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還原近代日本報界發展史
192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繫教師哈羅德·拉斯韋爾（1902—1978）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這位“早慧的天纔人物”據稱曾受到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響。在倫敦、巴黎和柏林等地進行實地調研後，他高度理性地分析了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的宣傳策略和宣傳效果，訝異地寫道：“國際戰爭宣傳在上一次戰爭中擴大到了如此令人震驚的範圍，是因為戰爭蔓延到了如此廣闊的地區，它使得動員人民情緒成為必要。沒有哪個政府奢望贏得戰爭，除非有團結一致的國家做後盾；沒有哪個政府能夠享有一個團結一致的後盾，除非它能控制國民的頭腦。”拉斯韋爾在他的研究中，以“宣傳組織”“戰爭罪行與戰爭目標”“惡魔崇拜”“勝利幻想”“維繫友誼”“瓦解敵方鬥志”“宣傳成果”等為小題目，揭示了交戰各國的戰時宣傳方法和策略、謊言和欺騙，在當時的學界和公眾中引起了一片恐慌，甚至有評論家稱《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鼓吹陰謀和戰爭權術，是“一本馬基雅維利式的教科書”，呼吁要將它“馬上予以銷毀”。
但是對於戰爭來說，宣傳是如此之重要：“宣傳有效力的作用是動員社會成員仇恨敵人，維持與中立國及盟國之間的友好關繫，促使中立國轉而反對敵國，以及粉碎敵人堅不可摧的抵抗。簡而言之，正是宣傳在戰爭中對國際態度的重要影響使其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因為“當公眾相信，是敵人發動的戰爭，並且是他們阻礙了永久的、有利的以及神聖的和平時，宣傳家就已經實現了他的目的”。1935年，拉斯韋爾又出新作，與人合作完成了《宣傳與專制》等一繫列宣傳方面的獨家之作，用他的手段、方法分析和研究宣傳功能及社會控制，探討宣傳的本質和規律。
這一時期，日本的宣傳戰理論家們也在加緊研究宣傳的本質和策略。1935年，日本憂國社出版了《為國際宣傳戰做準備！》，闡述了建立國際宣傳研究所的目的，以及宣傳的定義與宣傳的重要性，列舉了宣傳在美國、中國、俄國等國家內產生的重要影響，以及宣傳在軍需品工業、經濟貿易與戰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媒體、統制、機關與組織三方面剖析宣傳技術，並對日本宣傳研究機構進行了建設展望。此後日本關於宣傳戰的理論研究和實戰成果層出不窮。1936年，帝國陸海軍民社出版了《思想宣傳戰下大和民族的覺悟》；1937年，內閣情報部編輯出版了《近代戰和思想宣傳戰》，森田書房出版了小松孝彰的《威脅日本的宣傳戰》；1939年，時代社出版了粟屋義純的《戰爭與宣傳》，東亞國勢調查所出版了若杉浪雄的《創建宣傳部》；1941年，新民書房出版了水野正次的《總體戰和宣傳戰：納粹思想謀略的研究》，“阿魯斯”出版社出版了深尾重正的《納粹的廣播戰爭》；1942年，霞關書房出版了水野正次的《大東亞戰爭的思想戰略：思想戰綱要》，大日本翼贊壯年團出版了奧村喜和男的《掃滅英美的思想戰》；1943年，文進堂出末吉的《形而上戰：無形的敵人》，敞文館出版了寺田彌吉的《總體戰·思想戰·教育戰》；等等。這些關於宣傳戰、思想戰的研究，不僅聚焦於日本，更是涉及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中國、蘇聯等國，成為日本在戰前和戰時發動宣傳戰的理論源泉和政策依據。
當然，《近代日本報界的政治動員（1868—1945）》並非宣傳理論研究，也非僅僅關注戰時宣傳。以上隻是表明，人力、物力等戰爭資源匱乏的日本，非常重視“沒有硝煙的戰爭”——宣傳戰，所以在國內國外宣傳戰實踐中，日本報界纔與政治動員產生了必然的緊密聯繫。
近代日本報紙自誕生之日起，即與政治建立了緊密聯繫：幕末戰爭時期，各報紙各為其主，互相攻訐，在公共領域發起了“佐幕”與“勤王”之爭；明治初期，更是以政黨報紙之身份，搖旗吶喊，介入政府內部鬥爭；在自由民權運動、護憲運動和大正民主運動時期，為追求民主政治，報界不遺餘力地宣傳鼓動。1913年1月17日，在東京召開日本全國新聞記者聯合大會上，400多名代表聯合做出決議：督勵議員清除閥族，彈劾“桂內閣”，保障贊同並且實行以上主張的議員再次當選和懲處反對派議員，保障言論自由、修改報紙法。
報界的聯合行動在引發了憤怒群眾攻擊擁護政府的報社後，終迫使“桂內閣”倒臺。
日本早期的絕大部分報紙，並非政黨報紙，也非隸屬於軍部，盡管受到政治的影響，但是也在盡力地影響著政治。在經歷了自由民權運動、大正民主運動之後，報界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到30年代末期，《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等報紙的發行量已經突破了100萬份。以植松考昭、三浦鐵太郎、石橋湛山為代表的《東洋經濟新報》，和以村山龍平、島居素川等為代表的《大阪朝日新聞》，正在自覺地擔負著宣傳民本主義、推動代議政治的輿論工具職能。
“九一八事變”之後，仍然有少數媒體人如石橋湛山，堅持在《東洋經濟新報》上批評日本國內政治和輿論：“有一部分人是依據法律受到了言論壓迫。但我認為，今日我國失去言論自由的原因，是我國的學者、評論家、有識之士或是報紙以外的言論機關的經營者，沒有人能像650年前的日蓮一樣，將自己相信的事物毫不隱藏地說出來，為國家盡自己努力。我認為現在的人連日蓮勇氣的百分之一都沒有。不僅是這樣，我看到有一些人竟然表面上迎合現在的社會輿論，說出一些根本就不是自己真心的言論。近我國的非法運動面臨著，如果走錯一步，就會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這一危險境地。如果說存在力挽狂瀾的方法的話，那就隻可能是言論自由的力量。如果言論自由被壓制，完全窒息了的話，國家一定不會有前途。”
堅持批判軍國主義的媒體人，還有在《福岡日日新聞》任副社長的菊竹六鼓，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之際，公開發表文章抨擊軍部，要求追究軍部的責任。原《信濃每日新聞》主筆桐生悠悠也發表過《嗤笑關東防空大演習》等文章，反對軍國主義，甚至引發了當地老百姓和軍人針對報紙的“不買運動”。後來他在名古屋主持讀書會的會志《他山之石》，繼續發表反戰言論，6年內接受過27次禁止發行或刪除報道的處罰。隻是這些媒體均為地方報刊和非主流報刊，《他山之石》的訂戶也隻有區區300份，影響力極其有限。
但是以“九一八事變”為分水嶺，除了極少數影響力微弱的媒體，其他絕大多數媒體均開始從事變前的“批判軍部”轉向為“歷數中國的排日行為”，支持國策，主張“隻有強行纔是與中國交涉的基調”（《東京日日》1931年10月10日社論）。在政府一方，從1936年底開始合並報紙，1940年組建情報局，對內對外宣傳化管理，報界淪為政治動員的工具，不遺餘力地鼓動“萬眾一心”，充當戰爭幫兇，終使國家步入了戰爭軌道，在整個社會層面完成了“總體戰體制”。1944年《朝日新聞》主筆緒方竹虎進入小磯內閣任國務大臣兼情報局總裁、大政翼贊會副總裁，支持日本對外擴張，參與並親自組織了兩次對汪精衛的誘降工作，從傳媒人轉向為積極支持侵略擴張並親力親為的法西斯政治家。
近代日本報紙媒體記錄了日本國家和民族興衰跌宕的命運。在《近代日本報界的政治動員（1868—1945）》中，安平深入研究了在政治強力干預和控制下逐漸形成的近代日本報界“總體戰體制”，也涉及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全面侵華戰爭中的日本報界宣傳戰實踐，以及中江兆民、福澤諭吉和德富蘇峰、石橋湛山等輿論領袖的思想傳播，客觀、公正地分析與評價，力圖為近代日本報界的發生、發展勾勒出一幅既符合歷史事實，又具清晰脈絡的“貫戰史”畫卷：
在明治大正時期，即日本政治和社會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報界與政府既相互扶持、共同促進，也相互鬥爭——展開控制與反控制，這種既對抗又聯合的關繫，正是在社會劇烈變動時期報界發展的必經階段。報界曾經為追求民主政治而努力——作為爭取自由民權的“民主之刀”，為反對軍部獨裁而大聲疾呼，為爭取憲政民主而不惜流血抗爭。總體來說，明治大正時代的報界在推動日本政治和社會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了政治動員的積極作用。
但是，當日本政府為推行侵略擴張國策，不斷加強輿論控制後，報界無力對抗，轉而放棄了做政黨和民眾維持憲政民主、“參與政爭的有力武器”，服從“國益”，“轉向”為政府對內控制輿論、鼓動“舉國一致”發動侵略戰爭的幫兇。作為鼓吹侵略擴張國策的“專制之刀”——通過狂熱的宣傳行動、細致的戰勝報道、虛假的欺騙宣傳，甚至直接組織戰爭動員活動，限度地支持了侵略戰爭及其長期化。
日本報界在近代史上經歷的自身發展、壯大直至毀滅、再生，與近代日本國家的發展“同向同行”，對於近代日本歷史上的侵略戰爭，日本報界負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由於戰後不徹底的民主化改造，戰後報界也不同程度地繼承了戰前和戰時的國家民族觀念，鮮明地保留了“總體戰特征”。時至今日，日本報界的“政治動員”仍未停止。
本書並不是一部完整的總體戰體制下的日本媒體史，隻是將切入點限定於總體戰體制下日本報界政治動員機制的形成，通過還原近代日本報界發展史，闡述其發揮政治動員功能、參與宣傳戰之必然性，並論及日本報界的戰爭責任及歷史問題。在“總體戰”研究範式下，以“貫戰史”的方法論探討近代日本報界與政治動員的歷史，得到的結論是“漫長的戰後”仍將繼續。
如今時代，新聞記者和傳播學者們，正面對著日益復雜多變的傳播環境和不斷迭代更新的宣傳工具，在對社會大眾訴說政治變動或戰爭原因，爭取國際聲援或中立國轉向，以及鼓動社會情緒時，近代日本宣傳理論家們已經留下了大量值得汲取的經驗和教訓，這些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