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引言

第二章

加冕 – 一場落敗的結業典

第三章

對日之戰

第四章

獨自面對革命

第五章

王朝亦或家庭 – 一個希臘式的悲劇 

第六章

一段危險的友誼 – 戰事前夕

第七章

沙皇家庭的日常 – 與關鍵人物一起

第八章

七月危機中的沙皇

第九章

一籌莫展的戰爭統帥

第十章

覆滅

第十一章

公民羅曼諾夫的悲劇 

注釋

參考文獻

人名及譯名對照表

引言

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多年歷史的統治, 其間的歷任沙皇以及此王朝的終滅亡已經毫無疑問在很多作品中被所反復刻畫 – 無論是古典歷史巨著還是街頭廉價的通俗讀物。自從電影藝術發明以來，更是有數不勝數的無聲及有聲電影加入此列，從高雅的文藝片到拙劣的大制作，這些相關描述使其內容變得更加豐富多彩。直至今日，仍然有創作者在文學、藝術乃至手工藝品的想像裡對此進行刻畫，尤其是對王朝後一任統治者—尼古拉二世(Zar Nikolaj II)以及他的妻子—黑森-達姆斯塔特公國女大公亞歷山德拉(Alexandra)命運的描述。然而，這些作品卻並不完全涉及到對其近親與其部分忠僕的殘忍謀殺。終，這個統治家族65名成員裡的18位被布爾什維克統治者所殺害，46名被迫流亡。我們僅僅了解其中的一位大公，他成功地逃離監獄並離開了這個國家：由於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ig)寫給列寧(Lenin)的解救信，加夫裡爾·康斯坦丁諾維奇(Gavriil Konstantinowitsch)被成功釋放, 同時還被允許享受世界知名作家的待遇，直至他遠走芬蘭。

那些沙皇夫婦以及他們的孩子於1918年7月16日至17日的夜間在葉卡捷琳堡所經歷的一切，直到今天仍在俄羅斯歷史回憶中充滿爭議。一方面，蘇聯的出版業試圖為此罪行辯白，在《血腥的尼古拉》一書中將其描述成一個毒辣的形像並視其為一切罪惡之源，同時隱瞞及忌諱書寫大屠殺中的其他重要情況。¹而另一方面, 在那些流亡文學作品裡卻趨同性地斷定, 羅曼諾夫家族的悲慘結局正好反過來證明了其家族的聖潔品德。西方作者們更是努力對這位“君權神授”的俄羅斯後一任統治者的生平進行一個公允的分析，但原始資料的匱乏使這一工作困難重重。盡管海軍上將高爾察克（Kolschak）在攻占葉卡捷琳堡後所任命的預審法官索科洛夫（Sokolow）所出具的厚厚卷宗以及時代見證者的回憶可以彌補某些空缺，但是由於這些說法的片面性導致了很多關鍵性問題並沒有得到解答，其中就包含諸如對布爾什維克總部決策機制的疑問。即使1991年蘇聯檔案解密之後，這些問題也一如既往未能闡釋清楚。

在普京（Putin）統治的俄羅斯，憑借強大宗教掩護所驅動的把被謀殺的沙皇作為“殉教者”的封聖行為，不僅受到了我這個不可知論者的懷疑, 同時也引發了我對其他內幕的疑思。首先，羅曼諾夫夫婦作為實際上的反猶太者，甚至在葉卡捷琳堡時仍在《錫安長老會紀要》中尋獲精神食糧，將猶太人與耶穌基督相提並論，就我而言這種觀點是不可信的。其次，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如何定義“殉教者”？對我而言，成為殉教者意味著需要有比代表“君權神授”的統治更有說服力的說辭，遑論沙皇夫婦對在其統治覆滅的事情上並非完全沒有責任的。如果一定要被定義為殉教者，那麼政治上的其他無辜者如宮女、廚師、御醫以及其他人—這些自願參與沙皇統治命運的人—也必須計算在內。如果作案者出於不同的原因沒有阻止的話，那麼家庭教師吉利亞爾(Gilliard)或者吉布斯(Gibbs)、幫廚洛尼加•雷德勒夫(Ljona Lednew)或者是宮廷女侍維魯波娃(Wyrubowa)也會成為他們所效忠對像的殉教者。無辜的犧牲者還包括了沙皇家族的五個孩子。所有葉卡捷琳堡的死難者都是犧牲者，而自從沙皇夫婦被捕以來，他們的死難甚至具備了雙重意義：無需再作為公眾人物出現以及不再接受任何法律審判並承擔法律責任。

一個時代被埋葬，

沒有挽歌在墓碑上回響，

蕁麻與薊草

將會把這座山丘點妝。

暮光裡的掘墓者

工作得熟練而匆忙

上帝啊，這靜寂在增長

人們可聽見時間的流淌

——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chmatowa）

沙俄帝國在維也納會議期間，憑借擊破拿破侖和成立“神聖同盟”達到了其霸權統治的。自1789年起，當時的“法蘭西威脅”使所有“君權神授”的君主們陷入恐慌之中，波拿巴王朝任何一位統治者的復位都被嚴令禁止。而在1815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Zar Nikolaj I)則被視為對抗這一威脅的歐洲拯救者。盡管起草封建復闢“永久和平”的精神領袖是奧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侯爵（Fürst Metternich），但俄國的軍事力量纔為這種歷史倒退運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證。當然，這也證明了神聖同盟的不穩定性。一方面是非基督教的奧斯曼帝國仍舊被排除在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大不列顛認為它無需維繫在這個大陸聯盟中。

除此以外，這個頑固的聯盟既不能有效地阻礙資產階級的發展，也不能阻止民族獨立的努力。1830年爆發的革命覆滅了加入了神聖同盟的法國波旁王朝，將路德維希的皇位授予了向法國憲法宣誓的“資產階級國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在十八世紀30年代，比利時也踏上了尋求獨立的道路。同時，在歐洲團結力量的支持下，希臘也開始反抗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俄國統治下的波蘭也爆發了反抗聖彼得堡的起義，該起義終被艱難鎮壓。在普魯士充滿了三月革命前期的思想，人們要求成立國民議會及實現民族統一。在匈牙利，原本代表皇室的議會轉變為公開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受啟蒙運動影響的精英階層要求進行法國式的改革，比如廢除農奴制和集權統治。在法國的德國流亡工人們所發動的激進運動組織請求學識豐富的公民之子卡爾·馬克思(Karl Max)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Friedlich Engels)為他們編寫一部簡單易讀的綱領《社會革命》。這本以傳奇名字《共產黨宣言》命名的薄冊在1848年2月由一個不知名的倫敦出版社出版發行。

通過外交途徑以及秘密警察的信息渠道，沙皇尼古拉一世自然能夠詳盡了解這些源自於西方的威脅。他明白，許多曾經在反拿破侖戰爭中被授予英雄稱號的俄國官員被那種所謂的自由民主的病毒所感染了。為了在俄國創立一個民主王朝，這些官員在1825年12月建立了一個以共濟會為模板的小型組織，並進行了起義以阻止沙皇繼位。這些參與起義的，在暴動後也被稱為“十二月黨人”貴族，他們中的部分人在起義失敗後被處決，上百人慘遭流放 – 沙皇不遺餘力地親自對他們進行了審訊。比沙皇的報復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由於這一首次勇敢行動而產生的深深畏懼。²因此，他甚至中斷了他的父皇亞歷山大一世所希望進行的改革，而此項改革涉及到了對於占農業人口80%的農奴的部分減負政策。在全國範圍內，他通過秘密警察加強了監控及審查。在一些例外情況下，比如亞歷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chkin），因其天賦給沙皇留下了深刻印像，所以在他被短暫流放到高加索地區後，沙皇親自擔任了他的任審訊員。³

與其他那些法國革命的持續影響力從未消褪過的歐洲國家相比，俄國的沙皇王朝並不需要過多地鞏固其國家、軍事、教會三權一體的統治。在這個超過99%的人是文盲的帝國內，僅僅隻有極少人能夠達到知識分子階層 – 此種現像在特權階層中也同樣普遍。所以尼古拉·果戈理(Nikolai Gogols)於1942年出版的《死靈魂》僅以2400冊的銷量便成為了暢銷小說。與之相反的是，作為國家生活活力因素的軍事和民事官員隊伍中卻沒有文盲。在軍隊內部充斥著饑餓、操練以及體罰，在民事領域則充斥著盲從以及不勝枚舉的腐敗。尤其是後者已經滲透到王朝的階層，而沙皇對此也心知肚明。其中為突出的是為1837年為被火災所損壞的鼕宮所籌修繕款的偷竊事件以及傷殘者福利金的整體“消失”事件。這兩起事件的始作俑者均為沙皇的近臣，這也引發了沙皇的如此感嘆：“甚至連十二月黨人都沒有給我做過如此事情！”

值得他欣慰的仍然是籠罩在他身上作為革命前歐洲救星的國際光輝。在“人民的春天”運動期間，他仍然試圖再次扮演這一角色：1849年5月，當奧地利請求俄國的幫助以共同對抗匈牙利革命時，沙皇派出了二十萬人的部隊幫助哈布斯堡王朝。此次協助被他視為對鎮壓歐洲革命的貢獻 – 同樣也是相應地對不安分的波蘭進行的提前警告。當然，尼古拉一世也堅信，哈布斯堡王朝也必將會對他感激涕零，而事實卻證明他完全打錯了算盤。

法國暴風驟雨式的革命浪潮通過政變將波拿巴王朝同名的姪子送上了執政舞臺，首先是成為總統。1852年12月2老院的幫助下，他加冕成為拿破侖三世(Napoleon III)。盡管尼古拉一世並不反對在後革命時代的歐洲中部存在一位強大的反動君主，但他仍有自己的顧慮：承認一位波拿巴人作為國王是否就意味著違背了神聖同盟的基本原則。甚至連羅馬數字“III”也困擾著他。這個數字間接意味著，“拿破侖”王朝的延續被接受了，盡管那位可憐而早逝的萊希施塔德公爵(Herzog von Reichstadt)被要求卻沒有實際加冕為拿破侖二世(Napoleon II)，且他的聲譽主要歸結於埃德蒙·羅斯丹(Edmond Rostand)感傷的詩體歷史劇《雛鷹》。因此，在外交官們的幫助下，沙皇就此問題與其他王國進行了磋商，奧地利及普魯士也認同了這一觀點，那就是新的法國皇帝絕不應當被視作神授皇權的統治者。相應的，尼古拉在致法國新首腦的賀電中，取代貴族內的常用稱呼“我的兄弟”，改為稱呼普通公民所用的“我的朋友”。然而，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ph)以及弗裡德裡希·威廉(Friedrich William)並沒有跟隨他的做法 – 因為這個被維克多·雨果(Viktor Hugo)嘲笑譏諷為“小拿破侖”的法國皇帝報復心極其嚴重。

報復的動機隱藏在整個歐洲的一個誤解中，即奧斯曼帝國處於滅亡中的設想。即使是小心謹慎的分析家也把這一蘇丹王朝視為“博斯普魯斯海峽岸邊的病夫”。今天我們則知道，奧斯曼帝國至少比三個曾經存在的大陸帝國 – 即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以及奧匈帝國 – 在形式上還多苟延殘喘了幾年，盡管當時它的狀況並不令人羨慕，無論是國內的落後狀態還是連帶的在小亞細亞地區以外領土的減少都很明顯的證明了這一點。

拿破侖戰爭動搖了君士坦丁堡與中東國家的聯繫，1848年的自由思想喚醒了這些民族的國家意識：這其中包括了希臘、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捷克人、塞爾維亞以及保加利亞民族。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在俄國看到了他們與生俱來的同盟者，而這又恰恰順應了在沙俄帝國內蔓延的泛斯拉夫主義的潮流。因此，無需太多的鼓舞，就能使達達尼爾人永恆的夢想以及重現聖索菲亞大教堂穹頂聖十字的夢想變得鮮活。當來自聖彼得堡的傲慢無禮的沙皇特使用巴爾干半島戰爭作為威脅，試圖強迫奧斯曼帝國成為其被保護國時，來自倫敦和巴黎的大使們則在沒有知會沙皇及其特使的情況下承諾給予蘇丹直接援助。因此沙皇俄國被誘惑進行了一場愚蠢的戰爭，在此次戰爭裡俄國在其帝國史上首次被完全孤立，此次行動也被斷定成一場軍事以及政治上的災難。的失望並非是戰爭對手的艦隊出現在了達達尼爾並占領了塞瓦斯托波爾，而是來自於那些自認為的盟友們。當普魯士忙於從爭端中脫身時，奧地利為了維護其在巴爾干半島的利益，甚至威脅在俄國的邊境進行戰爭動員。從一場發生在在沙皇尼古拉以及他的波蘭副將熱烏斯基伯爵(Graf Rzewuski)之間不可考但可信度極高的對話中，人們可以就沙皇對奧地利的失望管窺一斑。

尼古拉一世：就你而言誰是愚蠢的波蘭國王？

熱烏斯基：究竟是誰？

尼古拉一世：愚蠢的波蘭國王是揚•索別斯基(Jan Sobieski)， 因為他讓維也納從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來。而俄國歷愚蠢的國王就是我，因為我幫助奧地利人鎮壓了匈牙利革命。

於是，這就導致了在下一任沙皇統治時期中對俄國來說具有恥辱性的《巴黎合約》。尼古拉一世死於其失敗的戰爭末期，當我們強調他死於他破滅的夢想—主要是神聖同盟的崩潰，那我們就離事實的真相不遠了。他的兒子，亞歷山大二世，作為皇位繼承者也對他父親的政策持批判態度。他深深地明白，隱藏在戰敗後面的是沙俄帝國本身無法解決的問題。首先，沒有嚴密的組織以及便於運輸的戰爭裝備，憑借單個士兵或者將軍的英勇精神絕不能夠贏得戰爭。這已經不再是當年打敗拿破侖的那支俄國軍隊了。隻有具備與時俱進的工業以及一個更有效而不是基於半奴隸勞作的農業體繫，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改革纔有可能順利進行。即使必須發動戰爭，那麼整個社會也應當了解為什麼而戰鬥，並且，此社會中的公民至少要在地區性事務中在一定程度上有權可訴、有法可依。因此，沙皇下詔廢除農奴制以及創立選舉自治權（即地方自治組織）這一議會制的萌芽形式。這些歸功於綽號“解放者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引發了不可置信的社會變遷。上百萬被解放的農民湧入了大城市並逐漸形成了無產階級。從長遠眼光來看，這次現代化的改革應當提高了沙皇帝國的國際競爭力。

當然此處人們不該遺忘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s)的著名言論：“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腐朽政權而言，危險的時刻往往是其開始變革之時。”對一個如同沙皇政權般腐朽的政權進行的變革是必要的、但具有勢不可擋的侵蝕性的。對整個價值觀體繫突如其來的顛覆動搖了傳統的權威，尤其在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中產生了一種幻想，即可通過個體行動加快前進的步伐，從而達到烏托邦式的理想目標。這種情況下的馬克思主義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價值觀裡原本是一種可選擇的、或具革命性或具改革性的學說，在俄國卻變為一種有堅定目標的行動指導思想，一份給歷史參與者的行動指南。1879年成立的“民意黨”，他們次歷史性的重要行動就是在1881年3月1日對“解放者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野蠻謀殺—一次當時年僅13歲的大公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Nikolaj Alexandrowitsch)所經歷的歷史事件。

這場謀殺使亞歷山大三世(Alexsander III) — 亞歷山大二世的直接繼任者以及尼古拉的父親 — 產生了如此的想法，即亞歷山大二世的民主政治滋長了恐怖主義暴行，因而並不合適。他必須加強沙皇獨裁、國家政權以及秘密警察力量，乃至加重對知識分子的約束，纔能得到徹底的安寧。然而，這些手段既不能夠阻擋人民的進步，又不能夠減少革命秘密組織所發動的暴動。直到亞歷山大三世過世，他的兒子—26歲的尼古拉二世繼任，這個問題仍然無法得到解決。*

* 我根據俄國的形式描寫俄國的頭銜以及名字。比如，沙皇不會被稱作“皇帝”，“尼古拉”也不會被寫作“尼古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