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書的撰寫目的，並不是為了挑戰埃利斯·H.明斯（Ellis H. Minns）的同一主題著作，明斯的大作內容豐富且富有價值。我們的目標迥異。明斯致力於向讀者全面地介紹反映南俄早期歷史的文物，以及俄羅斯和非俄羅斯的學者對研究這些文物引發的諸多問題的各種觀點。我並不是說明斯的著作隻是一本彙編。在探討關於南俄的歷史和考古的許多問題時，明斯不從眾，他評論尖銳、見解獨到。不過，他著書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做一個盡可能全面的概述，他的努力也獲得了成功。在未來的數十年內，他的著作無疑是俄羅斯和非俄羅斯的學者了解南俄的重要知識源泉。

我的目的和明斯不同。在不算長的篇幅裡，我將嘗試論述南俄地區自史前時期、原史時期、古典時期至民族大遷徙時期的歷史。本書並不是簡單地復述古典時期的人們寫下的隻言片語，以及考古材料展現的零星證據，而是試圖大致明確南俄在世界歷史舞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強調南俄對人類文明所做出的貢獻。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我必須利用各種資料，尤其是豐富的南俄考古發現。雖然本書使用了大量的考古資料，但是它並不是南俄考古手冊，也不是東方古典藝術史的局部考察報告。我試圖利用考古資料撰寫歷史，就像我在本書中應該而且也一直在利用文獻記載或文學作品一樣。這種嘗試不算是什麼新鮮事。一些知名學者采用此方法撰寫東方古代史和其他歷史。此方法應該被更廣泛地應用於羅馬行省的歷史研究，當然也可應用於卡米爾·朱利安（Camile Jullian）撰寫的高盧史、斯特凡納·格賽爾（Stéphane Gsell）的非洲史、已故的弗朗西斯·哈弗菲爾德（Francis Haverfield）的大不列顛史、弗朗茨·庫蒙特（Franz Cumont）的比利時史，以及其他作者特別是H.德雷根道夫（H.Dragendorff）的德國史。但是，我希望提倡的是一種更為合理的考古資料利用方式，遠較目前常見的合理。在我看來，考古發現不是用來解釋文字記載的實物證據，而是獨立的含有歷史信息的原始材料，其價值與重要性均不亞於文字記載，有時甚至更為重要。我們必須學習，我們也在逐步學習如何利用考古學研究歷史。

南俄，憑借其極為豐富的考古發現，為此類嘗試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我的歷史研究當然還遠未能形成終定論。我們對中亞和伊朗語地區的歷史和考古的了解都隻是冰山一角。在高加索地區以及幼發拉底河上遊地區開展的科學考古工作尚處於起步階段。小亞細亞（尤其是其東北地區）早期歷史的神秘面紗纔剛剛被揭開。而這些地區恰好是解讀南俄早期歷史重要現像的關鍵之所在。如果我可以成功揭示在斯基泰人和薩爾馬泰人統治南俄草原的時候，這些關聯對於南俄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南俄對於理解上述地區的早期和晚期文明主要特征的重要性，我就認為我研究工作的主體部分已經完成。我並不否認希臘影響在南俄的重要性，但是同時我也不會將南俄視為希臘的一個行省。南俄一直都屬於東方，即使在希臘時代亦是如此。雖然希臘對於南俄的強烈影響毋庸置疑，但是希臘文化的潮流在當地遭遇了另一種潮流 —東方文化，終是後者一直延續至今天，並且在民族大遷徙時傳播到整個西歐地區。希臘化南俄草原的嘗試沒有徹底成功，更為成功的嘗試是黑海北岸的半希臘化地區的東方化。薩爾馬泰人、哥特人以及匈人闖入西歐時攜帶的諸多文化之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東方文化，希臘、西方和北方的因素均位列次席。以上即為本書的主要觀點。

本書不是用俄語而是用英語和法語寫成。校樣的審核工作在美國完成。在寫作過程中，我無法一直借助於收藏在俄羅斯博物館的原始材料，我本該這樣，如果我還身處俄國的話。同時，我也難以向我尚居俄國的朋友和同事們求教，他們本可以幫助我闡明許多問題。不幸的是，俄國在很長一段時期都對我關上了大門。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不得不引用記憶中的書籍和論文，它們是我在彼得格勒的私人圖書館的部分資料。這也解釋了在選擇插圖時的不得已。書中的大部分插圖是我從俄國帶來的照片的復制品。但是部分照片和線圖我不得不從其他已出版書籍中選取。我非常感激劍橋大學出版社和埃利斯·H. 明斯博士允許我使用其著作中的部分線圖和一幅地圖。但是，一般而言，在選擇插圖時我都盡量避開已被人們熟知的器物，特別是如果它們已在明斯的書中出現；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我盡量選擇沒有公布或者是以一種並不令人滿意的方式公布的文物。將我真誠的謝意致以允許我拍攝未公開文物的阿什莫林（Ashmolean）博物館的館長 D. G. 霍加斯（D.G. Hogarth）博士，大英博物館館長赫拉克勒斯·裡德（Hercules Read）爵士和 G. F. 希爾（G.F.Hill）先生，盧浮宮館長愛德蒙·鮑狄埃（EdmondPottier）先生，位於巴黎的紀念章陳列館（The Cabinet des Médailles）的館長恩斯特·貝博龍（Ernest Babelon）先生，大都會博物館館長愛德華·羅賓遜（Edward Robinson）先生，以及紐約的 E. 梅耶（E. Meyer）女士。

本書部分以法語，部分以英語寫成。J.D.比茲利（J.D.Beazley）先生承擔了本書法語部分的翻譯和英語全文的修訂工作，我非常感謝他的無私幫助。對這樣一位有造詣的學者的由衷謝意我難以言表。同時，他也協助我審閱校樣和安排插圖的排版。此外，我還要誠摯地感謝埃利斯·H. 明斯博士，他審閱了本書的校樣。如果沒有克拉倫登出版社（The Clarendon Press）工作人員的科學態度，本書就不可能以如此精美的形式出版，並且有這麼多的插圖。本書的索引由我的妻子 S.羅斯托夫采夫（S.Rostovtzeff）女士編寫。謹以此書獻給我活著的和逝去的朋友們，我對南俄歷史的認識有賴於他們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