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導言

032章全球化世界中的國家時間

073第二章節約社會時間

117第三章從國家時間到全球範圍內的統一時間

155第四章殖民地時間大戰

192第五章對時間管理進行比較

244第六章伊斯蘭教的歷法時間

288第七章給所有人的一份歷法

337結語

     我們如何從時間的混亂無序中走出來，這是奧格爾這部非常易讀又令人贊嘆專著的主題。……她*主要的貢獻是通過揭示權力關繫如何控制關於時間的討論來說明一個觀點：無論何時，將全球化視為一個價值中立的、溫和的一體化過程，都是非常愚蠢的。

―Jeffrey Wasserstrom 《金融時報》

奧格爾的這部頗具說服力的作品告訴了我們全球的時間變革在20世紀如何出現了不同的模式，每一種模式都獲得了一種新的整合性和聯繫屬性。作者以此認為，那個被人們成為“全球化”的過程，就是由國際間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多種力量溝通構建而成的。

——Thomas Meaney 《泰晤士文學增刊》

奧格爾對於全球化時間如何幫助建構一種全球化的圖景更為感興趣。在全球化的圖景中，人們和社會都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發展的世界體繫的組成部分。作者因此認為，時間的標準化反映並復制了歐洲強國領導世界的等級體繫。鐘表和日歷把世界聯繫起來的，但是它們也揭示出了不平等性。

——G. John Ikenberry 《外交》

今天，我們把全球性的時間體繫當作是必然的。然而在奧格爾這部極具啟發性和創新性的作品中提醒我們，時間的標準化形態和同時性是被發明出來的……作者的這部出色作品對於認真討論掩藏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背後的思想、價值和暴力的政治經濟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Ian P. Beacock 《亞特蘭大月刊》

憑借其令人印像深刻的視野、想像力和原創性，奧格瑞勾畫出了一種關於時間的真正的重要且真實的全球史，而這種歷史揭示了我們現在稱為“全球化”進程的韻律、方向、不平等性以及其矛盾的後果。

         ——Geoff Eley 密歇根大學

寫作全球史仍然是一項高風險的挑戰，而奧格爾的這不令人印像深刻的作品展現了這一主題的潛能。閱讀本書從頭至尾都給人一種智力的愉悅。

——Michael Geyer, 芝加哥大學

第七章給所有人的一份歷法

1884年的一天，法國天文學家卡米耶·弗拉馬裡翁迎來一位訪客。同一年，在華盛頓特區，一場會議將通過有關采納一條本初子午線的決議，而弗拉馬裡翁和其他天文學家很有可能對這些進展知情，因為他們都在熱切地關注著科學與科普報刊。弗拉馬裡翁（其兄弟後來創建了廣為人知的同名出版社）是法國個天文學學會的創辦者，也是該領域法國主要期刊的出版商。弗拉馬裡翁的訪客是一位監獄神父，此人剛剛結束羅馬之旅歸來，在羅馬，他對梵蒂岡提供通過把復活節的日期穩定下來以改革格裡高利歷法。羅馬教廷命令這位神父回巴黎尋求著名天文學家們的反饋，這終促使神父敲響了弗拉馬裡翁的大門。在他們談話期間，神父突然之間從口袋裡變出5 000法郎來，“這是從一位匿名的捐贈者那兒得來的”，此人渴望為歷法改革捐出一筆獎金。

神父又拜訪了三次，弗拉馬裡翁纔被說服收下這筆錢，又過了幾個月時間計劃纔成熟，那是在1884年秋，華盛頓會議召開前正好一個月，卡米耶·弗拉馬裡翁的天文期刊呼吁人們提交歷法改革的計劃。改革歷法應具有的特征具體如下：新歷法必得準許每個日期（date）總是對應每周的同一天（day），每個月的長度要盡可能相等。弗拉馬裡翁和3名同事一起裁決了種種方案。基於弗拉馬裡翁和匿名捐贈者提出的各項要求，份獲獎提議在1887年得到了宣布，它們詳述了一項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將要占據歷法討論核心的計劃。

在19世紀晚期，首次提及歷法改革的並非這場法國歷法競賽。但它特別有趣，因為它揭示出了在這些年裡逐漸展現的歷法改革與時鐘時間改革，在發生時間和重要人物上都有著緊密聯繫。亨利·龐加萊（Henri Poincaré），著名數學家兼物理學家，他的工作與采納平均時間和時鐘的電報同質化（telegraphic synchronization）有關，後來他主持了天文學學會的一場會議，期間，弗拉馬裡翁回顧了歷法改革競賽的這段歷史；據報道，在同一場會議上，那位在19世紀90年代晚期起草了在法國采納通用時間的諸多議案之一的法國立法者，如今參與了同梵蒂岡的多次討論，其主題關乎把復活節的日期穩定下來，並改革歷法。

隨後數十年裡頭，國會議員羅伯特·皮爾斯（Robert Pearce），1908年英國夏令時法案的倡導者，在同一年把一份歷法改革議案帶到下議院。在德國，威廉·福斯特（Wilhelm F.rster），柏林天文臺的主管，德國有關歐洲中部時間的諸多討論當中的主要聲音，同時也為德國政府提供歷法改革方面的專家意見，並撰寫了好幾本關於該話題的出版物。在20世紀20年代，歷法改革在國際聯盟剛剛取得成功，法國天文學的核心人物，曾經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及在20世紀前十年積極參與了法國采納平均時間和時間分發繫統的紀堯姆·比古爾當，就被任命為國際聯盟下屬一個負責研究歷法改革的委員會的成員。20世紀50年代，哈羅德·斯潘塞·瓊斯（Harold Spencer Jones），格林尼治天文臺的皇家天文學家，仍然就歷法改革發表意見。

時鐘時間和歷法時間相互交織的性質甚至存在物質性的一面：19世紀晚期，在鐘表匠群體裡，的時尚之一就是所謂的歷法鐘（calendar clocks），後者被宣傳成了辦公和校園用品。這樣的時鐘，其刻度盤上顯示的不僅有小時和分鐘，而且有日、月，以及年。被克服世界各地歷法差異的圖景所吸引，立法者和行政人員加入了科學家和鐘表匠的行列，參與歷法改革。在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三個歐洲國家的議會討論過確定復活節的日期和更一般的歷法改革。鋻於時鐘時間與歷法時間存在的這些密切聯繫，那麼統一歷法的嘗試完全在19世紀晚些時候和20世紀初時間改革背後的科學史中缺席，就更讓人感到意外了，因為時人顯然認為，時鐘時間和歷法的統一附屬於同一個全面的問題：改革“時間”。

經濟的和資本主義的利益熱切地集結在歷法改革背後，情況甚於時鐘時間的改革。除了科學家、大量自我標榜的改革者，以及政府官員之外，企業主、經濟學家，以及統計學家是促進統一歷法突出的行動者。正是在此處，而不是在平均時間的采納過程中，資本主義和同質時間之間出現了一種聯繫。但是，這種聯繫並不像E. P. 湯普森及其追隨者假定的那樣。統一的時間單位（units of time）對經濟學家和資本家來說逐漸重要起來，重要的不是時間規訓的灌輸，而是生產經濟知識的語境，以及讓國家在經濟方面條理清晰，就像蒂莫西·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在其作《專家的統治》（Rule of Experts）中用到的分析埃及的方式。

總的來說，歷法改革可以說是時間統一得到的廣泛的共鳴，同時也激起了白熱化的爭議的那個方面。數不勝數的小冊子和其他專門討論該話題的出版物，國際聯盟的不少行動及其同樣有組織的反對者在不同教會和宗教界發起的旋風般的宣傳攻勢，幾個私人性質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遊說，以及經濟和商業偏好，全都證明了歷法時間引起的興趣範圍何等廣泛。然而，一旦政府發現了它們對歷法改革的興趣，通用的歷法時間很快就會獲得國家的和民族主義的含義及功能。在生機勃勃的國際公共領域，歷法改革可以說引起了時鐘時間從未有過的關注。但因為從長期來看歷法改革是失敗的，而時鐘時間的統一在20世紀中期幾十年裡大部分都得以完成，所以科學史學家們在數十年裡一直忽視了歷法改革的重要性。

歷法與日期確定繫統（dating system）是另一類通過激發對不同繫統之間的比較與換算而在歷史時間中為社會和國家提供定位的工具。歷法時間，以及它承載的歷史和宗教含義，都在迫使時人們把這些歷史置於同他者的關繫當中進行理解。在歐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區，歷法改革得到了充分討論。特別是20世紀初，這段在此前後非西方世界進行了大量革命的歲月中，歷法改革占據了中心位置：在一年前的辛亥革命的背景下，中國於1912年至少在部分地區、在名義上引入了格裡高利歷法。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黨革命之後，一份計劃被提交到重新恢復的奧斯曼議會，希望為了一些特定目的采納格林尼治時間，然而它暫時沒能獲得通過。1906年的伊朗立憲革命（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之後，人們試圖進一步在財政事務上使用太陽年（solar year），然而伊朗的陽歷（solar calendar）要隨著1925年新王朝的即位方纔正式被引入。存在的努力，歷法改革集中突顯了各種統一和改進時間測量手段的努力所具有的同時性和全球性本質。歐美人對統一的世界歷法的設計，僅僅是這個更廣泛趨勢的一個表現。

那些致力於讓歷法時間統一的積極進取的人們，他們的故事證實了個體在全球史中的重要性。像國際聯盟這樣的國際組織，通過它們與各種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為男人，也為越來越多的女人參與較低層級的外交活動開闢了新機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內瓦，普通政治行動者的角色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多樣化了。這類自學成纔的外交官充當著國際組織、國家政府，以及地區民間協會之間的調解者。日歷改革有賴於像世界歷法組織（World Calendar Organization）的創始人伊麗莎白·阿基利斯（Elisabeth Achelis）這樣的女性，她斡旋於外交界、國際聯盟官員，以及從美國到南亞數不勝數的“改革”俱樂部和協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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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法改革一開始就是個雙管齊下的項目。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早期，它就常常包括了敦促俄國和其他東正教社會采納格裡高利歷法的種種計劃。從19世紀八九十年代起，這類針對東正教的觀點偶爾還會有所耳聞，但是總的來說，爭論轉向了改善格裡高利歷法，並使其可通用方面。直言不諱的要將格裡高利歷法引至俄國的早期活動家之一，就是切薩裡奧·通迪尼·德·誇倫吉（Cesario Tondini de Quarenghi）。作為一名聖保羅修士會會士（Barnabite monk）*兼天主教的推動者，他於19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經在巴黎待過幾年，在那裡，他與俄國僑民建立了聯繫。回到意大利後，他成功說服了博洛尼亞的科學院（Academy of Sciences）支持他的計劃。19世紀80年代，帶有國際主義色彩的各類討論時間統一的會議層出不窮的時期，博洛尼亞的科學院就在出版了大量材料以推動將耶路撒冷的子午線作為世界本初子午線的方案。這些觀點背後經常是通迪尼·德·誇倫吉的身影。同時，這位意大利人還把自己對統一時鐘時間的提倡與他和其他人所說的歷法的“統一”聯繫起來。

19世紀80年代，通迪尼·德·誇倫吉致信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宮廷（Porte），請求奧斯曼政府正式遵循格裡高利歷法。根據報道，他還造訪過索非亞（Sofia），終涉足俄國。在那裡，由於在與東正教神職人員及帝國政府的互動中表現出的傳教熱情，他成功地讓自己遭到了驅逐，因為“他對既定外交方式完全不了解”，德國天文學家威廉·福斯特如此形容。1888年，定居倫敦的他出席了英國科學促進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年會，並發表了一篇關於俄國對待歷法改革的態度的論文。新一代自學成纔的“大使們”出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內瓦，他們將在國際行動主義的水域上愈發熟練地領航，但通迪尼·德·誇倫吉預示著一批非官方但富有影響力的外交官型活動家（diplomat-activists）的出現。

對俄國的痴迷可能一直都是通迪尼·德·誇倫吉個人的問題，但他並非一個對俄國東部的各種時間繫統感興趣的人。俄國當局自己也開始考慮會導致問題的東正教歷法的某些方面。隨著新千禧年和1900年的臨近，在俄國，有關采納格裡高利歷法的討論聲音變得愈發響亮起來，而帝國政府和聖彼得堡的科學院現在正考慮采取這一舉措。1910年，根據報道，沙皇政府完成了一項對東正教慶祝的數量異常之多的節日的調查。在部分地區，節日的數量超過了一年中工作日的數量；在其他地區，節日仍然占據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時間。在5月、6月和7月這樣主要的收獲月份，節日的頻繁程度難以維持。在不同的地區和城鎮，習俗可謂天差地別。一些官方機構慶祝了大量的政府假日，盡管並非全部如此。但是，俄國政府從未全心全意地推行歷法改革，而重要的是，不同的東正教教派在這個問題上保持著分裂的狀態。截至次世界大戰爆發，東正教還在反復權衡是否要在多數人反對這一舉措的情況下采納格裡高利歷法。東正教的神職人員宣布，他們的同意取決於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停止“對抗”東正教。基督教各教派之間的關繫充滿了不愉快。

在這種氛圍裡，歷法改革辯論的條件出現了變換。與東正教東部的商業性聯繫不再引人注意。歷法改革的焦點，從俄國和東正教轉向格裡高利歷法中復活節假期，以及統一的月份和季度的穩定化。如今，世界範圍內的可比較性和穩定性成了目標。正如一家德國報紙所說的那樣，“今日文明化生活的不斷國際化，將區分不同文明的形式上的差異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凸顯了出來”。正如尼采總結的那樣，正是相互關聯性讓差異無所遁形。“形式上的國際一致性”是生活許多方面的要求，而這種追求一致性的一個領域即歷法時間。就像是在翻閱貝魯特發行的一份年歷，時人意識到了在不同社群共處的地方，化的情況有所增強。文章解釋說，居住在黎凡特地區的人們通常不得不同時用上所有不同的歷法，有時甚至還要加上科普特語*的歷法。在波蘭，人們會慶祝希臘天主教、羅馬天主教、新教和猶太教的各種節日，這導致共有的工作日數量減少。但是，與在不同時間繫統之間來回進行轉換和計算的阿拉伯觀察家相反，歐美的歷法改革者夢想的是把一份世界範圍內統一的計時方案作為這種異質性的解決之道。

無論是閏年解決方案，還是逐年積累太陽年與“新的”改革版格裡高利歷法之間的差異，都未被貼上改革的標簽。如今，歷法中被視為不利的因素是其“不規律”的分段——事實上，不同月份的天數在28天到31天之間，而天數被分配到各月這一做法背後並沒有繫統的規則，而每年中的日歷與周歷也不對應。復活節的日期早可能是3月25日，晚可能是4月22日，這是另一個需要更多的穩定性和一致性的對像。早在卡米耶·弗拉馬裡翁依照其匿名捐助者的要求在法國舉辦歷法競賽時，其中一些要點就已經被提出來了；截至世紀之交，它們已經占據了歷法問題的前沿和中心位置。一些過分激進的改革方案總是會浮出水面，但很快就會被認為太過劇烈，不能被認真對待，因為它們通常涉及全面放棄年或月這樣的單位。20世紀50年代，印度北部的一名瑜伽修行者給格林尼治的皇家天文學家寫了超過24封信，意在說服他考慮使用源自印度瑜伽的“加強節奏歷法”（Improved Rhythmic Calendar）。20能夠引來更加嚴肅的關注的方案主要分為兩類。

類方案脫胎於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在19世紀初推廣的一種設計，盡管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方案的倡導者並沒有與孔德的歷法建立起明確的聯繫，並可能是沒有意識到這一先例的存在。孔德的實證主義歷法遵循的是每年13個月的做法。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這類13個月的計劃獲得了相當的人氣，因為它們提供的是每個月28天這種月份長度為均等的方案。第二類改革方案通常會避開增加第13個月這種更為劇烈的干預措施，轉而建議把每年的天數減少到364天，這樣可以將其等分成4個季度，每個季度各91天，同時增加一個額外的“空出日”（blank day），它不屬於任何一周。插入的空出日確保日歷將總是對應相同的周歷（例如，每年的1月1日都對應星期日），從而讓歷法永久有效。19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日內瓦大學任教的數學教授L. A. 格羅克洛德（L. A. Groschlaude）推廣了後一種方案的變體，法國、比利時，以及英國都有其支持者。211895年，一位名叫伊格納茨·海辛（Ignatz Heising）的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市工程師兼德國移民，致信德國外交部，旨在通過采納與格羅克洛德的方案極為相似的萬年歷（perpetual calendar），讓整個世界知曉他的新關於“時代”的計劃。22通過各類期刊和其他出版物，一些鑽進了更具科學思維的圈子中的自詡的改革者，對該領域的其他活動了然於胸。但更多時候的情形則是，分散在全球的許多個體同時對歷法時間的不規則單位這一“問題”提出了具有驚人相似性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