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事件、思潮，一部美國種族“不平等”簡史

杜波依斯、亞歷克斯·黑利等黑人作家，羅莎·帕克斯、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領袖，誇梅·圖雷、約翰·劉易斯等種族活動家，乃至哈羅德·華盛頓、湯姆·布拉德利等黑人政客……他們既是美國現當代種族不平等歷史的參與者，也是奧巴馬種族意識形成之路上的一個個坐標。

小傑裡米·賴特引發軒然大波的布道視頻、小亨利·劉易斯·蓋茨被捕讓奧巴馬首次在種族問題上“失態”，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文化戰爭，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繫的思潮引領，各派政客的相互攻訐……種族問題是美國為敏感的話題之一，一顆小小的火星就能引發燎原大火。

• 種族，是美國社會根本的問題之一

提綱挈領地呈現了美國社會種族方面的全貌，並清晰地梳理出了美國種族問題發展的歷史。

書中不僅有具體的歷史和事件，更有關於種族問題的若干理論和思潮，寓分析於敘事，深入淺出，易於普通讀者閱讀，但也不失嚴謹和科學性。

• 求學、從政、當選，奧巴馬與種族問題的愛恨糾葛

奧巴馬，他是廣泛思考美國社會種族問題的知識分子，也是為了贏得選舉而有意打造公共形像的政客，更是將理想與政治計算相結合的政策制定者。

他的成功與他的種族身份不可分割，而種族卻成為政敵攻擊他的有力武器。人們期待他的當選會結束美國的種族不平等，但種族問題並不在他的優先處理清單上。

• 政策、效果、辯論，班克羅夫特獎得主擺脫立場局限的清醒之作

在美國，階級不平等比種族不平等更加重要嗎？難道真如許多人所說，不平等僅僅是市場自發選擇的結果？標榜自己是無視膚色的“色盲”是種族不平等的終結還是另一種虛偽的主張？美國種族問題到底是毫無進展還是前景樂觀？肯定性行動、取消種族隔離、扶持黑人社區……這些政策法規到底效果幾何？

史學大獎班克羅夫特獎得主托馬斯·薩格魯，擺脫立場局限，以歷史學者的冷靜和社會觀察者的敏銳，不盲目，不，不站隊，提綱挈領，呈現20世紀美國種族政策的成敗得失。

第二章  真正的弱勢群體

1981年，剛滿20歲的貝拉克·奧巴馬來到紐約，那時，美國城市已經走出低谷。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權遊行已經成了遙遠的記憶，而且，盡管該運動取得了來之不易的勝利，但種族不平等似乎比以往更加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地帶。黑人自由鬥爭中充斥的樂觀主義讓位於棘手的城市貧困問題所帶來的深層悲觀主義。社會科學家和記者使用了一個新詞—“下層階級”—來描述生活在紐約等城市中位於貧困線以下的黑人和拉丁裔人口，這些人似乎陷入了永久的貧困狀態，特征就是長期依靠福利收入、家庭破裂、慢性藥物濫用和犯罪，所有這些特征就像遺傳性疾病似的，會一代接著一代傳下去。1

奧巴馬當年所在的那個紐約，人們幾乎不可能逃離貧困的蹂躪。這座城市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財政危機中遭受重創，到處都是大規模公共投資撤資的跡像，沒有空調的地鐵滿是塗鴉，公園雜草叢生，垃圾遍地，這些都是所謂 “延期維護”的後果。曼哈頓上城的幾乎每個街區都可謂“滿目瘡痍”，到處可見廢棄的或破爛不堪的公寓樓和房屋，因為低廉的租金無法覆蓋高昂的房產持有成本。非洲裔美國人、波多黎各人和多米尼加人，這些人在城市貧困人口中所占比例異常之高，他們擠在租住的房子和改造過的聯排住宅裡，曾經宏偉的入口經常遭到惡意破壞，而電梯早已年久失修。居住在沒有暖氣的建築物裡的居民使用烤箱或危險的煤油爐取暖。錯誤的電源接線、外溢的燃油，以及縱火，這些都導致火災頻發。毒品販子在街角販毒卻得不到懲罰；破藥瓶和用過的注射器塞滿了街邊的排水溝。州和地方不再對精神健康問題投入資金、單間居住旅館越來越高檔，精神疾病去機構化安置的實驗也失敗了，這些都導致出現了大量無家可歸的人。而且，犯罪率突破天際，幫派暴力猖獗，警察暴力行為日日可見，而且，因黑人權力運動及其在取消種族隔離方面的失敗實驗所引發的流血衝突帶來了嚴重的分歧，這些都使人感受到這座城市令人不安的種族氛圍。

奧巴馬在紐約期間寫道：“我看到世界逐步破裂，我開始領會到美國種族問題和階級問題之間近乎數學上的精確聯繫，以及由此引發的部落戰爭所具有的深度和激烈程度；憤怒不僅在街頭肆虐，也充溢在哥倫比亞大學浴室的淋浴間裡，在那裡，無論學校行政部門幾次三番試圖用油漆蓋掉，但牆壁上仍然滿是塗鴉，非常直接地寫著所謂黑鬼和猶太佬之間的關聯。”這就是對紐約—和哥倫比亞大學—20世紀城市生活的悲慘描述。2

對於這位“有著有趣名字的瘦削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新世界，要知道這位年輕人的青春期可是在夏威夷的一所精英私立學校度過的，而且大學時期的頭兩年是在加州文理學院度過的，後者是洛杉磯近郊區一所富裕的院校，遠離城市貧困的嚴峻現實。奧巴馬將他在20世紀80年代穿越美國城市的旅程描述為一場對自己人格的探尋之旅，他追尋的是一種“整體感”，其超越了“我們所繼承的血統”。但這也是一次思想之旅，促使他應對了他那個時代緊迫的社會問題，發展出了思考種族和階級的思想框架，並終引導他調整自己的願景以反映他的政治抱負。這是個人和政治攜行的歷史，反映了對20世紀後期美國社會中的種族、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的新認識。歸根結底，這一歷史關乎種族的政治構建—關乎奧巴馬對種族不平等的反應和那所謂的“逐步破裂”是如何被他所遇到的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所影響的。

奧巴馬當時尚在進行中的城市教育，以及特別是他想要解決美國“部落戰爭”的渴望，都促使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社區組織和種族正義。他在城市學院（美國種族多樣化的大學之一） 短暫遊說大學生的那段經歷，激發了他做更實質性工作的興趣。激進的活動家和社區組織者凋零散落，不過是裡根時代美國的邊緣人，但他們被圍困的事實助長了他們的熱情。紐約的宗教和左翼組織者領導了一場全國範圍的動員，反對裡根的外交政策。1983年，超過一百萬人在紐約市遊行，要求核裁軍，這是美國歷大規模的反戰示威。1984年，遊說者在哈勒姆區、貝德福德斯圖伊夫桑特、布朗斯維爾和全國各地的內城街區遊行，希望能讓黑人和拉丁裔選民反對裡根。即使當時的在任總統以壓倒性優勢獲勝，1984年還是見證了2008年之前全國選舉中的黑人投票率。對於自由主義者和左翼—尤其是那些致力於民權的人—1984年的基層動員為他們認為是午夜的美國顯現了黎明的曙光。3

在短暫卻並不令人滿意的公司文員工作之後，奧巴馬用他的民權運動和社區組織經歷重整了簡歷。終，他在一個當時還不了解的城市—芝加哥—獲得了一份工作。在那裡，他收獲了相當於城市政策高級學位水平的知識—並發展出一個獨特的政治框架，用於思考種族和階級的交叉聯繫。奧巴馬在芝加哥的經歷為一種種族的和經濟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礎，其融合了社區賦權、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克林頓式的社會政策和宗教影響下的種族提振理想。像所有的政治融合一樣，它充滿張力，但它有助於為奧巴馬定位，以吸引幾個不同的選民群體：民主黨的左翼知識分子；努力徹底改革福利政策的中間派；以及一個致力於個人改革和種族提振的新興黑人中產階級。

沒有哪個城市比芝加哥更能反映和塑造20世紀後期美國種族的矛盾現實。每一次重塑美國城市的重大變革都在芝加哥有所體現，而且往往都是以的形式。芝加哥是美國種族隔離程度第二高的大都市（僅次於附近的加裡，與嚴重分裂的克利夫蘭和底特律不相上下），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眾多：聯邦和地方的住房政策—這些政策將該市分割為分離的、不平等的若干種族區域；房地產和銀行的歧視性做法；以及數十年來由白人領導的在各個街區發生的種族衝突，這些白人反對黑人“入侵”他們的社區。4

城市改造的傷痕隨處可見。芝加哥一度繁榮的黑人商業區被推土機推倒，用於城市重建，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公路的混凝土峽谷和巨大的現代主義高層住宅項目。其他街區的購物區，包括曾經繁榮的第六十三街走廊，距離奧巴馬的海德公園住宅僅有很短的步行路程，也苟延殘喘，因持續的撤資而被蹂躪得面目全非。大都市的芝加哥也經歷了巨大的郊區城市化，其向四面八方蔓延了至少30英裡，都延伸到了北美大草原。留下的是有著破敗住房條件城市街區，那些住房都可以追溯到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其中大部分都亟待維修。許多公寓都握在外居土地所有者的手中，他們榨取著這些房產微薄的價值。芝加哥承受著種族平等鬥爭的傷疤，而這一鬥爭仍未完成。

但芝加哥也是美國中產階級黑人人口多的城市之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中產黑人的數量是很稀少的。弗雷澤·羅賓遜和瑪麗安·羅賓遜夫婦二人位列其中，他們後來成了奧巴馬的嶽父嶽母。弗雷澤是一個城市水廠的水泵操作員；瑪麗安是一名秘書。他們都是民權鬥爭的受益者。在20世紀前三分之二的時間裡，芝加哥黑人使用了一種他們身處南方的黑人同胞們可望而不可即的民權工具：他們利用手中選票的力量，撬動了那些由該市民主黨政治機器所控制的工作機會。［事實上，弗雷澤·羅賓遜得到了選區主席（precinct ctn）的職務，並像許多黑人一樣，在公共部門過著有保障的生活。］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之前，像瑪麗安所從事的那些零售業和銀行業的工作幾乎完全不對黑人婦女開放，當時城市聯盟等團體成功地推動讓黑人婦女作為替代來擔任文職工作的行動；經過十年的抗議，該地區的公私雇主都推出了有爭議但有效的肯定性行動計劃，打破了工作場所的種族壁壘。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許多挑剔的機構也將肯定性行動擴展應用到了有前途的黑人高中畢業生身上，特別是那些父母已獲得不穩定的中產階級地位的人，其中就包括羅賓遜的孩子克雷格和米歇爾，他們後來都進入了普林斯頓大學。5

米歇爾·羅賓遜和克雷格·羅賓遜—因為有父母的極大支持—在芝加哥那糟糕透頂的公立學校中也努力奮進。但是，在受人滿為患和破敗不堪的建築困擾的教育繫統中，他們是個例外，這一教育繫統的師資平平、課程過時，而行政費用卻高得驚人。種族隔離、多班輪換制學校、白人遷移和投資減少，長期以來，這些因素在芝加哥造成了制度失靈的後果。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芝加哥民權活動家一直在爭取平等財政撥款並致力於廢止種族隔離，但是他們的努力遭到了法院和頑固的教育官僚體制的斷然拒絕。結果，芝加哥的各個學校在20世紀60年代後的幾十年裡，因種族而來的隔離程度一直很高，而且比以前更窮了。周邊街區的環境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即使是中產階級黑人社區，如羅賓遜家住的南岸地區，也缺乏市郊居民認為理所應當的那些基本的便利設施，即使不乏美容院、售賣啤酒和烈性酒的商店，以及酒吧，但是像備貨充足的超級市場、服裝店和精品店都付之闕如。6

盡管如此，20世紀80年代的芝加哥也是一個有韌性的地方，一個充滿多樣性的黑人文化中心。這裡是黑人媒體帝國的大本營，出版了《黑檀木》和《噴氣飛機》等雜志。當地的黑人報紙《衛報》—現在仍然是全美好的報紙之一—曾經歷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新聞界命運的巨大變化。正如美國生活的許多方面一樣，非洲裔美國人的機構，就像社會學家特洛伊·達斯特曾經說過的那樣，是煤礦中的金絲雀，在美國經濟更大的結構調整面前首當其衝。在文化上，即便它不再如紐約、洛杉磯和底特律那樣是音樂創新的前沿，但是芝加哥依然保留著曾經著名的爵士樂和藍調音樂的榮耀。7

芝加哥也是除馬丁·路德·金牧師，現代有影響力的三位黑人神職人員的故鄉：老傑西·傑克遜牧師和他的Operation Rainbow/PUSH；約瑟夫·傑克遜牧師（與老傑西不是同一個人），他在1982年之前一直是全美浸禮聯會的負責人；還有劉易斯·法拉罕教長。他繼承了規模不大但依舊很重要的伊斯蘭國度（傑西·傑克遜的總部、約瑟夫·傑克遜的教堂和劉易斯·法拉罕的清真寺互相之間隻隔了幾個街區—而且都在奧巴馬未來在海德公園住宅的步行距離之內）。在向南和向西延伸的廣大黑人社區，黑人教堂，無論是門頭簡單的教堂還是那些大型教堂，都是引人注目的街區機構，而且，當它們組合在一起時，扮演的則是重要的政治角色。芝加哥的黑人牧師在動員其教眾參加地方選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哈羅德·華盛頓和卡羅爾·莫斯利·布勞恩的競選活動中為突出），而且黑人的教會比白人的教會更關心政治也更鼓勵政治參與。此外，許多教會還會為街區居民提供社會服務；而且，無論居民的神學取向為何，他們都會提供一個宗教框架，這一框架甚至滲透到了芝加哥表面上世俗的黑人運動中。8

芝加哥還有發達的社區和民權組織傳統。作為簡·亞當斯的“赫爾之家”推廣的“睦鄰會社運動”的中心，這個城市一直吸引著那些年輕的希望改變芝加哥建築環境並提振貧窮居民的理想主義者。芝加哥穩固的工業一直是黑幕揭發者和改革者關注的目標。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芝加哥一直是全美工會主義的中心之一。該市的兩個主要工業部門—肉類包裝和鋼鐵—曾一直被20世紀強大的兩個工會據為己有：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和美國包裝廠工人聯合會。這兩個工會都是20世紀中葉為數不多的真正的跨種族機構，而且，即使他們有偏見（鋼鐵工作是嚴格按種族和族裔隔離的），但是，他們曾參與過爭取黑人平等的鬥爭。9

  芝加哥的民權運動歷史悠久，尤其是圍繞教育和住房問題。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芝加哥的黑人婦女帶頭發起了一場反對該市學校的隔離和不平等的運動，運動達到高潮時，出現了一起聯邦層面的民權訴訟、一場大規模的學校抵制運動，以及1962年至1965年之間發生的全市範圍的大遊行。芝加哥也是開放住房運動的堡壘。參與這一運動的積極分子—貴格會成員和共產黨黨員、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和種族平等大會—與反對廢除該市公共住房項目種族隔離的白人頑強抗爭，而且，盡管很少取得勝利，但是從藍領階層的西塞羅到上層社會的迪爾菲爾德，他們還是在市郊區不斷與種族偏見築起的高牆戰鬥。1965年和1966年，芝加哥曾一度成為馬丁·路德·金“將運動帶到北方”這一口號所指向的地方，這部分是因為其密集的民權團體網絡，其中許多團體在金的短暫停留後仍生存下來，一直在與困難做鬥爭。20世紀60年代中期，芝加哥也成了黑人權力政治的主要中心，黑豹黨、青年領主和防衛執事會等組織的分會都在此活躍。到20世紀80年代末，芝加哥站在了學校改革政治的前沿，開始了與社區參與和父母教育有關的一項實驗，許多人都稱贊這項實驗是替代那個不夠人性化的官僚體制的有力選擇。10

毫不奇怪，鋻於芝加哥的歷史，奧巴馬被三個問題所吸引：勞工、公共住房和教育。他被一所社區組織學校所吸引，這所學校是由20世紀芝加哥有影響力的活動家之一索爾·阿林斯基一手操辦起來的。阿林斯基是芝加哥大學的一名畢業生，也是一名左翼人士，一生都在為社會正義鼓與呼。他開創的社區組織形式—發展本地居民領導力—後來也成了奧巴馬遵循的模式。一貫秉持實用主義的阿林斯基—他認為隻要目的正義，任何手段都具有正當性—組織街區居民挑戰市議員、為更好的工作和學校而戰，以及改善住房條件。阿林斯基的組織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活動家加入他的社區發展和就業培訓計劃，而且在紐約的羅切斯特和得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這些較遠的地方也激起了社區組織的行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