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被他所震顫

羅馬歷史因他而改寫

阿提拉與羅馬皇帝的智力博弈

匈人帝國與羅馬帝國的命運對決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橫掃世界的遊牧民族首領、蒙古帝國締造者成吉思汗，被歐洲人稱為“上帝之鞭”。“上帝之鞭”之名並不是成吉思汗所獨有的，羅馬帝國時期同樣有一位幾乎改變了歐洲歷史、至今令西方人畏懼的遊牧民族首領——“上帝之鞭”阿提拉。

可以與成吉思汗比肩，阿提拉的歷史地位不言而喻，但相比成吉思汗，阿提拉的傳奇人生並不為世人所熟知，徒留殘暴的名聲。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克裡斯托夫•凱利一直致力於研究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在研究和梳理古籍文獻、考古成果以及*的學術著作的基礎上，寫就了《匈人王阿提拉與羅馬帝國的覆滅》，不僅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危險而精明的國際政治玩家，更探究了羅馬帝國覆滅的真正原因。

《匈人王阿提拉與羅馬帝國的覆滅》的幾大看點：

一、快速了解羅馬帝國晚期歷史的*讀本。

如果有讀者不想面對一串串枯燥的日期、歷史人名和歷史名詞，又想全面了解某段歷史，那讀歷史故事吧。讀懂了《匈人王阿提拉與羅馬帝國的覆滅》中的三個故事：一個未遂的暗殺計劃、一樁荒唐的婚約、一段與奸詐的羅馬將軍的友誼，不僅會重新認識 “野蠻人”阿提拉，也會對羅馬帝國覆滅的原因有一個全新認識，絕非蠻族入侵如此簡單。

作者文筆嫻熟，有極強的文字駕馭能力，生動的歷史敘事中潛藏著高度的學術張力，以故事來串起羅馬後期的歷史，好讀，好看。

二、提供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真實故事和耳目一新的觀點。

通過史學家普利斯庫斯講述自己隨同出使匈人帝國，面見阿提拉，和阿提拉一起宴飲，見證了匈人貴族生活富足，穿戴華麗，飲食講究，喜好香料，宴飲時的會吟誦詩歌，家裡還有羅馬式的浴室……這完全顛覆了人們的想像，匈人的生活完全不遜色羅馬貴族的。與之相比，生活奢靡、爭權奪利、道德敗壞的羅馬人似乎更像野蠻人。正是這樣一些對比性的細節在閱讀的過程中激發了我們的想像，引得人們去探究歷史真相。

作者凱利在書中釐清了很多歷史爭議，比如蒙古的匈奴是歐洲匈人的祖先嗎？“野蠻人”是兩條腿的野獸，他們沒有城市和宗教，也沒有教育和文化，長相丑陋，從不洗澡，服飾怪異？匈人不需要火，也不喫煮熟的食物，常年居無定所？匈人為何不一鼓作氣攻占羅馬？匈人為何與羅馬時戰時和？等等，《匈人王阿提拉與羅馬帝國的覆滅》中皆有闡述分析。

三、再現了阿提拉的傳奇人生。

看過1990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獲金獅獎的黑色喜劇《羅森•格蘭茲與吉爾•登斯頓之死》（脫胎《哈姆雷特》故事）的讀者，一定能讀得懂“未遂的暗殺計劃”的關竅。阿提拉就像貓捉老鼠那般戲弄著羅國帝國的皇帝、宮廷權臣和使者，他用上帝視角、利用羅馬人的傲慢驅使著羅馬人慢慢走進他的陷阱。阿提拉還會用宗教信仰來鞏固自己的統治。牧人的故事和失而復得的神劍使阿提拉肯定，他就是上天屬意之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能登上王位絕非偶然，用宗教宣揚統治的合法性方面，阿提拉不輸君士坦丁、狄奧多西二世。

寥寥幾筆，幾個故事，借助他人之口，阿提拉巧妙地利用羅馬帝國的弱點，為自己爭取*利益的“危險而精明的國際政治玩家”的形像便躍然紙上。

這不僅是一部阿提拉的傳記，也是對羅馬帝國、對人類歷史的反思。什麼是文明，什麼是野蠻？歷史將不斷修正我們的假設，破除傲慢與偏見，促使我們從全新的視角看待歷史。

克裡斯托夫·凱利（Christopher Kelly），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博士，英國劍橋大學聖體學院教授，在古羅馬研究方面造詣頗深，著有《統治晚期羅馬帝國》（Ruling the Later Roman Empire）《羅馬帝國簡史》（The Roman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等作品。

李寒冰，外國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博士，現任職於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一直致力於英語教學和翻譯工作。

匈人王阿提拉，是嗜血的野蠻之徒還是思想深刻的帝國締造者，克裡斯托夫·凱利的敘述讓我們對這位曾經讓強大的羅馬帝國聞風喪膽的匈人首領充滿了好奇和想像。

——布賴恩·沃德·珀金斯（Bryan Ward-Perkins），《羅馬的衰落和文明的終結》作者

過去的一千五百年裡，在西方人的想像中，匈人王阿提拉一直都是恐怖的野蠻人。克裡斯托夫·凱利在研究和梳理古籍文獻、考古成果以及*的學術著作的基礎上，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危險而精明的國際政治玩家形像。

——馬克·漢普弗裡斯（Mark Humphries），英國斯旺西大學古代歷史學教授

克裡斯托夫·凱利對古代的權力遊戲有著深刻獨到的見地。他目光敏銳，富有同情心，他不僅關注拜占庭的宦官和遊牧部族的軍事首領，還留意到更多的受害者。在敘述中，他操控著出訪匈人部落的那兩位倒霉的羅馬使節的命運，讓他們經歷著猶如電影《羅森·格蘭茲與吉爾·登斯頓之死》一般難以預料的災難時刻。

——尼爾·麥克萊恩（Neil McLynn），牛津大學古典學教授

第三部分 全球的覺醒：1262-1962

亞洲正吞噬著我們，韃靼人已君臨天下。

——托馬斯·曼《魔山》

9

他們的“金光”

中國和巴黎的藝術家爭著為大汗獻藝。——愛德華·吉本

在1287－1288年之際的一個鼕日，正值彌撒期間，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從他的王座上站起來，向剛到的蒙古帝國忽必烈汗的使者列班掃馬致意。一旦列班掃馬到達英王的朝廷，他就可能成為歷史上走得遠的官方使者，從蒙古首都開始，他在陸路上繞行一萬一千二百公裡，穿過中東的主要城市，經過歐洲諸國的都城。英王愛德華站在使者面前，沒有向使者遞交歸附蒙古大汗的投降書，卻從使者手中接過了作為基督徒共享的聖餐——面包。因為以前到蒙古的歐洲使者都是牧師，所以忽必烈汗也要派一個基督教牧師使者，於是他選中列班掃馬，雖然他是亞述派基督徒，但他還是一個忠心的蒙古人。

列班掃馬初的使命是，從忽必烈汗的都城到耶路撒冷去朝聖，但到巴格達後，他的上司讓他改道去歐洲，時為1287年。除了拜見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安德羅尼古斯二世、羅馬的紅衣主教團、巴黎的法國國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掃馬一路到達愛德華的朝廷，這是他行程的終點。他把信件和禮物沿途分發給各位君主，在啟程赴下一個目的地前，他總是在每個國家的朝廷中停留數周或數月。他利用這段時間到處觀光，會見學者、政客和教會官員，向這些人介紹蒙古大汗和從屬於大汗的伊利汗，傳遞他們想與世界各國和平交往的強烈願望。在回來經過羅馬時，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請列班掃馬用自己的語言舉行彌撒；然後，在1288年的聖枝主日（復活節前一個星期日——譯者注），教皇舉行彌撒，並親自將聖餐發到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歐洲的君主們在他們的朝廷上公開地接見列班掃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許多使者都被教會和這些國家所冷落。據馬修•帕裡斯所說，早在1247年，貴由汗統治時期，就有蒙古大使來到法國宮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兩位來自韃靼的使者，被他們的君王派來拜見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來訪中，歐洲官方似乎害怕洩露關於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裡斯寫的：“他們到來的消息被教廷封鎖得十分嚴密，連教士、公證員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還有一次是在1269年，當波羅兄弟——馬菲奧和尼哥羅——從他們首次的亞洲之行返回時，他們帶回了忽必烈汗向教皇發出的邀請，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師，他們可以與蒙古朝臣切磋學問。

由於整個蒙古帝國非常強調宗教信仰自由，因此，當列班掃馬到達歐洲、發現隻允許存在一種宗教時，他感到十分驚訝。特別讓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領袖不但擁有比政府還要大的政治權力，而且還擁有這麼多影響普通群眾日常生活的世俗權力。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掃馬很高興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獨占鼇頭，但是這一切卻與蒙古帝國的情況形成強烈反差。在蒙古，許多宗教百花齊放，而且，它們在為自己打算之前必須先為帝國的需要服務。

盡管他的來訪備受矚目，在歐洲還得到了熱情的款待，但是，與以前那些不被承認的使者相比，列班掃馬卻沒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沒有與任何一個歐洲君主或教會官員達成某種協議。他的成功僅僅在於，他設法使教皇承諾，派有學問的人去蒙古朝廷，因為這已經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沒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掃馬回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講述了他旅行的情況，它們被人用敘利亞文抄寫下來，名為《蒙古諸汗派往歐洲之特使和全權代表——列班掃馬行狀》。列班掃馬之行，特別是他送給英王聖餐和親自從教皇手中接受聖餐，說明蒙古人自入侵歐洲五十年以來，是多麼深刻地改變著世界。曾幾何時，眾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裡，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現在它們融為一體，成為一個統一的洲際交通、商業、技術和政治體繫。

蒙古人不再使用騎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裝置，他們現在派出恭順的牧師、學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戰爭的時期已經結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纔剛剛開始。世界形勢出現了和平與繁榮的顯著變化，出於對這一現像的公認，後來西方學者把14世紀命名為“蒙古強權下的和平世紀”，或“韃靼統治下的和平世紀”。蒙古諸汗正通過和平的貿易和外交手段，努力發展與他國的商業和外交關繫，這一切已不能用武裝暴力來取得了。通過各種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僕後繼地去追求他們心中的神聖目標——將所有人統一在“長生天”之下。

蒙古商業的影響力要比他們的軍隊更深遠，在忽必烈汗統治時期，蒙古帝國轉變為“蒙古公司”。在整個13世紀和14世紀初，蒙古人維持著橫跨帝國各境的商貿路線，每隔約三到五十公裡就修築備有各種必需品的驛站，這些驛站提供作為運輸工具的牲口，還有一些向導，他們可以引領商人通過險要地帶。與列班掃馬出使歐洲同時、生活於蒙古朝廷中的馬可•波羅，以前在旅途中就經常使用蒙古的中繼驛站，可能是熱情過頭而忽略了事實，他說，這些驛站不僅“華麗”和“宏偉”，而且陳設著“適合國王使用的絲制床單和各種奢侈品”。為了促進沿途的貿易，蒙古當局頒發了一種具有護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證件，蒙古的“牌子”（Paiza）是一塊比手掌大的金牌、銀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鏈條穿著，戴在脖子上或繫在衣服上。憑著這塊金屬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樣的記號，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確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從而提供適當的服務。“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國全境旅行，並保證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並使他免除當地的賦稅或差役。

蒙古人拓展維護商路，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思想上真正重視商業交流，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成吉思汗時代蒙古部落組織內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財產共有制度，每個宗親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就像每個孤兒寡婦、每個士兵都有權得到在戰爭中搶來的適量物品一樣，每個黃金家族成員也有權占有帝國各地的一份財富。非蒙古官員得到的是支付的薪俸，而高級蒙古官員則不然，他們拿到的是多份貨物，然後在市場上把它們大部分出售賺錢，或用來交換其他商品。作為波斯伊利汗國的統治者，旭烈兀仍然擁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統治之下的2.5萬戶中國絲織工匠，他也對西藏的山谷流域行使所有權，他還可以得到北方草原的毛皮和獵鷹，當然，他還有牧場、馬匹和分配給他的住在蒙古故地的戰士。蒙古統治家族的每一繫，都可以要求得到屬於他們的天文學家、醫生、織布工、礦工和雜技演員。

忽必烈擁有波斯和伊拉克的農場，還有成群的駱駝、馬匹、綿羊和山羊。一隊傳教士穿梭於帝國，到一地去檢查貨物，到另一地去核實賬目。當中國的蒙古朝廷送給波斯瓷器和藥物時，波斯的蒙古人要為其中國親屬提供香料、鋼鐵、寶石、珍珠和紡織品。作為搜集運送貨物的回報，中國的蒙古人可以得到這匹貨物的四分之三；不過，他們要輸出相等數量的貨物給其他地區的同胞。忽必烈汗引進波斯的翻譯人員和醫生，還有一萬名俄羅斯士兵，他們是用來墾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這些俄羅斯人待在那裡成了永久居民，他們的活動一直記錄在中國的官方史書中，直到1339年後一次被提及。

盡管家族各繫之間為爭奪大汗之位而產生政治分歧，但是經濟和商業繫統繼續正常運作，隻有短暫的中止或因零星的衝突而走了彎路。有時甚至在戰爭期間，對抗的雙方也允許貨物的流通。窩闊臺汗的孫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統治者，他經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盡管如此，海都也仍舊擁有中國南京周圍的大量工匠和農夫。在反忽必烈汗大會期間，海都要求運回他在南京的貨物，可能是出於交換，海都允許忽必烈從草原部落索取屬於海都的馬匹和其他貨物。蒙古帝國的政治版圖主要分成四個部分——中國、莫臥兒斯坦、波斯和俄羅斯，這絲毫沒有減少他們相互之間的貨物需求。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強了他們維持古老的財產共有制度的願望。假如一個汗拒絕把他人的份額交給其他家族成員，那麼，其他人也將拒絕把各自境內屬於他的份額送給他。共有的經濟權益遠勝於政治紛爭。

經常性的財產分配活動逐漸使蒙古的戰爭線路變成了商業大動脈。通過不斷擴大的蒙古驛站繫統——“奧托”（ortoo）或“牙木”（yam），馬隊或駝隊把各種消息、人員和貨物從蒙古送到越南，或從朝鮮半島送到波斯。隨著貨運的增長，蒙古當局試圖找到比舊有傳統路線更迅速更便捷的路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忽必烈汗於1281年發起一次重大的探險活動，以查明黃河（蒙古人稱之為“黑河”）的源頭並繪制成圖，學者再用這些信息制成一幅詳細的黃河地圖。探險隊開發出一條從內地通往西藏的線路，蒙古人以此將西藏和喜馬拉雅地區納入其郵路繫統。在蒙古時代，這些新線路使西藏與中國內地在商業、宗教和政治上的聯繫空前加強，遠遠超過西藏與其他地區的聯繫。

在軍事戰爭期間，蒙古官員總是竭盡全力去尋找關於敵人營地或城市的精確地圖、地圖集和其他地理書。在忽必烈統治下，學者綜合中國、阿拉伯和希臘的地理學知識，創立了聞名於世的、精密的繪圖法。忽必烈汗引進很多阿拉伯地理學者，如著名的札馬剌丁，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工匠們於1267年為忽必烈制造出地球儀，上面繪有歐洲和非洲，還有亞洲及相鄰的太平洋島嶼。

盡管初的商業路線是通過軍事征服戰爭開闢的，然而不久人們發現，雖然軍隊依靠戰馬可以在陸地上快速穿梭，但數量巨大的貨物還是以水運為便。蒙古人拓寬延伸大運河，使它連接黃河與長江，以便更遠、更有效地把谷物和其他農產品運往北方地區。他們將中國的工程技術應用於新環境，在全國建造水利設施。在雲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幾個與溝渠相連的堤壩和水庫，它們一直保留到現代。

對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關注造船業，在他們的軍事努力失敗時，他們就把這些知識用於和平的商業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戰略性的決定：主要用船把貨物運進他的帝國，因為他意識到，水路運輸依靠風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陸路運輸依靠人力和畜力，他們需要不停地喂養，而且速度慢。初，蒙古人用船運送三千噸物資，但至1329年，運力已達二十一萬噸。馬可•波羅回國時從中國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說，蒙古船隊有四艘桅杆大船，乘著三百船員，還有六個船艙中帶著各類陶器的商人，其人數也差不多。根據伊本•撥圖塔記載，為給船員們提供新鮮食物，有些船甚至還在木盆中種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斷建造適於遠航的大船，便於裝載重負荷的貨物，還修建港口，供貨物搬運。蒙古人推廣指南針在航海中的應用，學會制作精密的航海圖。從中國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這條線路成為遠東和中東的主要航線，被馬可•波羅和伊本•撥圖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隊沿途還停靠在越南、爪哇、錫蘭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處，蒙古人就會得到大量的貨物，如蔗糖、像牙、桂皮和棉花，這些東西在蒙古國內是不易出產的。從波斯灣出發，船隊進入蒙古勢力影響之外的地區，繼續與當地進行正常貿易，換取來自阿拉伯半島、埃及和索馬裡的琳瑯滿目的貨物。這些地區不受蒙古體制的影響，其統治者和商人沒有采用共有制度來分配蒙古的貨物；而蒙古當局卻與他們建立起長期的貿易聯繫。正如蒙古在征服戰爭中表現的那樣，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國，成為蒙古在商業上的有力競爭對手，他們開始取得印度洋地區貿易的支配權。

為把貿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勢力之外的新地區，蒙古人鼓勵一些臣屬地區特別是中國南部，向外移民並在外國的港口建立貿易點。縱觀王朝統治時期，上千中國人離鄉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馬來半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島的沿海地區定居。他們大多從事航運貿易，像商人一樣往來於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們也逐漸地擴大到其他行業。

為更直接地通往歐洲市場，不再遠距離繞道南方的伊斯蘭國家，蒙古人鼓勵外國人在帝國邊緣的黑海沿岸建立貿易站。雖然蒙古人初襲擊貿易點，但早在成吉思汗統治時期的1226年，他們就允許熱那亞人維持克裡米亞的貿易站卡發，後來又增設一個站點塔納（今俄羅斯羅斯托夫以南、頓河河口南岸——譯者注）。

為保護這些陸海貿易站，蒙古人不斷追捕海盜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業手冊《貿易實踐》中，佛羅倫薩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強調，通往蒙古契丹代遼陽省，包含今黑、吉、遼和內蒙古東部——譯者注）的道路“無論是在白天還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貿易線路的開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壞的波斯、伊拉克的制造業聯為一體，也為中國的制造業創造機遇。蒙古人征服中國所產生的破壞力，遠小於他們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忽必烈迫切要求把傳統的中國陶器輸入上述市場，也需要將伊斯蘭和印度的技術廣泛地引入中國。通過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個歐亞大陸的大量產品，但他們要依靠商人階層運輸和出售這些陶器。蒙古人從武士變成了食利者，但他們卻沒有使自己變成商人的能力和顯著願望。

蒙古精英階層與貿易的緊密聯繫，表明他們與傳統的明顯決裂。從中國到歐洲，傳統的貴族一般都鄙視商業活動，認為它們是有損尊嚴的、肮髒的，而且通常認為它們是不道德的；工商業的重要性被列在出仕和信教之下。而且，這一時期的歐洲處於封建社會，其經濟觀念就是，每個國家應該自給自足，還有，每個領主的領地應該盡可能實現自力更生。留在領地內的任何貨物，不是為耕地農民換取其他物品，而隻是為貴族家庭或教會購買珠寶、宗教聖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統治者總是利用農民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生產糧食、栽培樹木、制造工具、紡織布匹，他們幾乎不可能為農民去交易。在封建制度下，對輸入物品的依賴，標志著一個家庭的破產。

傳統的中華帝國在數個世紀的抑商環境下運作。他們邊界上的城牆，成為限制貿易的重要手段，事實上也是保持國家財富完整並將其留在城內的重要手段。對這些統治者來說，放棄商貿物資就等於向鄰國進貢，他們企圖盡可能避免出現如此情況。商人的地位僅高於盜賊，這是中國文化的偏見，蒙古人直接衝擊這種偏見，他們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職業之前，僅次於政府官員。儒家學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們從傳統中國社會的層下降到社會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僅高於乞丐。

自成吉思汗時代以來，蒙古人認識到，在某地習以為常和理所當然的東西，在另一地就成了異乎尋常和有銷售潛能的物品。13世紀後期的幾十年成為狂熱地尋找新商品的時期，這些新商品能在不斷擴大的蒙古商業網內出售，或者用來交換舊商品，再以新的途徑將舊貨銷售。從染料、紙張和麻藥到開心果、爆竹和毒藥的每一樣東西，都有潛在的買主，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員似乎必須找到那些可能成為買主的人及其居處。為適應市場的整體需求，中國的工場終不僅要為世界市場生產傳統的中國瓷器、絲織工藝品，而且還要為專門市場增加全新的品種，包括制作刻在像牙上的聖母瑪利亞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給歐洲。

蒙古人促進貿易的發展，通過征收地方上的產品，並為它們找到國際市場，蒙古人引進許多新的紡織品。這些紡織品的來源仍可以從它們名稱的詞源上看出來。有一種特別平坦光滑的絲綢，在西方稱之為“satin”（綢緞），它的名稱取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馬可•波羅就是從那裡起航回國的。還有一種高檔的裝飾布料，叫作“damask silk”（錦緞），其名稱來源於大馬士革城（Damascus），大多數從波斯伊利汗國來的商隊都要途經大馬士革去歐洲。馬可•波羅提到另一種產於摩蘇爾（今伊拉克北部城市——譯者注）（Mosul）的精細布料，它在古法語中叫“mouslin”，然後在英語中稱為“muslin”。

甚至許多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可能產生高額利潤。新商業促使紙牌遊戲迅速流行，因為商人和士兵發現，紙牌很輕、容易攜帶，是一種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動。像棋和其他棋盤遊戲需要帶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騎駱駝者可以隨身攜帶一大包紙牌。新行情刺激著更快、更便宜地生產紙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此方法通常是用來印刷宗教經文的。紙牌印刷的市場要比經文印刷廣闊得多。

歷史上大多數征服性帝國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被征服地區。羅馬人把拉丁語、他們的神，和他們對酒、橄欖油的偏愛強加在人們頭上，他們甚至把小麥種在它無法生長的地方。從土耳其的以弗所到德國的科隆，每一座羅馬城市的市內布局和建築風格，從市場、道路到圓形支柱或門道的細部，都是一模一樣的。在其他時代中，英國人在孟買蓋起都鐸式的建築；荷蘭人在加勒比海建造風車；西班牙人以自己的風格，在從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地區修建大教堂和廣場；美國人在從巴拿馬到沙特阿拉伯的地區建立別具特色的居民區。隻有對某處的實物遺跡進行研究，考古學家纔能追溯印度、阿茲特克、馬裡、印加或阿拉伯等帝國的發展情況。

與此相比，蒙古人對被其征服地區的踐踏要輕得多。他們沒有給那些地方帶去與眾不同的建築風格；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語言和宗教強加於被征服地區，因為在更多情況下，他們禁止非蒙古人學習蒙古語；蒙古人沒有強迫人們種植外來作物，也沒有強行改變臣民整體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