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克·方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威特·克林頓歷史學講座教授，當代美國zui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自1970年發表《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戰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起，方納在美國內戰史、重建史、非裔美國人史、政治文化史等領域內著述甚豐，成就斐然。其重要著作包括：《湯姆·潘恩與革命時期的美國》(1976)、 《美國內戰時代的政治與意識形態》(1980)、《除了自由一無所有：黑人解放及其遺產》(1983)、《重建：美國未竟的革命，1863-1877》(1988，該書獲得像征美國史學界*高榮譽的班克羅夫特獎和其他學術大獎)、《美國自由的故事》(1998)、《誰擁有歷史：在變化的世界中重新思考過去》(2002)和《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2010，該書獲得了班克羅夫特獎、普利策獎和林肯獎等多項學術大獎)。方納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和英國皇家科學院通訊院士，並分別在1993年和2000年當選為美國歷史學家組織(OAH)和美國歷史學會(AHA)主席。方納教授曾先後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莫斯科大學、希伯來大學等世界名校擔任美國史講座教授，並榮獲過哥倫比亞大學“偉大教師”稱號。他的*新著作是《自由之路：紐約“地下鐵路”秘史》(2015)。

譯者簡介：於留振，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中美富布賴特項目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2012-2013)，主要研究領域為19世紀美國史、美國內戰與重建、美國憲法史等。

前言

章 “我生來就反對奴隸制”：青年亞伯拉罕?林肯與奴隸制

第二章 “一直都是輝格黨人”：林肯、法律與第二政黨制度

第三章 “可怕的不公正”：成為一名共和黨人

第四章 “分裂之家”：1850年代末的奴隸制與種族

第五章 “的實質性區別”：脫離聯邦與內戰

第六章 “我必須留住肯塔基州”：邊界州戰略

第七章 “永遠自由”：奴隸解放的到來

第八章 “自由的新生”：確保解放奴隸

第九章 “合適且必要的結果”：廢奴、再次當選總統與重建面臨的挑戰

結語 “每一滴鮮血”：戰爭的意義

致謝

林肯、奴隸制與解放奴隸年表

注釋中所使用的縮寫詞表

注釋

索引 

譯後記

自從一個半世紀之前亞伯拉罕·林肯去世至今，他就為我們美國人觀察自身提供了一面稜鏡。作為體現了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和神話的偶像——自我造就者、邊疆英雄、奴隸的解放者——他在我們的歷史想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林肯一直被描述為一個完美的道德化身和精明的政治人物，一個終生反對奴隸制的人以及頑固的種族主義者。所有政治家——從保守派到共產主義者，從民權活動家到種族隔離主義者——和幾乎每一個新教教派的成員以及不信教者，都宣稱他是自己的人。早在1870年，《紀念林肯的參考書目》所列的書籍、悼詞、布道辭和非正式出版物就達到了175頁。1今天，有關林肯的文獻已達數千種著作。在過去的十年裡，他的心理、婚姻、律師生涯、政治實踐、寫作風格、種族態度，以及他的每一個主要演講，都已得到了詳細的研究。甚至還有關於林肯的神話和惡作劇的著作。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發現很容易理解林肯。我們認為我們了解他，因為在觀察林肯的時候，我們實際上發現了我們自己。因此，他似乎永遠都是很重要的；他一直都是我們的同時代人。而且，林肯時代的問題，諸如奴隸制的持久遺產、總統領導的性質、道德與政治的關繫，以及美國人的國籍和公民資格的界定等，在今天無疑仍與他所生活的時代一樣緊迫。然而，在他自己的時代，人們發現林肯在很多方面都是神秘莫測的。他是一個自制能力很強而且極為孤僻的人，很少向人吐露內心深處的想法，甚至對親近的朋友也是如此。戴維·戴維斯非常了解林肯，他稱林肯是“我曾見過和所能見過的沉默寡言和守口如瓶的人”。林肯可能愛好社交並且開朗外向，但他不向別人袒露自己。“沒有人能通過與總統的任何談話（而且他非常擅長談話）可以說出他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或者僅僅是想提煉一些他的思想都做不到”，一位內戰期間經常與林肯交談的政府雇員寫道。2
在公共問題上，林肯會做筆記和寫下個人的思考，但他不寫日記，也很少寫私人書信。林肯所參與的法律案件記錄近已提供電子版，但《亞伯拉罕·林肯全集》僅有8卷以及2本很薄的附錄，而且其內容主要是林肯的演講和戰時指令。相比之下，《托馬斯·傑斐遜文集》迄今已有40卷，而且其內容纔整理到傑斐遜擔任總統的年。為了填補這種歷史記錄的空白，許多作家都利用別人寫作的有關林肯談話的回憶錄，但這些回憶是在談話後很久纔寫的，因此它的真實性令人懷疑。當然，林肯一旦去世，這種回憶就通過神化他為偉大的解放者而漸漸傳開。由於這種原因，在本書各章中，我在引用其他人回憶的林肯談話時，傾向於選擇那些隻有在談話當時被記錄的談話。稍晚的回憶錄也是以這種方式明確辨別的。3
在某種程度上，私人林肯永遠都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若要考察他的思想，我們必須依據他的行動以及公開信件和演說。幸運的是，在所有總統中，林肯駕馭英語語言的能力不僅隻有傑斐遜可與之相媲美，而且他還是一位深思熟慮、一絲不苟的作家，他在遣詞造句時極其謹慎。4與所有的政治家一樣，他發表的言論是出於戰略原因。而且，他的觀點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改變。不過，在他職業生涯的每個階段，他的公開演說都反映了一種我們可以據而信之的連續性。
本書主要考察林肯關於奴隸制的思想和政策的演變過程，涉及時段為：從他的早年生活到1830年代在伊利諾伊州議會的生涯、1840年代在國會內的任期、1850年代作為新生的共和黨領袖的崛起，以及他在內戰期間的總統任期等。寫作本書的目的，遠非隻是平添一部新的傳記。已經有難以數計從簡寫到多卷本的著作對林肯生活的年表進行了考察，因此沒有必要再次講述這一故事。（那些希望主要了解關於林肯、奴隸制和奴隸解放的歷史年表的人可以在本書後找到。）林肯生涯的許多方面，包括他的婚姻、法律實踐和他內戰期間負責的軍事行動，都不在本書寫作範圍之內，除非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闡明他與奴隸制的關繫。但以下各章又不僅僅是一部傳記，因為我的目標是將林肯置於查爾斯·薩姆納——美國參議院中直言不諱地反對奴隸制的人——所說的“反奴隸制事業”之中。這場社會和政治運動包括各種各樣的觀念和實踐。在其中的一個，它包括在政黨體制之外工作的廢奴主義者，這些人主張立即廢除奴隸制，並將那些解放的奴隸作為平等的社會成員融入美國。它還包括那些被薩姆納稱為堅持“嚴格解釋憲法的人”，5他們的措施包括阻止奴隸制向西部擴張，以及在某些情況下計劃以向奴隸主進行金錢補償的方式漸進解放奴隸，和將被解放的奴隸移出美國去“殖民海外”。在不同的時代，林肯在這一運動的光譜上占有不同的位置。
近期關於林肯的研究大都是自我指涉性的（self-referential）；這種研究主要是根據貫穿於林肯一生永恆不變的性格、心理、法律訓練和政治哲學來解釋林肯的思想和行動。我的目的是把林肯放回到他自己的歷史情境中去，從林肯在其成年時代遇到的更廣泛的反奴隸制運動和美國遭遇的史無前例的危機的背景下，來追溯他的思想演變。當然，本書所討論的事件和決策在許多關於林肯的傳記和內戰史書中都出現過。但我相信，將研究集中於關注林肯和奴隸制的政治學——這裡指的是廣泛意義上的政治，並不僅指選舉活動和擔任公職，而是指在廣大的公共領域對輿論的塑造——可以從新的角度闡釋他的生活和時代。鋻於研究林肯的文獻規模，本書所討論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已有不同的解釋。不過，我通常選擇按照自己的方式講述故事，而不卷入與其他歷史學家的辯論，否則將導致一個更長而且極其枯燥的敘述。
和其他總統一樣，林肯必須與國會打交道，因為國會議員認為他們在塑造公共政策上發揮著作用。作為一名在擔任總統前和總統任期內都精明老練的政黨領袖，他必須對所有種類的政治觀點都保持敏感。然而，我對林肯與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的復雜關繫尤其感興趣，前者努力喚醒這個國家直面奴隸制問題的道德必要性，後者則代表了美國政治體制裡的廢奴主義傾向。林肯通常被描述為極為謹慎和實用主義的楷模，而其他奴隸制的批評者則被丟在一邊，被諷刺為自以為是的狂熱者，沒有任何實際政治感。6我認為這種描述誤解了民主社會中的政治運作方式。
林肯是強烈反對奴隸制的，但他不是廢奴主義者或激進共和黨人，而且從不自稱是這樣的人。他在他的兩個角色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即一方面他不斷重申“任何地方的所有人都應當是自由的”7這個個人願望，另一方面，他擔任州立法者、國會議員和總統等公職的法律和憲政體制又承認南部對奴隸的財產擁有權。即使在發布《解放奴隸宣言》之後，他仍宣稱他更傾向於漸進廢除奴隸制。盡管他的種族觀在內戰期間改變了，但他從未成為像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和溫德爾·菲利普斯那樣的廢奴主義者，也未成為像查爾斯·薩姆納那樣的激進共和黨人一樣原則性很強的平等主義者。
在把林肯置於寬廣的反奴隸制思想光譜上時，我對他的著作和演講給予了極大關注，這些著作和演講不僅闡述了他說了什麼，也闡述了他沒有說什麼。比如，與激進派不同，林肯很少談及奴隸制在肉體上的殘酷性。與共和黨內的保守派不同的是，他從道德以及政治和經濟層面上直率地譴責奴隸制。林肯始終致力於在反奴隸制的公眾中達成對反奴隸制情感的共同底線。但林肯非常清楚廢奴主義者在制造敵視奴隸制的公眾情緒方面的重要性。盡管他們在目標和策略上有許多差異，但他逐漸視自己為與廢奴主義者一起共同從事反奴隸制事業的人。
近期許多學者認為，林肯是在北部既有公共輿論狹窄的範圍內采取行動的。然而，公共輿論從來都不是靜止不變的；開明的政治領導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以及日常經歷（比如奴隸逃向聯邦境內或者聯邦士兵與奴隸制的邂逅）的相互作用，可以改變公共辯論的性質，而且，這樣做的時候，還可以改變什麼是事實上可行的輿論的界限。正如《芝加哥論壇報》在內戰末期所指出的那樣，在危機時刻，曾經“顯然不切實際的激進主義”信念突然變成了“切實的政治纔能”。馬克斯·韋伯在1919年的那篇著名文章《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為政治家的天命的社會效用做了辯護，並確定了成功所的三種潛質：為一項事業獻身；責任感；以及判斷力，或對人們行動後果的敏感性。這些標準可以有效地界定林肯自身作為政治家的潛質。不過，韋伯在文章結尾總結時注意到了政治行動和道德煽動之間的共生關繫。他寫道：“在這個世界上，若非人們再接再厲地追求不可能的事，那些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8
在本書中，廢奴主義者和激進派扮演了重要角色，並不是因為林肯是一位廢奴主義者，而是因為他們的煽動有助於建立像林肯那樣的政治家活動的環境。在1850年代和內戰期間的許多問題上——為阻止奴隸制的擴張而使北部政治團結的必要性；脫離聯邦危機期間反對在奴隸制擴張問題上進行妥協；哥倫比亞特區的奴隸解放；在憲法賦予的戰爭權之下進行的普遍奴隸解放；武裝黑人士兵；修改憲法以廢除奴隸制；將選舉權至少擴大給一部分黑人等——林肯逐漸在首先由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提出的問題上占據了位置。
在進入研究林肯關於奴隸制和種族的觀念與政策這一主題時，我們應該首先記住，林肯偉大的標志是他的成長能力。通過引用一條語錄、演說或書信來判斷真實的或典型的林肯是毫無益處的。與林肯早年的生活相比，在他死亡之際，奴隸制和美國社會中黑人的地位問題占據非常不同的位置。誠然，關於林肯的“成長”的思想本身已經變成了陳詞濫調。近，一位歷史學家指出，目前對林肯的“一致看法”就是，他是一個“似乎從不停止成長”的人。9這種觀點要比把林肯視為生來就持筆準備簽署《解放奴隸宣言》，或者入主白宮之時就有廢除奴隸制的堅定決心並等待北部的公眾追趕上他的觀點更為可取。（這種觀點比另一種認識路徑也要更為可取，即認為林肯是沒有自己深刻信念的人，他不斷變化的政策和觀點全都是受到無法控制的外部力量的推動。）問題在於，我們常常太傾向於向後看地閱讀林肯的成長，將之視為一個沿著順暢的軌跡通往預定目標的過程。這使學者們忽視或輕視令他們感到不爽的林肯的某些信念——如他長期懷有的將黑人殖民海外的思想——而集中關注那些在林肯職業生涯的每個階段中值得贊賞的部分，尤其是他對奴隸制的極度憎惡。但我認為，有價值的研究是向前看地、按照歷史展開的方式——這個過程伴隨著歧路甚至回頭路，而且總是無法預見未來——來考察林肯的成長。
林肯的大部分生涯都可以有益地被視為是在尋求手段和目的之間的調和，他試圖在既有的政治和憲政體制中——這個體制似乎為走向有效廢奴道路設置了無法逾越的障礙——尋求一種可行的反對奴隸制行動的模式。在他的大部分生涯裡，林肯並不知道如何根除美國的奴隸制，盡管他多次宣稱他希望看到奴隸制的終結。但是，在這方面，他與同時代的幾乎每一個其他反對奴隸制的美國人沒有什麼區別。內戰前沒有人預料到戰爭的爆發，也沒有人預料到林肯在他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中所說的奴隸們的解放這一“令人驚駭的”戰爭結果。遲至1858年，強烈支持激進反對奴隸制的報紙《芝加哥論壇報》，斷然聲稱“任何活著的人”都不能看到美國奴隸制的死亡。10
我非常欽佩林肯。但是，簡單地把他神化為“後人應當追隨的偉大楷模”，11或者認為學者的任務就是反對林肯的批評者來為林肯辯護，這在過去和現在對於林肯及其影響都是適得其反的。如果林肯成就了偉大，那是他成長的結果。並不是每個人都具備成長的能力；有些人，如林肯的繼任者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在面對危機時似乎在退縮，而不是成長。但是，達到隨機應變之能力不僅需要一種內心準則，還需要樂於傾聽批評，尋找新的方法。林肯的生涯是一個推進道德和政治教育、深化反奴隸制信念的歷程。他從伊利諾伊州中部的一名地方政治家做起，成為名滿全州的公眾人物，並終成為一名全國性的、至少是北部的政治家。他的經歷隨著人生舞臺的擴大而豐富。他進而接觸新的人物、新的思想以及一個完全史無前例的處境，並有能力充分利用遇到的這些人和形勢。他必須考慮那些之前他幾乎從沒有接觸過的群體的行動。在這些群體中，值得注意的就是奴隸本人，他們抓住內戰帶來的機會為自己的自由而戰，並壓倒性地否定了林肯認為大部分奴隸會同意移居到其他國家的觀點。他們的行動迫使奴隸制和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未來地位問題被提上戰時議程。
因此，我的目標是全面考察林肯，包括他的優點和缺點，他的深刻洞察力和錯誤判斷。我想展現一個行動中的林肯，通過將其放入奴隸制和奴隸解放這一段我們國家關鍵的歷史，來追尋他的思想和信念、他的政治能力和策略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