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美〕格奧爾格·伊格爾斯
（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史學史和史學理論委員會前主席）
我以極大的興趣讀了收入這本文集的瀋漢教授的論文的英文摘要，但是要對他關於英國歷史發展，特別是農業領域發展的論文做出評述， 我感到躊躇，因為我對關於這個題目大量的論辯的著述隻有有限的知識。但是，指導他對英國經濟和社會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做出分析的理論假定，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像。他的研究從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過程和經濟作用的概念出發，但是隨後把它們置於細致的考察和修正之中。誠然，存在著一種朝著近代社會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極為復雜。強調社會和經濟的復雜性，是瀋漢進行歷史洞察的核心。瀋漢告誡我們，無法把封建主義視為清晰界定的類型，資本主義也同樣如此。二者本質上都是等級制的。封建社會的等級制使得經濟身份在構成社會結構時隻具有較小的意義，他寫道：“在封建等級制社會中，社會集團並不是按照經濟來劃分的。”他指出，相反，“在近代社會的社會分層中，經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並不是起著排斥其他一切的作用。其他的事實如文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封建中世紀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二者之間存在著相當的重疊。資本主義從中起源的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多維度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同樣也是多維度的。中世紀的經濟不完全是封建經濟，同樣，19 世紀英國經濟也不完全是資本主義經濟。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甚至被馬克思當作一種類型，當然，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比許多晚期馬克思主義者更了解，還存在著不符合這種類型的其他方面。這樣，在工業社會中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概念就不能不隻是相對的了。這樣，就假定在19 世紀資本主義的英國，在農村從家庭農場主到資本主義農場主之間存在一個譜繫；在工業部門，從小作坊主到大工業家之間也存在一個譜繫。這樣，在歷史發展階段或社會諸階級之間，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界限。如瀋漢所說，總是“存在著一個復雜的過渡帶”。他的社會和歷史的概念接近於E. P. 湯普森對英國社會的探討，後者不是把大工人階級主要看作經濟力量所形成的，盡管這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們在進入近代工業社會時，深深地植根於過去的意識參與了構造這個世界，而不完全由這個世界來構造。此外，和湯普森一樣，瀋漢在描繪世界發展時，並不像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公式化表述，而是在寫一部特性化的英國史，而且甚至把這部歷史看作是極為復雜的和多維度的。他這樣強調，他所說的歷史主體“處於特別的時間和地點環境的影響下”。這樣，我們必須謹慎地用形態學的手段探討歷史。因此，他在論及歷史形態的單個形式時，認為它是以“個性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瀋漢這樣就把必要的對社會和經濟史的類型學描述與對歷史復雜性的了解結合起來，同時注意到了類型學的局限性。我感到遺憾的是，我無法閱讀由中文撰寫的這些論文。它們也應當為英語讀者公眾所知。它們提供了如何探討歷史的重要思想。
2012 年
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
序二
陳崇武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商務印書館決定出版瀋漢教授的多卷本史學文集，我認為這不僅對他本人，而且對世界史學界也是一件好事，值得慶賀。
讀了瀋漢教授的著作，有幾點特別值得一談。
首先，著作等身，成果斐然。
三十餘年來，瀋漢教授已寫出的著作有十七部。其中包括《資本主義史》《世界史的結構和形式》《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從中古到20 世紀》《歐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研究——形態學的考察》《英國土地制度史》《英國憲章運動史》《非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農業—資本主義時代農業經濟組織的繫譜》《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興起》《中西近代思想形成的比較研究——結構發生學的考察》等。此外，他還有譯著五部，如《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宗教和資本主義的興起》《共有的習慣》《近代國家的形成—社會學導論》等。著譯作已有好幾百萬字。
我是搞世界史教學和研究的過來人，深知在世界史領域能寫出一部有學術價值的專著談何容易。有的學者一輩子能寫一兩本就算不錯了。而像瀋漢教授這樣著作等身的確實不多，使我十分感嘆。
瀋漢教授的著作每本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例如為寫《英國土地制度史》一書，他曾多次到英國訪問研究，尤其在雷丁大學鄉村史中心和東盎格利亞大學歷史學院做了半年研究，是在搜集和參考了18世紀英國各郡農業調查報告、英國農業漁業部出版的《1866 至1966年大不列顛一個世紀的農業統計》等原始資料和數百種研究專著論文的基礎上寫成。比如寫《資本主義史》及《非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農業—資本主義時代農業經濟組織的繫譜》，都引用了數百種外文資料。他的著作資料翔實，內容豐富，質量上乘，給人面目一新的感覺。
其次，善於吸收，銳意進取。
與某些見洋不食、故步自封、孤陋寡聞的史學家不一樣，瀋漢教授善於引進並吸收外國史學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融會貫通，成為自己學術研究的新鮮血液。如他對E. P. 湯普遜、布羅代爾、勒高夫、拉布魯斯、波朗查斯、密裡本德等情有獨鐘。對國外諸多流派，如形態學、結構學、計量學、社會學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加以有舍取的吸收，使其為己所用。他在吸收外來各學派及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時，絕不囫圇吞棗、全盤照搬，而是經過自己消化，去偽存真，揚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他對某些權威學者的學術觀點並非亦步亦趨，而是大膽挑戰和質疑。如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和托馬斯“17 世紀英國已經確立了土地產權制度”的觀點、勒高夫關於中世紀知識分子的分類方法、馬克斯• 韋伯對資本主義的定性，甚至馬克思主義者關於資本主義起源於農業的論點等都提出了質疑。這是一種很值得贊揚的研究精神和態度。正因為如此，他所寫的著作給人以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印像。
第三，把理論、史料、現實三者融為一體。
在我看來，史學研究中隻有把理論、史料、現實三者密切結合，纔能寫出較好的著作，攀登史學研究的制高點。史學研究如果沒有史料就等於是無米之炊；但如果沒有理論也等於一個人隻有軀殼而沒有靈魂；如果沒有現實感，史學研究也會失去價值和活力。從瀋漢教授的著作來看，他能把三者巧妙地結合起來，猶如一位有經驗的交響樂團的指揮，駕馭自如，遊刃有餘。例如在《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興起》一書中，他在史料研究的基礎上，能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必須包含的理論範疇做出闡述，這為未來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有理論啟示，從而把史學研究推向一個有活力的更高階段。
“寧靜致遠”“淡泊明志”。從瀋漢教授著述的內容和學術歷程來看，他所走的是一條甘願坐冷板凳、孜孜於埋頭做學問的學術道路。瀋漢教授之所以能寫出如此多有分量的作品，固然是他的天賦使然，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奮所致。
商務印書館決定給瀋漢教授出版文集，這不僅是對他本人的史學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對我們世界史學界同仁的莫大鼓舞和鞭策！
2018 年2 月25 日
致謝
回首一顧，治史已四十載。教學之餘，遊走於英、法、德、奧、意、比、美諸國， 結交友人，搜集歷史資料，借火鑄劍。時至今日，涉獵之英國憲章運動、英國議會政治史、西方國家制度史、西方社會結構史、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研究、英國土地制度史、20世紀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史、資本主義史、英國近代知識分子形成、資本主義時代農業經濟組織研究、中西近代思想形成比較研究諸題均已完成，此外有譯著幾種出版，可聊以自慰。
新世紀某一年我在意大利都靈逗留時， 東比埃蒙特大學埃多阿多·托塔魯魯教授（Professor Edoardo Tortaloro）某一日突然問起我為何不著一自傳？友人之語醍醐灌頂，自己方纔醒悟，埋頭筆耕，不覺歲月已經流逝，已到了對自己以往的文字和思想做一整理的時候。遂有了彙編出版著述之替代計劃。
《瀋漢集》出版得到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小文先生的鼎力支持。著名國際史學理論家、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史學史和史學理論委員會前主席格奧爾格·伊格爾斯教授（Professor Georg Iggers）為我忘年之交，知我甚深，在90 歲高齡時允諾為我的著作集作序，我遂將各書提要寄去，不想他突染沉痾，驟然仙逝。現在隻好將格奧爾格之前為我的自選論文集《世界史的結構和形式》題序轉印於此，作一替代。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繫前繫主任、世界史著名學者陳崇武教授在86 歲耄耋之年欣然應邀為《瀋漢集》作序。《瀋漢集》的出版得到*創建“雙一流”大學基金和南京大學人文基金的資助。
《瀋漢集》出版，實為一介書生之幸事。上下求索間得到眾多基金會資助和友人支持，在此一並致謝。
瀋漢
2021 年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