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驅車前往伊拉克北部。旅途開始之前，阿扎爾·米爾汗醫生（Dr. Azar Mirkhan）脫掉西式服裝，換上庫爾德佩什梅格(Peshmerga)戰士的傳統裝束：襯衫之外是羊毛的緊身短上衣，還有寬松馬褲和寬腹帶。他還特意帶上了其他一些東西，包括一把戰鬥匕首（巧妙地夾在腰上的腹帶內），一把裝了子彈的點45口徑自動手槍，以及狙擊手用的望遠鏡。如果形勢變得特別棘手，他的M4突擊步槍就擺在後座，可以方便地拿到手。擱腳的地方還有額外的彈夾。醫生聳聳肩道：“這地方治安不好。”

2015年5月的這一天，我們開往阿扎爾的傷心之地。關於它的記憶至今仍在折磨他。前一年，“伊斯蘭國”槍手在伊拉克北部橫衝直撞、大開殺戒，易如反掌地驅逐了兵力遠勝於他們的伊拉克軍隊，然後將注意力轉向庫爾德人。阿扎爾已經推測出“伊斯蘭國”的殺手下一步要襲擊哪裡，也知道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的平民就在“伊斯蘭國”殺手的必經之路上。阿扎爾發出警報，大家卻對此置若罔聞。情急之下，他在自己的汽車裡塞滿槍支彈藥，奔向現場。但他抵達公路上某個地點的時候，發現自己來晚了，而且僅僅晚了幾個小時。“這顯而易見，”阿扎爾說，“太顯然了。但沒人願意聽我的話。”這一天我們要去的那個地方，就是伊拉克北部享有傳奇聲望的庫爾德戰士當初被智勝和落敗的地點，就是阿扎爾·米爾汗醫生當初未能阻止悲劇發生的場所，也是隨後很多個月裡他繼續抵抗“伊斯蘭國”的戰場。

阿扎爾是泌尿科醫生。不過，即便他沒有攜帶武器，即便他沒有打扮成戰士，這位四十一歲的男子也擁有老獵手的氣場。他的走姿有點怪，步子平穩而輕松，動靜很小。談話的時候，他常常縮著下巴，厚眼皮下的雙目凝視對方，仿佛他在舉槍瞄準。他的鼻子很大，漆黑的頭發從前額往上梳，外貌有點像年輕時的約翰尼·卡什（Johnny Cash）。

醫生攜帶的武器裝備是他的個人哲學的輔助工具。他喜愛的電影《黃金三鏢客》中的一個場景很能表達這一點：伊萊·沃勒克（Eli Wallach）正在洗澡，有人企圖殺他，發動突然襲擊。然而刺客沒有立刻開槍打死沃勒克，卻得意揚揚地長篇大論起來，於是沃勒克抓住機會，殺死了對方。

“非開槍不可的時候就趕緊開槍；別廢話，”阿扎爾引用電影的臺詞道，“我們庫爾德人現在就是這樣。現在不是廢話的時候，是開槍的時候。”

阿扎爾是本書的六位主角之一。這六人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城市、不同部族、不同家族，但他們和正在中東或出身於中東的千百萬人一樣，都經歷過驚濤駭浪。一繫列動亂永遠地改變了他們每個人的生活。動亂從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開始，隨後因為一繫列革命與起義（在西方被統稱為“阿拉伯之春”）而急劇加速發展。動亂至今仍在繼續，其表現形式有“伊斯蘭國”造成的嚴重破壞、大範圍恐怖襲擊和若干政權淪為失敗國家。

對這六個人中的每一位，動亂的突出表現都是一個具體的、獨一無二的事件。對阿扎爾·米爾汗來說，引發劇變的事件發生在通往辛賈爾（Sinjar）的公路上，他目睹自己擔心的事情成了現實。對埃及人萊拉·蘇埃夫(Laila Soueif)來說，是一個年輕男子從狂奔的抗議人群中走出來擁抱她，於是她獲得頓悟，知道革命一定會成功。對利比亞人馬基迪·曼古什(Majdi el-Mangoush)來說，是他徒步穿過危險的無人地帶，突然感到欣喜若狂。這是他人生中次體驗到自由的滋味。對伊拉克人胡盧德·扎伊迪（Khulood al-Zaidi）來說，是一位昔日朋友的兇相畢露終於讓她明白，自己曾為之努力的一切都消逝了。對敘利亞人馬吉德·易卜拉欣（Majd Ibrahim）來說，是目睹審訊官搜查他的手機以探查他的“聯絡人”的身份，這時他知道自己死期將近。對伊拉克人瓦卡茲·哈桑（Wakaz Hassan，這個年輕人對政治或宗教都沒有什麼明顯的興趣）來說，改變命運的時刻是“伊斯蘭國”槍手來到他的村莊，給了他一個選擇。

這些時刻固然各不相同，但對六個人中的每一位來說，這些時刻都代表著一次跨越，他們從此都走上了永遠不能回頭的路。這些變化（再乘以千百萬）改變了他們的家園——大中東地區，也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全世界。

這些改變如同晴天霹靂，但事先並非完全沒有預警和征兆。歷史總是看似隨機和偶然的潮流與事件的結果，其意義往往隻能在事後確定。或者更常見的情況是，人們會在事後對其意義加以爭論。要分析中東局勢，有些線索是非常近期的，有些則可以追溯數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