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序一 思考中國問題的重要參照 邱震海

序二 改革中國先看美國 高連奎

章建制時代 // 001

節“在美利堅根本沒有美德可言”

：共和與美德、平等的討論 // 002

第二節對權力與自由的理解

：權力是否必然導致不自由? // 009

第三節民主與共和的評論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嗎? // 012

第四節聯邦制的確立：大國也可以建立共和 // 019

第五節國父反對政黨：兩黨制是如何形成的? // 028

第六節政黨分贓，封官許願

：政黨分贓制的形成及約束 // 032

第七節先有《獨立宣言》後有美國國父 // 038

第二章西進時代 // 071

節西進之前(一)：北美殖民地的形成 // 072

第二節西進之前(二)：“五月花號”，下船就成立政府 // 078

第三節西進運動：領土擴張與拓荒精神的由來 // 085

第四節西進之淘金熱 // 088

第五節西部大開發之牛仔精神 // 091

第三章“鍍金時代” // 099

節“鍍金時代”及其哲學思想：

自由主義、達爾文主義與實用主義 // 100

第二節“鍍金時代”的鐵路建設 // 102

第三節工業革命與城市化 // 105

第四節愛迪生與電氣革命 // 107

第五節五大湖與汽車業的興起 // 109

第四章進步時代 // 113

節進步運動之前：“鍍金時代”的巨大代價 // 114

第二節自由主義觀念的改變 // 117

第三節老羅斯福與“進步運動” // 124

第四節中產階級崛起與“城市美化運動” // 132

第五節“新聞扒糞運動” // 136

第六節市政改革運動 // 143

第五章“新政”時代 // 147

節大蕭條之前：梅隆財團掌控下的美國 // 148

第二節大蕭條來臨：美國大災難 // 152

第三節差的總統胡佛 // 158

第四節羅斯福新政：百日新政拯救國家 // 162

第五節凱恩斯與羅斯福新政 // 169

第六節對羅斯福、胡佛、凱恩斯的爭議 // 180

第七節美國證監會的成立及運作方式 // 183

第八節蕭條經濟學與好萊塢的發展 // 187

第六章黃金時代 // 193

節二戰與美國體繫的形成 // 194

第二節戰後初期的麥卡錫主義時代：

法西斯在美國 // 198

第三節艾森豪威爾的“自由保守主義” // 205

第四節“偉大社會”前傳：杜魯門與

肯尼迪的過渡 // 208

第五節約翰遜的“偉大社會建設” // 213

第六節偉大的貢獻之一：《民權法案》出臺 // 219

第七節加爾布雷斯：

美國黃金年代偉大的經濟學家 // 226

第八節卡特反貪污：《從政道德法》出臺 // 243

第七章新保守主義時代 // 257

節滯脹的大背景與福特延誤 // 258

第二節大滯脹的真正原因：弗裡德曼與滯脹 // 263

第三節裡根其人及其經濟政策 // 267

第四節“巫毒經濟學”的濫觴 // 272

第八章新變革時代 // 283

節始於克林頓的探索與創新 // 284

第二節值得稱道的“克林頓經濟學” // 289

第三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挽救美國 // 294

第四節奧巴馬的探索與創新：

為美國未來謀篇布局 // 299

後記美國歷史：一場跨越200 年的政治實驗 // 312

附件 // 318

後記

序言：

思考中國問題的重要參照

（邱震海）

    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些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崛起，全國上下在感到振奮的同時，也多了不少的疑慮和困惑。

    這些疑慮和困惑綜合起來大概有：一、中國如何纔能在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的同時，持續消除包括腐敗在內的一些不合理的現像？二、“中國模式”或“中國成就”如何纔能保證可持續發展？三、中國國家制度建設方面，如何纔能在穩健的基礎上取得長足的進步，並保證“中國成就”的可持續發展？

    在對“中國模式”的思考方面，一直存在“穩健派”和“激進派”。所謂“穩健派”，即認為中國的發展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慢慢來，水到渠成，終有成就，而一步一個腳印的前提則是先充分肯定中國現有的發展模式，然後再慢慢改善她；“激進派”則認為，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出了明顯的問題，需要從根本上予以重新思考和建構。

    從
“穩健派”和“激進派”的爭論出發，繼而生發出對西方模式的爭論。一派認為，西方模式在過去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有其成就，但今天其模式中的負面性越來越占據上風，而“中國模式”及其背後的中國體制和文化，則日益顯示出長足的有效性和生命力，需要細心呵護；而另一派則認為，“中國模式”的成就及其顯示的問題，恰恰證明她仍在摸索之中，而西方模式的弊端則也有被誇大之嫌。

    請不要以為，這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爭論（其實，這些爭論中的學術成分也很少）。這是中國發展至今，必然面臨的十字路口的方向、戰略和定位之爭。

    改革開放36年，回頭一看，成就無限，問題太多；向前一看，前景廣闊，但通往前景的道路總讓人有些感到不確定。這就是今天處於十字路口的中國。

    與此同時，當中國與包括西方在內的其他發展模式作橫向比較時，中國無疑較之百年前，甚至較之30年前多了很多自信；但再仔細看西方成就中的一些根本東西，再對比我們自己眼下的缺失，我們又不由自主地感到某種不確定性，自信立刻又打了一些。這也是今天處於十字路口的中國。

    也許，若干年後，當我們真正解決了這些問題之後，再回頭看今天的這些爭論或討論，會感到會心一笑，但又會感到其無比重要性。就像今天我們回頭看1978年年底，如果沒有當年那些大是大非的方向之爭，怎麼會有今天中國的無限成就？

    因此，在這個十字路口的節骨眼上，沉下心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所謂沉下心來，不但指對自己的成就和問題，以及對自己的成就與迷茫沉下心來，同時也包括，甚至更包括對別人走過的道路沉下心來。

     如果我們能對自己，同時也（更）對別人沉下心來，認認真真地研究別人成功的內在規律，同時也認認真真地研究自己轉型中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案，那麼我們至少在這個十字路口的節骨眼上，做對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記得我在2012年就寫過一篇文章，題為《認真研究中國轉型的深層規律》，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這些年，我一直在關注認真研究中國，也認真研究西方的著作和學者。

    就在這時，我讀到了高連奎先生的專著《美國政經通史》。

    初看書名，會覺得以政經通史來命名似乎有些過大。但從研究的角度看，我倒覺得這是一個十分必需的角度。我曾經在多個場合發表過這一觀點：今天的中國，多的是某一領域的專家，但少的卻是能將經濟、政治、外交、軍事融會貫通的學者，因為一個大國崛起到了一定階段，其面臨的所有問題都是“立體結構”式的；今天中國的很多問題，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外交甚至軍事的問題，其背後很可能是一個經濟或民生的問題；另一些問題，表面上看似乎是經濟解決的方案問題（如財政、貨幣政策），但其背後的思路則很可能是政治層面的。內政連著外交，經濟連著政治，這恰恰是今天和未來中國面臨的挑戰。這樣的挑戰，必然呼喚更多“立體結構”式的學者和研究。

    高連奎先生的《美國政經通史》可讀性很強，但可讀性的背後卻有著其很深的可思考性。這部書是可以用三種方式來讀的：

    一是作為美國政治和經濟的歷史書來讀。曾經有過很多寫美國歷史的書，但大都停留在對歷史事件的描述、評價，以及對美國建國之路的追溯上，很少有人將美國建國之初至今的政治、經濟脈絡，分重點予以描述的。

    二是作為對美國成功經驗的研究著作來讀。中國人說“成功自有過人處”，英語裡說“Don’t argue with success”（不要與成功爭論），說的其實都是同一個意思。先別忙著對西方模式說NO，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強國，總有它一些內在成功經驗。這些成功經驗到底是什麼？同時，坦率地說，美國歷史上並非鋪滿鮮花，當年的許多棘手的問題，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得到解決的？這些都需要有人做扎實的研究和細致的闡述。《美國政經通史》從這個角度來讀，是很有興趣，也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三是從今天和未來中國的發展角度來讀。讀這本書的時候，時時想到今天的中國，這也許又是另一個不錯的角度。如前所述，到底如何看今天中國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可解決性究竟如何？這是許多人心中有、口中無的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國當年走過的道路，至少不失為開拓人們思路的一個契機。

    展讀這本書的時候，也許你不經意間會經歷一些思維的“意識流”：

    正像作者所說，讓美國終受人尊敬的不是《獨立宣言》和建國之父們，而是後來美國的硬實力與軟實力；

    美國建國早年的那些不公平就不說了，不然就不會有19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了；甚至在美國百年之後，腐敗作為一個毒瘤纔開始在其肌體裡慢慢滋生、蔓延，而這段時間恰好是美國作為新興帝國崛起並逐漸超越英國的時候；

    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美國蔓延著一股極其的不自信，甚至有精英階層要求移民蘇聯，因為那時候的蘇聯作為另一種模式，確實也具有相當的競爭力；

    美國近代的經濟也曾長時間徘徊於凱恩斯主義和哈耶爾主義之間，究竟是鼓勵儲蓄投資還是鼓勵消費，不但是那個時期美國經濟決策的難題，終也決定了美國經濟的真正內在競爭力。

…………

    其實，當你在閱讀過程中產生這些（或更多）意識流的時候，其實折射的正是今天中國的種種難題和困惑。

    美國走出這些難題和困惑的時間很長，甚至長達一個多世紀，但終美國還是走出來了；中國能否走出這些難題或困惑？中國需要多長時間？中國又如何走出？

     當然，中美兩國歷史、文化和國情完全不同，美國的經驗未見得就是（甚至一定不是）中國的方向，但研究當年美國成功的經驗，對今天和未來的中國無論如何都是有好處的。

這就是這本《美國政經通史》的價值所在。每一個思考中國崛起之路及其問題的人，從中大概都可讀出自己的答案或思考邏輯。

2015年5月9日

（本文作者繫鳳凰衛視評論員、《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略》節目主持人）

◆ 推薦：

美國能夠走到今天，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絕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國200年的歷史，更像是一場跨越200年的政治實驗。美國的崛起，大概用了90
年的時間，實現人人平等大概用了160 年的時間，而治理腐敗更是用了200 年的時間。

——高連奎(本書作者)

高連奎先生的《美國政經通史》可讀性很強，但可讀性的背後卻有著其很深的可思考性。

這部書是可以用三種方式來讀的：

一是作為美國政治和經濟的歷史書來讀;

二是作為對美國成功經驗的研究著作來讀;

三是從今天和未來中國的發展角度來讀。

這就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每一個思考中國崛起之路及其問題的人們，從中大概都可讀出自己的答案或思考邏輯。

——邱震海

鳳凰衛視評論員、《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略》節目主持人

章  建制時代

    一個國家的存亡興衰，主要取決於制度，美國的國父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而制度又必須以價值為依托，因此美國建國初期不僅分配了權力，建立了制度，也進行了價值觀的討論。

後人認為美國建國的思路是基於幾位法國啟蒙思想家的思想，這是完全無歷史依據的。其實，在廣袤的歷史經驗面前，幾個人的理論是渺小的，建國者們的想法主要是植根於對歷史的廣闊考察，而不是拘泥於任何人的一些支離破碎的想法。

節“在美利堅根本沒有美德可言”：

共和與美德、平等的討論

    革命初期，政治精英從古代共和國的興亡中得到一個重要的教訓：共和國的覆滅並非由於外敵入侵，而是來自內部的衰敗；“當一國之民的惡習使其適合奴役之時，其自由必遭到完全剝奪”。反對共和主義的人也正是基於這一認識，認為在美國根本無法實行共和政體，其理由是，對公共福祉的無私信奉，完全擺脫私人利益，這種公共美德“從來不是任何國家人民的特點”，因而共和主義隻是一個理想的原則，“僅僅是熱情想像的產物”。

    直到制憲時期，仍有不少人相信這一點。1785年，一位牧師在布道時強調，“美國的繁榮”面臨幾個嚴重的威脅，其中一個便是缺乏基於“真正美德”的“真誠的愛國主義”，美國人追求奢靡，開支鋪張，對人們的精神都構成腐蝕。這對共和政體乃是致命的危害。在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召開前夕，制憲者之一本傑明·拉什對戰時的“愛國者和英雄們”普遍流露出退隱之意感到“極其遺憾”，他認為這些人實際上沒有權利自己決定退隱，因為“在共和國中，每個人都是公共財產”。

    擁護新憲法的人認為，掌權者的美德是良好政府的保證，“建立一個良好政府的奧秘，在於讓好人來掌權”；另一方面，“如果人民沒有美德，不勤勞和節儉，好的政府體制也不能帶來普遍的幸福”。反對憲法的人也聲稱，“政府不應當依靠一支軍隊來支撐它”，“必須有某種程度的美德，否則自由就不能生存”。

     這些共和觀都是受古典共和的影響。美國建立的是共和國，但共和國隻存在於古代，因此隻能以古典共和為參照。古典共和主要強調公共利益至上，公共福祉高於個人的私利，設立政府也就是要維護公共福祉，追求“全民幸福”。

     古典共和認為美德是決定共和命運的關鍵。比如孟德斯鳩就把共和社會的美德界定為“愛祖國就是愛平等”，“這種愛要求人們不斷地把公共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美國建國者一開始幾乎全盤接受這種觀念，把美德作為共和生死存亡的關鍵。他們相信，“自由政府”如果“離了美德是無法站得住的”，而“這種美德就是對我們國家的熱愛”。

     在獨立戰爭期間，美國倡導對祖國的熱愛而獻身公共利益：“讓我們繃緊每一根神經來為我們的國家服務！……讓我們犧牲我們的安逸、我們的財富和我們的生命，這樣纔能拯救我們的國家。”他們相信，“公共美德可以超越一切私人考慮”。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精英感到，把美德作為共和的基石可靠嗎？他們發現，美國人並不具備這種美德。早在獨立戰爭期間，美國國父之一的漢密爾頓從各州的精神狀態中得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在美利堅根本沒有美德可言。”他感嘆道：“偏見和私人利益十分強大，不是公共精神和公共福祉所能對付得了的。”

     
在1787年的費城，這種社會狀況得到了制憲者們的認可。制憲者之一埃爾布裡奇·格裡說：“在戰爭開始時，我們擁有超過羅馬的美德。在我看來，現在正好相反。我們的土地和股票買賣者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多。”另一位制憲者梅森在抨擊當時奢靡的風氣時，則提議制憲會議任命一個委員會，起草一份《聯合協議》，以建議、影響和榜樣來鼓勵節約、儉樸和使用本土制造品。這個協議得到會議的一致贊同。

    既然面對的是一群沒有美德的國民，那是否還將美德作為共和的支柱呢？這自然就成了一個疑問。這時有人指出，孟德斯鳩雖然把美德作為共和的基石，但這種美德“從來也不可能在人類存在”；事實上，“支配每一個行動的是利益”。孟德斯鳩因此遭到了廣泛批評。

制憲者們認為，對“一個依據理性構建的政體”，美德就不是必要的；在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自由與法律高度復雜化，奢華是可以相容的”。也就是說，在一個缺乏美德、沒有平等、財富豐裕、生活奢華的社會，也可以建立真正的共和。漢密爾頓在制憲會議上也抱有這種主張。他指出，人類在整體上是邪惡的，他們可能受到情感的支配；假定人類高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的性情是野心和利益”，明智的政府必須利用這些情感，使它們服從於公共福祉。

    另一位制憲者諾亞·韋伯斯特在為新憲法辯護時，更是毫不留情地斬斷了美德與共和的聯繫，他提出必須把共和建立在一種全新的基礎上。他認為，“財產乃是權力的基礎”，隻有把“美德”換成“財產或自由持有的土地”，孟德斯鳩的體繫纔是正確的；如果人性不變，美德就不是、也不會是“政府的固定而永久的原則和支持”。

他相信，隻要人民擁有財產，他們就擁有權力，權力將會發揮作用；在他的觀念中，問題的癥結不是美國人是否具備美德，而是共和政體根本不需要以美德為基礎，而是要用財產取代美德，為美國的新共和找到合理的支撐。後來這種觀點得到了普遍的贊同，而一旦美德與共和政體的關聯被切斷，也就等於敲響了古典共和主義的“喪鐘”，標志著這種財產共和主義時代來臨了。在這種新政治制度下，誰能掌握公共權力，不再依賴這個人的道德高低，而是依賴於他掌握財產的多少。這一原則一直影響到美國現在。

財產權與選舉權的討論

    既然財產是共和的基礎，是權力的來源，那麼什麼財產纔算數呢？革命時期的美國人大多認為，土地是可靠的財產，土地所有者纔是共和的有力支柱。在他們看來，“一支豪華商船隊可毀於風向的改變，大城市會遭受掠奪和被炸彈破壞，隻有土地是不沉的，是不怕燒的”，因此，“一群擁有巨大土地利益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他們看到，雖然“美國人民”分成專業人員、商業人員和土地所有者三個階層，但後者“永遠是制度中的統治動力”，其他階層必須依賴他們；唯有占有和耕種土地的人與這個國家的真正利益息息相關，他們構成“人民的主體”，乃是政府一切權威的依托。即便是反對新憲法的人也承認，處於中產階層的自耕農纔是“自由政府”的保障；“主要由自耕農組成的代表機構，乃是自由的好保障”。而這些爭論其實是在對代表資格討價還價。

     在制憲會議上，討論到選舉權資格時，有人主張把投票資格限定為“土地所有者”：隻有自由持有土地的人，纔能擁有選舉權，因為“他們是自由的衛士；將這一權利限定給他們，乃是一種必要手段來防止那些沒有財產、也沒有原則的大眾的危險影響”；盡管他們也預見到，“不用多久，這個國家就會充斥從雇主那裡得到面包的技工和制造業者”，但他們還是堅持認為這些沒有土地的“技工和制造業者”，不可能成為“自由的可靠而忠實的衛士”，絕不是“抵御貴族制的堅不可摧的屏障”。

     但是，現實是：不以土地為主要財產的其他階層的人數越來越多。這一社會現實引起了一些制憲代表的關注，他們敏銳地意識到，一個完全依賴自耕農的政府，是不可能實現“長治久安”的。但另一些代表擔心，如果隻有“土地所有者”這一單一標準，將會把大量人口排斥在選舉的大門之外，這不符合美國社會的現實。

    他們發出了一連串的反問：“每個納稅的人難道不應當投票選舉那些將要決定征收和處置他的錢財的代表嗎？那些富裕商人和制造業者，難道不應當允許他們對征稅擁有發言權嗎？”“除了土地難道就沒有其他形式的財產來證明業主擁有共同利益嗎？除了財產難道就沒有其他東西表明一種永久的熱愛嗎？”

    憲法起草人麥迪遜雖然也擔心沒有土地和其他財產的人容易“成為富豪和野心家的工具”，但他反對用土地財產作為擔任公職的標準，因為“每個階層的利益和權利都要在公共議事會中得到恰當的代表和了解”；既然美國公民分成“土地所有者、商業人員和制造業專業人員”三個階層，就應當充分考慮後兩個階層的利益。

在批準憲法的辯論中也有人強調，美國社會存在三個不同的階層，而不同的階層具有不同的偏好；為了照顧各個階層的利益，“使公民平靜安寧”，就應當建立以混合為特征的政府，使不同的階層都成為政府的基礎。

財產對不平等的影響

    按財產來定代表資格或選舉權也存在很大的問題，因為財產的不同意味著不平等，但共和必須以平等為前提，這是一條基本原則。馬基亞維利就曾經指出，如果想在紳士眾多的地方建立共和國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鏟除紳士；而在平等盛行的地方，也不能建立王國或君主國，除非放棄平等，培養出一大批“事實上而非名義上的紳士”。

    在人民心中，平等具有多種含義，既指身份權利的平等，也包含財產的平等。對於身份平等和政治平等是不存在爭議的，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美國是適合共和的地方，因為美國全部是自由民，沒有其他等級。然而，財產平等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

    革命時期有些人認為，美國社會的優勢就是財富相對平等。比如制憲者查爾斯·平克尼在制憲會議上發言說：“合眾國的人民或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居民相比，他們中間的財富差別很小，等級的差別更小。”但這裡的財產平等，並不是指每個人都占有等額的財產，而是強調多數人都擁有一定的財產，赤貧的人比較少。

    但是，當時美國經濟不平等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特別是獨立以後，財富日趨集中，當時有個叫羅伯特·莫裡斯的人在費城開辦了美國家銀行，他被當成了財富集中的像征。反銀行的代表人物威廉·芬德利指出，這個銀行“與我們的法律、我們的習慣和我們的方式都大相徑庭”；共和主義的精髓是“財富和權力的平等”，“個人所擁有的巨額財產，在自由之邦總是有其影響力和危險性的”。而與此同時，下層民眾境況更加惡化，不平等的現像加劇。不少人擔心，這種社會現實會對共和產生危害。因此，當時的美國也出現了各種重新分配財產的主張和措施，比如有人呼吁采取稅收救濟，以緩解下層人民的困苦。他們認為：如果“人民不存在財產平等”，就不可能使“人民政府”持續下去；如果居民不是地主就是佃農，這種財產不平等必然給共和政體帶來“很大的危險”。

    這種嚴峻的社會現實，給制憲者們又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在一個經濟不平等的社會，能否建立共和政體？這一問題終在漢密爾頓那裡得到了解決。漢密爾頓在制憲會議上談到，世界上並不存在財產的平等，財產的不平等是“社會重大而根本的區別”。因此，他主張立法機構要分成兩院，以便使經濟上不平等的不同階層都能在政府中得到代表。梅森在會上多次提議，要對參議員規定財產資格，因為參議院旨在“保障財產的權力”。古維諾爾·莫裡斯明確提出，立法機構設立第二院的目的，就是制約“院輕率、多變和過分的舉措”；而要實現這一目的，除了“能力和美德”外，第二院的成員還必須有利益和財產的差異，必須有巨大的個人財產，有貴族精神和獨立性。

     麥迪遜也認為，雖然美國人沒有世襲的等級差別，沒有的貧富差別，但不能認為他們是一個“同質的群體”；隨著人口的增加，靠艱辛勞動的生活者的比重也會上升，其人數將會超過“那些沒有貧困感的人”；而根據平等投票權的法則，權力就會傾斜到前者手中。如何在共和原則上防止這種危險呢？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建立一個富於“智慧和美德”的第二院，以應付這種緊急事態。

     顯然，這些制憲者已經徹底放棄了共和國必須遵循的社會平等、特別是經濟平等的觀念；在他們看來，建立一種新的共和政體，非但不必以財產平等為基礎，反而要借助財產的不平等來促成不同利益的相互制約，從而維持政治穩定。在這種條件下，個人聚集財富，就不再是共和政體的威脅，而是為共和理念所歡迎的積極後果。這樣財產不平等的問題就通過兩院制得到了解決。

    從此，困擾美國建國者的美德和平等兩大問題都徹底得到了解決，前一個問題是用財產來代替美德，而後一個問題則是用不同財富群體的互相制約來替代對財產平等的依賴。

第二節對權力與自由的理解：

權力是否必然導致不自由？

    除了平等，自由也是古典共和的核心思想。這種思想，可以追溯到西塞羅、馬基亞維利和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國。美國的建國者也非常注重自由，並且明確提出了“自由共和制”的理念，而且相信共和制是有利於自由的政體。

但問題是，共和政府也需要權力纔能有效運行，而權力又被視為自由的“天敵”，那共和政府的權力是否必然危害到自由呢？

對自由、美德、權力的討論

    熱愛自由是美國的特征。美國人自己也宣稱，“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中，自由都沒有像在美國一樣得到這樣透徹的了解；或者說，沒有像在美國一樣將自由看得這麼有價值”。不過，自由並不是一個靜止不變的觀念。

    自由是否必須要以美德來維持？權力是否必然成為自由的“天敵”？這都是需要討論的問題，自由需要美德來維護，這是古典共和主義的遺訓，也是不少建國精英的信條。他們覺得，“自由而無美德對我們不會是一件好事”；一旦“人民中的大多數變得腐敗了”，“那他們就活該而且必然戴上奴役的枷鎖”；“當自由人的精神”“在人心中消失了，自由對於他們就成了一種詛咒”。麥迪遜也許不完全反對這種觀點，但在他看來，自由的阨運並不是美德的喪失，他認為，“自由不僅可能因濫用權力而受到威脅，也可能因濫用自由而受到威脅；關於後者的例子和關於前者的例子一樣多，而且讓合眾國擔憂的顯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這一繫列的邏輯就是人民需要自由，而自由又以美德為基礎，而擁有美德的基礎是不出現人民的腐敗，而人民的腐敗主要源於自由的濫用，因此必須用權力禁止對自由的濫用。而當時濫用自由權力的主要是眾議院，因此麥迪遜提出必須設立參議院以抑制各州眾議院所表現出來的濫用自由的傾向。可見，對於立憲時期的共和主義者來說，確立秩序比擴大自由具有更加迫切的意義。

     新憲法的擁護者提出，“自由”與“放縱”是截然不同的；雖然“自由多年來是我們的偶像”，但“放縱是一種恥辱；它應當被拋棄，絕不能再阻擋正義的前進步伐”。他們宣稱，新政府必須具備足夠的權力來“增進人民的幸福，保護他們的人身，保障他們的財產安全”。

也就是說，自由有賴於政府的保護，法律、秩序和合法的權威乃是自由存在的必要條件。憲法的擁護者指責說，一些“無法無天之徒”誤導人們相信“一個有力量的政府與自由是不相容的”，其實隻是因為這個政府“與他們的願望和惡習不相容”。

按照革命初期一些人的想法，隻有“那些擁有憲政制約的人們”，纔是“自由的人民”；自由有賴於人民的自律和自治，但到了制憲時期，一種更明確的維護自由的思路呈現出來了：“如果其政府不能保護他們，一個國家的人民就不能長久地保持自由。”這種自由觀昭示了後來   “自由主義”的一個重大轉向：權力不再被簡單地視為自由的威脅，相反，必要的權力成了自由的保障，而這正是積極自由觀的體現。

    至此，古典共和主義的主要價值觀念，在美國都遇到了挑戰和質疑，有的退出了中心位置，有的受到了改造，還有的干脆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的價值觀念，比如用財權代替美德，用代表不同階級的兩院制代替平等協商，用權力約束自由而保證美德的實現，而建立在這些新價值觀念之上的政體，自然就是一種新型政體，是一種美式的現代共和政體。

建政方案的確立

    當價值觀定了下來，如何建政自然也就有了方案。這裡的建政主要是政府和兩院的關繫。美國的建政方案終在《倫道夫方案》中形成了雛形。這個方案主旨在於建立一個“國家性政府”：立法機構基於比例代表制；采用兩院制，院成員由各州人民直接選舉，第二院成員由院從各州議會的提名中選出，兩院都有權利提出議案；這一方案的特點是采納了比例代表制的理念，設計了功能不同而相互制約的兩院制立法機構，並采用了相對否決權和司法獨立的體制。

    多數建國精英認為，兩院制分別代表“人民”的不同屬性，體現“不同利益的影響或原則”。漢密爾頓甚至認為，一個任職終身的上院，對於抑制“民主精神驚人的暴烈和動蕩”、保障政府的穩定性和永久性，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並不違背共和主義的原則。

     麥迪遜雖然不贊成參議員任職終身，但他相信，任期六年決不會成為“自由的威脅”，而是其“的衛士之一”；這種參議院能匡正“人民政府的虛弱”，從而防止政體突然轉向。由此可見，設立參議院的主張旨在抑制“民主”的影響，在政府和民眾之間鋪設一個隔離層，使掌權者能夠獨立而理性地處理政府事務。其實抑制民主一直是建國精英們考慮的頭號問題，這也成為日後美國民主進程不快的原因。

     制憲會議後來又對《倫道夫方案》進行了修改：把參議院建立在各州平等表決權的基礎上，設立任期四年並可不斷連任的單一行政首腦。在終的憲法文本中，兩院制和行政權的設置，加上分權和制衡體制的采用，實現了對共和政體的重大改進，從而形成了一種具有精英政治色彩的復合共和政體。

第三節民主與共和的評論：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嗎？

    按照美國憲法的規定，美國不是民主制國家，美國憲法裡面也沒有“民主”兩個字。

美國先賢們密商三個月，費盡心機創建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制度，其目的就是共和，而非民主。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宣稱，他們致力於構建的是“共和政體”，卻從未提到“民主政府”或類似字樣。這是為什麼呢？在當時的上流社會裡，“民主”這個詞充滿暴力色彩。所以制憲會議代表中有很多人對民主沒有好感，而且大多都大聲撻伐民主的罪孽，他們制定制度的目的之一是為了限制民主。正如德高望重的本傑明·富蘭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認，“我們都遭受過民主帶來的迫害和不公正。”

     制憲會議主要的活躍分子之一漢密爾頓指出，“對群眾的要求讓步，這是因為對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蠻橫估計不足”，“民主是一種疾病”，它給分裂分子、敵對勢力、邪教集團、野心家們執政、奪權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亞當斯指出：“以往所有時代的經歷表明，民主不穩定、波動、短命”；“記住，民主從不久長。它很快就浪費、消耗和謀殺自己。以前從未有民主不自殺掉的”；“民主很快就會倒退到獨裁”。

     美國《獨立宣言》簽名人拉什說：“民主是惡魔之，高喊民主的都是瘋狗。”

“美國憲法之父”、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代表指出，“民主是由欺騙、動亂和爭鬥組成的，通常在暴亂中短命”，“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與生俱來的就是麻煩和不方便，人們之所以譴責民主，原因就在這裡”。

     執筆憲法修正案的費雪說道：“民主是包藏著毀滅其自身的燃燒物的火山，其必將噴發並造成毀滅。民主的已知傾向是將野心勃勃的號召和愚昧無知的信念當成權利來泛濫。”

《美國憲法》簽字人和執筆人之一莫裡斯說：“我們見識過民主終結時的喧鬧。無論何處，民主都以獨裁為歸宿。”

     格裡代表更是炮轟民主：“我們所經歷過的罪過，都是源於民主過於泛濫。人民並不缺乏德行，但總是受到假裝愛國的人蠱惑。馬薩諸塞州的經歷證明，一些人精心炮制出各種虛假報告，到處傳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誤導去做些作孽的事，說些作孽的話，這些虛假報告又無人可以當場揭穿。一個主要的罪過，是說要對政府雇員實施正當程序，仿佛把公僕都餓死纔是民主的極致……”

     代表中傾向民主的喬治·梅森代表也承認，“我們過去是太民主了。”

     在今天的人看來，“民主”與“共和”的意思都差不多，但是在制憲會議期間，代表們卻非常在意兩者之間的不同。為何美國的國父們會如此強調“民主”與“共和”的區別？這是因為，在當時，依照《民主邦聯條約》建立起來的高度民主的邦聯政體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各種動亂勢力都打著“民主”旗號來發動動亂。

     美勛們因此對民主深惡痛絕，以至於《美國憲法》隻字不提“民主”，反而明確宣示美國是共和政體。據載，歷時三個月的美國立憲大會結束時，一位女士當眾問富蘭克林：“博士，你們為我們設立的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富蘭克林毫不遲疑地答道：“是共和制。”

     其實“民主”和“共和”兩個詞分別來自於希臘語（democracy）和拉丁語（republic），民主是指古希臘的那種直接民主制，共和指的是羅馬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指貴族和君主分享權力。

     其實直到現在，美國人也非常清楚，他們的政體是共和政體而非民主政體。1961年9月17日的憲法日，美國約翰·羅伯特協會的創始人羅伯特發表了題為“共和與民主”的講演。他的名言是：“這是共和，不是民主。讓我們保持共和政體的方向！”美國歷史學家查爾斯和瑪麗警醒民眾：“無論何時，何地，何人，立憲大會都沒有官方聲稱美國是民主政體。”

美國國父們對民主的芥蒂，不僅表現在語言上，更表現在對權力的設計與分配上：先表現在對總統權力的加強上，其目的就是使行政首腦獲得主導地位。美國總統的權力設置是以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為原型的，就權力的集中程度而言，美國國父們非常坦率地承認，美國總統   “與英國國王有類似之處，他也同樣類似於土耳其皇帝、韃靼可汗”。

    美國總統的權力主要有“行政權”、“軍權”、“聯邦法官任命權”、“大赦權”、“立法復決權”。這樣的權力設置，賦予總統有效壓制議會內的反對勢力的權力，使總統在美國政體中的地位比議會明顯高出一截。

     強而有力、高度集權，是美國的國父們在總統的權力設置時遵循的原則。他們強調，“一切通情達理的人無不同意需要強有力的行政部門”；“使行政部門能夠強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統一；第二，穩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夠的權力”。

    “團結纔有力量，這是不容爭議的。一人行事，在決斷、靈活、保密、及時等方面，無不較之多人行事優越得多；而人數越多，這些好處就越少”；“以原則立場堅定、態度公允而著稱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都曾宣布主張單一的行政首腦與龐大的立法機構並存。他們都已十分正確地表示贊成行政首腦必要的條件是強而有力，而且都認為為此宜集權力於一人；他們還都同樣正確地指出，集權力於一人有利於明智審慎，足以取信於人民，足以保障人民的權益”。

    美國總統集大權於一身，實際上必然產生獨裁的質疑，國父們並不否認這一點。面對人民的種種擔憂和質疑，國父們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對獨裁者作了一個比較公允的評價——“凡對羅馬歷史略知一二的人，無不通曉當時的共和政體曾不得不多次庇護於某個獨裁者的權力，依靠獨裁者可怕的威懾力，對內制止野心家篡政奪權的陰謀，制止社會某些階級威脅一切統治秩序的暴亂行為；對外防止外部敵人占領並毀滅羅馬的威脅。這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無需提出更多的論點和實例。”在國父們看來，獨裁者不但不是惡魔，相反地，是正義力量的化身，是自由和公正的強有力的保衛者。

    在為總統獨裁正名和辯護的同時，國父們對一些民主鬥士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他們一再提醒美國人民，“陰險的野心多半會用熱心於人民權利的漂亮外衣所掩蓋，很少用熱心擁護政府堅定而有效率的嚴峻面孔作掩護。歷史會教導我們，前者比後者更加必然地導致專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國特許權的那些人當中，大多數是以討好人民開始發跡的，他們以蠱惑家開始，以專制者告終。”

     民主鬥士們“通常采用歇斯底裡的方式來迫使他人相信他們說的就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真相，而且用慷慨激昂的嚎叫式的演說和尖酸刻薄的謾罵恐嚇來增加皈依者的人數。明智而熱情地支持政府的權能和效率，會被他們誣蔑為出於愛好專制權力，反對自由原則”。民主鬥士們“擅自以人民利益為掩護，毫無顧忌地為個人利益或滿足個人欲望而犧牲國家的安定”。

美國新憲法的反對派們反感的就是總統權力太大，他們預言，總統集中太大的權力必然使美國的共和政體逐步解體並滑向封建帝制；但是美國的國父們非常堅定，針鋒相對，他們強調，把大權集於總統再加上實行任期制，不僅不會導致專制，反而能斷絕一切野心家在美國建立封建專制的念頭。辯論到後演變成為公開的人身攻擊，雙方在報紙上破口大罵，反對派大罵國父們妄想“冕旒加額”、“紫袍罩身”、“寵臣嬖姬”；國父們則痛罵反對派“撥弄妖術”、“毫無廉恥、男盜女娼”……

     在集大權於總統這一重要原則上，不管反對派如何攻擊，國父們寸步不讓。在論戰中，國父們將這一原則上升到了事關美國生死存亡的高度，他們反復向美國人民強調，“除此之外，不能保衛美國免遭外國的進攻；除此之外，亦不能保證穩定地執行法律；不能保障財產以抵制聯合起來破壞正常司法的巧取與豪奪；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幫派、無政府狀態的暗箭與明槍”。

     面對反對派指責美國的新政體已經帶上濃厚的君主制色彩時，國父們毫不客氣地反擊：“我們卻不妨承認，優良政體的真正檢驗標準應視其能否有助於治國安邦。”也就是說，國父們並不承認某種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優勢，他們認為，任何一種政體好與不好，真正的檢驗標準是“治國安邦”，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

他們還指出，行政部門軟弱無力通常都是民主政體的通病，“軟弱無力的行政部門必然造成軟弱無力的行政管理，而軟弱無力無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種說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論理論上有何說辭，在實踐上就是個壞政府”。可見，在國父們的眼裡，民主政府多半都是壞政府。

     美國國父們對民主的芥蒂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建立不受民意影響的具有非常濃厚貴族色彩的法院。憲法賦予法官以更大的獨立性，以保證司法獨立（之前美國的法官是由議會任命），也是美國政體貴族制的體現。憲法的制定者們明確指出，“按照制憲會議草案規定，合眾國任命的一切法官隻要行為正當即應繼續任職……以行為正當作為法官任職條件無疑是現代政府可寶貴的革新。……同樣，在共和政體下，也是限制代議機關越權及施加壓力的好保證”。更為重要的是，“法院必須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對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

     憲法還對法官的薪俸加以了肯定、明確的規定，使司法人員在經濟上獲得了必要的獨立性。所有這些措施都極大地提高了司法權的地位。貴族精神以新的形式在美國憲法中延續下來了。終身任職的法官與傳統貴族顯然十分相似。

美國憲法的一個重要特點：禁止人民參與治理國家

     “古代政治制度與美國政府的真正區別，在於美國政府中完全排除作為集體身份存在的人民”，這是國父們在介紹美國新政體時所強調的。《美國憲法原理》中花了很大的篇幅來論述如何確保總統的獨立性，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憲法隻賦予人民間接選舉總統的權利。按照美國憲法的規定，美國總統不是由美國人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出來的，而是由538名各州派出的代表直接投票產生的。先選出選舉團，再由選舉團選出總統，且他們沒有罷免總統的權力。總統隻有在嚴重違法並且被議會逮住了把柄，並且還要弄到連議會中本黨的議員都眾叛親離之後，纔有可能被議會趕下臺。

     美國的國父們對待民意的態度是非常警惕和排斥的。他們直言不諱地指出，“人民普遍地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的。但這一點常亦用來說明人民也會犯錯誤。人民從常識出發是會蔑視阿諛奉承的人的，而某些別有用心的人胡說人民在任何時候都是賢明的，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但人民從自己的經驗知道自己有時候是會犯錯誤的，因為人民終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寄生蟲和馬屁精的欺騙，受到野心家、貪污犯、亡命徒的欺詐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奪的人的耍弄。要說人民在經常受到這樣一些干擾的情況下，也不會經常犯錯誤，毋寧說這是個徹頭徹尾的神話”。

     所以他們主張，設計美國的新政體時，重要的原則就是要確保“行政部門肯定應該處於敢於有力量、有決心按照自己意見行事的地位”，也就是要確保執政者能夠按照自己的理念施政，而不是按照民意來施政。人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不允許民意干擾政府施政。

     
美國的國父們還主張，政府不但要服務於人民，還要有勇氣和能力來教育和訓化人民——“當美國人民的意向同他們本身利益出現差異的情況時，受命維護人民利益者的職責應該是堅決抵制這種一時的誤會，以便給予美國人民時間和機會去進行冷靜認真的反省。這種做法能使美國人民免遭其本身錯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並使其有勇氣和雅量為美國人民利益服務而不惜引致美國人民一時的不快，但他將得到美國人民長期的感激和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