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城市的恥辱

編輯推薦

《城市的恥辱》一書是“扒糞運動”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於1900年前後發表的一繫列揭黑文章的合集，真實記錄了包括紐約、芝加哥在內的六大城市的腐敗問題，如警察受賄、公民精神的墮落等。也因本書所錄文章為代表的“扒糞運動”的興起，西奧多羅斯福加大了整肅腐敗的步伐、推進改革，從而開啟了美國的“進步時代”。

內容簡介

20世紀初的美國曾經歷過一段黑暗時期，官員、商人乃至民眾都深陷腐敗泥潭，城市腐敗波及面之廣、手段之惡劣令人瞠目。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新聞界掀起了旨在揭露社會黑暗、打擊腐敗、促進改革、推動美國走向正確軌道的浪潮，史稱“扒糞運動”。

《城市的恥辱》一書是“扒糞運動”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於1900年前後發表的一繫列揭黑文章的合集，真實記錄了包括紐約、芝加哥在內的六大城市的腐敗問題，如警察受賄、公民精神的墮落等。也因本書所錄文章為代表的“扒糞運動”的興起，西奧多羅斯福加大了整肅腐敗的步伐、推進改革，從而開啟了美國的“進步時代”。

通過閱讀本書，您可以了解到美國在上個世紀之交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而社會黑暗、官員腐敗、公民精神墮落等一繫列問題的產生，與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滯後息息相關。本書也為在社會轉型期如何推進創建純淨、文明、公平的社會，培養健全的公民意識，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鋻。

作者簡介

林肯·斯蒂芬斯，美國記者，“扒糞運動”的代表人物。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並獲得了四個德國大學的學位。他在紐約《晚郵報》任警務新聞記者期間與同時期擔任紐約警長的西奧多·羅斯福相識，後來二人曾因“扒糞”一度反目。1901年起，林肯斯蒂芬斯任《麥克盧爾》雜志編輯主任，撰寫了大批專門揭露社會黑幕的文章，並以此掀起了席卷全美的“扒糞運動”。他還為美國新聞界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記者，李普曼和約翰裡德都曾得到他的提攜，並深受其新聞理念的影響。斯蒂芬斯晚年赴歐洲鑽研俄國革命及歐洲政治，1936年逝世。

0導言

1賄賂團伙在聖路易斯的歲月

2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恥辱

3聖路易斯的無恥行為

4匹茲堡：一座羞恥的城市

5費城：腐敗與心安

6芝加哥：半自由和正在進行鬥爭的城市

7紐約：有待於檢驗的好政府

媒體評論

美國人也許是唯利是圖、財迷心竅、自私自利的。我們也許不可能有什麼民主，而腐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些文章，假如證明不了別的什麼事情，也毫無疑問地證明我們經得住真理的考驗，證明美國市民的性格中存在著一種自豪感，而這種自豪感也許就是國家的力量。所以我的這本書，記錄恥辱，也記錄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是榮譽的宣言，真誠地獻給那些被指控的人，獻給所有市民，我完全是出於善意的。

——林肯·斯蒂芬斯

行賄者比盜賊還壞，因為盜賊隻竊掠個人，腐敗者則侵吞整個城市和州……腐敗官員和腐蝕官員的人比殺人犯還壞，後者隻要人的命，而前者則要奪去整個聯邦的生命。如果允許政府官員受賄，人民的政府、人民選出的政府，以及為了人民的政府的理念將從地球表面消失！

——西奧多·羅斯福

在線試讀

這不是一本書，而是一部文集，收錄了我在《麥克盧爾雜志》發表的幾篇文章。那個時候這些文章是作為新聞報道寫出來的，現在收集成冊仍然還是新聞報道，雖然新換了“外套”，裡面的內容並沒有進行任何修飾。這一做法也許足以讓人覺得我有點兒狂妄。假如我是為自己的記者職業伸張權利，你可以這麼認為，但這並不重要。作為記者，我記敘了美國一些城市的恥辱，在這些城市裡，許多人披著合法市民的外衣，卻不知羞恥地干著罪惡的勾當。現在我把一繫列發表過的文章從雜志的合訂本裡抽出來重新出版，而且幾乎沒做修訂，我這麼做當然有自己的道理。我原先寫這些文章是有意圖的，一篇又一篇連續拿出去發表也是有意圖的，現在編輯成冊重新出版，更是進一步強調相同的意圖；過去我有決心，現在我仍然有決心，那就是對傲慢家伙們的違法行為進行徹底的揭露。
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定存在著這樣的事。我們自吹自擂說的所有大話不可能都是空洞的虛言，我們虔誠的托辭也不可能都是虛偽的謊言。說到底，美國人在科學、藝術和商業領域取得的成就意味著我們有過硬的能力，而我們的虛偽則意味著基本道德觀念的種族意識。即使在政府裡，我們也已經給出證據，證明其具有巨大的潛能，而我們的政治也並非完全失敗，隻是這些失敗簡直荒謬透頂。這些失敗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這表明我們不僅有傑出的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家，還有失敗和貪污受賄者，二者同樣是真實的。我們為什麼不對此看一看、說一說呢？
因為我聽說，美國人民是不會接受這種做法的。你也許可以責備政治家，或者任何一個階層，真的，但是你不能責備所有的階層，責備全體人民。你可以欺騙不知情的外國移民，或者任何一個民族，但是你欺騙不了所有的民族，欺騙不了美國人民。但是，沒有哪個階層、哪個種族、哪個利益集團或行業群體需要單獨為此承擔責任。美國有些城市沒有得到很好的管理，那是因為美國人民沒有很好地監督政府。
當我動身去一些城市采訪時，一位紐約人誠實地告訴我，說我一定會發現美國各地的愛爾蘭裔移民，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裔移民，他們是惡政的罪魁禍首。我去的個城市是聖路易斯，那是一個德國裔移民的城市。我去的第二個城市是明尼阿波利斯，斯堪的納維亞裔移民的城市，英格蘭裔移民是城市的領導者。接著我來到匹茲堡，蘇格蘭長老會教友的城市，我的紐約朋友也是長老會的一個教友。我聽到：“啊，可是他們都是外國裔移民。”下一站是費城，在所有城市當中算得上純的美國人群落，也是沒有希望的城市。離開費城後，我來到芝加哥和紐約，兩者都是多民族混居的城市，但是前者成功地進行了改革，而後者的政府是我在這些城市當中見到的好的政府，堪稱典範。“外國因素”這樣的借口是假設出來的謊言，目的是阻止我們看清楚我們自身。這不是一本書，而是一部文集，收錄了我在《麥克盧爾雜志》發表的幾篇文章。那個時候這些文章是作為新聞報道寫出來的，現在收集成冊仍然還是新聞報道，雖然新換了“外套”，裡面的內容並沒有進行任何修飾。這一做法也許足以讓人覺得我有點兒狂妄。假如我是為自己的記者職業伸張權利，你可以這麼認為，但這並不重要。作為記者，我記敘了美國一些城市的恥辱，在這些城市裡，許多人披著合法市民的外衣，卻不知羞恥地干著罪惡的勾當。現在我把一繫列發表過的文章從雜志的合訂本裡抽出來重新出版，而且幾乎沒做修訂，我這麼做當然有自己的道理。我原先寫這些文章是有意圖的，一篇又一篇連續拿出去發表也是有意圖的，現在編輯成冊重新出版，更是進一步強調相同的意圖；過去我有決心，現在我仍然有決心，那就是對傲慢家伙們的違法行為進行徹底的揭露。

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定存在著這樣的事。我們自吹自擂說的所有大話不可能都是空洞的虛言，我們虔誠的托辭也不可能都是虛偽的謊言。說到底，美國人在科學、藝術和商業領域取得的成就意味著我們有過硬的能力，而我們的虛偽則意味著基本道德觀念的種族意識。即使在政府裡，我們也已經給出證據，證明其具有巨大的潛能，而我們的政治也並非完全失敗，隻是這些失敗簡直荒謬透頂。這些失敗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這表明我們不僅有傑出的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家，還有失敗和貪污受賄者，二者同樣是真實的。我們為什麼不對此看一看、說一說呢？

因為我聽說，美國人民是不會接受這種做法的。你也許可以責備政治家，或者任何一個階層，真的，但是你不能責備所有的階層，責備全體人民。你可以欺騙不知情的外國移民，或者任何一個民族，但是你欺騙不了所有的民族，欺騙不了美國人民。但是，沒有哪個階層、哪個種族、哪個利益集團或行業群體需要單獨為此承擔責任。美國有些城市沒有得到很好的管理，那是因為美國人民沒有很好地監督政府。

當我動身去一些城市采訪時，一位紐約人誠實地告訴我，說我一定會發現美國各地的愛爾蘭裔移民，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裔移民，他們是惡政的罪魁禍首。我去的個城市是聖路易斯，那是一個德國裔移民的城市。我去的第二個城市是明尼阿波利斯，斯堪的納維亞裔移民的城市，英格蘭裔移民是城市的領導者。接著我來到匹茲堡，蘇格蘭長老會教友的城市，我的紐約朋友也是長老會的一個教友。我聽到：“啊，可是他們都是外國裔移民。”下一站是費城，在所有城市當中算得上純的美國人群落，也是沒有希望的城市。離開費城後，我來到芝加哥和紐約，兩者都是多民族混居的城市，但是前者成功地進行了改革，而後者的政府是我在這些城市當中見到的好的政府，堪稱典範。“外國因素”這樣的借口是假設出來的謊言，目的是阻止我們看清楚我們自身。

自負讓美國人對政治深感悲嘆，而對商業大唱頌歌，這可以說是美國人自我主義的另一個類似假設。這是典型的美國市民的抱怨。如今，典型的美國市民是商人，而典型的商人則是壞的市民，商人總是在忙。假如他是一個“大商人”，非常忙，他不會忽視政治，而會忙於政治活動。啊，非常忙，非常講究效率。我發現，在聖路易斯商人們在行賄，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人為受賄者辯護，在匹茲堡有人搞腐敗，在費城有人與城市大佬分享利潤，在芝加哥有人強烈反對改革，在紐約有人用賄賂基金打擊良好的政府。商人，大商人，是自以為是、狂妄自大的騙子，是腐敗現像的主要根源。如果商人能忽視政治，那可是一種恩惠。普通的商人不搞政治，是值得尊敬的市民。這樣的商人也很忙，但是他不需要政治，也沒有時間搞政治。如果他對政治的忽視使糟糕的政府走得太遠，他會被激發從而采取行動，會不高興，四下尋找快速治療政府病癥的方法，然後他會很快地回到自己的生意上。這是自然的事，當他談政治時，其實終目的還是關心他的生意。他信守的特有做法便是交易。

“請一位商人來，”他說（他的意思是“像我這樣的人”），“讓這個人把經商的方法引入政治和政府中，那樣我就可以繼續照料我自己的生意了。”

從美國參議院議員到市政委員會委員，在美國的任何地方，幾乎沒有哪個商人會被選入議會或委員會的哪個部門。然而政治仍然腐敗，政府相當糟糕，而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市民不得不時刻準備好衝出去，就像過去那些消防志願者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天氣都衝出去，進行預防火災的巡視。有時商人出去把火撲滅（已經造成損失之後），然後回到生意上，為商人從事政治活動而嘆息。商人在干預政治方面很失敗，為什麼？

因為政治就是生意，癥結就在這裡——藝術、文學、宗教、新聞、法律、醫藥，這些都是生意，所有你能接觸到的行業都是生意。在英國，政治成了一種運動，在德國則成了一種職業。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將得到比現在擁有的更多的東西，這是另一個問題。不要試圖與銀行家、律師和紡織品商人一起搞政治改革，因為這些人都是商人，指望他們獲得改革成就至少會遇到兩大障礙：其一，他們與政客不同，甚至不比政客好多少；其二，政治不是“他們的行業”。不過兩者都有例外的情況。許多政客投身於商業，而且干得不錯（坦慕尼派的幾個前市長以及費城幾乎所有老的政治領袖都是卓越的金融家），而有的商人則從事政治活動，同樣表現不俗（如馬克漢納）。然而，他們並沒有對自己所從事的行業進行改革，雖然他們有時會尖銳地提出批評，但目的是增強這些行業的實力。政客是具有專門知識的商人。當某些其他行業的商人學會政治交易，他就成為政客，在他身上沒有多少改變。想一想美國參議院吧，相信我。

商業精神的實質是利潤，不是愛國主義；是信譽，不是榮譽；是個人獲取財富，不是國家繁榮；是交換和討價還價，不是原則。“我的生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商人的心裡話。“無論什麼政策，隻要能讓我的生意興隆，那就是好的，必須是好的。無論什麼政策，隻要妨礙我的生意，那就是錯的，一定是錯的。行賄是不好的，也就是說，采取這樣的做法是不好的行為。但是，如果是生意的需要，我必須這麼做，給別人送點錢也就不一定是多麼壞的事。”“生意就是生意”這句話不是政治範疇的用語，但是我們的政客卻已經抓住了這一點。對行賄行為，他們采取的是相同的觀點，隻是他們通過表現出對行賄者不屑一顧的樣子來保持自尊，何況他們還有代表公平公正的巨大優勢。“這麼做，也許是錯的，”政客會說，“可是，假如一個富商為了辦事方便或增加自己已有的巨大財富，主動提出與我做交易，我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為了生活與他妥協。我並沒有自稱有什麼美德，即使是在禮拜日。”至於政府是好是壞，從事商品交易的商人怎麼會關心呢？他們隻關心根據顧客需求，他們的商品是好是壞。

但是，關於政治商業這一點，希望還是有的，不僅僅是絕望。假如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中有相當多的政治商人，他們總是會滿足我們可能產生的任何需求。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保持穩定的對好政府的需求。在大人物的力量下，全國人民被分成多個黨派。對大佬們而言，政黨隻不過是他們實現腐敗目的的工具而已。大佬們使他的政黨腐化，但是我們不能助長政黨的腐化；行賄者改變他所支持的政黨，從一次選舉到另一次選舉，從一個縣到另一個縣，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但是誠實的投票人絕不可能這樣。為什麼？因為假如誠實的投票人不比政客和受賄者更關注他們的黨派，那麼誠實的投票就會起主導作用，而這會是壞事——對受賄而言。完全地服從於奪走我們主權的這種機制是愚蠢的。如果我們將政黨留給政客們，不投票贊成政黨，也不為某個人投票，而是為市、州和國家投票，我們就會統治政黨，以及市、州和國家。如果我們大部分人為承諾更多的候選人投票，或者，如果兩黨都不太好，我們放棄執政黨，一直等到下一次選舉，再放棄執政黨，那麼，商業政治家就會感到急需一個好的政府，而他們能夠提供。這個過程大概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長的時間纔能完成，因為政治家現在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好的政府，但是形成一個不好的政府也需要同樣長的時間，而政治家們知道壞政府是個什麼樣子。如果政府“運轉不良好”，商業政治家們就會提供別樣的政府，如果政府對這個政府的需求穩定，作為很有商業頭腦的政客，他們就會“持續提供這樣的政府”。

但是，人民需要一個好政府嗎？坦慕尼派說人民不需要。人民是誠實的嗎？他們比坦慕尼派要好一些嗎？人民比商人和政客們要好一些嗎？我們腐敗的政府究竟還有沒有代表性？

許多人在各地四處行走，宣講教義，希望以這種方式消除美國的邪惡，培養個人良好的品行、純樸的誠實、勇氣和效率，對此羅斯福總統嗤之以鼻。“陳詞濫調！”老於世故的人說。陳詞濫調？如果我觀察的結果是真實的，原原本本地采用羅斯福的改革方案就有可能造成一場革命，從國會到教會，從銀行到選區組織，現存的體制就會引發激進和恐怖的震蕩，其強度會超過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那將改變我們所有的一切——不僅僅是我們的鄰居，不僅僅是受賄者，而且還有你和我。

不，我們蔑視政治或對政治不屑一顧的做法，恰是我們誇耀經濟發展的主要方法，與公共事務中讓我們震驚的腐敗行為所采用的方法相比，我們自身處理私人事務所采用的方法並沒有什麼兩樣。吸引你妻子進入社會的吸引力和盼望別人對你的著作做出正面的評論，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也等同於安排手下人擔任要職、把盜賊弄出監獄、讓一個富人的兒子進入公司董事會等做法；工會內部的腐敗、銀行內部的腐敗和政治機器內部的腐敗，它們之間也沒有什麼區別；在信托公司的傀儡董事，和立法機構裡的內線成員之間沒有區別；薩姆帕克斯這樣的工人領導與約翰洛克菲勒這樣的銀行老板、J.P.摩根這樣的鐵路大亨、馬修奎伊這樣的政治大佬，他們之間同樣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大佬不是政治產物，而是美國制度的產物，產生於缺乏追求自由精神的自由人民當中。

缺乏追求自由的精神就是一個道德上的弱點，正是在這一弱點上，我們卻認為自己是強大的。在禮拜日是好人，而在美國獨立日，我們是“非常愛國的人”。我們向看門人行賄，為的是向房主提出我們自己的利益，這與向市議員行賄，希望獲得某條街道的做法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特準鐵路公司在自己經營的線路上采用專利救生裝置，這是行賄的根源的一個例子。至於貪污受賄、妓院敲詐、股票摻水，所有這些違法行為有著相同的屬性。我們為我們的民主制度、共和形式的政府、大憲法和公正的法律而感到驕傲，這真的讓人覺得悲哀。我們是自由的、獨立自主的民眾，我們自己管理自己，政府是我們的。不過這就是問題的所在。我們要承擔責任，而不是由我們的領導人承擔，因為我們跟隨著他們。他們讓我們將對美國的忠誠轉變成對某個政黨的忠誠；我們委托他們指揮黨派，將我們的民主制度轉變成專制制度，把我們的共和國家轉變成富豪集團統治的國家。我們欺騙我們的政府，我們使我們的領導人掠奪政府，我們讓他們用甜言蜜語去哄騙，用小恩小惠的方式使我們失去了自主。真的，他們為我們頒布了嚴格的法律，但是我們也心甘情願地讓他們通過了惡劣的法律，作為代價，公共財產被放棄；而我們很好的法律卻成為領導人壓迫我們、欺詐我們的依據。我們能說什麼呢？我們破壞了自己的法律，掠奪我們自己的政府，海關的婦女、手裡拿著繩子濫用私刑的人、大企業的高管，這些人拿著賄金和回扣。難道行賄受賄、無法無天也是美國精神的一部分嗎？

這些不能說嗎？還不明顯？紐約無所畏懼的地方檢察官威廉特拉弗斯傑羅姆說：“你可以把你想說的任何事情講給美國人民聽。如果你能誠實對待自己，你就能誠實對待美國人民。美國人民不僅能原諒你的直白，也會寬恕你的錯誤。”這是一個誠實的、有前途的民主主義者的意見，也是他的經驗之談。誰還說過類似的話？當整個社會腐敗墮落的時候，誰說過“噓，別做聲”或者“有什麼用”或者“一切都好”之類的話？說這些話的是那些受賄者，是懦夫，受賄者的做法鼓舞了懦夫。“加法、除法和沉默”是受賄者的信條。“不能傷害我們的黨，要愛惜我們城市的榮譽。”受賄者們叫喊著。獨立紀念日演說是貪污受賄的“門面”和“托辭”，那裡面沒有什麼愛國主義，有的隻是背叛。這是遊戲的一部分。貪污受賄者大聲叫嚷，目的是爭取人們為“經濟繁榮”和“黨的事業”而歡呼喝彩，就像攔路強盜大聲命令“舉起手來”，而在我們揮舞旗幟、高聲呼喊時，他們卻讓旗幟從國家飄向政黨，使國家和政黨轉變為賄賂工廠，“繁榮”變成了制造“一手軟牌”的投機風潮，就像華爾街行話說的那樣，使上當受騙的人握著摻水股票，而他們則把持著財富。“責備我們，責備任何人，但是贊揚人民。”這樣的話，作為政客的忠告，並不是出於對人民的尊重而說出的，而是出於他們對人民的蔑視。就像諂媚小人利用昏庸國王退化的智力，通過這樣的奉承，政治大佬、金融大佬和大企業家正在迷惑和愚弄美國公民的權利。而且，同樣，他們正在腐化公民的權利。

公民的權利是容易被腐化的。紐約的一個工會成員說：“我知道帕克斯在做什麼，但是我纔不關心呢。他已經給我提高了工資。讓他受賄好了！”而費城的一個商戶也說過相同的話：“政黨的領導人也許從這個城市拿去了比他們應當拿的更多的錢，但這並沒有讓我受到傷害。也許會多收我一點稅，但是我承受得了。政黨能維持保護性關稅，假如降低關稅，我的生意就毀了。哪個政黨維持那個關稅，我就支持哪個政黨。”

人民並非是天真無知的。對刊登在報刊雜志上的文章所揭露的事實，他們都是知道的，毫無疑問，對許多觀察家來說，那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對我來說不是這樣。當我打算記敘某些典型城市的腐敗體繫時，我隻是想說明人民是如何被欺騙、被出賣的。但是在研究個課題——聖路易斯的腐敗時暴露出來的真相就令人喫驚，腐敗不僅出現在政治方面，金融、商業、社會領域都有腐敗現像。賄賂圈子的枝枝杈杈是那麼錯綜復雜，手法是那麼多樣，影響又是那麼深遠，一個人的頭腦幾乎不可能弄清其中的內幕，即使不知疲倦的檢察官約瑟夫福克也不能把一切都查清楚。

這種狀況，在我與克勞德韋特莫爾共同采編的文章裡已經做了預示，但是說得還不夠清楚。韋特莫爾先生居住在聖路易斯，他愛護自己城市的名譽，但是這個城市的名聲對我的意義卻不大。但是當我獨自一個人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時，我可以比較獨立地去觀察。

關於聖路易斯，我的篇文章的題目是“賄賂團伙在聖路易斯的歲月”，盡管“較好的市民”得到了關注，但團伙纔是人們的興趣中心。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恥辱”中，標題就直接點明了真相：這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恥辱，不是埃姆斯管理的恥辱，不是團伙的恥辱，而是這座城市，這座城市市民的恥辱。然而，明尼阿波利斯遠不像聖路易斯那樣惡劣，警察受賄從來不像行賄那樣普遍。警察受賄更加令人震驚，它是如此肮髒，以至於不可能牽涉到社會更大的方面。所以我回到聖路易斯，重新審視這整個地區，把人民記在心頭，不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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