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時人類記憶中的動物

20世紀30年代的人們與21世紀的後人在許多方面都不盡相同，與他們一起生活的寵物也是如此。哈麗雅特 ·裡特沃在撰寫 19世紀動物與人的關繫時，非常重視階級和性別。因此，她認為，貓可能會受到那些“默默支持動物自主權的”人群的青睞。的確，如果說 19世紀發起的動物保護運動的部分原因是為了“保護動物免受下層階級的掠奪”，那麼，在 20世紀，動物慈善機構則面向越來越多的群體，也會照料那些曾遭受社會批判的平民的寵物。由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國家獸醫藥房動物之家等組織經營的城市診所的發展表明，越來越多的百姓領養寵物並且願意為它們尋求獸醫護理。雖然動物—人類關繫會因階級和性別的不同存在差異，但在 20世紀 20年代和

30年代，某些動物和人類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有利於跨越這一界限。

當然，動物和人類的關繫之所以出現危機，並不是因為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近，雖然影片中動物在“一戰”中的存在終於獲得了人們的認可，尤其是馬、騾和驢，但人們還是不太關注寵物。盡管“二戰”的幸存者可能還記得幾十年前發生的事，但動物的壽命要短得多，它們不可能記得。 1939年夏天幸存下來的貓咪、小狗、兔子或金絲雀不可能經歷 20年前的“一戰”，“9月大屠殺”（September Holocaust）歷史悲劇與幸存動物的戰時行為本身毫不相關。如果之前的戰爭與動物在“二戰”時的行為有所關聯，那是人類的經歷及 20世紀 20年代和 30年代家庭中動物—人類關繫的總體狀況所致。

關於 1914—1918年戰爭期間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每個人的回憶都不同。或許有人記得當某些議員對所有寵物發洩不滿時的議會氛圍。菲利普 ·馬格努斯爵士是活體解剖的推動者，他曾提倡禁止在市區養狗（但未成功），因為狗既消耗食物，又破壞倫敦的人行道環境。他宣稱，“不受歡迎的動物可以完全禁止”，他說的是流浪狗和雜交狗，不包括已登記注冊的品種。埃塞克斯郡都切爾姆斯福德的保守黨議員歐內斯特·普雷蒂曼也很反感寵物進入市區，他表示：“寵物狗的用處千差萬別，因為其中不乏毫無價值的狗，所以限制它們進入市區當然是可取的。”因此，一直支持犬舍俱樂部進行犬隻區分的優生論重新抬頭。當時，戰爭使得狂犬病流行，弄得人心惶惶，政府借此機會證明寵物狗確實會對城市居住環境造成嚴重危害，所以要對雜交狗、來路不明的狗和“無用的”狗實行必要管制。除了將狗劃分為純種或雜交之外，政府還試圖在“實用”和“情感”方面進一步區分，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屬於階級和性別歧視。也就是說，人們認為犬類與人類的關繫將決定政府如何對待它們。因此，人們認為養土狗省事省力且有利可圖。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羊群育種者協會呼吁政府對養狗征稅，他們認為市區裡有“許多無用的狗”在消耗人類的食物。即使是寵物豚鼠，幾十年來一直被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稱贊是干淨無害的動物，現在也成為人們飯桌上的菜肴，“作為各種燉菜的主菜，與蘑菇一起切碎，文火慢燉，味道極佳”。

其他人可能記得動物慈善機構的強烈反對，記得堅定的動物支持者反對議會鎮壓的任何企圖，記得當時寫給《泰晤士報》的書信，記得人們與寵物共患難。國家犬類保護聯盟駁斥了政府對寵物狗的敵意，認為“那些憎惡狗的人不是出於愛國主義，也不是想要保障人類食物，而是出於私心，他們試圖利用政府權威實行報復”。人們做了很多努力，用分配得來的食物喂養寵物。國家沒有定量配給狗餅干，但 1917年的小麥、黑麥和大米限制令限制了其營養成分。對一些狗來說，喫點凝固的血就可以當一頓飯了。其他狗會食用魚的殘渣及來自人們自家花園的胡蘿卜、防風草和土豆。狗主人約翰 ·桑德曼解釋道，除餅干外，他的狗隻能靠喫人們丟棄的碎肉和皮為生，否則會成為下酒菜。“我覺得殺害它們是一種既殘酷又不公正的行為，所有人都應當反抗。那些提出質疑的人自己並不養狗，他們因為無知而胡亂發聲。”然而，盡管許多國會議員對狗懷有敵意，但從未建議或通過任何殘殺寵物狗的行政指令。 1918年 5月，英國財政大臣被迫在下議院聲明：“政府並未像某些團體預測的那樣，下令殘殺寵物狗。”豪阨爾曾仔細分析道，這些運動險些釀成大禍，造成某些特定品種甚至整個狗界滅亡。

有些人對貓也滿懷敵意，他們認為養貓是一筆不必要的花銷。因此，《泰晤士報》嚴厲譴責了一家“貓坊”，因為其收留了德國人遺棄在倫敦的動物，當時這些人或被拘留，或被迫逃離。其所付出的成本也受到了批判：“當每一分錢都要為帝國所用，就沒有時間為貓大動干戈。”然而一些人認為貓是“行走的疾病活體”；另一些人則認可貓可以防止囓齒動物偷喫儲藏物，以及鳥類啄食田地裡的種子。正如一位支持者所言，老鼠每年毀壞的食物價值 150萬英鎊，而貓可以有效預防鼠疫。人們關於貓的存在價值褒貶不一，《泰晤士報》由此引發了關於貓的價值和成本的熱議。盡管面向全國 1500萬隻貓征稅很難落實，但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其他人建議政府應設立一個滅鼠部門，如此一來，傷員可以監督貓，貓可以捕捉老鼠。相比之下，1916年蘭貝斯貓展上的貓生活安逸，引起了人們的強烈反感，隻見它們“舒適地躺在粉藍色絲墊上……這些貓干淨整潔、毛發光滑，其中還有幾隻肥碩無比”。為了轉移人們對純種動物舒適生活的批評，主辦方把盈利捐給了服務於受傷軍人的“星嘉德”機構。在蘭貝斯寵物狗展上展出的狗，盡顯奢華、整潔，與嚴鼕季節擠在防空洞的人類形成了鮮明對比，“此後，關於人們去餐館為寵物狗購買昂貴的菜肴之說，看來並非空穴來風”。

然而，許多個體和動物慈善機構都反對敵視貓狗行為，認為這是對“敵人”的屈服，這種說法在之後數十年仍然盛行，即將善待動物視為一種文明行為。一位日記作者在 1917年 4月這樣寫道，禁止養寵物都是一些胡話，他表示強烈譴責：“難道因為與野蠻人搏鬥，我們也要變成野蠻人？”英帝國主義事業的正義性似乎也要求人們善待寵物，這一主題將在“二戰”中重現。盡管關於動物—人類關繫的一些爭論是在大戰時期展開的，但在隨後的幾十年裡，人類和動物的依存關繫將得以確立。如果人類發生了變化，與之共存的動物也會改變。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我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工業革命、城市化、全球化，所有這些或已經或正在影響動物的生活……

現在的寵物與 1800年的寵物並不一樣。”改變的不僅是關繫，人類和動物之間共享（或不共享）空間的物理參數也會反作用於這種關繫。

寵物與家庭空間

據《泰晤士報》 1939年報道， “20世紀的新家養寵物”是虎皮鸚鵡，“二戰”時期，英國有三四百萬隻虎皮鸚鵡。獸醫約翰·克拉比陸軍準將估計， 1939年，僅倫敦就有大約 200萬隻貓狗， 5萬匹（頭）馬和牛， 2.4萬隻羊和豬。這些數字或許能表明人類和動物可以持續生活在同一空間，但不能說明關繫類型或這種共生是如何發生的。

狗作為人類的伙伴已有數千年歷史，但在 20世紀 20年代和 30年代，狗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可根據它們在房子內或房子外的住處判斷。狗作為人類的伙伴，不同的動物慈善機構和犬科專家對它們的合適位置的看法不一。埃德溫 ·理查森上校因在“一戰”中訓練各種狗而聞名，尤其專長訓練艾爾谷梗犬，他的方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他的著作《英國戰犬：訓練方法和心理學》總結了他和妻子訓練犬類的方法。例如，理查森夫人表示，曾經有一隻送去軍犬學校的鬥牛獒，“極其蠻橫無理，讓人束手無策”，四年來它一直戴著銬鏈。“她發現，這隻鬥牛獒的行為雖然野蠻兇狠，實則天性敏感且局促不安。它的性格受到心靈創傷和內心恐懼的影響，如果能幫助它重建信心，那它也不會如此兇狠。”她嘗試慢慢地和鬥牛獒進行身體接觸，

“她的手放在它棕色的大腦袋上，鬥牛獒允許她撫摸自己光滑的耳朵”，就這樣，它的銬鏈被換成了繩子。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羅伯特·柯克近日討論的那樣：理查森認為，與動物打交道需要訓練員具備特殊天賦，好選擇那些愛狗人士，這樣纔能與它們進行有效溝通。建立關繫是關鍵，更重要的是，狗需要訓練，馴養人同樣需要。

犬舍俱樂部主席亞瑟 ·克羅克斯頓 -史密斯在和平時期采用了類似方法，他對將狗拴在戶外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這種做法不僅可恥，而且殘忍。狗為人類提供無償服務，難道我們提供的報酬就是用短鏈把它們拴在木桶上嗎？”和理查森夫人一樣，他得出結論：“看到它變得郁郁寡歡、野蠻兇狠，驚訝嗎？”更激進的是，與當時的規範相悖，克羅克斯頓-史密斯還嚴厲質疑狗應該住在哪裡：“狗住在家裡帶來不便時，人們應該立即停止把它們當作玩物的行為。”即使它是一隻像拉布拉多一樣的“工作犬”，通過改變狗的生活空間，動物—犬科關繫也可能隨之確立，“把它帶到屋裡，讓它和你熟悉起來；每當你帶著它外出時，你會驚訝於它帶來的快樂”。也就是說，如果人類富有同情心，允許狗進入自己的空間，人和狗都將得到情感慰藉。針對反對在屋外為狗預留空間的觀點，國家犬科保護聯盟做出了相關回應，將狗重新定義為“生來追求自由的動物”，認為用鏈子拴住狗“不僅殘忍，而且對狗的健康有害，往往會使性情溫和的狗變得野蠻易怒”。尾巴戰士俱樂部以“我來守護我的朋友”為口號招納了約 40萬名寵物狗主人，該組織發行的小冊子指出：狗或許是家庭吉祥物，這不僅僅是一種隱喻，而且是在重新描述狗和人類共處同一空間時，二者之間的相處方式 —各取所需、互惠互利。

對於人類和其他動物的關繫來說，家庭內外的指定空間也很重要。但人們很少會為貓指定位置，貓在家庭中的角色決定它們是否可以進入室內不同地方，但是貓並不期望像狗那樣擁有自己的指定空間。這不僅顯示出人類眼中的貓科動物具有獨立性，也表明了貓科動物的警惕性，它們並不喜歡長期待在同一個地方。

育種與生存本質

不同種類寵物的育種意味著會培育出不同的生理和情感特征。人類的介入使動物符合當代人的需求。人類的選擇特別影響了被繁殖的狗的類型和數量，而與個體動物的“配偶選擇”無關。犬類寵物的體形通常不同於往日，關於過度喂養的話題，批評者表示，大丹犬變得“越來越壯碩，酷似驢子”。“一戰”結束後，阿爾薩斯犬可謂香餑餑，甚至在犬舍俱樂部的犬種中一度名列前茅，“全是拜歐洲戰場上的歸國軍人所賜”。更諷刺的是，為了在 20世紀 20年代“擴大”育種基地，人們從德國進口大量狗。“一戰”期間，犬舍俱樂部中的臘腸犬（德國狗）登記數量出現了“悲劇式下跌”，很顯然，臘腸犬不再那麼受歡迎。與雜交狗不同，犬舍俱樂部裡的狗由人類專門喂養，人類的態度也會對某些種類動物的生存和基因變化產生特殊影響。

人類在養貓的過程中也會刻意培育其外表和智力。正如理查森上校在 1929年寫的那樣：“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希望改善不同品種貓的質量，經他們培育後的貓都變得很聰明。 ”例如，暹羅貓是極其罕見的品種。 1930年 8月，出版商邁克爾·約瑟夫專門選購了一隻暹羅貓查爾斯，他還有一隻玳瑁斑貓米娜。據他描述：“如今（ 1943年），暹羅貓在英國大部分地區都很有名，但在 1930年，許多人還從未見過它。”因此，很早以前，有故事講述了一名火車售票員將查爾斯誤認為是隻狨猴。然而，約瑟夫仍然認為有必要向戰時讀者詳細描述暹羅貓的特征，比如“它的聲音與普通貓的聲音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