小鎮都保留有年代久遠的木屋,尤其是中心地帶街市上的那些小屋,往往一棟棟連在一起,每一棟的門臉都裝飾有不同顏色的邊框或底色,十足的童話場景。”(第188頁)“北京的街道和房間裡總有人聲,總有喧囂,而這座小鎮仿若空靈的世外桃源。”(第189頁)
羅穎男到柏林之後,住在天主教學生宿舍,作為在中國內地長大的80後,他覺得那裡的一切都很新鮮:“就餐前,大家會齊唱聖歌,做禱告,飯後會圍坐在一起進行主題討論或做遊戲,……主要為了增進彼此之間的友誼。”(第194頁)柏林的地鐵,沒有北京煩瑣的安檢,熙熙攘攘的人群,連上下車都需要自己按按鈕:“我學著他人的樣子按動車廂門上的按鈕……”(第195頁)這些對很多次到德國的中國人來講都是全新的體驗。羅穎男也對外交部政治檔案館和柏林自由大學做了精彩的描述。
張旭到蒂賓根大學圖書館之後,感慨萬千:“面對這麼理想的研究條件,剩下可做的就是一件事了:拼命讀,拼命寫,充分利用它。”(第165頁)。
目前,由KAAD資助、正在科隆大學讀博士的陳笑天,則有完全不同的經驗。他與漢克傑是通過導師徐龍飛教授在北京大學認識的,之後順利抵達德國,進行博士階段的學業。
三、留學德國的意義
就我個人的留學經驗來講,除所學專業外,在歐洲接受德國教育以及文化熏陶的經歷本身,對於我的人生道路和精神發展都產生關鍵的影響。作為德國哲學重要的研究者和譯者的陳澤環認為:
20多年來,我為中國引進德國文化盡了綿薄之力。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有到德國訪學的經歷,其中特別重要的是1995年由KAAD資助的訪學,這使我有機會比較繫統和全面地了解現代德國哲學——倫理學的發展成果。(第13頁)
因此,在德國留學、訪學的機會,對大部分中國學人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經歷。
在異國和祖國之間,在與異質文化的踫撞和交流中,這些留德學人始終扮演著雙重角色。他們由對德國學術的學習、翻譯、研究,到對中國傳統和當代文化的研究,孜孜不倦地做著自己的貢獻。陳澤環便是其中一位。他從初對天主教倫理學、施韋澤等的研究,轉向中國倫理學研究,從而完成了從他者文化研究到自我文化研究與認同的轉變。
對於作為基督教藝術史學家的顧衛民來講,21世紀在海德堡訪學的收獲不僅在於開闊視野方面,他還總結了在學術研究上向德國學習的四個方面。一是研究學問要從源頭做起。他舉例說德國做中國佛教藝術研究的學者,不會將眼光局限在中國境內的研究對像上。他們對於犍陀羅、印度、東南亞的佛教藝術均有深入的了解。他們認為,隻有這樣,纔能對佛教藝術傳到中國以後發生的流變加以分析,纔能比較出其中的異同。二是多種學科知識的運用。他舉例說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曾運用多學科的知識向他們實地介紹一座古老的聖彼得教堂,這令他佩服不已。三是注意細節的剖析。他舉例說,德國藝術史學者的著作特別注重人物的詳細剖析,除了人物的家族和生平之外,還會專門討論其宗教感情及其形成的原因、癖好和心結、與同時代的各種人物的關繫等。四是理性主義的客觀批判精神。他認為,德國學者所寫的教會史著作,對教會人物的評價基本上沒有受到其宗教的影響。(第143~145頁)
對於很多學人來講,德國的留學生涯成為他們人生的轉折點。張德峰寫道:“‘在德國留學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我得到KAAD獎學金的支持,並由此真正開始了我的藝術之旅。這不僅圓了我的留學夢,也使我的人生步伐變得沉著堅定,藝術生涯豐富多彩,問題意識漸入深刻。”(第59頁)。
而張旭寫道:“留德一年不僅是我從事基督教神學思想研究有收獲的一段時間,也是令我終生難忘的一次文化之旅。”(第170頁)
翟燦在德國停留的時候,重溫孩提時代的遊戲,讓她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多樣性:
組織者特別重視全體參與,總是讓同學們貢獻集體遊戲,穿插表演。這可年年把中國學生難住。這幫人基本上從小都是愛學習的好孩子,除了幼兒園時代玩過丟手絹、擊鼓傳花外,早忘了什麼是集體遊戲。(第83頁)
在德國留學的日子,也使得這些學人真正地走出了所謂的書齋。他們參加各種研討會,跟不同的人接觸,參觀各類文化設施(宗教的、世俗的),等等。這有助於他們全面了解德國的社會、文化、歷史,同時也有助於培養他們健全的人格。
盡管改革開放初期去德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在國內接受的是無神論的革命教育,但是在德國基督教文化氛圍中,他們還是從吟唱一首黃河船夫曲中,體驗到了信仰的神聖性:
……他們推舉我臨時代表大家,吟唱一首有點精神性內容的歌。我選了一首黃河船夫謠,用循環往復的調子,慢慢地唱著黃土地上一群跋涉的心靈:“你曉得——天下黃河幾十幾道彎——,幾十幾道彎上——,幾十幾條船——”我們後來非常高興,其他國家的同學們居然都聽懂了歌中的辛苦、尋覓,大家還十分喜歡這個曲調。祈禱結束的時候,不但韓國同學紛紛跑來誇贊我們的“祈禱歌”真好聽,而且音樂細胞特別發達的非洲同學,居然連基本旋律都學會了,小禮拜堂和庭院裡,有好一陣子都有一些渾厚男聲,回聲一樣重唱:“幾十幾道彎——,幾十幾……幾十幾……”(第84~85頁)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國的曲子在脫離了原來的情景和脈絡後,在全新的語境中往往會獲得意想不到的新的、具有創造性的詮釋和理解。
作為藝術家的張德峰在德國開始思考中國當代藝術的問題,他寫道:
……我也開始沉思中國當代藝術的核心問題,我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下的主導力已經非常弱小,原因不僅僅是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更多的還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缺少西方文化中那種救世創新的獻身精神。因此,在被徹底破壞的傳統廢墟上,中國人很難建立起創新的現代文化機制。(第67頁)
多年來在中國生活學習的經驗與歐洲文化藝術相遇,必然會產生差異、不解和困惑。這樣的陌生感反過來會促成對自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四KAAD與漢克傑
正是KAAD使得這麼多的中國學子有機會到德國去,接受另外一種文化的教育。中國學生到了德國,當他們從一個熟悉的世界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所操持的語言由漢語變為德語時,也承受著不同生活方式和觀念的衝擊與考驗。在這種情況下,用熟悉的漢語發出的一聲問候,對很多中國留學生來講可能都是巨大的心理慰藉。
羅穎男對KAAD的評價是:“KAAD所有工作人員正是以這樣一種和風細雨般的柔情關心著每一位獎學金生的學習與生活,使得大家仿佛跨越了國家和宗教的藩籬,成為溫暖而和諧的一家人。”(第201頁)
作為一家基金會,KAAD的具體工作是通過其工作人員得以彰顯的,而對中國留學生來講,漢克傑則是KAAD的代言人。張欣寫道:“漢克傑博士是一個溫和、熱心、健談的人,他有很強的親和力和儒雅的氣質。”(第210頁)
眾多回憶文章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漢克傑博士跟所有這些中國留學生的接觸都特別真誠,他常常會在過節的時候將中國留學生請到家裡,讓這些在異國他鄉的遊子們感受家庭的溫暖。
作為KAAD亞洲部的負責人,漢克傑常常跟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很多國家的獎學金生打交道;他同時也是漢學家、哲學家;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特別是美學和音樂的研究有著很深的造詣;他也是藝術家,他的水彩畫讓人想到19世紀的印像派……但種種身份對於漢克傑來講遠遠不夠,在這本集子中,大家將他稱作“我們這些來自亞洲的孩子在德國的‘大家長’”(第190頁)、“在我們中國留學生心目中也是一位文化使者”(第84頁)、“愛的使者”(第64頁)等。
1995年夏天,宗曉蘭一家在西安次見到漢克傑博士,她在回憶的文章中提到了當時見面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