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引言（馬克斯·黑斯廷斯爵士）
說明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結語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表
譯後記

年輕人初次面對戰爭前景時的天真無邪，是歷史和文學永恆的主題。而1915年3月，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魯伯特•布魯克在通往達達尼爾海峽時所寫的家書，不管怎麼說都是歷令人難忘的。

    太美妙了，難以置信。我沒想到命運會這麼仁慈……海洛塔會在15英寸大炮的炮火坍塌嗎？海洋會是暗色的，呈現像酒一樣的深色和未釀造的葡萄一樣的顏色嗎？我能從聖索菲亞大教堂裡搶到鑲嵌畫、土耳其軟糖和掛毯嗎？我們能成為歷史的轉折點嗎？哦，上帝啊！我想我的人生從未這樣幸福過……我突然意識到我人生的志向……一直都是去君士坦丁堡進行一場軍事遠征。

    當然了，在協約國士兵次登陸加裡波利之前，布魯克就因敗血癥死於4月23日，被埋葬在了利姆諾斯島，他對這次戰爭的一個突出貢獻就是寫下了讓他名垂千古的詩句：“如果我死了，隻請不要忘記……”
    20世紀的軍事悲劇之一就此拉開序幕，沒有任何作者的敘述會比艾倫•穆爾黑德的更加精彩。他於1910年出生在澳大利亞，27歲之前一直住在墨爾本，他完全了解達達尼爾海峽對國民精神的影響。正是在那裡，誕生了澳新軍團——以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團的名字命名——的傳說。穆爾黑德曾在澳大利亞的新聞業做學徒，之後於1937年航行到英國，很快就在那裡的《每日快報》得到一份工作，這份報紙是英國出色的報紙。在1939—1945年間，他不僅成了他那一代人中好的戰地記者，而且曾經兩次受到嘉獎，並被授予大英帝國官佐勛章，這證明了他在戰場上的非凡勇氣。戰後，他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大眾歷史學家，寫了諸如《白色尼羅河》和《藍色尼羅河》這樣的國際暢銷作品。但是，我們中的很多人將《加裡波利》一書列為他精彩的作品。盡管本書初次出版是在半個世紀前，在此期間也出現了很多其他的陳述，但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對穆爾黑德的敘述和主要結論提出挑戰，甚至也沒有人能夠勝過他對次世界大戰這場超級災難中災難之一的精彩絕倫的描述。
    這是一段令人好奇的歷史，盡管通往黑海的出入口——達達尼爾海峽的狹窄水道——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屬於土耳其的，但它在英國傳說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1914—1918年間。就我們這個民族而言，奇怪的是，我們對自己終贏得的那場戰爭並沒有留下什麼印像；就是艾倫比將軍於1917—1918年在巴勒斯坦打敗土耳其人的那場精彩戰役——以他攻占大馬士革和敵人投降而告終。相反，英國後世子孫的注意力都牢牢集中在更早期的達達尼爾海峽戰役，以及與其相鄰的“外國戰場的一角”——位於歐洲一側的加裡波利半島上。1915年，協約國在這裡遭遇慘敗。成千上萬的人在此地白白犧牲。而相比於1918年的勝利，那場失敗的冒險一直是更受歡迎的關注對像，有多種多樣的敘述、書籍和電影。
    為什麼呢？首先，有種看法是這場失敗的戰役意味著錯過了一次非常好的時機，這是一個有可能打破西線可怕的僵局，提前兩三年贏得戰爭，並改變歷史進程的良機。這種觀點不僅在1915年被廣為接受，直至今日仍舊有信奉者。其次，這是歷史上指揮為不當的一場戰役，展示了英國人在危急時刻發掘幾乎是無窮無盡的廢物將軍的“本領”。無數的年輕人在清澈的海水裡或者附近喪命，因為他們的領導者雖然可能不是傻瓜，但卻在以一種非常愚蠢的方式指揮他們。這個故事中的決定性因素，當然也是這場戰役中不可磨滅的內容，就是作戰雙方崇高的勇氣，他們都在試圖用他們的身體和高尚的精神來拯救他們的前輩和上級們的愚蠢。
    達達尼爾海峽的冒險是那位精力充沛的海軍大臣溫斯頓•斯賓塞•丘吉爾的智慧結晶。他當時年僅40歲，對進行戰爭充滿了熱情和想像力，而這是他在阿斯奎斯內閣中的大多數同僚明顯缺乏的。1914年鼕季，他發現在從瑞士到英吉利海峽的平行戰壕裡，西線的軍隊陷入了僵局。協約國迫切地需要在某處獲得勝利，以讓它們的民眾從萎靡的精神狀態中振作起來。丘吉爾構想出的這個打破僵局的主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會更加積極地推動這種想法——就是利用英國的海軍力量去進攻同盟國的南部側翼，將土耳其趕出戰爭外，開闢出經黑海到英國盟友俄國的補給路線。
    1915年1月13日，在倫敦召開了一場戰爭議會會議，內閣秘書莫裡斯•漢基對此進行了生動的描述：
    丘吉爾突然揭露了他一直嚴守的秘密，就是要進攻達達尼爾海峽！這一想法立刻受到了歡迎。整體氛圍轉變了。人們忘記了疲乏。戰爭議會急切地想要將在西線苦戰的沮喪景像轉變為在地中海看起來更為光明的前景。海軍……將會奔赴前線。
    盡管很多海軍和陸軍的上將對此表示懷疑，尤其是海務大臣——海軍上將費舍爾勛爵也有所質疑，但是丘吉爾憑借著的意志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行動計劃是，由英國和法國的聯合海軍艦隊強行通過達達尼爾海峽，之後出現在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以炮擊為威脅要求其政府投降。
    1915年2月19日，法國和英國的戰列艦在薩克維爾•卡登將軍的指揮下，對土耳其達達尼爾海峽的堡壘進行了次炮擊。3月12日，丘吉爾安排伊恩•漢密爾頓將軍立刻從倫敦出發，指揮兩棲登陸部隊占領加裡波利並向君士坦丁堡進發。很難描述後續行動在準備和執行時的混亂狀態。土耳其人一定有寶貴的時間可以在那片貧瘠、受累不討好的沙石地帶做好迎接入侵者的準備。他們由非常能干的德國人利曼•馮•桑德斯指揮。土耳其的第1師由34歲的穆斯塔法•凱末爾率領，他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現代土耳其的締造者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馮•桑德斯和凱末爾都輕而易舉地就預測到了英國和法國可能的登陸地點，並且組織了相應的防御措施。
    英國有五個師，但全都沒什麼經驗。其中兩個是“澳新軍團”——這是當時新創造的一個詞。入伍的澳大利亞人和新西蘭人中幾乎沒有幾個有經驗的軍官。但是，他們的人民認為他們的參與具有重大的像征意義。他們認為這場戰役是對他們作為自治領發展出成熟民族國家性的次考驗。在家鄉，他們社會中的幾乎每個公民都屏住呼吸，等待著男人們獲得成就的消息。土耳其人一直在講一個關於兩名新西蘭人的故事，這兩人被抓住並且被質問來自哪裡。一聽到他們的回答，土耳其人就說：“從來沒有聽說過新西蘭。”一些正在偷聽的德國人解釋說這是在太平洋上的一個國家，確切地說是在世界的另一端。有所懷疑的土耳其人之後問這兩個戰俘：“你們為什麼在這裡？”戰俘們說他們原以為這就像在橄欖球場打一場客場比賽一樣。一位現代的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寫道，他的同胞們“無憂無慮地奔赴戰場，滿懷著夢想，就像是初次去參加舞會的少女一樣。她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總比待在家裡好，當舞會結束時，她會成為比之前更受歡迎的人。”
    1915年4月25日一大早，澳新軍團在加裡波利半島西面愛琴海一側的陡峭懸崖下強攻上岸。我並不是那些認為一戰中的所有將軍都是無賴和傻瓜的人之一。但是指揮加裡波利戰役的高級軍官們是領導軍隊作戰的人中懵然無知的糊塗蟲。從4月25日起，這一場景為接下來幾個月會發生的可怕屠殺設定好了舞臺。土耳其人以英勇的決心進行戰鬥。利曼•馮•桑德斯和凱末爾證明了他們自己是高超的指揮者。在岸上的英國軍隊和澳新軍團遭受著各種困苦和危險。他們所占領的戰壕一直處於幾乎不間斷的炮擊下，他們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猛攻，結果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卻隻在貧瘠的土地上向前推進了幾碼。
    費舍爾對丘吉爾的不滿日益激烈和瘋狂。5月15日，雙方爆發了後一次衝突，費舍爾辭職了。當海軍大臣試圖安撫他時，費舍爾情緒激動地以一張夾雜著感嘆號的大寫字母的便條回復他：“你一心想要強攻達達尼爾海峽，什麼也不能使你改變主意——什麼都不能。我很了解你！你留下吧，我走。”在達達尼爾海峽的挫敗、在法蘭西的血腥僵局，再加上費舍爾的辭職，都迫使搖搖欲墜的自由黨政府訴諸與保守黨的聯合。
    有些人認為強攻達達尼爾海峽可以改變戰爭進程的想法始終是一種一廂情願的錯覺，我也是這麼認為的。首先，即使打通了通往俄國的黑海航線，英國和法國自己的軍隊也缺乏足夠的武器和彈藥——他們並沒有多餘的可以海運給俄國人。其次，即便皇家海軍炮轟君士坦丁堡，但僅憑海上力量就能迫使土耳其人投降這一點非常值得懷疑。漢密爾頓的軍隊規模太小了，不可能贏得一場陸地戰役的勝利，除非土耳其人自己崩潰瓦解，但他們從未表現出這種可能性。後，就算將土耳其趕出戰爭，這也幾乎不會給德國和奧匈帝國帶來進一步的失敗。一戰和在二戰一樣，隻有在西線也打敗了德國纔能獲得勝利，丘吉爾非常愚蠢地做出了相反的假設。當然，在達達尼爾海峽的勝利可能會非常有用，會鼓舞協約國的士氣。但是這看起來根本不像是戰爭的決勝一擊，整個1915年夏天和秋天，可怕地消耗了協約國的人力和資源。
    頗具影響力的英國戰地記者埃利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旅行到倫敦時，向每一個願意聽他講話的政治家表示這場戰役是沒有出路的災難。起初並沒有人聽從，由極其糟糕的將軍們指揮的災難性行動依舊在繼續進行著。7月末，艾爾默•亨特-韋斯頓精神崩潰了，在登陸前，這位指揮第29師的屠夫還愉快地聳著肩說“可以預料到因子彈、水雷、炮彈和溺亡會造成嚴重的損失”。8月的戰鬥，讓協約國在四天內損失了2.5萬人，另一位將軍沮喪地寫道，他的部隊之一，第53師，士氣十分低落，“隨時可能潰逃”。澳大利亞的戰地記者基思•默多克緊隨阿什米德-巴特利特其後，在回國報道中聲稱加裡波利戰役是徒勞無功的。澳新軍團已經變得完全厭惡和蔑視英國將軍了。
    10月，對漢密爾頓的解職姍姍來遲，取代他的是查爾斯•門羅爵士，他立即建議放棄這場戰役，撤退軍隊。基欽納親自從倫敦過來查看，他支持門羅的結論。11月，情況更糟糕了，因連續三天的猛烈風暴，路上補給變得不可能了，這使得岸上八萬人的困苦更加嚴重。有些人在原地凍死了。
    而後，撤退成了這場戰役中效率高的部分。為了阻止土耳其人發現正在進行的事情並趁虛而入，戰線上的士兵是逐漸減少的。12月18日，主要的撤退行動開始了，1916年1月8日，後一批人從赫勒斯角撤離。在海灘上，五百匹可憐的騾子，也就是後一批上岸充當馱畜的動物被射殺。
    一名澳大利亞軍官留下了一張便條給土耳其人，請求他們保護澳新軍團的墳墓，說他覺得他們會這麼做的，正如他們在戰鬥期間表現得“非常令人尊敬”。另一個士兵留言稱：“你們沒有把我們趕走，伙計，我們隻是自己離開了。”一名澳大利亞輕騎兵擺了一張四人桌，上面放著果醬、罐裝牛肉、餅干和奶酪。他的便條寫道：“這個休息處並沒有陷阱。”
    達達尼爾海峽戰役給土耳其造成了251309人的傷亡，其中有87000人喪生；法國陣亡10000人，澳新軍團陣亡8709人，英國陣亡21000人。在兩場世界大戰中，新西蘭人的傷亡人數比例，可能是所有協約國士兵中慘重的。在於加裡波利服役的8556人中，有2701人喪生，4752人受傷。與西線的殺戮相比，這一傷亡相對較小。英國在1916年的索姆河上可能僅僅一兩天就會喪生這麼多人。但不管怎麼說，達達尼爾海峽在戰爭史上都占據著特殊的地位，因為這場徒勞的閱兵的上演地點非常接近充滿了古典傳說的陸地和海島——特洛伊。對澳大利亞人而言，用他們的一位歷史學家的話說，它變成了“一個荷馬式的傳說”。自那以來，他們就以一種強烈的、典型的民族主義方式宣稱這個傳說是屬於他們自己的。甚至是在21世紀，他們的後代子孫中還有很大一批被吸引到加裡波利，參加紀念活動。澳大利亞的民間傳說將該半島定性為古老的“母國”將軍們嚴重背叛了其自治領的年輕人們的地方。這並不是完全錯誤的印像，但是有時令人感到生氣的是，我們發現現代澳大利亞人完全不知道當時喪生的英國士兵是澳大利亞士兵的兩倍這一事實。
    溫斯頓•丘吉爾直到去世時都一直認為如果海軍和陸軍的將領們更英勇並且更有能力的話，戰爭的進程可能會在這裡發生改變。幾乎沒有現代歷史學家表示贊同。加裡波利戰役從根本上來說是有缺陷的，而且執行不力。這位海軍大臣承受了這次失敗所帶來的大部分激烈的政治責難。他被迫辭職，並且同意在法國擔任一個營的指揮官。1917年，他纔再次被召入勞埃德•喬治所領導的政府，直到1940年，某些英國政治家纔會原諒他或者說忘記他對達達尼爾海峽所負有的責任。
    許多戰爭中的許多戰役在後世子孫看來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所有的戰爭都會犧牲人命。那些在達達尼爾海峽的海上和加裡波利的岸邊戰鬥和喪生的年輕人們的日記和信件是戰爭中令人感動的文件。參觀這一戰場就是來歷可怕的一場衝突中激動人心的遺址之一朝聖，而艾倫•穆爾黑德也許會一直是其中耀眼的記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