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5年序

部分
第1章  1800年以前美國婦女地位
第2 章  爭取教育平等的早期努力
第3章  婦女組織的興起
第4章  改革的開始
第5章  1848年塞內卡福爾斯會議
第6章  從塞內卡福爾斯會議到南北戰爭

第二部分
第7章  南北戰爭
第8章  1860—1875年間婦女的知識進步
第9章  1860—1875年間工會中的婦女
第10 章 參政權運動的開始
第11 章 西部的初步勝利
第12 章 參政權運動的突破性進展
第13 章 婦女組織的成長
第14章  工人騎士團和早期美國工人聯合會中的婦女
第15 章 改革的時代和婦女權益
第16 章 參政權運動的聯合

第三部分
第17 章 進入20世紀
第18 章 進入主流工人組織
第19 章 1906—1913，參政權運動的成熟
第20 章 1914—1916，聯邦修正案的新生
第21 章  1916—1918，局勢的改變
第22章  誰在反對女性參政權？
第23章  1916—1920，艱苦卓絕的勝利
第24 章  結論

後記
參考文獻
注釋
致謝

前言

您手中的這本書，講述的是美國歷史上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爭取女性參政權的鬥爭，可謂一場持續時間長、成功的鬥爭，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對美國政治選舉體繫所發起的激進的挑戰。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數百萬人為爭取婦女的參政權，矢志不渝地鬥爭著。許多倡導婦女參政的先驅從未在有生之年品嘗過自己奮鬥的果實。另外一些人雖然看到了成功，但卻注定要面對這場艱難的勝利所帶來的某些讓人沮喪的後果。
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裡，女性因為習俗、慣例和法律等因素，無法擁有正式的政治權利和責任，這是我們現在很難想像的。而正是這種權利和責任，支撐並維持著美國當時還年輕的民主制度。然而，婦女無權正式參與大多數政治選舉這一事實，卻持續了一百多年。婦女參政權論者深知，投票權不僅僅意味著能夠為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投票，它還會喚起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個體將不再會因為性別而被區分對待，每個人都會平等地享受公民待遇，每個人也都肩負著維持社會有序運轉以及創造共和國未來的責任。不僅如此，投票權也是參與公共事務的敲門磚。在家庭之外的廣袤世界裡，有著財富的彙聚和觀點的交鋒。隻有參與公共事務中去，纔有可能把控未來。這些，僅憑旁觀政策制定和被動地尋找對應的策略，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很長一個時期，婦女都無法擁有參政權。這不單單是因為當時主流觀點認為婦女的身份和能力不足以參與選舉，也是因為某些人精心策劃陰謀、公然阻礙婦女行使民主權利。而在許多方面，相比反對勢力的陰謀，關於男性和女性特質和責任的固有觀念更加難以顛覆。事實上，婦女參政論者需要克服的個障礙，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對女性的成見。女性從小就受到這種觀念的灌輸，她們認為自己應該待在家中，自己的首要職責是照顧和維繫家庭。挑戰甚至顛覆這些約束婦女能力和社會地位的觀念，是需要非凡的勇氣和視野的。
有些女性已經在自己的生活中質疑甚至拋棄了主流道德標準。但如果她們想要改變社會，就必須更進一步。她們需要創造一種方法，讓世人看到強加在婦女身上的桎梏，同時她們又必須防止自己的抗爭被世人視為一種病態的表現，或是被嗤為不服從社會規範的人的無端妄想。這對參政論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宗教領袖，特別是在19世紀出現的所謂的“科學家”，不斷地在為女性天性被動和從屬於家庭的特質提供長篇大論的理論支撐。也許，參政論權者艱巨的任務，是在公開場合明確反抗不公——公開演講本身就是對傳統意義上的女性特質的挑戰。她們必須說服那些盲目接受陳規陋習的人，讓他們重新審視當時的價值觀和習俗，盡管這些東西看上去無可指摘、無懈可擊，也從未受到公共政策的約束。
重任在身，數以百萬名男人和女人投入漫長的爭取參政權的運動之中。還有更多的人在熱切關注著這場運動的進程，他們為參政論者們爭取女性平等政治權利的決心而鼓掌喝彩。他們的支持維繫著這場運動，讓它走過風雨，迎來彩虹。1920年8月，美國憲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正式把女性參政權納入國家政策。對好幾代參政論者來說，這意味著一場勝利，雖然它曾經看上去那麼遙不可及。
在近代美國政治史上，參政權運動的戲劇性是其他歷史事件所不能企及的。然而，大部分美國歷史學家很少關注婦女爭取參政權的故事。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埃莉諾•弗萊克斯納決定撰寫這本書時，纔有所改變。盡管歷史學家似乎覺得有必要記錄賦予婦女參政權的憲法第十九修正案獲得批準的情況，但是很少有人會去探究帶來這一重大變革的漫長社會運動以及這場運動背後的力量。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是為數不多的例外。她本人就是一名積極的參政論者。她的丈夫查爾斯•比爾德雖然沒有她積極，但也深受參政權論的影響，兩人有時還會合作著書。在《美國文明的興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一書中，比爾德夫婦闡述了婦女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瑪麗•比爾德在她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做了許多關於婦女和政治的工作，堪稱此領域的先驅。
然而，在埃莉諾•弗萊克斯納的《百年抗爭》問世之前，許多關於女性參政權的歷史著作都是由那些本身參與過參政權鬥爭的女權主義者所撰寫的。弗萊克斯納在參考文獻中寫道，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蘇珊•安東尼（Susan Anthony）以及瑪蒂爾達•凱奇（Mathilda Cage）曾在1881—1886年編纂過《女性參政史》（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的前三卷，她們為這一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三卷書發表於女權主義者取得勝利之前。第四卷發表於1902年，由蘇珊•安東尼和艾達•哈珀（Ida Harper）共同編纂。第五卷和第六卷均發表於1922年，由艾達•哈珀獨立編纂。弗萊克斯納指出，後三卷書都存在著歷史分析不充分的問題，而且在描繪歷史事件時，過於強調記錄人名、日期、事件和區域性勝利。當然，她們對構建參政權運動這一歷史事件的努力是不可抹殺的，她們也為弗萊克斯納以及之後的歷史學家進行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但是，可以想見的是，早期編年史家所描繪的婦女參政權運動缺乏“客觀性”，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參政權運動的參與者。
雖然當時有一些零星的歷史記錄，但在20世紀50年代初埃莉諾•弗萊克斯納提筆撰寫《百年抗爭》時，婦女參政權運動的歷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個無人問津的話題。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是什麼促使埃莉諾•弗萊克斯納把視線集中到婦女參政權運動上的呢？個中原因很復雜。盡管弗萊克斯納本人並未承認過，但她的家庭經歷無疑對她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她父母的人生，本身就折射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塑造女性主義的多股力量。埃莉諾的母親安妮•克勞福德•弗萊克斯納（Anne Crawford Flexner）對《百年抗爭》的寫作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895年，安妮從瓦薩學院畢業，當時美國的女大學畢業生還為數不多。畢業後，安妮成了一名頗有聲望的劇作家。她對民間故事《卷心菜屯的威格斯夫人》 的戲劇改編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也讓她從此生活富足。正因為安妮為埃莉諾留下了足夠的財產，埃莉諾纔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進行本書的研究和創作。
弗萊克斯納的父母都是女性參政權運動的支持者。他們並肩參加了1915年夏天在紐約舉行的婦女爭取參政權的大遊行。晚年的弗萊克斯納對這樁童年往事依然記憶猶新：“那個夏天，小兒麻痺癥流行，而我得了風濕熱。我父母從外面回來，穿著白色的衣服，他們得把衣服全換了，纔敢進我的房間。”弗萊克斯納的父親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顧問。他在社會和公共事務方面的進步觀點遠近聞名。此外，他還是一位著作頗豐的作家。1910年，他發表了關於美國醫學教育的報告，影響深遠。他的著作還涉及包括教育在內的廣泛社會議題。對埃莉諾•弗萊克斯納而言，有如此成功的父母有時像是一種負擔。她後來回憶說，“在別人眼裡，我隻是亞伯•弗萊克斯納的女兒”，這讓她感到厭倦。“每當有人介紹我的時候，就會有人問，到底是弗萊克斯納家的哪個？我花了好長時間纔讓我的名字不依賴於父母而獨立存在。”
除了父母的影響之外，埃莉諾•弗萊克斯納從小就顯露出了對歷史研究的濃厚興趣。她就讀於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ague），主修歷史和英語，還參與了一個強調小班教學的創新榮譽課程。她本科論文的主題是瑪麗•都鐸（Mary Tudor），這篇論文為她贏得了獎學金，可以去牛津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深造。1930年從斯沃斯莫爾學院畢業後，埃莉諾就去了牛津。在那裡，她繼續學習歷史。但遺憾的是，因為她之前接受了多年的新式教育，所以她的拉丁文並不能達到獲得牛津大學學位的要求。盡管如此，她還是在歷史學領域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準備論文寫作的研究過程中，她需要閱讀大量一手文獻，而埃莉諾對整個過程甘之如飴。
相比家庭影響、學術興趣和學術訓練，對本書的寫作影響的，還是20世紀30年代這一歷史時刻。當時，弗萊克斯納從英國回到美國，大蕭條剛剛開始。美國因經濟崩潰而風雨飄搖，淒慘的景像隨處可見。僅在紐約市，失業率急速上升，申請救濟的人數不斷增長，這些都是苦難的明證。弗萊克斯納回憶：“我回來的時候，蕭條已經很嚴重了。不過，因為我父母雙方的收入都是固定且有保障的，我們家得以奇跡般地免收苦難……我覺得我有必要去感受一下國內所發生的一切。”恰巧，弗萊克斯納的一個表親把她介紹給了福利委員會。福利委員會下設許多志願救濟機構。當時羅斯福還未當選總統，賑濟失業者和貧困者的努力遠遠無法滿足他們的實際需求。弗萊克斯納在委員會期刊上寫道：“經濟危機的廣度令人不寒而栗。同時，我也像很多人一樣被罪惡感吞噬。我得以幸免於難，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多有能耐。” 
不久之後，弗萊克斯納開始嘗試戲劇創作，她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世人聽到她內心的社會良知。弗萊克斯納這種對戲劇的熱愛，和她的母親一樣。30年代初，她加入了一個紐約的戲劇社。雖然這個戲劇社終因缺乏資金而停止運營，但弗萊克斯納已經把戲劇當成了表達自己情感和思維的途徑。她作品的關注點，是社會經濟動蕩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她的一部作品講述了1934—1935年奧地利社會主義者反對當地專制政權的故事，這部話劇所關注的，正是法西斯主義興起這一話題。1934年，弗萊克斯納開始為好萊塢出版商海倫•多伊奇（Helen Deutsch）工作。弗萊克斯納生平的份工資即來源於此。多伊奇人脈很廣，當時她所負責的劇作還包括馬克斯韋爾•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的《鼕景》（Winterset），這部作品取材於臭名昭著的薩科和萬澤蒂案 。
隨後，弗萊克斯納去《新戲劇雜志》工作。在政治上，她越發向左派組織靠攏，試圖調動人們對社會和政局的不滿情緒，從而組織激進的社會運動，其中包括戲劇藝術委員會（Theatre Arts Committee）。1936年，盡管時局艱難，戲劇藝術委員會依然為當時深陷內戰的西班牙共和派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援。當時的弗萊克斯納是委員會通訊TAC的負責人，這讓她深入戲劇界的激進主義工作中，也讓她異常繁忙。1937年，弗萊克斯納開始撰寫《1918—1938年的美國劇作家：遠離現實的戲劇》（American Playwrights, 1918—1938: The Theatre Retreats from Reality）。在這本書中，弗萊克斯納賦予了劇作家們針砭時弊的責任：“隻有那些堅持關注社會現實的、激進的戲劇，纔是精彩的。一旦戲劇創作瞄準了奢侈的生活，或僅僅是為了好萊塢而創作，那麼這些作品本身就少了些生動性，效果也沒那麼好了。”
那時候，弗萊克斯納已經和美國共產黨建立了緊密的關繫。雖然弗萊克斯納終認為自己“太過於自我和獨立”，以至於缺乏“一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素養”，但在30年代的時候，她還是為共產黨的工作付出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直到40年代，她依然與左派激進組織和活動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值得注意的是，她與左派的密切關繫、組織勞工運動的經驗以及她所參與的政治活動都對《百年抗爭》的寫作和內容有著重要的影響。弗萊克斯納後來回憶：“老實說，30年代的激進運動激發了我對女性的關注和熱情。就像許多和我情況相似的人一樣，我當時的境遇比我所知的大多數人都要好得多。後者遭遇各種波折，並為之苦苦掙扎，而我從未經歷過這些。為此，我有著很深的負罪感。我曾說過，任何還有點良知的人都加入了左派運動，或者至少和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因為左派運動是在嘗試改變美國所深陷的經濟困境的社會運動。”
左派運動對弗萊克斯納有著非常深的影響。她甚至認為，正是左派運動讓人們開始關注美國的黑人和女性。這一論斷肯定了30年代歷史工作的重要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20世紀初其他歷史事件和思潮對黑人和女性所產生的影響。80年代初，弗萊克斯納解釋說：“我想強調的是，共產黨，以及像《新大眾》（New Masses）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出版物，激發了白人對黑人歷史、思想與文學的興趣。當時，幾乎沒有白人會對這些感興趣。此後，它們又引發了對女性權利和女性意識形態的關注。” 弗萊克斯納很清楚，是加入共產黨的經歷讓她下定決心要寫一本關於女性歷史的書籍。她說：“很多人把《百年抗爭》稱為經典，把它看作一部‘扛鼎之作’（其實我不這麼看，但它確實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但要論這本書的起源，那就不得不提到我當時結交的幾位共產黨人，比如伊麗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和克勞迪婭•瓊斯（Claudia Jones）。尤其是後者，當時白人對她知之甚少。”
弗萊克斯納是通過瑪麗安•巴克拉克（Marian Bachrach）認識這些人的。巴克拉克是美國共產黨內的一個重要人物，也是弗萊克斯納極為敬重的好友。在弗萊克斯納的印像中，巴克拉克“善於變通，但並不是那種隻有煽動力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充滿智慧、有同理心、光彩照人的女性，像她這樣的人並不多。”她們之間的親密關繫對弗萊克斯納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她是這場運動中為數不多和我有相似知識背景的人，而且她和我一樣閱讀面廣泛。”弗萊克斯納回憶說，“當時的共產黨人大多在為生計掙扎，無法接受真正廣泛的教育。”弗萊克斯納和巴克拉克都來自富裕的家庭，這也讓她們二人和左派團體中許多工人階級參與者截然不同。隨著《史密斯法案》的施行，加入或擁護任何致力於用武力或暴力推翻政府的組織，都變成了違法行為。即便如此，巴克拉克依然通過自己的記者工作，推進著共產黨的各項目標。她確實也因此遭到了起訴，但因為當時她已經身患癌癥，病情嚴重，所以她從未因為自己和共產黨的關繫而受到審判。1957年，巴克拉克去世。這對弗萊克斯納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打擊。1982年，在巴克拉克去世25年後，弗萊克斯納依然為此深感悲痛：“我每天都希望她還和我們在一起。”
巴克拉克曾建議弗萊克斯納去參加伊麗莎白•格利•弗林在紐約的一個演講。這件事大約發生在40年代。弗林是一個愛爾蘭後裔，是一個被稱為“叛亂女孩”的脾氣火爆的勞工運動組織者。在她的努力下，激進組織世界產業工人聯盟 誕生了。1937年，她已然成為美國共產黨內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弗萊克斯納回憶道：“伊麗莎白•格利•弗林的演講讓我次聽說了洛阨爾磨坊女工 ，以及其他婦女工人運動領袖。受弗林那些生動的故事的感召，我開始如饑似渴地在圖書館搜尋這方面的書籍。弗林是那種老派的演說家，充滿了似火的激情和力量。從那天起，我開始對她演講中所描述的人和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然而，弗萊克斯納的好奇心並沒有得到滿足。她失望地發現，弗林在演講中所描繪的女工們栩栩如生的英雄事跡，在其他歷史書中卻鮮有提及。共產黨一向非常支持婦女關注馬克思主義。弗萊克斯納認為，美國歷史中的那些事件，足夠讓她寫成一個精彩的故事。“我就是這麼開始的。因為沒有其他書可讀，於是我決定自己寫一本。”
如果說弗林激發了弗萊克斯納記錄女性歷史的熱情，那麼弗萊克斯納的政治活動則塑造了弗裡恩對女權運動的理解。不管是在書寫哪一個歷史階段，作者自始至終都關注著工人階級婦女所承擔的經濟負擔，這一特點是非同尋常的。同時，鋻於美國黑人婦女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這的狀況，這本書也用了很大篇幅去記錄她們。弗萊克斯納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關注這些主題了。 “二戰”期間，在參加工業組織議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所組織的團結工人階級的運動後，這些就成了她重點關注的主題。
“二戰”期間，弗萊克斯納把大量精力放在了組織小職員和秘書們參加社會工作，那些人來自各行各業，包括銀行、出版業等。在這些所謂的“粉領” 崗位中，女性占了絕大多數，這一現像也讓弗萊克斯納越發意識到性別歧視的嚴重性——後來許多左派中的男性和工會領袖表現出的家長作風和男性至上主義更讓她加深了這種感覺。弗萊克斯納曾負責過某一辦公室職員工會的人事安排工作，這個工會就特別強調為女性和美國黑人創造就業崗位。弗萊克斯納認為，女性參與工作對美國戰時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促使民權活動家對聯邦政府在保障平等就業權方面的工作形成了壓力，這些都為社會變革創造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機遇。她在反思性別身份和種族身份在美國工人階級黑人婦女的生活中交錯的問題時說，“這兩條線交織到了一起”。
40年代末，弗萊克斯納意識到，自己急需一份能夠為自己提供經濟保障的工作。但是，她的政治活動是無法提供經濟保障的。當時，她在經濟上依然依賴於父母，這也讓她備感壓力。為了找到能發揮自己纔能又契合自己政治訴求的工作，弗萊克斯納開始嘗試各種不同的工作。1946—1948年，她擔任了中左政治聯盟美國婦女議會（Congress of American Women）的秘書長。這一組織深受美國共產黨的影響，鼓勵婦女爭取“四個自由和其他一切能爭取的，包括公平的工資、工作、住房等等”。在此期間，她結識了克勞迪婭•瓊斯，兩人也成了朋友。瓊斯是一個祖籍西印度群島的黑人女性，也是共產黨內極具影響力的一員。瓊斯批判了當時黨內對婦女議題的忽視，並用這個議題成功地吸引了弗萊克斯納。盡管這讓弗萊克斯納非常興奮，但當時婦女議會的財務非常不穩定，在東部城市中組織發展分支機構也面臨許多困境。這些都讓她備感沮喪。
重新回到戰時供職的工會機構後，弗萊克斯納決定要“給自己找一份工作，而不是再給別人安排工作”。工會派她去了外交政策聯合會（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FPA）。弗萊克斯納早先曾幫助該聯合會調整人員安排。該聯合會的使命之一，就是盡力說服美國政府支持國際機構進行維護和平的工作，這些機構包括聯合國及其前身國際聯盟。弗萊克斯納回憶道：“外交政策聯合會這樣的機構對於民主的發展真是太好了。它們都開始雇用黑人秘書了，這簡直振奮人心。這些事震動了整個外交政策聯合會，但並沒有震動我們。我們當時都想得到那個位置，但他們很迅速地雇了一個既迷人又稱職的黑人秘書。”當時，弗萊克斯納是外交政策聯合會發言人辦公室主任的助理，這份工作讓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女性，她們之後都活躍於婦女參政權運動。一時間，聯合會成了那些致力於參政權和維護和平的女性主義者的聚集地。
在外交政策聯合會工作期間，弗萊克斯納結識了海倫•特麗（Helen Terry）。不久，兩人就結成了人生伴侶，這一關繫一直持續到80年代初特麗去世。用弗萊克斯納的話說，兩人相遇一兩年之後，就已經“開始同居”了。她們有許多共同點，特別是在政治理念上。她們都積極參與了40年代末期發動和組織勞工和房客的運動。當時，弗萊克斯納的住所離史岱文森城隻有兩個街區。這是一個由大都會生活公司開發的位於曼哈頓的住宅區。為了讓這一住宅區接納黑人，她不僅參加了靜坐示威，還努力讓“盡可能多的共產主義者進入該住宅區，這樣也能對其他房客施加壓力，讓他們接受黑人。終我們成功讓一些黑人家庭住進了史岱文森城，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整個40年代，弗萊克斯納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工作和組織活動填滿。這些事讓她越來越清楚工人的艱辛鬥爭，也讓她看到了社會運動的艱巨性和令人振奮的可能性，這些也構成了參與社會運動重要的經歷。她找到了“為黑人婦女和黑人勞動婦女爭取權益的組織”，這些組織讓弗萊克斯納為之著迷。“二戰”後，她還曾在全國有色人種畢業護士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Graduate Nurses）工作過，負責公共關繫。這是讓她非常滿意的工作之一。在美國南部各州，許多黑人護士是無法加入美國護士聯盟（American Nursing Association）的。由於美國護士聯盟當時在為提高其成員工資待遇和職業地位方面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和遊說，無法進入護士聯盟，對黑人護士來說，這就意味著無法獲得經濟上的保障。
和黑人護士共同工作的經歷，加深了弗萊克斯納對“黑人婦女的歷史和困境”的興趣。同時，她也更加堅信，在她對美國女性運動的歷史研究中，黑人婦女應該占有一席之地。她開始在傑斐遜社會科學學院開設關於美國女性的歷史的課程。傑斐遜社會科學學院是在美國共產黨支持下設立的，為勞動人民提供在職培訓課程。在備課的過程中，弗萊克斯納關於“婦女權益鬥爭的歷史進程的看法逐漸成型”。此時，鬥爭的概念已經貫穿於弗萊克斯納對歷史、工人運動，以及女工和美國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的理解。
50年代初，弗萊克斯納的想法從寫一本關於女性歷史的書，逐漸細化成寫一本婦女參政權運動的書。她決心把注意力放在女性為贏得投票權的鬥爭上面。她之所以做出這一決定，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她在1950年讀了《生而平等》（Created Equal）這本書。這本書出版於1940年，是阿爾瑪•盧茨（Alma Lutz）為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所寫的傳記。弗萊克斯納也開始查閱其他關於女性權力鬥爭的文獻，但在當時，這方面的文獻並不多。弗萊克斯納發現，許多文獻對黑人女性和女工都“隻字未提”，其中包括伊內茲•歐文（Inez Irwin）關於女性參政權運動史的著作《天使和亞馬孫女戰士》（Angels and Amazons）。這讓她備感失望。盡管如此，她依然堅信，參政權運動史是一個能夠打動人心的故事，雖然很少被提起，但充滿了可能性。她把寫作《百年抗爭》的想法告訴了瑪麗安•巴克拉克，巴克拉克對此非常支持。她仔細閱讀了長達19卷的《美國女工和童工狀況報告》。這份由美國國會在20世紀初委托撰寫的報告讓弗萊克斯納堅信，工人階級婦女是婦女歷史的一部分。接下來，弗萊克斯納所要面對的一項艱巨工作，就是尋找手史料。她需要尋找關於個人、組織、各個州婦女運動的史料，以及能讓自己的故事更加豐滿的想法和思路。
 弗萊克斯納決心編纂一繫列題材廣泛的史料，從細節上刻畫美國婦女歷史。她的這一決定是受共產主義歷史學家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的啟發。阿普特克曾熱心地致力於美國黑人歷史檔案的發掘工作。“我沒聽說過任何關注婦女的檔案館，也沒聽說過任何其他歷史學家對婦女感興趣。雖然有人說當時有一個伯克郡女性歷史學家聯合會（Berkshire Conference for Women Historians），但我對她們一無所知，也沒有和她們取得過聯繫。”在研究剛剛開始的時候，弗萊克斯納為了尋找黑人女性的史料，還聯繫到了W.E.B.杜波依斯。但杜波依斯對弗萊克斯納的書和想要達成的目標都沒什麼興趣，隨隨便便就把她打發走了。他的這一反應讓弗萊克斯納大失所望。不過，也有人對弗萊克斯納施以援手，比如斯沃斯莫爾學院的一個檔案館員。他建議她去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索菲婭•史密斯藏書館（Sophia Smith Collection）看看。索菲婭•史密斯藏書館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歷史金礦。弗萊克斯納在這裡找到了許多令人驚嘆的歷史點滴、證據和無價的歷史細節資料。“我就像充上了電，”弗萊克斯納解釋道，“之後的一切都變得順利了。”
在史密斯學院，藏書館員向弗萊克斯納提供了“無數的文獻和報刊剪輯資料……從這些資料裡隨便找出一個名字，就可以深入發掘出更多的故事。”雖然弗萊克斯納在杜波依斯那裡遭到了冷遇，但她並沒有放棄，依然希望把黑人女性放到參政權運動史中。“之前那些研究參政權運動的所謂的歷史學家，對黑人女性連半個字都不會提。”弗萊克斯納反感地總結道。（在她看來，工人階級婦女其實並沒有比黑人女性好多少。）在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多蘿西•波特（Dorothy Porter）正在努力籌建斯平加恩藏書館（Spingarn Collection），這個藏書館重點收藏的是關於美國黑人歷史的書籍，這也意味著它將成為一個新的知識寶庫。同時，瓊•布萊克韋爾•赫特森（Jean Blackwell Hutson）也在做著相似的事情，她正在位於哈勒姆（Harlem）區的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分管籌建朔姆堡藏書館（Schomburg Collection）。這兩位女性不懈努力的目標，是讓黑人女性在未來的歷史研究中有一席之地。波特和赫特森都非常歡迎弗萊克斯納，並毫無保留地為她提供相關聯繫人資料和建議。在米麗婭姆•霍爾登（Miriam Holden）夫人那裡，弗萊克斯納又發現了另外一個無與倫比的私人圖書館。“她邀請我去她位於紐約的家中。其他圖書館裡有的，她那裡都應有盡有。在別的圖書館，這些書都是珍稀館藏，隻能在上午9點到下午5點在圖書館內查閱，還有圖書館員盯著。而在這裡，我想拿多少回家就拿多少回家。”
在翻閱成堆的歷史資料後，弗萊克斯納逐漸找到了一個貫穿全書的主題，這個主題就是“鬥爭”。這個選擇反映了她對歷史進程的看法，也反映了她的政治觀點和對美國婦女歷史意識越來越清晰的認知。“婦女有組織的努力和鬥爭，以及所有和這些有直接聯繫的事件……都將被囊括到這本書中。與這些不相關的，我都不會寫。”（但事實上，《百年抗爭》所囊括的主題遠遠超過了這一範圍。）對弗萊克斯納來說，“鬥爭”的主題“是這本書的基石。這本書的題目也來源於此……我覺得這是這本書中重要的東西”。
也許關鍵的一點，就是“鬥爭”這個主題讓歷史變得更加生動起來，也讓那些不時浮現於美國近代史中的、看似不可能發生任何變革的黑暗時刻，有了意義。試圖改變美國社會歷史意味著什麼？在寫作《百年抗爭》時，弗萊克斯納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理解尋找答案。在這個過程中，她找到了一種激情，去形容那些她相信是貫穿於參政權運動中的矢志不渝的決心，令人心碎的挫折感，以及無與倫比的興奮之情。“我知道那種感覺，”她後來說道，“那種並不完全是被人從樓梯上推下去，而是被人在面前摔門的感覺。這種情況在我為工會拉票的時候出現過很多次，不管是為哪個工會拉票，這都會發生。”她回憶道：

我知道組織競選活動或是工會活動需要投入多少精力，這些我都經歷過。那種大家同心協力努力工作，並為之做出犧牲，勝利時歡欣鼓舞，失敗時深呼一口氣從頭開始的激情，在我身上從未消退過……我知道腰酸腿疼是什麼感受，也知道心碎是什麼感受。

1955年，弗萊克斯納開始全職寫作《百年抗爭》。那一年，她的母親過世，給她留下了一筆足夠讓她衣食無憂的遺產。這時，弗萊克斯納已經快50歲了。這時的她，不僅找到了寫作的靈感和對歷史的想像力，也更加能夠接受30年代這段漸漸遠去的記憶。那時，美國對共產主義的憎惡、極權主義政權的可怖罪行（早在弗萊克斯納離開共產黨之前，這些就已經廣為人知了）、四處蔓延的冷戰、對左派的壓迫，以及50年代勞工組織的潰敗，似乎都在嘲笑著激進的夢想和理念。《百年抗爭》的寫作，讓弗萊克斯納覺得“自己之前所經歷的任何事情都沒有浪費。否則，我會說：‘好吧，我把時間花在了那件事上，但卻一無所成，這真是太糟了。’”戰後的那幾年裡，似乎很少有什麼能存留下來，至少弗萊克斯納是這麼認為的。“工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我認識的那些激進分子也不見了。他們比那些備受尊敬的人更加激進，更加左傾。在某種意義上，《百年抗爭》幾乎是我之前活動的產物，它讓我早期的工作沒有被浪費。”
在20世紀中葉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有誰會對女性參政權的歷史感興趣。弗萊克斯納回憶道：“過去，很少有人會對這個國家的女性歷史感興趣，也沒有人會去書寫這段歷史。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總是覺得沒有人會願意讀這本書，更不用說出版了。”哈佛大學歷史繫教授、婦女歷史的早期倡導者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一直非常支持弗萊克斯納的工作。他認為弗萊克斯納的研究對美國歷史有重大意義。弗萊克斯納曾經問這位傑出的歷史學家：“我應該寫這本書嗎？”“毫無疑問。” 施萊辛格回答。但是，弗萊克斯納又擔心自己並不是一名博士。“沒有關繫，” 施萊辛格回答道，“你識字就行。”他讓弗萊克斯納去聯繫執教於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的歷史學家珍妮特•詹姆斯（Janet James）。她不僅在為創辦女性歷史專業做準備，也在撰寫《著名美國女性》這本傳記體的鴻篇巨著。這本書的出版，將對女性歷史的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盡管有人對女性歷史有著和弗萊克斯納同樣的熱情，但當弗萊克斯納把書稿的前150頁給父親一位當編輯的朋友看時，她收到的反饋卻不那麼讓人高興。出版商告訴她，這本書要想賣得出去，那麼關於黑人女性的部分就必須全部刪掉，因為沒有人會對黑人女性有任何興趣。雖然弗萊克斯納完全不同意這點，但她一直困擾於到底會不會有人對這本書感興趣。不過，這些都沒有動搖她把黑人女性帶入她所寫的歷史的信念。書稿完成後，一位出版商認為她這本書太沉重了。還有一些人甚至都不願意讀一下書稿。正因為這些冷遇，當歷史學家阿瑟•曼（Arthur Mann）的妻子在馬薩諸塞州北安普頓的婦女選民聯盟會議（League of Women Voter’s Meeting）上（真是世道不同了！）建議她去和自己的丈夫談談，讓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百年抗爭》的時候，弗萊克斯納還頗為懷疑。“他們肯定不會出這本書的！”弗萊克斯納當時回應道。
事實是，阿瑟•曼和他的妻子一樣，堅信這本書正是那種哈佛大學出版社熱切期待可以出版的書。曼當時是北安普頓史密斯學院的教授，弗萊克斯納正好也住在那裡。在給施萊辛格的一封信中，弗萊克斯納寫道：“很明顯，我接觸過的出版商都對這本書沒有興趣。這本書將改變美國歷史敘述中性別失衡的現狀，我希望它可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施萊辛格無疑是同意這一觀點的。他和同事奧斯卡•漢德林（Oscar Handlin）一道，為哈佛大學出版社評審了這本書的手稿，並熱切地推薦出版這本書。施萊辛格在給出版社的推薦語中寫道：“在我看來，弗萊克斯納這本書填補了一個亟待填補的空白。之前也有關於婦女權益的歷史書，但是它們在這個主題的處理上，視角更為狹窄，作品中也難免流露出對女權鬥士的個人感情。而弗萊克斯納小姐將這段歷史列為美國民主發展進程中一個了不起的篇章。她對歷史的處理是客觀的，但毫無疑問，讀者很容易就可以知道她站在哪一邊。”
施萊辛格對《百年抗爭》提了一個重大的建議。在書稿中，弗萊克斯納用整個第2章的篇幅記述了“奴隸制下的黑人婦女”。施萊辛格認為這部分不僅“從編年史角度看完全放錯了地方，還打斷了這本書的敘事”。他認為，把這部分縮寫一下，融入第3章會更加合適。相反，漢德林則盛贊了弗萊克斯納在書中記錄黑人歷史這一不同尋常的做法。他寫道：“把黑人女性作為女性中的特殊群體加以關注，這讓我印像特別深刻。”漢德林是當時的美國移民史學家。所以，他自然關注了另外一個方面。他勸說弗萊克斯納在《百年抗爭》中加入女性移民的內容。弗萊克斯納同意縮短關於美國奴隸制的內容，盡管部分內容依然出現在了章中。在本書所描繪的人物中，弗萊克斯納囊括了許多參與過參政權運動的境外出生的女性以及移民子女，所以她認為她對移民的描寫是充分的。出版社並沒有讓弗萊克斯納進行大的改動。1959年，這本書出版了。
幾年後，隨著婦女運動的復蘇，一些美國女性開始追尋自己的歷史。《百年抗爭》因此也變得與她們密切相關。造就了《百年抗爭》的歷史洪流，再一次通過與三四十年代極具淵源的政治活動和學術興趣，為這本書找到了自己的讀者。正如歷史學家芭芭拉•所羅門（Barbara Solomon）所注意到的，這本書成了六七十年代許多對婦女歷史有興趣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個“起點”。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也極力推薦此書。她在《女性的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一書的腳注中寫道，《百年抗爭》應該是每個美國女大學生的書。十年內，弗萊克斯納就獲得了女性歷史領域先驅的殊榮。但很少人會意識到，這本書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作者在三四十年代所參與的激進運動，以及大蕭條和“二戰”時期的社會和政治現實。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弗萊克斯納掩蓋了這一來源。
歷史的洪流把《百年抗爭》塑造成了一部歷史著作，但這本書本身卻是超越時間的。也許，這就是一部著作對歷史領域做出了不朽貢獻的標志之一。了解塑造《百年抗爭》的希望與夢想、失望與悔恨，可以讓我們了解塑造這段歷史的各種復雜因素。不過，即使我們對作者一無所知，即使她在讀者心中是隱形的，對那些想要了解世紀之交婦女爭取參政權這段歷史的人來說，《百年抗爭》依然非常有價值。
《百年抗爭》還有一個傑出歷史著作都有的標志，那就是它不僅僅是一部研究深入而透徹的作品，同時它為歷史研究不斷擴大視野、扎實基礎做出了貢獻。在很大程度上，《百年抗爭》預言了定義當代女性歷史學學科的主題。當代女性歷史學家所關注的主題，絕大多數都在《百年抗爭》這部鴻篇巨制中有所涉及，有些甚至得到了詳盡的敘述。弗萊克斯納之所以能做到這樣，部分原因是她沒有也不能將爭取投票權的鬥爭從塑造婦女權益鬥爭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中抽離，否則所有她所堅信的決定歷史軌跡的一切都將遭到否定。正因為這樣，《百年抗爭》不僅為讀者提供了關於婦女權益鬥爭的細致而精彩的敘述，還為他們呈現了從殖民時代開始的婦女歷史經歷的全景圖。在這本書中，讀者將會發現那些在後世女性歷史研究中成為焦點的話題和思想。其中，殖民時期婦女工作的重要性和婦女經歷的多樣性、作為美國革命時期重要部分的婦女抗爭、美國奴隸制度對婦女的無情剝削、南北戰爭時期工廠女工的勞工運動、女權運動在廢奴運動的進程中的成熟化領悟（體現在她們的政治藝術和掌握的公共演講和請願技巧）、農村婦女對民粹運動的參與、高等教育對改革和女權主義的嚴峻考驗，以及20世紀初黑人女性俱樂部 運動的獨特使命，都是這本書中吸引人也是重要的思想。這些，還有弗萊克斯納在本書中所涉及的許多問題，終也無疑成為後世女性歷史研究領域的研究重點。
在弗萊克斯納看來，《百年抗爭》盡管成就斐然，但也是有遺憾的。她認為，書中應該有更多關於女性與美國勞工運動的史料。“我所做的，就好比是豎一根旗杆，然後說‘這裡躺著某個人’ ‘這裡是誰誰誰’，僅此而已”。但事實上，在書寫的過程中，弗萊克斯納已然為美國女性歷史領域設定了主題。《百年抗爭》不僅是一部詳盡的關於婦女參政權的歷史，也為歷史研究描繪出一幅蘊含著無限機遇的未來圖景。它讓歷史得以完美銜接：歷史學家可以從中反復回顧歷史，以獲得對歷史的理解，並從過去尋找可以為當代社會所借鋻的意義。弗萊克斯納本人似乎也對這種能讓歷史學家和他們的研究緊密聯結的力量深有體會。“我認為《百年抗爭》是一本好書，也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原因之一就是它和我過去的許多經歷都是有關聯的。”通過《百年抗爭》的寫作，弗萊克斯納讓人們看到了婦女經歷在美國社會中的意義，同時，她也發現了自己生命的意義。
埃倫•菲茨帕特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