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索馬裡、吉布提、科摩羅三國概況

章 索馬裡的早期文明

 一、索馬裡文明的曙光

 二、蓬特之地與埃及文明的影響

 三、印度洋貿易中的索馬裡

第二章 伊斯蘭教與索馬裡文明的轉向

 一、伊斯蘭教在索馬裡的傳播

 二、伊斯蘭時代索馬裡的國家與社會

第三章 外部勢力對索馬裡的爭奪

 一、英國對索馬裡的侵略

 二、其他國家對索馬裡的侵略

第四章 20世紀初期索馬裡人民的反殖民鬥爭和意大利在南部的殖民活動

 一、哈桑反殖民起義的爆發與失敗

 二、意大利在索馬裡南部的擴張

第五章 殖民統治下的索馬裡及其托管

 一、20世紀二三十年代意大利對索馬裡的殖民統治

 二、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屬索馬裡的經濟社會發展

 三、走向托管時代的索馬裡

 四、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索馬裡經濟與社會

第六章 索馬裡共和國的艱難發展

 一、國家的獨立與面臨的挑戰

 二、索馬裡共和國的政治發展

 三、索馬裡共和國的對外交往

 四、共和國時期的經濟建設

第七章 由治到亂的索馬裡民主共和國

 一、索馬裡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發展

 二、歐加登戰爭以前索馬裡的外交政策

 三、索馬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四、改變索馬裡歷史進程的歐加登戰爭

 五、歐加登戰爭後索馬裡的政治經濟改革

 六、歐加登戰爭後索馬裡對外政策的調整

 七、西亞德統治的終結

 八、動亂前的索馬裡社會文化

第八章 後西亞德時代索馬裡的曲折發展

 一、外部力量介入下索馬裡艱難的政治重建

 二、索馬裡蘭分離主義政權的發展

 三、邦特蘭自治政府的發展

 四、索馬裡經濟和教育的發展

 五、索馬裡難民和海盜問題

第九章 吉布提的歷史演進

 一、獨立前吉布提的歷史演變

 二、古萊德?阿普蒂敦時期的吉布提

 三、蓋萊時期吉布提的新發展

 四、現代吉布提的社會與文化

 五、吉布提的對外交往

第十章 科摩羅的歷史演進

 一、獨立前科摩羅的歷史發展

 二、薩利赫與阿卜杜拉的統治

 三、90年代以來科摩羅的發展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表

後記

當今的阿拉伯世界由22個阿拉伯國家所構成，其中12個國家分布在亞洲西部和西南部，10個國家分布在非洲北部和東北部，即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突尼斯、摩洛哥、毛裡塔尼亞、埃及、蘇丹、吉布提、索馬裡和科摩羅。這些國家均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國民的絕大多數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由於種種局限，國內世界史學界對阿拉伯國家的研究，通常主要聚焦於西亞和西南亞諸國，以及北非的埃及；從事非洲研究的學者，其側重點則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這種狀況導致國內學界對非洲阿拉伯國家歷史的研究長期處於邊緣化地位，以至於國內至今尚無一部全面反映非洲阿拉伯國家的綜合性通史著作，同時也缺乏比較繫統的非洲阿拉伯國家國別史研究的專著。
2010年底，以北非突尼斯的“布瓦吉吉事件”為導火線及以埃及“一·二五”革命為發端，西亞北非地區引發的政治劇變迅速在阿拉伯國家蔓延，終導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和也門四個阿拉伯共和制政權的垮臺和更迭，而敘利亞則處於曠日持久的血腥內戰中。此次阿拉伯變局折射出的內生性、突發性、連鎖性和顛覆性這四大特點出人意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由阿拉伯國家多年來累積的各種內外矛盾所釀成。人們需要從歷史的維度對其進行多層面、多視角的解讀和反思，從而凸顯了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幾乎在阿拉伯變局爆發的同時，即2010年12月下旬，我作為首席專家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研究”，在北京京西賓館順利通過答辯，獲準立項。真是恰逢其時！2011年3月，項目組正式啟動研究工作。歷經八年磨礪，終於完成項目設定的目標：推出總篇幅近300萬字的八卷本《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這一終研究成果。該成果包括：
《埃及史》
《阿爾及利亞史》
《利比亞史》
《摩洛哥史》
《突尼斯史》
《蘇丹史》
《毛裡塔尼亞史》
《索馬裡、吉布提和科摩羅史》
《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是我國學者撰寫的部比較全面反映非洲阿拉伯國家自古迄今的通史著作，各卷作者努力追求“通古今之變”，並以打造“信史”和“良史”為目標。首席專家負責全書的規劃和統編，並對各卷初稿進行審閱和提出修改建議。後經作者反復打磨而成書。我們真誠希望這部八卷本的著作能夠填補我國學界在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研究上的空白，從而豐富我國的世界史研究。
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學是一切學科的基礎。通史研究則被喻為歷史學學科建設的龍頭。通史研究不僅是衡量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而且也在不同側面代表一個國家史學研究的綜合學術水平。①通史研究的特殊功能決定了其撰著的難度，而就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來說尤為如此。究其原因：一是國內學界對非洲阿拉伯國家歷史研究的積澱極為有限，尚未形成一種可供借鋻的比較成熟的理論和研究體繫；二是非洲阿拉伯國家歷史研究的資源，特別是有關非洲阿拉伯國家古代史研究的文獻史料十分匱乏。出現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阿拉伯人大都不太重視伊斯蘭教誕生前的阿拉伯歷史研究，稱之為“賈希利亞”②，即蒙昧時期。這便造成阿拉伯人有關伊斯蘭教誕生前阿拉伯歷史論著的稀缺。而非洲阿拉伯國家中的一些小國，諸如吉布提和科摩羅等國，更是被國內學界喻為學術“盲區”，關注者和探究者亦屬鳳毛麟角。這就進一步加大了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研究的局限。
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的整體和繫統研究涉及諸多問題，一部能夠比較客觀地把握和勾勒非洲阿拉伯國家歷史演進脈絡的撰著，需要對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審慎的梳理和辨析。這些問題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一、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研究的理論指導。史學研究離不開理論指導，理論指導也是強化歷史學科學性的前提。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屬於綜合性研究，涉及面寬廣，包括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外交、軍事、民族、宗教、文化教育、婦女問題和生活習俗等諸領域。用理論來指導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於非洲阿拉伯國家通史研究來說，它首先面臨的是選擇或依據何種理論來帶動歷史研究。1978年之前，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先後受“西方中心論”和“五種經濟形態說”的影響和制約，特別是“五種經濟形態說”作為蘇聯史學的主要模式而被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所效仿。

哈桑的反殖民起義是索馬裡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就本質而言，它是對索馬裡嚴重殖民危機的直接反映。
首先，英、法、意和埃塞俄比亞的瓜分使索馬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壓力。在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後，索馬裡的地緣重要性日益凸顯，它也因此成為帝國主義覬覦的對像。英國占據了索馬裡北部海岸和南端，法國建立了吉布提殖民地，意大利占據了索馬裡東南部，而埃塞俄比亞在阿杜瓦戰役後，也南下索馬裡，奪取了歐加登地區。英國和埃塞俄比亞的侵略對哈桑的刺激，因為英屬索馬裡自古以來都是索馬裡與阿拉伯半島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基地，柏培拉、澤拉、哈拉爾等城鎮是索馬裡伊斯蘭教的古老中心。而埃塞俄比亞對索馬裡的領土野心更加激發了哈桑的宗教情感和愛國主義精神。埃塞俄比亞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它對歐加登地區的占領不僅意味著索馬裡主權的喪失，同時也帶有明顯的異教徒入侵的意味。生活在索馬裡內地的遊牧民數量較多，他們不易受到歐洲入侵的影響，因為西方殖民者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幾個海岸地帶，但埃塞俄比亞的擴張直接進入了索馬裡牧場的核心地帶，它侵占歐加登地區對索馬裡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威脅。
埃塞俄比亞對歐加登地區的統治是掠奪式的，當地索馬裡人重要的財富牲畜成為首要對像。1890-1897年，孟尼利克皇帝從歐加登地區共掠奪了10萬頭牛、20萬頭駱駝和60萬隻綿羊和山羊。埃塞俄比亞向索馬裡領土的擴張，使雙方的傳統矛盾公開化，埃塞俄比亞強迫索馬裡部落為駐軍提供牲畜，兩者之間經常發生衝突。這些持續的摩擦對推動索馬裡人民族意識的覺醒、喚醒索馬裡人過往同埃塞俄比亞的鬥爭記憶十分重要。就個人情感而言，歐加登地區對哈桑也十分重要。他的祖父哈桑·努爾曾在歐加登地區擔任教長，而他的任妻子也來自歐加登。因而對哈桑來說，歐加登絕不能被他國侵占。
其次，英國對哈桑態度的變化激化了兩者的矛盾。由於哈桑在柏培拉的宣教活動並不成功，於是他轉向索馬裡東南部的杜爾巴漢特部落。哈桑在那裡受到廣泛歡迎，他在宗教和社會領域都確立了自己的權威。杜爾巴漢特部落成為哈桑支持者的核心。對於哈桑在杜爾巴漢特地區的崛起，英國起初樂觀其成，因為英國關心的是北部海岸地區和亞丁殖民地肉類供應的穩定，對於內陸地區，英國沒有太多利益。英國更傾向於在殖民地實施間接統治，即通過代理人來維護自身利益，因而對哈桑在杜爾巴漢特的活動，英國持默許態度。但伴隨著英、法、意對索馬裡的進一步瓜分，雙方的關繫逐步惡化。1897年，在紅海和亞丁灣相互敵對的三個大國相繼向亞的斯亞貝巴派出自己的代表，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尋求埃塞俄比亞皇帝孟尼利克二世對各自勢力範圍的承認，但他們沒有意識到其使命將成為索馬裡高原無盡紛爭的開始。
1897年列強簽訂的協議完全無視索馬裡人的感受，其中尤以英國和埃塞俄比亞就索馬裡領土達成的利益交換使索馬裡人感到憤怒。根據英國-埃塞俄比亞協議，英國不僅承認了埃塞俄比亞對歐加登地區的占領，而且還將索馬裡人雨季的主要牧場——豪德高原的部分地區割讓給埃塞俄比亞。因此，自1897年開始，哈桑同英國殖民當局的關繫迅速惡化。1899年3月，一支被稱為"伊拉裡"（源自索馬裡語Illaali，意為"監視"）的英國殖民保安部隊前往杜爾巴漢特巡視，據稱其中一人用他的步槍交換了四頭駱駝。但保安隊在回到柏培拉後，卻聲稱哈桑竊取了他們的步槍。英國領事科爾多克斯隨即給哈桑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要求哈桑歸還槍支，哈桑的回復同樣言辭尖銳，這導致雙方關繫急轉直下。在這次"羅生門"事件後，哈桑在杜爾巴漢特召開部落大會，號召所有人參加他討伐異教徒的戰爭。
再次，基督教的傳教活動被視為對索馬裡人伊斯蘭信仰的侵蝕。根據傳說，哈桑曾在天主教教堂門口問一個男孩叫什麼名字，那個男孩回答他叫約翰，這令哈桑感到震驚。另一個傳說是，哈桑問一群孩子來自哪個部落，他們都回答來自神父的部落，這同樣震撼了哈桑的心靈，他相信基督教正在瓦解索馬裡人對伊斯蘭教的信仰。這些經歷使哈桑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同時也點燃了他的愛國熱情和傳播薩裡希派教義的動力。在柏培拉受挫後，哈桑回到杜爾巴漢特部落，在那裡成立了傳教中心，向牧民們宣揚教義，指出帝國主義的傳教士正在摧毀索馬裡人的傳統信仰和文化。因此，哈桑的起義也是為了捍衛伊斯蘭信仰和索馬裡文化。
後，蘇丹馬赫迪大起義對哈桑產生了重大影響。1881-1898年的馬赫迪大起義影響哈桑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是他的老師賽義德·穆罕默德·薩裡希。薩裡希曾參加馬赫迪起義，因而將馬赫迪起義中的伊斯蘭"聖戰"觀念帶進了薩裡希派教義，這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哈桑在索馬裡開展反對殖民主義的"聖戰"思想。二是哈桑對馬赫迪思想和蘇丹起義的切身感受。哈桑曾在蘇丹遊歷，並與起義將領有過接觸，這對哈桑反殖民侵略思想的形成產生了直接影響。馬赫迪在發動蘇丹民族大起義時，就號召穆斯林要嚴格遵循《古蘭經》和聖訓，驅逐外國侵略者，為安拉進行"聖戰"，建立伊斯蘭教國家。馬赫迪的思想與哈桑信奉的薩裡希派教義有相通之處，這給哈桑接受馬赫迪的"聖戰"理論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