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
每個歷史學家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寫作，並同時受這一歷史時刻的影響。我本人寫作這本書的時刻，正值美國風雨如晦的暗夜，執法人員殺死手無寸鐵的人們，如流星般的生命帶出熱門話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有些事件得到了揭露報道，有些則沒有。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瑞吉婭·波義德（Rekia Boyd）、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桑德拉·布蘭德（Sandra Bland），以及查爾斯頓教堂9名受害者的遭遇讓人痛心，而我正是在這一時期完成了此書的寫作。這些讓人痛心的事件是美國種族主義思想史的產物，就如同這本關於種族主義思想的歷史書也是這些痛心事件的產物一樣。
根據聯邦統計局數據，2010年至2012年，黑人年輕男性被警察殺死的可能性是白人年輕男性的21倍。受到致命警力侵害的女性受害者的數據未經記錄和分析，其揭示的種族差異可能更大。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白人家庭的財富中位數甚至達到了黑人家庭的13倍，而且黑人入獄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
不過，這些統計數據應該也並不讓人感覺意外。大多數美國人可能都知道在警察射殺人數、財富數量、入獄人數上的種族不平等——幾乎美國社會各個方面都是如此。我說的種族差異是指在統計數據中，各種族群體的表現情況與各自的人口數並不對應。如果黑人在美國人口比例中占13.2%，那麼在所有被警察射殺的美國人中，黑人的比例應該也大概占13%，在監獄中黑人的比例應該也接近13%，同時黑人擁有的財富應該也占美國財富總量的大約13%。2但是在當今的美國社會，種族平等還很遙遠。非裔美國人擁有的財富僅占美國國家財富的27%，但在入獄人數上占據了40%。這些是種族不平等的表現，而種族不平等的歷史比美國歷史還要久遠。
2016年正值美國建國240周年。但在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及其他創始人宣布獨立之前，美國人已經就什麼是種族不平等、為何種族不平等存在並一直持續至今、為何美國白人群體比美國黑人群體更成功等內容進行了兩極分化的討論。歷史上，這一激烈爭論共有三方觀點。一方可以被稱為種族隔離主義者，他們將種族不平等歸咎於黑人本身；另一方可以被稱為反種族主義者，他們將種族不平等指向種族歧視；還有一方可以被稱為主張社會同化者，他們試圖探討上述兩種觀點，認為種族不平等是黑人和種族歧視共同造成的。正在進行的關於警察射殺黑人的討論充分展示了這三種觀點。種族隔離主義者指責被警察射殺的黑人有魯莽的犯罪行為。他們認為邁克爾·布朗是一個可怕兇險的小偷，所以達倫·威爾遜（Darren Wilson）有理由感到害怕並向他開槍。反種族主義者指責警察可怕的種族主義行為，認為達倫·威爾遜不在乎這位18歲黑人的生命。主張社會同化者則試著指責雙方，他們認為威爾遜和布朗都是不負責任的罪犯。
近幾年聽到的這三方觀點就像是《天生的標簽》一書中貫穿始終的三種不同觀點。在將近六個世紀中，反種族主義觀點一直與兩種種族主義觀點對立：種族隔離主義觀點和主張社會同化觀點。之後的種族主義觀點史也是這三種不同聲音的歷史——種族隔離主義者、主張社會同化者和反種族主義者——以及它們如何論證種族不平等的合理性，證明為什麼白人可以活在勝利的一端而黑人卻在死亡和失敗的那一端。書名《天生的標簽》來自密西西比州參議員傑斐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1860年4月12日在美國參議院的一次演說。這位南部邦聯的未來總統否決了一項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資助黑人教育的法案。戴維斯向同事發表演講，稱“政府不是由黑人組成的，也不是為黑人服務的”，而是“由白人組成的，並且為白人服務的”。他宣稱該法案建立在種族平等的錯誤觀點之上。“白人和黑人的種族不平等”是“天生的標簽”。
傑斐遜·戴維斯的觀點並不令人意外。他認為黑人在生物學上就和白人不同且比白人低等，認為黑色皮膚就像是正常人美麗的白色皮膚上的丑陋標簽，而這一黑色標簽是黑人永遠低等的記號。這種種族隔離主義思想可能更容易被識別——也更容易被譴責——為明顯的種族主義。可是有很多傑出的美國人，他們的進步思想和行動讓人鼓舞，他們擁有良好的意願，卻同意社會同化的主張並同樣抱有黑人低等的種族主義信仰。我們記得主張社會同化者為反對種族歧視所做的輝煌鬥爭，並且把他們將種族不平等歸咎於黑人低等行為的不光彩部分隱藏起來。為擁抱生物學上的種族平等，主張社會同化者指出是環境——炎熱氣候、歧視、文化和貧窮——造成了黑人行為的低等性。他們的結論是丑陋的黑色標簽是可以去除的——如果給予合適的環境，低等的黑人是可以進步的。如是種種，主張社會同化者不斷鼓勵黑人汲取白人文化特征和/或以白人身材為追求目標。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在1944年進行了劃時代的種族關繫研究，該研究被公認為是民權運動的誘因。他寫道：“美國黑人作為個體和群體融入美國文化，獲得占主導地位的美國白人所尊崇的特質，對他們都是好事。”他還在《美國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中聲稱：“從幾乎所有的分歧來看，美國黑人文化都是……美國大眾文化的扭曲發展或病態情況。”
但這個國家也一直存在反種族主義的思想，挑戰社會同化主張和種族隔離主義思想，給予真理以希望。反種族主義者一直認為種族歧視在美國形成之初就被打上了標簽，這也就解釋了種族不平等為什麼存在並一直存在。與種族隔離主義者和主張社會同化者不同的是，反種族主義者意識到黑人和白人的不同膚色、發型、行為以及文化方式處於相同層面，所有的區別都是平等的。傳奇黑人同性戀詩人奧德麗·羅德（Audre Lorde）在1980年發表演說稱：“我們沒有一種可以將人類的差異平等聯繫起來的範式。”
種族主義思想及其歷史既復雜迂回，又不可預測。坦白地說，種族主義思想已經成了一代又一代美國人的常識。種族主義思想邏輯簡單，多年來左右了數百萬人，一次又一次地壓制了更復雜的反種族主義事實。因此，在面對讀者時，這段歷史不應被簡單地視為荒謬的種族主義者與理智的反種族主義者的衝突的描述，這段歷史也不像非黑即白的好萊塢動作片，有明顯的好人和壞人，並且終好人獲得勝利。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三方戰役，反種族主義思想同時與兩種種族主義思想對壘，有善良有邪惡，後有失敗也有成功。種族隔離主義和社會同化主張都用吸引人的觀點將自己包裝得很善良，然後都將反種族主義思想重新包裝得很邪惡。在將自己的思想包裝成善良的時候，種族隔離主義者和主張社會同化者很少承認其種族主義公共政策和觀點。他們怎麼會承認呢？認罪並不符合種族主義者的自身利益。更聰明的做法是不把他們的言行定義為種族主義，這也更能使他們免受責備。犯罪分子從不承認其反人類罪行。那些狡猾而有權勢的反黑人罪犯將他們的罪行合法化，並且設法將其進行的奴隸交易、奴役他人、歧視和殺戮等罪行排除在刑法之外。5同樣，狡猾而有權勢的種族主義理論家也絞盡腦汁將其觀點排除在種族主義觀點之外。事實上，主張社會同化者在20世紀40年代首先使用“種族主義”這一術語並將之推廣。一直以來，他們拒絕將自己認為黑人文化和行為低等的這一觀點定義為種族主義。這些主張社會同化者僅僅將種族隔離主義者所持的黑人生物性低等的觀點定義為種族主義。同樣，種族隔離主義者也一直拒絕被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簽。他們聲稱自己僅僅是在闡述上帝的話語、自然的設計、科學的計劃，或者一般性的常識。
所有這些有權有勢的派繫都自私地將其種族主義說辭定義為非種族主義，這使得美國人徹底產生了分歧，並且不懂什麼纔是真正的種族主義思想。這讓一些美國人一邊認為黑人有問題，一邊覺得自己並不是種族主義者。但當你說一個群體某方面有問題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說那個群體某方面更低等。不管美國人有沒有意識到或者願不願意承認，這種說法都在邏輯上相關聯。任何關於種族主義思想的通史都必須努力克服持續的操控和困惑，都必須澄清誰在支持種族主義思想而誰不支持。我自己對種族主義思想的定義很簡單：以任何方式認為一個種族比另一個種族低等或優越的想法都是種族主義。我對反黑人種族主義的定義——也是本書主題——是任何認為黑人或任何黑人團體比另一種族低等的想法。
與其他可以識別的種族一樣，黑人事實上也是一個群體集合，其中有性別、階層、民族、性傾向、文化、膚色、職業、國籍的區別——還有一繫列其他標識，包括混血兒，他們可以被識別為黑人，也可以不被識別為黑人。每個可被識別的黑人團體都經歷了批判性種族理論家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所說的“交叉性”——交叉在一起的種族主義思想和其他形式的偏執（如性別歧視、階層歧視、民族中心主義和恐同癥）所帶來的偏見。例如，性別歧視觀點認為真正的女人是虛弱的，6而種族主義觀點認為黑人婦女不是真正的女人，這兩種觀點交叉產生了對強壯的黑人婦女的性別種族歧視，認為她們劣於女性，即虛弱的白人婦女。換言之，稱女性群體愚蠢是性別歧視，稱黑人群體愚蠢是種族歧視，稱黑人婦女群體愚蠢則是性別種族歧視。這種交叉性也導致了階層種族歧視（貶低黑人窮人和黑人精英）、酷兒（queer）種族歧視（貶低黑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以及民族種族歧視（捏造黑人族群的等級制度），諸如此類。籠統的種族主義思想史傳統上都關注對黑人總體的種族歧視，而忽略了特定黑人群體的交叉概念——甚或是黑人空間，如黑人社區、黑人學校、黑人企業以及黑人教堂。《天生的標簽》一書關注兩者——既有總體，也有社會同化主張和種族隔離主義思想的具體形式。
《天生的標簽》一書敘述了種族主義思想的整個歷史，從其15世紀在歐洲大陸的起源，到殖民時代英國早期殖民者將種族主義思想帶到美國，後到21世紀當前對身邊發生的事件的討論。全書五個部分的主要人物會如導遊一般引導我們探索種族主義思想在美國歷史上五個時期的面貌。在美國成立的個世紀中，種族主義理論對支持美國奴隸制的發展並讓基督教會接受它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這些思想在美國早期偉大的傳教士和知識分子——波士頓牧師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的布道中至關重要，他是我們的位導遊。科頓·馬瑟的名字取自新英格蘭知識分子的先驅約翰·科頓（John Cotton）和理查德·馬瑟（Richard Mather），並且他是後面兩位的孫輩。這兩人是清教徒牧師，他們從大西洋對岸將歐洲兩百多年的種族主義思想帶入美國。為了實現美國奴隸制度並轉變人們的信仰，科頓·馬瑟宣揚種族不平等，並且堅稱被奴役的非洲人如果信仰基督教，那麼他們的黑色靈魂就能變成白色。他的著作和布道7在殖民地和歐洲受眾廣泛，在那裡，科學革命先驅——以及之後的啟蒙運動——正在對歐洲人、自由、文明、理性和美進行種族化和白人化。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及之後，美國奴隸制在幾年中發展驚人，政治家和世俗知識分子都加入了為奴隸制辯護的大軍。這些辯護者中有一位權威的政治家和新美國的世俗學者，也是本書的第二位導遊——反對奴隸制的廢奴主義者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
傑斐遜在19世紀奴隸解放運動和民權運動前夕去世。該運動部分是由《解放者報》（The Liberator）編輯威廉·勞埃德·加裡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05—1879）牽頭，而他也是我們的第三位導遊。和他的同僚一樣，加裡森極具利用價值的強烈的反奴隸制思想讓美國人思考廢除奴隸制和追求民權，然而這些思想通常並不是反種族主義思想。他推廣了社會同化主張，認為奴隸制——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種族歧視——使黑人“變得野蠻”；這種壓迫使他們的文化、心理和行為變得低等。反種族主義思想認為歧視者把黑人當作野蠻人來對待，而種族主義思想認為歧視確實將黑人變成了野蠻人。全國位受過專業訓練的偉大學者，W E 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1868—1963）是我們的第四位導遊，他初接受了加裡森的種族主義思想，但後來還是站到了反種族主義思想的前沿，挑戰19世紀晚期高漲的種族主義思潮。杜波依斯漫長而傳奇的職業生涯持續到20世紀，他對種族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雙重意識神奇地變成了單一的反種族主義。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他的影響力也減弱了。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種族主義思想再次成為有影響力的觀點並將美國人吸引至民權運動。之後，民權運動和“黑人權力”運動的發展——以及聳人聽聞的黑人單親家庭“危機”、福利“女王”、平權行動、暴力反抗和犯罪分子——都使20世紀60年代的種族進步遭到種族主義者的強烈抵制，包括對反種族主義活動家的司法迫害，其中著名的事件就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位年輕哲學家的遭遇。8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1943—）於1972年被免除所有死刑指控，在接下來的40年中，她致力於反對那些學會了隱藏自己意圖的種族歧視者，抨擊那些一邊宣揚終結種族主義童話，一邊又擁護兩黨嚴厲打擊犯罪並建立大規模監禁、毆打和殺害黑人的監獄工業復合體政策的人。她將是我們的第五位也是後一位導遊。
這五位主要人物——科頓·馬瑟、托馬斯·傑斐遜、威廉·勞埃德·加裡森、W E B 杜波依斯和安吉拉·戴維斯——分別都是突出或有爭議的種族理論家，他們終其一生著書、演講並傳授種族（和非種族）思想，這些思想迷人、新穎、影響深遠又互相矛盾。不過，《天生的標簽》並不是關於他們的五篇傳記。他們復雜的生活和影響深遠的思想已處於主張社會同化者和種族隔離主義者，或者種族主義者和反種族主義者之間辯論的點，因此為我們了解這些辯論和這一錯綜復雜的歷史打開了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