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遭到貴族們的強烈嫉妒,因為他出身低下,但又升遷得如此之快,超越了大多數人,甚至超越了貴族。此外,他的每一步升遷,不僅給自己帶來榮耀,同時也給敵人帶來傷害,因為他使用了不恰當的手段,或者不公平的裁決,或者不正義的權力,甚至非法手段。
——托馬斯·富勒(THOMAS FULLER),《不列顛教會史》,1655年
1540年6月10日,星期六的早上,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議會大廈,第三代諾福克(Norfolk)公爵托馬斯·霍華德(Thomas Howard)召見國王的衛隊長安東尼·溫菲爾德爵士(Sir Anthony Wingfield),命令他於宴會後(那天延遲了,宴會一直延續到中午)逮捕亨利八世的全能首席大臣克倫威爾。衛隊長被這一指令驚獃了,但諾福克公爵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你不必感到驚訝,這就是國王的命令。
幾個小時後,樞密院的大臣們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宮進膳。當議員們走進泰晤士河旁邊的這座迷宮似的建築物時,突然一陣大風吹走了克倫威爾的帽子。在那個時代,如果有人丟了帽子,出於禮儀和習慣,其他所有紳士都要摘下他們自己的帽子。那天,議員們粗魯無禮地忽視了克倫威爾的困境,而把帽子牢牢留在自己的頭上。克倫威爾環顧四周,看著他們面帶敵意的臉,說道:“奇怪了,大風吹掉了我的帽子,卻保留住了你們的帽子。”議員們表面上進行掩飾,裝聾作啞,對克倫威爾的嘲諷未置可否。
克倫威爾肯定已經意識到他們的沉默是暴風雨即將到來的預兆。他的直覺是正確的。他們也都在餐桌上盡量避開他,即使不是完全排斥他,也讓他看起來形單影隻地喫晚餐。然後他們前往附近的會議室,克倫威爾坐在一個打開著的窗戶前,他像往常一樣聆聽院子裡等待著的人們傳來的吵鬧聲。
一個小時後,大約下午三點鐘,掌璽大臣重新開始工作,但其他大臣坐在樞密院桌旁一言不發。克倫威爾想必是發現了會議廳內的這種高度緊張的氣氛。他裝作他們已經討論了那天下午需要討論的問題,他一邊向他的空椅子走去,一邊調侃道:“先生們,我知道你們很著急,但還是要坐下來嘛。”
他再一次被忽視了……
當他正要坐入桌子的首位時,諾福克跳了起來,用手指著他,大喊:“克倫威爾!不要坐在那裡!那不是你的位置!叛徒不能和紳士坐在一起。”
在過去幾個月中,他的對手密謀對他下手。但作為國務大臣,克倫威爾在心裡必然也有預料,也許過不了多久,他的政敵就會在一些熟悉的地方出手。現在他立刻意識到,那可怕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作為亨利的後一位也是炙手可熱的大臣,克倫威爾是一個野心勃勃並且極為腐敗的政治家。他生活在動蕩不安、風起雲湧的都鐸王朝時期,是一位效率高得驚人的管理者。但事實上,他並不隻是一個普通的官僚,還是一個頭號機會主義分子,一個急於求成的惡棍。作為一個白手起家的、拼命地向往高貴和文雅的人,狡猾而無情的他也充當著宮廷的工具。有些人說克倫威爾善於權謀,他把亨利王朝的權力牢牢地抓在手中,當然往往缺乏同情心。
克倫威爾具備非凡的低等動物特有的狡猾伎倆和與生俱來的欺騙能力,運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和過人的遠見,從粗鄙、卑微的出身中崛起,成為英格蘭有權勢的人,僅次於他那善變的、時而惡毒的君主。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克倫威爾統治這個國家,並且積聚了豐厚的財富,但同時造成了慘烈的傷亡。克倫威爾毫不內疚地踐踏著他曾經剝削或粉碎的殘破尸身,靈巧、迅速地爬到都鐸王朝的權力。
不知為何,他的字典裡從未有過“顧忌”這個詞。
在16世紀的英格蘭,除了那些擁有王室血統的英國人,很少有其他人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克倫威爾的一些政府措施直到今天還影響著我們。他擔當律師的角色,精心草擬各種法律,使亨利統治下的國家變成了高度集權國家。許多人死於他制定的殘暴政策之下,他指揮著劊子手的斧頭,像熟練的外科醫生,阻斷癌細胞的增長。在克倫威爾簡單、功利的死亡哲學中,他的目的對他而言始終是正當的。
對許多人而言,尤其是那位他試圖暗殺甚至操縱並屠殺其家人的樞機主教雷金納德·波爾(Reginald Pole),他就像使國王和古老的天主教步入歧途的“撒旦的使者”。盡管不斷受到警告,這位忠實的大臣總是能提供亨利八世想要的一切:財富、權力和至高無上的地位——盡管有時他的政策會威脅到英格蘭王權。
克倫威爾解散修道院——他這項大膽的合法掠奪仍然是英國施政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窮人和病人突然失去了修道院對他們的照料,數以千計的朝聖者失去接受教育和精神慰藉的機會。解散修道院的另一個社會衍生品是通過重新分配修道院的財富來塑造一個新的富人階層。
他公然藐視法律。他僅僅通過發布公告就控制了王國,大大減少了議會的審查程序。國王授予他全部權力,給予他強有力的支持,他組建的議會對他阿諛奉承。他樂於把法律凌駕於正義之上,使之扭曲以成為用以對抗敵人的有力武器。現在僅需議會法案,不再經由陪審團的審判,就可以判處一個人死刑。克倫威爾手下的立法者們根據他的意志對那些被控叛國罪的敵人進行制裁。
經過克倫威爾的扶植,亨利成為英格蘭“土地上”所有教堂的領袖。因此,根據法律,教皇僅僅是羅馬的主教。克倫威爾確保國王的神聖權力戰勝了聖彼得後裔的神聖權力。
他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進行宗教變革,包括(以根除偶像崇拜為幌子)在全國範圍內打破舊習,摧毀宗教畫像和聖地。英國引進《聖經》加速了英格蘭的宗教改革進程,把許多“愛的祈禱書”內容融入民間宗教活動之中。
克倫威爾還徹底革新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機制,組建新職業官僚隊伍,次雇用王室家族之外的人,奠定了我們今天了解的公務員隊伍的基礎。
他建立了廣泛的告密者網絡,所有人即使在自己的家中也不會感到安全,也不能確信是否能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免於受到官方的報復。國家的觸角深入觸及社會的各個角落,以至於政府知道亨利的臣民是什麼時候、在哪裡出生,以及和誰結婚、什麼時候去世。
後,他通過戲劇場景或印刷品進行陰險的宣傳,力求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塑造和控制人民的頭腦和意志。
作為一個放債人、律師、征稅政客和宗教改革者,克倫威爾幾乎毫不令人驚訝地招致公眾的深刻憎恨,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就是亨利王國卑賤的人渣。
他幾乎成了整個王國中可恨之人。
米爾的約翰·塔頓(John Tutton)在薩默塞特(Somerset)的伯裡堡附近,談到了1537年的這場關於亨利國務大臣的“大誹謗”,稱他是“一個赤裸裸的異端”,不斷欺騙國王的“邪惡的男人”,因此理應有一個壞的結局。1538年2月,白金漢郡博爾斯托(Boarstall)的一名正派人士(或操作工人)約翰·漢普森(John Hampson)憤怒地告訴當地治安官理查德·霍爾·克倫威爾:“那個叛徒毀掉了許多人,如果我能像靠近你那樣靠近他,我會把我的匕首刺入他的心髒。”在1539年,托馬斯·莫爾頓(Thomas Molton)輕蔑地評論克倫威爾:“有一個國王的委員會成員……出身低微,隻要他繼續活著,世界就永無平靜安寧。”在國務大臣倒臺後的第二年,市民們仍然上街點燃篝火,歡慶他被捕。
十多年來,克倫威爾孜孜不倦地鋪平了通向財富和權力的道路,盡管他周圍的人盡努力要把他推倒,但不管都鐸王朝的王室主人是發怒還是出於報復對他不理不睬,他都逢兇化吉。但是推翻克倫威爾的時刻終有一天會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