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變異：日本認知與想像的二重奏 ?

上篇變異

章日本的原理

東亞造就日本的世界體繫

風土加拉帕戈斯化的文化起源

神祇 初民文化的現代異彩

文字日本思維樣式的形成

文明日本民族的演化機制

第二章日本的奇異性

清寂日本社會秩序的美學根源

恥感一個生殺予奪的傳統觀念

罪孽低犯罪率背後的文化與社會

儀式日本文化中的彼岸因素

色情日本風月文化的本質

中篇日本二千年

第三章傳統東亞世界的競爭者（57—1868）

倭王受封決定日本命運的歷史時刻

大化改新日本自我意識的形成

白村江之戰在東亞世界的啼聲初試

豐臣秀吉圖謀北京的戰國梟雄

江戶時代“華夷變態”後的東亞世界

第四章傳統東亞世界的競爭者（1868—1945）

甲午戰爭傳統東亞世界秩序的終結

中日同盟東亞新秩序的構想

二十一條東亞內戰的開啟

“滿洲建國” 石原莞爾的世界戰略

盧溝橋事變東亞世界史的悲劇

第五章近代西方世界的挑戰者（1853—1945）

黑船來航從鎖國到開國

明治維新觀念的歷史力量

日俄戰爭東風壓倒西風

帝國戰略作為黃種人的代表

太平洋戰爭“歷史被創造出來了！”

東京大空襲從重慶開始的因果鏈條

廣島和長崎兩個“神國”的對決

第六章近代西方世界的挑戰者（1945—2010）

麥克阿瑟上帝派往日本的使者

東京審判對舊世界的審判

日美同盟東亞世界秩序的重構

衝繩被遺忘的“軍事殖民地”

日美貿易摩擦日本的第二次戰敗？

下篇現代日本的深層結構

第七章現代日本政治的秘密

天皇宛如自然一般的存在

自民黨實現長期執政的機制

行政官員隱性的執政黨

政治家武士的後裔

日本右翼尊王攘夷的現代回聲

第八章現代日本經濟的邏輯

爆買日本商品的民族屬性

工匠精神日本商品的人格呈現

造物日本生產現場的邏輯

企業經營命運共同體的創造

日本模式“日本株式會社”的章程

福利社會“日本型社會主義”的虛實

第九章日本的困境與未來

少子高齡化人口危機的政治議程

**神社民族國家的原罪

戰後體制東亞世界秩序的縮影

和平憲法未完的世界主義理想

終章日本二千年的啟示

附論我們是誰：從日本的回望

參考文獻

後記

本書的日本演化史敘事不是傳統的以時間和事件為經緯組織的編年史敘事，而是在我們當下的問題意識——即日本何以成為我們當下所見的“日本”——導引下建構的精神史敘事。

“東亞”是我們重新認識日本的首要框架；或者說，從世界體繫的角度來理解日本的變異，是我們把握日本的原理。在這個新的認知框架中，日本和中國不再是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中彼此獨立的國家。相反，它們都是古典東亞文明體繫中的一員，在生成上有著相同或相近的起源。由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新的視角——比如，倘若從雙方共有的古典東亞世界文明的角度來看當下的中日兩國，那麼誰的“變異”更為顯著呢？

倭王受封是我們理解日本的演化的個關鍵歷史節點， 但很多歷史學家尚未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他們的歷史敘述對此也通常是寥寥幾筆帶過。很多讀者在讀古代日本這一時期的歷史時， 很可能也跟著跳了過去，不會留下什麼特別的印像。那麼，這個事件對日本國家的形成有著怎樣的影響？

如果先說結論，那就是，這一事件意味著日本歷史的起點在中國，意味著在日本歷史意識的深處，有一個擺脫不掉、無法磨滅的影子：“中國”；用一個比喻來說，這個事件為日本自我意識的成長埋下了一粒特殊的種子。這也正是我在前面提出的“中國內在於日本”這個說法的另一層含義。

我們今天不難推斷，初應該是日本的使節首先向中國提出了稱呼上的要求，武則天纔敕命更改，否則我們看不到唐王朝下令更改稱呼的動機。其實，中國史書上的“倭”字源於古代日本民族自稱，是記錄他們自稱發音的漢字。後來，日本民族自稱為“大和”民族，使用諸如“和風”“和魂”等意味著民族性的說法，其實就是用“和”取代了發音相同但文字不同的“倭”字。

問題的關鍵在於，當時生活在日本列島上的倭國人要求更改國名的事，並不是簡單的外交行為，而是有著明確的政治意圖。簡單地說，倭國改名這件事是一個標志，標志著日本此時已經形成了成熟的自我意識。

鐮倉時代的日本成朝後，它的自我意識——針對東亞大陸王朝的對等乃至優越的意識——得到了進一步的成長和強化。這一意識誕生於倭王受封的時代，源遠流長，更重要的是，它就像埋藏在土裡不死的種子一樣，每當陽光和雨露豐沛之時，就會破土而出，進入人們可見的現實歷史世界。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日本歷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武士和政治家——豐臣秀吉（1536—1598），就是這樣一粒種子。

重新審視江戶早期出現的一個新觀念，即“華夷變態”，有助於我們回答上述問題。在當時日本的政治精英看來，處於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是由被稱為“胡人”的北方少數民族，即女真族建立的國家；按照中國傳統的“華夷”觀念來看，中國已經不再是文明的典範，而是由“夷狄”統治的國家。這就是“華夷變態”的涵義，它初源於德川幕府的儒家學者編撰的中國形勢報告書。但另一方面，這個說法中還有一個隱微但極為重要的含義：既然中國已經胡化或者說夷狄化，那麼日本就成了“中華”的代表， 成了東亞古典文明的繼承人。

甲午戰爭結束後，傳統的東亞世界體繫已經徹底解體；中國本土由此完全暴露在列強的面前，成為殖民列強競相爭奪的目標。與此相對，日本獲得了進一步的激勵，它要成為亞洲的霸主，成為亞洲新秩序的核心。在這個意義上，甲午戰爭正是日本政治意識的一次呈現和自我實現的過程。

近代日本的大國崛起之所以伴隨著光榮與屈辱，問題的根源正在於它此時的自我與世界認識。在危機叢生的1930 年代， 日本強力推行了近代以來一以貫之的大陸政策，策劃並實行了分裂中國領土的方案，終導致它不得不放棄與英美等大國的協調。事實上，隻有在協調和互動中，近代文明所具有的野蠻一面，纔能逐步得到消除。但在危機四伏的年代，日本放棄了與其他國家共同克服危機的方案，選擇了與世界為敵的政策。

在戰後的批判反思過程中，竹內好提出了一個有名的說法， 叫“優等生文化”：在致力於學習外部世界方面，日本人從來都是非常熱心。他這樣寫道：“趕上，超過，這就是日本文化的代表選手們的標語。不能輸給別人，哪怕隻是一步，也要爭取領先。他們像優等生那樣掙得分數。”也就是說，近代日本就像學校裡的好學生一樣，隻要拿，其他就不聞不問了。

竹內好的這個比喻，其實是他進行的自我批評：“優等生”畢竟隻是學生，尚未產生真正成熟的自我意識與文明意識。“優等生文化”容易產生兩種結果：一是完全按照老師的規則行事；二是優越意識，一種指導落後者與落後的人民的“使命感”。日美開戰後，竹內好說“歷史被創造出來了”，其實就是優等生意識的流露。當然，那時候日本國民上下真誠地認為，日本正在為創造世界新文明與新秩序奮鬥。

在這種“優等生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當日本精英看到西方列強壓迫、殖民其他國家與民族的事實時，自然會感受到近代西方文明不義、野蠻的一面。我們前面曾提到的松岡洋右在國際聯盟的演說，就是這種優等生意識的代表：日本極其“聰明” 地效仿西方殖民帝國的種族歧視與民族壓迫行為，盡管它早已“聰明”地認識到這種秩序的不義和無法持久。於是，它開始構想更為文明的世界新秩序。但在日本進行殖民擴張的過程中，它自身的野蠻力量與“優等生”的偏執意識相互激蕩，結果便是將自己的文明意識丟得一干二淨。日本雖然在國土上成功避免了淪為西方的殖民地，但在思想觀念上近乎全面淪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