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0年到1850年期間,一場空前深遠的革命使英國的面貌得到改變。從那時以來,世界就再不是從前的模樣。歷史學家經常使用或濫用“革命”一詞,用其指代徹底的變化,但是沒有任何革命像工業革命那樣具有一種劇烈的革命性。工業革命打開了一扇大門,呈現出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有著待開發能源(如煤炭、石油、電力和原子等)的新世界、一個人類發現自己能夠處理大量能源的世界,而這在從前的鄉村世界中是不可想像的。從狹義的技術和經濟角度來看,工業革命可以被定義為一個社會獲得對大量無生命能源的控制的過程。但是這樣的一種定義對於工業革命現像而言並不公正,無論從其遙遠的起源,還是從其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影響上來講都是如此。
13世紀的克雷森齊(Crescenzi)和15、16世紀的農學家仍然可以查閱古羅馬人撰寫的農業論文,從中獲益。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思想一直到18世紀——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抗議的兩個世紀之後——還依然是官方醫學的基礎。馬基雅維利為其時代籌劃建設一支軍隊時,參考過羅馬的軍事布局,這看起來並不荒唐。18世紀末,俄國的葉卡捷琳娜二世把一塊巨大的石頭從芬蘭運到聖彼得堡,將其作為獻給彼得大帝的紀念碑的奠基石。運輸這塊巨石的方法與幾千年前埃及人建造金字塔時使用的方法大體相同。正如塞德納(Antonio Cederna)所寫:從法老到男爵奧斯曼喬治-歐仁·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法國城市規劃師,因主持了1852年至1870年的巴黎城市規劃而聞名。羅馬鬥獸場的石灰華在16世紀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的建設中發揮了卓越的作用。前工業化世界盡管歷經了諸如羅馬的興衰、伊斯蘭教的勝敗、中國王朝的更迭這類宏偉的變化,但還是保持著一種基本的連續不變。正如康德拉·哈爾·沃丁頓(C. H. Waddington)所見:如果羅馬帝國的一個人能通過時光隧道向後穿越約18個世紀,他會感到不用費太大力氣就能理解他所在的世界。賀拉斯作為霍勒斯·沃波爾的客人會感到像在家裡一樣舒適;卡圖盧斯很快就會適應倫敦街頭的轎子、化著濃妝的美人和燃燒著的火炬。這種連續性在1780年到1850年間被打破。如果一位將軍在19世紀中葉研究羅馬軍隊的組織,如果一位內科醫生重視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思想,如果一位農學家讀科魯邁拉,他們則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興趣,或者是純粹將其作為一種學術考證。甚至在遙遠的、不變的中國,天朝士大夫中開明的人也正痛苦地發現,經過入侵和改朝換代依然保持著連續性的古代經典文本及其價值,在這一時期的世界裡,已經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到1850年,過去不僅僅是過去了——它已經死了。
然而,如果說在三代人的時間裡,工業革命已經成為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具有戲劇性的分水嶺,那麼其根源還是深深地埋在上一個世紀裡。我在第四章中力圖說明,工業革命的起源可上溯至11和13世紀伴隨著城市公社興起的思想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我在第六章中強調,我們所認定的工業革命的技術變革是西方中世紀技術創新的外延。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是因為在那裡,一繫列歷史環境帶來了——如威廉姆·斯坦利·傑文斯(W. S. Jevons)曾經寫下的那樣——“某些幸福的思想素養與具有完全獨特性質的物質資源的結合”。工業革命很快就從英國傳播到了歐洲其他地區。迄今為止,判斷任何一個國家工業革命開始的日期,就如同判斷中世紀或摩登時代開始的日期一樣,具有主觀隨意性。在同一個國家內,地理區域、社會群體和經濟部門按不同速度運行;新的活動和新的生活方式得到發展,而一些傳統活動和舊的制度千方百計地想生存下來。但從廣義上講,我們可以認為,到1850年,工業革命已經滲透到比利時、法國、德國和瑞士;到1900年,它延伸到了意大利北部、俄國和瑞典。
當我們考慮到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是那些在文化和社會方面與英國相似的國家時,工業革命在本質上主要是一種社會文化現像,而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現像,這一點就變得非常明顯。
工業革命使歐洲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具有一種極大的優越性,19世紀見證了歐洲自豪地維護了這種全球性的優越地位。
如果一個人駐足沉思歐洲在其崛起的9個世紀中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那就不禁會感到驚奇和羨慕。無疑其中有黑暗和血腥的夜晚,但更重要的是,在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裡,都有取得無與倫比的成就的白晝。中世紀的大教堂,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莫扎特、貝多芬和巴赫的音樂,但丁的詩歌,薄伽丘和喬叟的散文,莎士比亞的悲劇,阿奎納、笛卡兒和康德的哲學,蒙田和伏爾泰的智慧,中世紀的鐘表,達·芬奇的繪畫,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無數技術創新,蒸汽機,顯微鏡,微生物學的發現——化學的奇跡,蘇伊士運河,從支票到證券交易的商業技術,對酷刑的譴責,對人類自由和權利原則的主張,議會制1000~1900年,歐洲取得的成就數不勝數。此外,歐洲的技術和工業革命使歷史進程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不僅在歐洲自己的領土上,而且在整個世界範圍內。如果不考慮歐洲文化、經濟和技術的影響,就不可能正確理解1500年之後世界任何遙遠角落的歷史。亨利·皮雷納曾寫道:“沒有穆罕默德,查理曼是難以想像的。”我們可以套用他的說法這麼說:“沒有歐洲,現代歷史是難以想像的。”
“美好年代”是歐洲傳奇的。在倫敦、巴黎和維也納舉辦的大型國際博覽會是對歐洲成功的自豪和樂觀的慶祝。埃菲爾鐵塔是歐洲經濟和技術成就的豐碑。但是蛀蟲已經在內部深處開始了破壞活動。盧梭已經發出了反對理性主義的呼聲,這種呼聲在19世紀得到普及,它支持民族主義和一繫列其他“主義”。潛在的危機終於以一場戰爭的殘酷形式爆發,這就是西方人所謂的“次世界大戰”。但在一位敏銳的亞洲歷史學家看來,這場戰爭更像是“歐洲內戰”,這是一個迅速完結的開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受到致命一擊(coup de grce)。人們對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這一觀點的關注程度與日俱增。20世紀初,大不列顛統治著海洋,而英國和歐洲大陸共同統治著世界。“20世紀初,世界列強有六個,而且都在歐洲。如果有人提到美國或日本,那隻不過是為了顯擺地理知識。”而20世紀末,歐洲似乎在為生存掙扎。
矛盾的是,在歐洲開創的工業生活方式主宰全世界之際,它自己卻在退縮。歐洲的劇痛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了很多反響。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樂觀主義之後,大多國家都發現了許多焦慮存在的證據。一種不安的感覺和不祥之兆籠罩著人類。由於歐洲的前途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確定,一個問題困擾著越來越多的人:由歐洲開創並隨之傳播到世界各地的那種文明還有希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