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紙誕生於石器時代末期的古埃及，一經問世便立刻投入使用。用紙莎草制成的紙張很快就成了眾多寫工、祭司和會計人員的必需用品，孜孜不倦的記錄是他們謀生的手段。他們在莎草紙上記錄神廟用品和財物清單，統計農業數據，這是古埃及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4000多年過去了，莎草紙走過了一段妙趣橫生、豐富多彩的歷史，終被碎布和木漿制成的現代紙張所取代。在本書中，我們將講述人類歷史早期、莎草紙還是世界上常用的信息傳播媒介時所發生的故事。
從紙張的制造過程以及用這種紙制作的書本和文獻當中，我們將看到整個世界歷令人震撼和興奮的故事。莎草紙是人類不懈努力造就的傳奇，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幾乎一直持續到西方現代印刷術問世的古登堡時代，莎草紙存在的時間跨度覆蓋了超過四分之三有記載的人類歷史。然而，這段傳奇在此前從未被完整地講述過。為什麼會這樣？古往今來，作家和歷史學家似乎始終醉心於研究 300—1450年的歷史——皮紙和犢皮紙在歐洲取代莎草紙的故事。此外，他們也被中國古人用碎布制造棉紙的發明深深吸引。古代中國的棉紙在 750 年經由阿拉伯人改進，逐漸發展成歐洲的手工紙，也就是古登堡在 1450 年所使用的紙張。正是這種紙開啟了現代書籍和印刷的時代。至於莎草紙，這種從石器時代末期一直沿用至 1450 年左右的早期紙張就這樣淹沒在時光的洪流裡。在那段漫長的歲月中，人們用來記賬、寫信、著書立說的紙張究竟是什麼樣的呢？為什麼人們從不費筆墨研究這個問題呢？
首先，目前發現的古紙實物早僅能追溯到5100年前。從那時起到古埃及中王國時期，我們發現了數以千計的紙張殘片和一些小型紙卷，這些紙上有人類早的記錄，前2566年建造金字塔時所用建築材料的清單。在此之後，一份可追前1800年的莎草紙卷尤其值得一提，這份脆弱的紙卷上記載著幸存至今的早的文學作品：古埃及兩位維齊爾的演講和語錄。
喪葬卷發前1550年左右，那一時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數以千計的紙卷和紙頁。《亡靈書》早出前1700年，它們是逝者前往來世的旅行指南。在耶穌基督的時代之前，喪葬卷軸在古代紙張中占據著統治地位，直到古希臘人和之後古羅馬人的文字記載發展起來，為歷史學家提供了充足的文獻史料。又過了一段時間，皮紙和漿紙也接連問世。然而，由於缺乏原始材料和保存完好的早期文獻，要研究莎草紙的故事往往讓人無從下筆。而且這一時期很容易被一筆帶過。就這樣，莎草紙便漸漸散佚在流逝的時光裡。歷史似乎在洗牌和發牌時遺漏了幾張尖牌。本書意在為莎草紙正名，將這種古老的紙張定義為全球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大關鍵要素。
本書作者將這段浩如煙海的歷史分為三部分，還原莎草紙崛起、鼎盛和式微的過程：
部分： 永生的守護者：古埃及的紙張和書籍，它們的發現和意義；
第二部分： 埃及，造紙者走向世界：紙張早的形式，紙張是如何制造出來的，紙張如何統治世界；
第三部分： 遺忘的強敵：古羅馬人對莎草紙、書卷和圖書館的迷戀，早期基督教書籍、皮紙、中國紙、棉紙以及印刷書籍的崛起。
歷史學家、作家、普林斯頓名譽教授及哈佛大學圖書館前館長羅伯特· 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文章給了我很大的啟迪，可以說是本書的一大靈感來源。這篇文章首次發表於 1982年的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 1990 年再次收錄於《拉姆萊特之吻》（The Kiss of Lamourette）一書中——我因為其中有《學術作者的生存策略》（ A Survival Strategy for Academic Authors）一章而買下了這本書。這一章內容為我提供了相當精彩且實用的建議，讓我明白該如何出版一部關於紙莎草植物的生態學、生命周期和歷史的書籍。達恩頓特別推崇“雙 T” ——寫作手法（tactics）和標題（titles） ——的重要性：即使主題平淡無奇，這兩點也必須體現創意。《論岩石：大不列顛地質學》（On the Rocks: A Geology of Great Britain）一書便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於是，待我自己的書出版之後，我便開始著手完成上文提到的任務：將早的紙張和書籍定義為全球文化發展進程中的關鍵要素。拜讀達恩頓教授的大作再次令我備受鼓舞，這一次給我啟迪的是他在第七章的論述，關於某一知識領域如何獲得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獨特身份。這篇題為《書籍史話》（What isthe History of Books）的文章進一步闡述了達恩頓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提出的觀點，即書籍史是一門獨立、全新且至關重要的學科。我在幾年前開始創作本書時，這一觀點引起了我的深深共鳴。
達恩頓強調，有意研究這一新學科的人必須明確自己的出發點，這會幫助他們理解印刷文字如何在可移動設備發明之前和之後影響人類的思想和行為。歸根結底，從事此類研究的終極目標應該是將書籍視為歷史發展的一股推動力量。就我個人所見，人類歷史上的批書籍——古人用埃及沼澤植物制成的“p'p'r”紙制作而成的、在尼羅河炎熱干旱的沙漠保存至今的書籍——同樣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
書籍史值得研究嗎？有些人可能認為我故事中的主角——書籍和紙張正在逐漸消失。事實並非完全如此。達恩頓和其他許多人（包括他提到的比爾· 蓋茨）在廣泛閱讀時都更喜歡紙質文本而不是電腦屏幕上的電子文檔。簡而言之，達恩頓向我們保證，用紙張印刷裝訂而成的老式書冊絕不會因網絡空間的出現而消失。
達恩頓還提醒，任何可能走上這條將書籍視為歷史發展推動力的道路的人都要小心，因為他們將要走入的是六大研究領域彼此交融的“無主之地”。書籍史涉及的學科包括圖書館史、出版史、紙張史、墨水史、書寫史和閱讀史。從我的研究角度來看，我常常將書籍和紙張視為“媒介”。 3 換言之，我將紙張視為一種別具一格的、能夠滿足現代人需求的前瞻性發明。這種看法也讓我將紙張與許多古老媒介區別開來，那些媒介因為累贅笨重而未能在全球普及開來，或者僅在有限的範圍內使用。
第二媒介又是什麼？我的答案非常明確，第二媒介就是為現代人發揮重要作用的媒介發明：遠程傳訊。更準確地說，是脫離媒介和其他實物信息載體的物理交換從而實現文本信息的遠程傳輸。因此，正如維基百科告訴我們的，旗語（利用旗幟傳遞信號的繫統）是“遠程傳訊技術”的一種雛形，而飛鴿傳書則不是。
第二媒介的次重大突破是19世紀電報的發明，然後是無線電臺的出現。隨著計算機的誕生，第二媒介迎來了第二次重大突破，步入互聯網時代，電子郵件和即時通信等技術迅速發展起來。這些都是信息傳輸第二發展階段的一部分，與紙張所代表的物理交換截然不同。紙張是個讓人類的智力、創造性、表現力甚至是道德得以發展的創新。無怪它至今仍被視為全球文化發展進程中的關鍵因素。
橘子事件
19 世紀 90 年代，瘋狂搜羅埃及文物的“埃及熱” 讓沃利斯· 巴奇——朋友們昵稱他為“巴基” ——心潮澎湃。他用 25年的時間為大英博物館收購了 4.7 萬件古埃及文物。在此過程中，他幾乎犯下了文物盜竊領域有記載的所有罪行，這些行為在今天看來都是不可原諒的。自始至終，沃利斯· 巴奇對任何不贊同其行為的人都極其蔑視；他十分厭惡那些他稱之為“考古學界裴斯匿夫”的同時代人。在本章的故事中，為了得到那四份珍貴莎草紙卷之一，他再度超越了自我。
巴奇在自傳中寫道，一位開羅的古董商朋友告訴他，坊間傳言市面上近出現了前 5 世紀某位抒情詩人的重要作品。幾位為歐洲各大博物館效力的代理商和三位知名英國考古學家正在開羅展開地毯式搜尋。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莎草紙的價格水漲船高。1896年11月，為得到這卷莎草紙，巴奇專程來到埃及，盡管每個了解情況的人都說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顯然，他們不了解巴奇。在此之前，巴奇已經將好幾份莎草紙帶出埃及，包括阿尼紙草書和一份寫有亞裡士多德著作的莎草紙。這幾次經歷樹立了他收藏大師的形像，然而也給他帶來了敵人。與他作對的人中甚至有他的同胞——駐開羅的英國政府官員、埃及博物館和古物監管局的英國裔負責人都在其中，他們不惜一切代價，要阻止巴奇再將任何一件物品帶出埃及。身為大英博物館的研究員，巴奇有權自由前往大英帝國疆土的任何角落，所以他們無法阻止他進入埃及。但是他們賭咒發誓，絕不會讓他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攜帶任何東西離開。
舞臺布置完畢，隻等好戲上演。局面對巴奇不利：亞歷山大港和塞得港（Port Said）的郵政和海關人員都處於高度警戒狀態，警方派人監視他的一舉一動。隻有一個問題：他們的行動太遲了。在圍獵開始之前，巴奇早已先行一步，騙過了所有人。事實真相是巴奇早在幾個月前就已買下了這份古希臘文莎草紙。他與莎草紙的所有人奧馬爾（Omar）早就談妥條件，隻是當時沒有足夠的資金完成交易。於是他留下一筆定金，囑咐奧馬爾替他保存好這份文獻，日後他自會回來拿。當時他留心抄下幾行紙卷上的文字寄給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管理員，對方幾乎立刻發報回復：“文字已鋻定，極其重要。買，不惜代價。”
結束一段內陸之旅後再回到開羅，巴奇發現局面復雜了許多。埃及文物監管局見過其中一塊殘片，關於這份莎草紙的流言傳得滿城風雨，奧馬爾見狀便想坐地起價。巴奇不得不坐下來和他討價還價，耗費整整兩天兩夜纔得到這份文獻。而他得到文獻的消息也立刻不脛而走。文物監管局派出幾名官員前往他居住的酒店興師問罪，然而他們卻空手而歸。英國總領事派人送給巴奇一張便條，告誡他盡早放棄，否則後果自負。巴奇的答復則是：他會盡快離開埃及回到倫敦。但是那份莎草紙該怎麼辦呢？
現在我們知道，這份莎草紙是巴庫利德斯《頌歌》原著的一份抄本。巴庫利德斯是古希臘抒情詩發展早期具有重要意義的一位詩人，以優雅而精美的風格聞名。他被譽為“科斯島的夜鶯”，他的詩讓人愉悅，卻不需要讀者多費腦筋，是“一位讓讀者一見如故，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放松的詩人” 。這份文獻收錄的不是一兩行詩句，而是巴庫利德斯的幾乎全部作品。當這份文獻在博物館重新拼湊完整時，人們發現上面共有1382行詩句，合計20首詩，其中6首幾乎完整無缺。除了3塊較大的碎片之外，還有超過200塊殘片，全部拼在一起之後的莎草紙長達15英尺。
讀到這段記載時，我不禁納悶巴奇究竟是如何將這樣一件物品帶回倫敦的——不僅沒被人發現，也沒有讓它遭受進一步的破壞。事實證明，巴奇的解決方法十分簡單。他在開羅的一家百貨商店買了一套埃及風光攝影集，此外還有兩張卡紙封面、一卷彩色包裝紙和一捆繩子。接著，他將這件無價古董紙卷中較大的部分裁剪成適當的尺寸，與較小的碎片一同夾在攝影集當中，用包裝紙包緊，後用繩子繫好。他的下一步行動是通過鐵路將行李運到塞得港的一位朋友那裡。塞得港位於蘇伊士運河北端，是返英旅行者的出發港。那天早上，巴奇和一位名叫艾哈邁德（Ahmad）的助手登上前往塞得港的火車，隨身帶著那冊夾有莎草紙的攝影集。他用一件厚重的大衣遮掩隨身行李，另外還帶著一個板條箱，裡面裝有 200個橙子。就在火車開動之前，兩名官員走進他的車廂，聲稱他們必須把他的行李箱拿到火車末端的貨運車廂裡存放。巴奇解釋說他已經在前一天把大件行李寄送到了塞得港，他們將信將疑地檢查了他座位下的空檔，之後便離開了。隨後，當火車停靠在一個中轉站時，巴奇帶著隨身行李飛快地躥到月臺上，艾哈邁德緊隨其後。隨後，他們坐上一列開往相反方向的火車，向東前往蘇伊士——蘇伊士運河連通紅海的南部港口。
在天色幾乎完全暗下來時，他們抵達了蘇伊士，並在那裡分道揚鑣：艾哈邁德帶著大衣和行李箱，巴奇拎著那箱橘子。他們前往海關辦公室，所有的手提行李都必須在那裡接受檢查。一踏進海關的棚屋，巴奇便設法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而艾哈邁德則趁機離開檢查站，將行李箱和大衣帶到不遠處巴奇朋友的家中。在海關棚屋裡，巴奇的板條箱被打開檢查，那些橘子被一一取出清點，海關人員要求他支付 15 皮阿斯特的關稅，巴奇拒絕了。他大吵大鬧，高聲分辯說那些橘子不是為他自己買的，而是給別人的禮物。他的吵鬧引得其他旅客紛紛前來圍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巴奇身上，沒有人注意到艾哈邁德悄悄溜了出去。
後來，巴奇支付了罰款，那本來也不是一筆大數目。離開檢查站時，他還大聲指揮別人將橘子送到鎮上一家由法國修女經營的當地醫院去，以此證明自己的清白無辜。
那天晚上，巴奇與他的朋友在鎮上愉快地共進晚餐。待到午夜時分，他登上了一艘蒸汽船，小船載著他和艾哈邁德以及他的大衣和行李箱，駛向一艘停泊在蘇伊士港等待穿越運河的客輪。穿過運河之後，他們在塞得港停下腳步。艾哈邁德在那裡下船，取回巴奇的行李箱帶回船上。在此期間，巴奇始終躲在客艙沒有露面。每當有人問起巴奇在哪裡，艾哈邁德都會告訴海關官員，他還在伊斯梅利亞（Ismailia），很快就會趕來。
也許海關官員還在等待，然而“獵紙忍者”巴奇一周後便在南安普敦下船，披上厚厚的大衣抵御英國的寒風，手提著色彩鮮艷的行李箱，登上了開往倫敦滑鐵盧車站的火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