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秘密地窖／10

第1篇 失而復得：1949—2013

第1章鬥士／19

第2章“一切都消失了”／33

第3章“窺探黑暗靈魂的內心”／50

第2篇 走鋼索的人生：1918—1939

第4章“命運的繼子”／69

第5章“全國讓人討厭的報紙！”／78

第6章黑夜降臨／103

第7章“羅森堡之路”／122

第8章日記／145

第9章“機靈運作和幸運巧合”／160

第10章“我的時機尚未成熟”／168

第11章流亡托斯卡納／187

第12章“我已經贏得整個納粹黨的人心”／201

第13章逃離／217

第3篇 開戰：1939—1946

第14章“即將到來的重壓”／227

第15章野心勃勃／240

第16章洗劫巴黎／248

第17章“羅森堡，你的偉大時刻來了”／273

第18章特別任務／292

第19章“我們特有的悲劇命運”／313

第20章美國本土的納粹分子／320

第21章“混沌部”／328

第22章一片廢墟／348

第23章“至死忠誠於他”／367

尾聲／408

秘密地窖

山上的宮殿隱約浮現在一片綿延起伏的巴伐利亞的鄉村之中，它是如此美麗，以至於被稱為“上帝的花園”。

山腳下蜿蜒的小河邊，散落著村子和農莊。山上這座名叫“班茨古堡”的宮殿俯瞰著這一切。它突出的石檐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一對精致的錐形銅質尖頂高高聳立在一座巴洛克教堂上方。這個地方已有上千年的歷史：這裡曾是人們互市貿易的商棧，也曾作為抵抗外敵的防御工事，還曾被挪用為一座本篤會修道院。它在戰爭中一度遭到掠奪和破壞，後來為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奢華重建。歷代王公貴冑，甚至是德國的末代君主威廉二世都曾親臨此處，令其華麗的大廳增色不少。而在1945年春，這座巨大的古堡卻淪為一支臭名昭著的特遣隊的前哨陣地，戰爭期間，這幫人為了第三帝國的榮光占領並洗劫了歐洲大陸。

在經歷了長達6年的艱苦戰爭之後，隨著戰敗臨近，全國的納粹黨人開始燒毀一些敏感的政府文件，以防這些文件落入盟軍之手，成為對付他們的證據。但是一些官員不忍銷毀文件，就將其藏匿在森林、礦山、城堡或像班茨古堡這樣的宮殿中。在全國各地，有大量的秘密藏書以待盟軍去發掘：這些詳細的內部記錄將揭露德國扭曲的官僚政治、德軍殘酷的戰爭策略，以及納粹黨執迷的永久清除歐洲“不良分子”的瘋狂計劃。

4月的第二周，喬治•S.巴頓（George S. Patton）將軍領導的美國第三集團軍以及亞歷山大•帕奇（Alexander Patch）將軍麾下的第七集團軍占領了這一地區。幾周前他們跨過萊茵河，穿過西部地帶，長驅直入這個已遭受重創的國家，隻有遇到毀壞的橋梁、臨時的路障或者零星的頑抗，纔會放慢腳步。一路上，他們經過已被盟軍炸為平地的城市，看到的是眼神空洞的村民和破敗的房子，房前飄揚的不是納粹軍旗而是用床單和枕套做成的白旗。德軍差不多已經全線崩潰了，希特勒也將在三周半後踏上死亡之路。

就在美軍抵達該地區後不久，他們遇到了一位衣著華麗的貴族，他戴著單片眼鏡，穿著锃亮的長筒靴，他就是庫爾特•馮•貝爾（Kurt von Behr）。戰爭期間，他曾在巴黎掠奪私人藝術藏品，還在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等地洗劫了數以萬計猶太家庭的家具。就在巴黎解放之前，他和妻子帶著這些偷竊來的財產逃到了班茨古堡，隨行的車隊包括11輛汽車和4輛搬運車。

現在，馮•貝爾想做一筆交易。

他去附近的利希騰費爾斯鎮，找了一位名叫塞繆爾•哈伯（Samuel Haber）的政府軍官。馮•貝爾似乎已經習慣了像王室一樣生活在雕梁畫棟的宮殿之中。如果哈伯允許他繼續待在班茨古堡，那麼他將領哈伯去一個藏有納粹重要文件的秘密場所。

哈伯動心了。鋻於作戰情報非常珍貴，而且戰爭罪審判也迫在眉睫，盟軍受命追查和保存他們能找到的每一份德國文件。巴頓的軍隊裡有一個“G-2軍事情報小組”，專門負責此項任務。僅在4月，其下轄的幾個小隊就俘獲了30噸納粹檔案。

依照馮•貝爾的建議，美軍沿山路而上，穿過城堡的大門，見到了馮•貝爾本人。這名納粹領著美軍來到了地下五層。在一面偽裝的水泥牆後，封藏著大量豐富的納粹機密文件，這些文件塞滿了巨大的地窖，那些無法躋身其中的則成堆地散落在房間裡。

在交出了自己的秘密之後，馮•貝爾顯然意識到他的交易也無法讓他免受德國戰敗的牽連，於是準備體面地離開。他換上一套奢華的制服，陪同妻子去了古堡的臥室。他們舉起兩個香檳杯，杯裡盛著含有劇毒的法國香檳，為這曲終人散而干杯。“這一幕，”一位美國記者寫道，“具備了納粹頭目們似乎特別鐘情的情節劇素。”

盟軍的士兵們看到馮•貝爾和他的妻子倒在了他們奢華的鋪陳中，在檢查兩人的尸體時，他們發現桌子上還放著一個半空的酒瓶。

這對夫婦所選的這瓶酒的釀造年份別有深意：1918年，正是他們摯愛的祖國在另一場世界大戰結束時一敗塗地的時間。

* * *

地窖裡的文件的主人是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他是希特勒麾下的納粹思想領袖和納老之一。他見證了1919年納粹黨成立初期的樣子，當時希特勒不過是一個誇誇其談、到處流浪的一戰老兵，他被極度憤怒的德國民族主義者擁戴為領袖。在1923年11月希特勒密謀推翻巴伐利亞政府的那個晚上，羅森堡緊隨他的偶像走進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館。10年後，當納粹上臺並開始著手粉碎敵人時，他也在柏林。他始終在政治舞臺上奮戰著，協助納粹黨按照他們的意志重塑德國的形像。後，當戰爭出現逆轉，一切扭曲的願景土崩瓦解之時，他依然陪著它走到了後。

1945年春，調查者們開始快速翻閱這個龐大的文件庫——包括250冊官方的和私人的通信——他們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羅森堡的私人日記。

日記是手寫的，一共500頁左右，一些寫在裝訂好的筆記本裡，更多的則記在活頁紙上。日記開始於1934年，正是希特勒上臺後一年；結束於10年後，即戰爭結束前的幾個月。在第三帝國的高層要人中，隻有羅森堡、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以及野蠻的德國波蘭占領區總督漢斯•弗蘭克（Hans Frank）留下過這樣的日記。包括希特勒在內的其他人都將他們的秘密帶進了墳墓。羅森堡躋身納粹黨高層長達25年，他的日記一定能從一個操縱者的角度來揭露第三帝國的運作。

在德國之外，羅森堡完全沒有戈培爾、納粹黨衛軍頭目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或希特勒的經濟部部長和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ring）那麼有名。羅森堡不得不努力奮鬥，與這些納粹官僚中的巨人們抗衡以獲得他自以為應得的權力。不過，從頭至尾他都得到了&ldq首”的支持。他和希特勒在一些基本的問題上一直都心有靈犀，而且他也忠誠。希特勒任命他在黨和政府內擔任一繫列領導職位，這提升了他在公眾中的威望，也確保他擁有了深遠的影響力。在柏林，他的許多政敵憎恨他，但黨內的基層人員卻把他當成德國重要的人物之一，是連&ldq首”本人都很重視的大思想家。

後來人們發現，多起納粹德國臭名昭著的罪行中都有羅森堡的身影。

他精心策劃了從巴黎到克拉科夫再到基輔的藝術品、檔案和圖書的掠奪——在後來有名的“盟軍奪寶隊”行動中，這些掠奪品在德國的城堡和鹽礦中被查獲。

1920年，羅森堡在希特勒的腦中灌輸了一個很邪惡的觀念，並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這一主張：俄國共產主義革命背後是一個全球性的猶太人陰謀。羅森堡一直在大力鼓吹這一理論，希特勒在20年後用這一理論為德國對蘇聯發動的毀滅性戰爭辯護。當納粹準備入侵蘇聯時，羅森堡保證說，這場戰爭將是一場“淨化生物世界的革命”，將終根除“猶太人及其雜種的種族傳染病菌”。在戰爭開始的初幾年裡，當德軍將紅軍壓制在莫斯科時，羅森堡成為占領區的政府領袖，對波羅的海諸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地實施恐怖統治，他的部門和希姆萊麾下的劊子手聯手，對東方的猶太人展開大屠殺。

重要的是，羅森堡為大屠殺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從1919年就開始出版充滿有毒思想的反猶太書籍，作為納粹黨報的編輯，他撰寫了許多文章、小冊子和書籍，傳播仇恨猶太人的訊息。後來，羅森堡代表&ldq首”處理思想意識問題，在第三帝國上下，從城市到鄉村，他廣受歡迎，所到之處，彩旗飄飄，人群歡呼。他的理論著作《二十世紀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銷量超過了百萬冊，與希特勒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起被列為納粹主義的核心文本。羅森堡在其冗長的著作裡，引用了一些過時的種族理論，還從偽知識分子那裡借用了關於種族和世界歷史的陳舊觀念，將這些雜糅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異質的政治信仰繫統。納粹黨的一些地方和區域領袖告訴羅森堡，他們已經做了數千場講座，傳播他的思想。“在我的書裡，”羅森堡在日記裡自誇道，“他們為這場戰鬥找到了方向和原料。”處死過百萬人的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赫斯（Rudolf Höss）說，希特勒、戈培爾和羅森堡三人的言論，讓他在思想上做好了執行任務的準備。

第三帝國的思想家往往能見到自己的哲學被應用於實踐，而羅森堡的哲學一旦被應用，卻有著致命的後果。

“一次又一次，一想到這些猶太寄生蟲對德國所做的一切，我就會被憤怒席卷，”1936年，他在日記裡寫道，“但至少有一件事讓我滿意：在曝光這些叛國賊的事情上，我貢獻了一己之力。”羅森堡的思想讓納粹對數百萬猶太人的屠殺，變成了一件合法和合理的事情。

1945年11月，一個特別的國際軍事法庭在紐倫堡開庭，對尚在人世的、臭名昭著的納粹分子進行戰爭罪審判——羅森堡就是其中之一。這樁訴訟案正是基於盟軍在戰爭末期繳獲的大量德國文件展開的。漢斯•弗裡徹（Hans Fritzsche）作為納粹宣傳部新聞司司長被控告為戰犯，他在審判中告訴一位監獄精神病醫生，在納粹掌權之前，羅森堡於20世紀20年代希特勒的思想體繫形成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我看來，在希特勒還處在思考階段的那段時間裡，羅森堡對他產生了巨大影響。”弗裡徹說。弗裡徹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宣布無罪釋放，但在後來一場德國“去納粹化”的審判中被判9年監禁。“羅森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的思想雖然是理論性的，但是假希特勒之手變成了現實……悲劇的是，羅森堡的荒謬理論真的被付諸實踐了。”

弗裡徹爭辯說，在某種程度上，羅森堡應承擔“所有坐在被告席上的人身上的主要罪責”。

在紐倫堡，美國首席檢察官羅伯特•H.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譴責羅森堡是“這個‘優等民族’思想上的大祭司”13。1946年10月16日，法官宣判這名納粹分子犯有戰爭罪，那天半夜，羅森堡被處以絞刑。

在之後的幾十年裡，試圖理解這場20世紀災難是如何和為什麼發生的歷史學家們，仔細閱讀了盟軍在戰爭結束時搶救回的數百萬卷文件。這些幸存的史料題材甚廣——秘密軍事記錄、掠奪品的詳細目錄、私人日記、外交文書、電話通話記錄，還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官員們討論大屠殺的備忘錄。1949年審判結束後，代表美國的檢察官將辦公室關閉，這些截獲的文件被運往位於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港，存放在波托馬克河岸邊的一家舊魚雷工廠裡。在那裡，這些文件被登記備案，準備交給國家檔案館存檔。這些文件終被拍攝成了微縮膠卷，原件大部分會被送回德國。

羅森堡的私人日記卻出了點兒問題，沒能來到華盛頓，也從未被研究第三帝國的學者完全抄錄、翻譯和研究過。

在從巴伐利亞的秘密地窖裡被發掘出來4年後，日記消失了。 

第1章鬥士

二戰結束4年後，在紐倫堡正義宮的“600號法庭”，一名檢察官正等待裁決下達。這將是對被美國政府起訴的納粹戰犯的終判決，也是檢察官羅伯特•肯普納（Robert Kempner）孤注一擲等待的結果。

肯普納時年49歲，他生性好鬥頑固、善於交際、慣耍陰謀，終其一生，下巴總是翹著的，似乎在挑釁對手——他的對手可不少——拿出他們的撒手锏。雖然其貌不揚，身高1米72，而且已經開始禿頂，但肯普納似乎有一種讓人追隨他或是敵視他的個人特質。你可以說他充滿領袖氣質，也可以說他招搖賣弄；可以說他篤志力行，也可以說他獨斷專行；可以說他是正義衛士，也可以說他是粗鄙村夫，這完全取決於你怎麼看他了。

20年間，肯普納大半都在與希特勒和納粹黨做鬥爭，後4年的較量舞臺是紐倫堡這座毀於&ldq首”的狂妄自大和盟軍狂轟濫炸的城市。他的掙扎是個體的，也是普遍的：他為了自己的生命而戰，同時也在那場世界大戰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在20世紀30年代初，肯普納還隻是柏林市的一名警政官員，他曾勸德國政府在希特勒及其追隨者推翻共和國、實施恐怖計劃之前以叛國罪逮捕他們。1933年，在納粹黨掌權前後，肯普納——猶太人、自由主義者、公開的反對者——失去了他在政府的職位。1935年，在經歷短暫拘留和蓋世太保的審訊後，他先後逃到意大利和法國，後來到美國，在這裡繼續他與納粹之間的鬥爭。他手握大量德國政府的內部文件，打造了一個線人網絡，他為司法部門給美國的納粹宣傳員定罪提供了幫助，還向戰爭部、秘密的戰略情報局以及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聯邦調查局提供第三帝國的情報。

肯普納的人生逆轉就像是好萊塢的劇本，他重返故國，將每一個讓他失去工作，因為他的猶太血統而妖魔化他、剝奪他的德國國籍，還讓他亡命天涯的人都送上了被告席。

在那場著名的國際審判中，戈林、羅森堡以及墜落的第三帝國其他重要人物被起訴犯有戰爭罪。之後，肯普納繼續待在紐倫堡，幫美國政府處理另外12起案子，被起訴者是177名納粹同謀，其中有對集中營難民實施非人道試驗的醫生，有將犯人處死的黨衛軍長官，有強迫勞工勞作而受益的企業主，也有在戰爭中對東歐平民展開大屠殺的殺人組織的領導者。

肯普納親自監督了後的也是耗時長的一項審判，也就是第11號案件，被戲稱為“部長審判”，因為大部分的被告都曾在位於柏林威廉大街的政府大樓裡擔任要職。審判中引人注目的是外交部國務秘書恩斯特•馮•魏茨澤克（Ernst von Weizsäcker），他曾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清掃道路，而且有證據顯示，他親自批準將6000多名猶太人從法國押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而惡名昭彰的被告是黨衛軍高官戈特洛布•伯格爾（Gottlob Berger），他曾組建了一支以殘暴著稱的謀殺小組。“多殺兩個波蘭人，總比少殺兩個波蘭人好。”他曾經這樣寫道。而讓人齒冷的被告是那些銀行家，他們不僅為集中營的建設提供資金，還囤積了從集中營的受害者身上剝下的成噸成噸的金牙、首飾和眼鏡。

紐倫堡審判自1947年年末拉開序幕，直到1949年4月12日纔終結束。三位美國法官走進審判室，登上法官席，開始大聲宣讀審判結果。審判書長達800頁，僅宣讀審判書就花費了3天時間。法庭的另一頭，納粹被告由憲兵們看守著，這些憲兵個個站得筆直，頭戴閃亮的銀質頭盔。納粹們通過耳機來聽審，譯員即時將判決內容翻譯成德語。審判到此全部結束，21名被告中有19名被判有罪——其中5人被控破壞和平罪，這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魏茨澤克被判7年監禁，伯格爾被判入獄25年，3位銀行家被判5年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檢方獲得了重大勝利。他們深度挖掘了納粹的文檔，4年間審訊了數百名證人，他們將罪惡昭昭的犯罪者定罪，並送進監獄。他們向世界證明，大屠殺的共謀者廣泛分布在德國政府內部。用肯普納的話說，第三帝國“犯下的罪孽罄竹難書”3，檢方也因此鞏固了紐倫堡作為“國際法的後一道防線”4的歷史地位。他們以強有力的論證來起訴戰爭犯。

終判決是肯普納漫長的反納粹事業的高潮。

或者至少說，本該如此。

* * *

幾年後，紐倫堡審判的聲譽就被毀了。

一直以來，德國和美國都存在批判紐倫堡審判的人。這些批判者認為起訴的核心不是正義，而是報復心，而個性粗暴和咄咄逼人的審訊者肯普納成了這種不公平的像征。比如，這位檢察官對前納粹外交官弗裡德裡希•高斯（Friedrich Gaus）進行了尖銳的質詢，甚至威脅要把證物移交給蘇聯，讓蘇聯以戰爭罪起訴他。肯普納的一位美國檢察官同事稱他的策略是“愚蠢的”，擔心他會“在紐倫堡審判中冤死普通罪犯”。另一名被肯普納反復盤問的證人認為肯普納“簡直像蓋世太保一樣兇狠”。

1948年，肯普納被卷入了一場激烈的公共辯論，對方是一名新教徒主教，名叫特奧菲爾•烏爾姆（Theophil Wurm），他對審判的公正性提出了質疑。烏爾姆給肯普納寫了一封公開抗議信，肯普納在回信裡暗示，那些質疑紐倫堡審判的人事實上是“德國人民的敵人”。隨著媒體對這場爭論的報道，肯普納發現自己成了德國各大報紙的公審對像，他被諷刺成一個一心復仇、自以為是的猶太流亡者。

甚至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也對他發出責難，因為麥卡錫在威斯康星州的選民支持者中有一大幫德裔美國人。麥卡錫議員反對起訴魏茨澤克，因為據匿名消息，魏茨澤克是戰爭期間美國人安插的一名重要的臥底。麥卡錫聲稱紐倫堡審判阻礙了美國在德國的情報搜集工作。1949年春，他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說，希望對有關魏茨澤克審判的“徹底的愚蠢行為”進行調查。

“我認為委員會，”麥卡錫說，“應該看一看是哪些蠢蛋——我是經過深思熟慮後使用這個詞的——在那裡主持軍事法庭。”

到後一次審判結束，美國戰爭罪法庭判處了千餘名納粹分子，這些人大部分在慕尼黑附近的蘭茨貝格監獄服刑。當時很多聯邦德國的人仍然拒絕承認盟軍法庭的效力，他們認為這些被囚禁的納粹並非戰犯，而是一個非法司法體制的受害者。1949年聯邦德國選舉出任總理後，這一問題擴大成了一個主要爭端，此時的美國對蘇聯在歐洲的計劃感到不安，正欲將這位戰敗的敵人拉攏過來，變為重新武裝起來的忠誠盟友。

冷戰爆發後，現實的國際局勢很快毀掉了檢察官們起訴戰爭罪的成果。

1951年，經過一輪重審之後，美國對德事務高級專員下令釋放了1/3的紐倫堡罪犯，並對除5名死刑犯以外的人進行了減刑。年末，被肯普納在第11號案件中送進監獄的所有納粹高官都得以赦免。雖然美國人宣稱這樣的減刑是為了表示寬厚，德國人的解讀卻有所不同：美國人終於承認審判是不公正的。肯普納猛烈抨擊了這一決定：“今天我要對你們公開發出警告，蘭茨貝格監獄的大門提前打開，將會釋放出反社會的集權主義顛覆分子，將會給自由世界帶來威脅。”

他的警告無人理睬。美國的領導者們屈服於政治實用主義，到1958年，幾乎所有的戰犯都被釋放。

* * *

肯普納的鬥爭遠遠沒有結束。他花了4年時間研究納粹罪行的書面證據，他知道即使審判是在國際新聞媒體的鎂光燈下進行的，可世界仍然不知道故事的全貌。

第三帝國的餘孽試圖重掌話語權，從修正主義的角度去改寫納粹時代的德國歷史，這讓肯普納非常憤怒，他開始在媒體上進行反擊。“這種懷舊多少有點兒過於坦率了，”肯普納在《紐約先驅論壇報》（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寫道，“德國許多政治作家告訴世人，首有點兒失控的話，德國會好的。”肯普納根本就不買賬。對於右翼宣傳物裡希特勒如天使般的照片，對於如果希特勒沒有干涉戰事，將軍們完全可以使德國免於戰敗的軍國主義言論，對於納粹外交官的洗白努力，肯普納深感悲哀。

他呼吁應該在德國公開紐倫堡審判的真相。“在這個尚在襁褓中的德意志共和國裡，他們正明目張膽地對德國國民的心智進行繫統的荼毒，而這是一種抗爭的方式。”

然而，在寫下這些話後不久，肯普納就做了一件有悖於公開原則的事情。紐倫堡審判之後，他將一些重要的原始德國文件帶回了家——即使有副本留存，也沒人知道這些原始文檔如今流落何方了。

肯普納作為檢察官，為準備案件的訴訟，有權查閱任何文件。一些人曾經在不止一個場合，對他處理文件的方式提出過質疑。1946年9月11日，檔案館館長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肯普納的辦公室借閱了5份文件，並未歸還。“我可能還要補充說明一下，檔案館在催促肯普納歸還藏書和文件時遇到麻煩，這不是次了。”

1947年，肯普納因為對一份有名的有關大屠殺的孤本文件處理不當，在美國檢察官隊伍裡一時聲名狼藉。當時，第二輪審判剛剛開始，肯普納重返紐倫堡不久，就派他的手下認真閱讀了德國外交部的記錄，這些文檔是從哈爾茨山的秘窯搜得並運到柏林來的。一天，一名助手讀到一篇15頁的文檔。“以下這些人，”文檔開頭這樣寫道，“參與討論了猶太人問題的後解決方案，會議於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萬湖路56/58號舉行。”這就是《萬湖會議紀要》（The Wannsee Protocol），記述了希姆萊的下屬帝國保安總局局長賴因哈德•海德裡希（Reinhard Heydrich）主持的萬湖會議，會上討論了“疏散”歐洲猶太人的問題。

在這份檔案被發現幾個月後，一位名叫本傑明•費倫茨（Ben Jamin Ferencz）的美國檢察官坐在桌前，抬頭看到查爾斯•拉弗萊特（Charles LaFollette）氣衝衝地闖進來。“我要殺了那個混蛋！”拉弗萊特吼叫著。他正在處理紐倫堡審判後續案件中一件針對納粹法官和律師的案件，他聽說了《萬湖會議紀要》，但肯普納拒絕交出來。負責紐倫堡案件的檢察官之間存在競爭關繫，肯普納大概打算在他自己的案子開庭時，纔把這份文件公之於世。

費倫茨來到肯普納的辦公室試圖調停。肯普納否認自己扣留了任何文件，在費倫茨一再追問和激將法的作用下，肯普納終打開了他桌子下方的抽屜，一臉無辜地問道：“是這個嗎？”

拉弗萊特當時就意識到這份文件對他的案件有多重要：第三帝國司法部曾派了一名代表來參加這場至關重要的會議。拉弗萊特立刻怒氣衝衝地將此事報告給了主訴檢察官泰爾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並要求他“開除那個王八蛋”。費倫茨跟在後面，為肯普納辯護。他告訴泰勒，如果肯普納被驅逐出紐倫堡，“部長審判”將陷入癱瘓，而且，肯普納私藏文件也是無心之失。

“我的話沒人相信。”費倫茨在幾年後給肯普納的信中寫道。但無論如何，泰勒都站在了負責“部長審判”的檢察官這邊。

在紐倫堡，肯普納並非一個將納粹檔案原件挪為己用的人。自戰爭結束以後，被繳獲的文件在各軍事檔案中心間輾轉調用，後被飛機運到巴黎、倫敦和華盛頓供情報單位研究，後又被運到紐倫堡供戰爭罪審判之用。當這些檔案在歐洲各地頻繁流動時，紀念品偷獵者們發現有大量機會可以下手偷竊。這些納粹檔案的信頭上，印有納粹黨的常見標語“希特勒萬歲”，下方有納粹要人的簽字。那些負責保管這些檔案的人尤其擔心紐倫堡審判的檢方人員，擔心那些請求調閱檔案的人更多是出於“記者般的好奇心，而非真的想要伸張正義”，一名軍官在一份備忘錄裡這樣寫道。另一名觀察者總結說，服務於紐倫堡訴訟的檔案館在記錄文件的流向方面，未能盡責。

還有一份關鍵文件消失了，那是希特勒的軍事副官弗裡德裡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所做的一份記錄，透露了&ldq首”在1937年已經在策劃征服歐洲。在紐倫堡審判中，檢察官不得不使用一份經公證後的副本。戰後一名負責監督出版這些繳獲的德國文檔的歷史學家，向肯普納問起這份記錄，肯普納回憶說確實見到過，並暗示說：“也許是一些紀念品偷獵者盜走了原件。”到1946年9月，一家軍事檔案中心的管理員們已經停止向紐倫堡的檢察官出借文檔原件了，因為他們擔心有可能永遠都要不回已經出借的上千份文檔證據。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紐倫堡正義宮充斥著各種文檔。161948年4月完成的一份調查表明，“行政文檔、新聞底片和稿件、一個影片資料庫、法庭錄音帶、審訊報告錄音帶、資料庫藏書和其他出版物、檔案原件、復印照片、檔案復印件、文卷、審訊簡報、犯人檔案、審訊文檔、審訊總結文檔、所有法庭記錄和證據分析”累計超過6.4萬立方英尺。

這些文檔浩如煙海，官員們擔心這些原件會被不經意地當成垃圾丟掉。正如肯普納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所寫：那是“一種可怕的混亂”——他正是趁著這種混亂順手牽羊的。

他說他擔心那些將成為爆炸性消息的文檔無法得到妥善歸檔，於是將其收歸私有，以確保物盡其用。在他的回憶錄裡，他承認如果一些“聰明的、感興趣的”研究者找他來要這些審判中的重要文檔，他可能會把它們直接丟在對方辦公室的沙發上，然後在出門時加上一句：“就當我沒看到過。”

他認為，比起落入政府官僚之手，遭受被毀滅的風險，這些文檔更好的歸宿是由一位值得信任的同行來曝光其內容，使其成為“一份珍貴的歷史資產”。

在審判結束以後，所有被繳獲的德國文檔原件本來都應歸還軍事文檔中心，但肯普納想繼續用他所收集的文件撰寫關於納粹時代的文章和書籍。1949年4月8日，就在“部長審判”案裁決下達的前幾天，肯普納收到了為訴訟團隊服務的檔案館館長弗雷德•尼貝加爾（Fred Niebergall）的一封信，這封信隻有一段文字：“本函署名者授權副總顧問、政治部長案件的主訴檢察官羅伯特•M. W.肯普納博士挪用和保留與德國紐倫堡戰爭罪審判相關的非涉密文件，以供其研究、寫作、演講和學習之用。”18這是一份不同尋常的備忘錄。後來，一名在軍事情報部門工作的律師對此提出了嚴重質疑，身處這個位置的尼貝加爾會寫這樣的信嗎？

就在同一天，肯普納寫了一封信給紐約的達頓（Dutton）出版社，附上了一本新書的大綱，是根據其在紐倫堡審判期間的審訊工作和德國外交部的文書寫成的，暫時擬名為《希特勒和他的外交官們》（Hitler and His Diplomats）。19他在1月就已經完成了本書，達頓的一名編輯表示感興趣，並詢問了更多細節。

後來纔得知，這本書隻是肯普納在1949年表達過的出版意向之一。

數十年後，肯普納在他的回憶錄中對他挪用文件的行為做出了解釋：“我清楚一件事情，當我想寫點什麼而必須要聯繫檔案館時，他們可能會禮貌地回復我，卻表示材料找不到了，所以我纔會拿走的。”

這樣的自我辯護自然遠遠不夠。肯普納真正想要的隻是獨家消息，這是其他記錄納粹時代的作者都沒有的重要優勢。

得到許可的肯普納將他手中的紐倫堡文件整理打包——以及他在擔任檢察官期間積累的所有文件——通過船運，將它們從大西洋彼岸，運送到了位於費城郊外的家中。這批文件於1949年11月4日抵達賓夕法尼亞鐵路上的蘭斯當：一共29個箱子，重達8000多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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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的外交官們》一書並未面世。肯普納似乎改變了策略。對於第三帝國犯下的惡行，他找到了其他伸張正義的途徑。他在法蘭克福開設了一家律師事務所，除了其他法律事務，他開始受理納粹受害者請求賠償的案件。他曾擔任埃裡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和埃米爾•貢貝爾（Emil Gumbel）的代理律師，雷馬克的一戰題材暢銷書《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曾被納粹查禁和銷毀，貢貝爾是海德堡大學一名傑出的數學教授，因為其反戰思想而被驅逐出校。他還為猶太人、天主教徒以及抵抗組織成員打過官司。代理納粹受害者的事務逐漸發展成一個有利可圖的行當。

在紐倫堡審判結束10年後，對納粹戰犯的起訴重新開始了。1958年在聯邦德國舉行的審判讓人們開始重新關注德國人以為早已被人遺忘的過往諸惡。10名納粹分子因在戰爭中殺害了5000多名立陶宛猶太人而被判有罪，這起案件促使德國的司法部長們——驚覺很多作惡者在戰後逃過了懲罰——在路德維希堡成立了納粹犯罪調查中央辦公室。

同時，在德國以外的檢察官們也審理了一些備受矚目的案件。1961年，肯普納再次成為國際矚目的中心，他飛往耶路撒冷，為負責將整個歐洲的猶太人運輸至集中營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案出庭作證。10年間肯普納在一些廣受關注的案件中，擔任被害人家屬的律師。在一起起訴3名黨衛軍軍官屠殺數千名荷蘭猶太人的案件中，他擔任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的父親及加爾默羅修會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修女的妹妹的委托代理人。他還代理過一名反戰記者遺孀的案件，這位記者在1933年被一名納粹衝鋒隊隊員殺害。在一場控訴蓋世太保指揮官奧托•博文斯皮恩（Otto Bovensiepen）的審訊中，他為3萬名柏林猶太人發聲，在奧托的安排下，這些猶太人被運送到了東部。

肯普納趁著人們對納粹罪行的重新關注，快速撰寫了一繫列關於上述以及其他有名案件的書籍，以饗德國讀者。他還出版了一些摘錄，有的出自紐倫堡審訊，還有的出自其1983年的回憶錄《一個時代的檢察官》（Ankläger einer Epoche或Prosecutor of an Era）。雖然肯普納已經在1945年加入美國國籍，但是這些書並沒有用英文出版，在他的故國，他更受關注。

紐倫堡審判結束40年後，他仍然在戰鬥。當德意志銀行收購弗利克工業集團時，肯普納成功遊說弗利克向1300名猶太人支付了200的賠償，因為他們曾在戰爭中為弗利克公司一家生產火藥的子公司工廠做奴工。

反納粹的戰鬥為肯普納作了個人定義。他執著於不讓世界遺忘作惡者所犯下的罪行。如果有人告訴他一名前納粹黨員似乎並沒有那麼壞，他會立刻打開他手頭的文書檔案以證明對方是錯的。

“成千上萬的兇手仍然行走在德國和全世界的街道上，”他曾對記者這樣說，“有多少納粹罪犯仍然是自由的？你心裡有數。”甚至在戰後的所有審判中，也隻有幾千人被判謀殺罪。“你能否告訴我，這2000人是如何做到殺死600萬到800萬人的？這在數學上是不可能的。”

即使已經過去了30年，40年，50年，他仍然不肯放手。這是一場他至死都不放棄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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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肯普納常常穿梭於美國和歐洲之間，處理他的國際法律事務，但他還是能夠經營好他復雜的家庭生活。他的律師事務所設在法蘭克福，不過他已經是美國公民了，所以主要居所仍然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蘭斯當。戰爭期間，他一直定居在那兒，他與身為社會工作者和作家的第二任妻子魯特•肯普納（Ruth Kempner）、年邁的嶽母瑪麗-路易絲•哈恩（Marie-Luise Hahn）、秘書瑪戈特•李普頓（Margot Lipton）一起生活。20世紀50年代，他的兒子安德烈（Andre）出生了。

肯普納夫婦有一個秘密：安德烈的母親並非魯特——這一點他們已對眾人宣告——而是瑪戈特•李普頓。羅伯特•肯普納和他的秘書在1938年就開始了婚外情。

安德烈從小就相信他是肯普納夫婦的養子。在學校的檔案裡，之所以在母親那一欄填寫魯特•肯普納，隻是因為這樣更加省事。李普頓說：“對於肯普納博士來說，這樣更省事。”安德烈和他的哥哥——肯普納前妻留下的孩子盧西恩（Lucian）一直到很多年後纔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們並非沒有過懷疑。在安德烈於瑞典舉行婚禮時，人人都驚訝於李普頓和新郎是如此相像。

肯普納的兒子們過於謙謙有禮，從不質疑。“我接受我父親所說的一切，”盧西恩解釋說，“其他的就不關我的事了。”

無論安德烈是否知道真相，他一直很崇拜父親。在29歲時，他搬到瑞典和妻子一起經營一家農場，定期向家裡寫信，字跡一絲不苟。“我隻是想感謝您，您是我們棒的爸爸，”有一年肯普納和李普頓來探訪他們後，安德烈這樣寫道，“當我和您在一起生活的時候，很難當面表達這些，但我希望您永遠不要低估我對您的愛以及對您工作的理解。”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肯普納完全定居在歐洲。他一直往返於德國的法蘭克福和瑞士的洛迦諾之間。1975年，他心髒病發作——就在一群新納粹分子在他的律所外抗議後不久——他變得很虛弱，經不起出國旅行的辛苦。魯特和李普頓仍然生活在賓夕法尼亞州，每次探訪，逗留數周，而其餘時間，這位大律師往往依賴於另一位忠誠的女性。

簡•萊斯特（Jane Lester）在紐約州尼亞加拉大瀑布以東60英裡的布羅克波特長大。1937年，她跟著一位同學來到德國，教那些想要移民的人學習英語。多年後，她承認自己太天真了，她不知道希特勒對待敵人的手段有多殘忍。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當納粹們在整個國家橫衝直撞，搗毀猶太教堂、猶太人的商鋪和房屋時，萊斯特正酣然熟睡。第二天，她不明白為什麼語言學校的學生都沒來上學。她離開了德國，來到布法羅的一家經紀公司工作，後來去了華盛頓，成了一名打字員——用她的話說，就是“一名機關工作人員”——效力於戰略情報局。

1945年的一天，萊斯特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上讀到：紐倫堡，需要對戰爭罪的審訊翻譯。她去五角大樓申請了這份工作。很快，她回到了德國。

她對肯普納早有耳聞。在紐倫堡的格蘭德大酒店裡，她見到了正在用餐的肯普納，當時幾乎所有參與審判的人晚上都會在此休息。1947年，她終於與他相識。那一年，肯普納正在為後續的審訊招募新人。她成了他的助手，而且在審訊中緊緊跟在肯普納的身後，這似乎起到了警告被告的作用。“他們覺得我很神秘，”她說，“謠傳我是一名心理學家。”她也有幸能為美國的檢察官們將《萬湖會議紀要》翻譯成英文。

戰爭結束後，她為美國軍事情報部門工作，地點在法蘭克福郊外上烏瑟爾的王營。同時她還在肯普納那裡兼職，幫他翻譯信件和打理事務。兩人之間漸漸發展成一種伙伴關繫，一直持續了40年。

“在羅伯特•肯普納人生的後20年，我從未和他分開過，日夜陪伴左右，”她說，“我是他的護士、司機兼秘書。”雖然她沒有說出口，但她也是他的情人。

肯普納和他生命裡的三個女人同時保持著親密的關繫，直到人生盡頭。

用多年後盧西恩的話說：“這是一個愉快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