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普魯士”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人們熟悉那個在19世紀威震天下，用“鐵與血”統一德意志的歐洲強權，也知道一種叫作“普魯士藍”的顏色——來自普魯士的深藍色軍服。然而翻開現代歐洲地圖，卻根本無法找到這個名字，不同於倫巴第、勃艮第、薩克森這類政權消失後地名依然延續的前國家，曾經叱咤風雲的普魯士仿佛從地球上蒸發了。
二戰結束後，盟國認為，為了一勞永逸地在德國消除戰爭的危險，作為軍國主義化身的普魯士必須被廢除。於是，普魯士——一個幾百年來在歐洲舉足輕重的國家——自1947年2月25日起徹底不復存在。
但是，正如克裡斯托弗•克拉克在《鋼鐵王國》中所揭示的，普魯士的遺產要比這復雜得多，人們對它的爭議也從未停止。盡管現在普魯士在歐洲的中心地帶已成為逐漸消失的記憶，但它的真實故事卻能讓我們重新認識現代歐洲國家蓬勃崛起的歷史。
在書中我們會發現，這個國家在約400年前是由支離破碎的領土拼湊而成的，既沒有豐富的資源，也沒有連貫的文化，各組成部分缺乏認同感。但在幾代人的時間裡，普魯士奮發踔厲，通過有效的改革措施、開明的文化政策、靈活的外交手段、精銳的新式軍隊，從一個貧窮、被忽視的中世紀小國發展成為歐洲最具活力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本書追溯了普魯士參與歐洲大陸的宗教衝突和政治競爭的歷史：從三十年戰爭的破壞到神聖羅馬帝國的解體，從弗裡德裡希大王的啟蒙運動到拿破侖的毀滅性征服，從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到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以及這一切對動蕩的20世紀的影響。
普魯士曾被認為是20世紀上半葉歐洲兩次大戰的禍根，克拉克卻為我們展示了這個國家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命運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人們常常忘記，普魯士也曾是歐洲人文傳統的典範，它擁有高效的政府、廉潔的公務員制度和宗教寬容傳統，被認為肩負著引領德意志統一和富強的使命。《鋼鐵王國》是一部關於普魯士在現代史中扮演的關鍵角色的權威性著作，克裡斯托弗•克拉克用細膩的筆觸、嚴謹的邏輯、深刻的思考及全面的審視，講述了這個國家和霍亨索倫王朝300餘年迷人而跌宕起伏的故事。

推薦序
引 言
勃蘭登堡 - 普魯士的歷史
第 一 章 勃蘭登堡的霍亨索倫王朝
第 二 章 毀滅
第 三 章 非同尋常的德意志之光
第 四 章 王權
第 五 章 新教
第 六 章 鄉土勢力
第 七 章 逐鹿歐洲
第 八 章 敢於求知！
第 九 章 傲慢與報應：1789—1806
第 十 章 官僚創造的世界
第十一章 鋼鐵時代
第十二章 上帝的歷史征途
第十三章 事態升級
第十四章 普魯士革命的輝煌與苦難
第十五章 四場戰爭
第十六章 並入德意志
第十七章 落幕
致 謝
注 釋

引言
1947年2月25日，盟軍柏林占領當局的代表簽署法令，廢除了普魯士的國家地位。自此以後，普魯士徹底地成了歷史。
普魯士這個自成立之初便成為德意志軍國主義、反動思潮傳播者的國家在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
為了維護和平、守護各民族的安全，為了確保德國在民主的基礎上，進一步重建政治生活，管制委員會決定頒布如下法令：
條款一
普魯士、其中央政府及其所有附屬機構自即日起全部廢除。
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的第46號法令絕不僅僅是一道行政命令，因為占領當局把普魯士從歐洲地圖上抹去的做法同時也相當於對普魯士做出裁決，為其蓋棺論定。普魯士與巴登、符騰堡、巴伐利亞、薩克森不同，並不是一片普通的德國領土，而是為禍歐洲的德意志弊病的發端之地，是導致德國偏離和平發展道路、放棄政治現代化進程的罪魁禍首。1943年9月21日，丘吉爾在英國議會發言，指出“普魯士是德國的核心，是反復出現的疫病的根源”。所以說，從像征意義的角度來看，把普魯士從歐洲的政治地圖上抹去是一項很有必要的舉措。普魯士的歷史已經變成了一場噩夢，壓在生者心頭。
這個極不光彩的結局讓處理本書的主題壓力重重。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早期，史家對普魯士歷史的描述大都相當正面。普魯士學派的新教歷史學家大唱贊歌，宣稱普魯士作為一個國家，不僅是理性行政的實施者、進步的推動者，也是把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諸國從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國的波拿巴主義者的桎梏中解救出來的解放者。該學派的歷史學家認為，1871年成立的以普魯士為主導的民族國家是宗教改革之後，德意志歷史演變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最佳結果。
1945年後，納粹政權犯下的滔天罪行已把德國的歷史籠罩在陰影之下，這種用正面的眼光評判普魯士歷史的觀點漸漸失去了市場。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指出，納粹主義的出現並不是意外事件，而是“［普魯士］慢性疾病的急性癥狀”；就心態而論，奧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做出選擇，成為普魯士人”。一種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步入現代之後，德國的歷史沒能走上“正常”（如美國、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道路，沒能進入相對自由、紛擾較少的政治成熟期。這種觀點指出，法國、英國、尼德蘭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將舊精英和舊政治制度的權力一掃而空，而德國則從來都沒有發生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取而代之的是，德國走上了一條“特殊道路”（Sonderweg），在道路的終點迎來了長達12年的納粹獨裁統治。
在這種畸形的政治環境的形成過程中，普魯士起到了關鍵作用，因為縱觀德意志諸國，普魯士看起來正是“特殊道路”的種種典型癥狀表現得最為明顯的那個國家。在所有這些癥狀中，當數容克地主階層屹立不倒的權勢最為突出。容克地主是居住在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貴族地主，他們長期把持普魯士的軍政大權，在鄉村地區一手遮天，在歐洲經歷了革命浪潮的洗禮之後，他們的主宰地位保留了下來。無論是對普魯士，還是進而對德國來說，這一弊端造成的後果似乎都是災難性的：普魯士和德國出現了反自由的、沒有包容性的政治文化，表現出了一種比起法律賦予的權利，更加尊重強權的傾向，建立了一脈相承、未曾中斷的軍國主義傳統。幾乎所有分析德國走上“特殊道路”原因的見解都把失衡的或者說“不完全的”現代化進程視為癥結所在，認為在德國，政治文化的演進沒能跟上步伐，被經濟領域的創新和增長落在了後邊。根據這種解讀，普魯士是德國及歐洲現代歷史的萬惡之源。普魯士把本國獨有的政治文化強加於剛剛誕生的德意志民族國家，扼殺了德國南部更加自由的政治文化，令其徹底邊緣化，從而為之後的政治極端主義和獨裁統治奠定了基礎。普魯士對威權主義的推崇、對強權充滿奴性的順從，為民主制度挖掘了墳墓，為獨裁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地基。
上述範式轉移的歷史見解轉變引起了那些想要為普魯士這個已經被廢除的國家正名的歷史學家（他們大都生活在聯邦德國，政治取向十有八九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激烈反對。他們如數家珍，列舉了普魯士取得的成就——清正廉潔的公務員體繫；對宗教少數派的包容態度；一部廣受稱贊，引得德意志諸國爭相效仿的法典（1794年頒布）；（19世紀時）在歐洲鶴立雞群的識字率；效率極高，堪稱範式的官僚體繫。他們提醒人們關注生機勃勃的普魯士啟蒙運動。他們著重指出，普魯士作為一個國家，在面臨危機時會轉變重組，重獲新生。“特殊道路”範式著重指出普魯士人在政治上充滿奴性，對強權卑躬屈膝，他們則反對此說，強調普魯士歷史上的那些值得回顧的反抗強權的事跡，尤其是對1944年7月時，普魯士軍官在暗殺希特勒的行動中起到的關鍵作用大書特書。在他們的筆下，普魯士並非十全十美，卻仍然與納粹創建的種族主義國家截然不同。
隻要試圖理解普魯士的歷史，就肯定無法完全避開上述爭議所提出的問題。我們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評價普魯士的歷史，都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普魯士在德國20世紀災難連連的歷史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當把希特勒奪取權力這件事當作唯一的切入點來解讀普魯士的歷史（實際上，無論分析哪個德意志邦國的歷史都是如此），這同樣也不意味著我們應當用非黑即白的道德標準來評判普魯士的歷史，好似完成任務一樣，頌揚光明面，痛斥陰暗面。當代的歷史討論（還有一部分專業的史學著作）充斥著對普魯士歷史兩極分化的評判，這是很有問題的，因為這不僅過分簡化了原本極其復雜的普魯士歷史，還會把普魯士的歷史壓縮成一套證明德國人有罪的民族目的論。隻不過，我們必須認清這樣一個事實——普魯士在成為德國的邦國之前，早就已經成了一個歐洲國家。在這裡，我要提前擺出本書的一個中心論點——德國並沒有成就普魯士，反倒是導致普魯士走向毀滅的禍根。
正因為如此，我纔沒有把普魯士的歷史記錄分成善惡兩類，沒有拿出天平，稱一下普魯士的歷史到底是善多一點，還是惡多一點。同樣，我也不會宣稱自己外推出了“經驗教訓”，不會給出道德上、政治上的建議，去指點現在及未來的讀者。翻開本書之後，各位讀者會發現，書中的普魯士與某些痛恨普魯士的學者筆下的普魯士十分不同，不是一個好似白蟻巢一樣等級森嚴、冷酷無情、嗜血好戰的國家，但書中同樣也不會出現親普魯士的學者筆下好似圍坐在爐火周圍，回顧美好的往昔一般，對普魯士的歷史太過溫情的記述。我很慶幸自己是一個出生在澳大利亞，在21世紀的劍橋大學工作的歷史學家，在記述普魯士的歷史的時候，不會感到自己肩負著某種義務（或受到了某種誘惑），既不需要扼腕嘆息，也不必歌功頌德。因此，本書的目的是，探究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成就了普魯士，之後又讓普魯士走向毀滅。
近年來，學界流行著一種觀點，它強調民族和國家並非自然形成，而是在難以確定的外部條件的影響下出現的。這種觀點認為，民族和國家是有人設計、有人建造的“大廈”，而修建大廈的磚瓦則是在意志的火焰中“燒造”出來的集體身份認同。10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國家能夠像普魯士那樣，如此讓人信服地證明這一觀點：普魯士是一個由七零八落的領土組成的國家，既沒有天然的邊界線，又沒有獨特的民族文化、語言、傳統飲食。此外，普魯士時不時地對外擴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吸收了新的人口，即便經歷了困難重重的同化過程，這部分人口也不一定能夠培養出對普魯士的忠誠感，結果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了領土分散、文化缺乏一致性所造成的困難。把生活在普魯士境內的居民塑造成“普魯士人”是一個緩慢而又一波三折的

克拉克的敘述細致入微，為讀者開闢了一條又一條清晰的道路，讓他們去了解普魯士三百餘年的復雜歷史……這部鴻篇巨制優雅而又不失幽默，堪稱典範之作。
——《BBC歷史雜志》

《鋼鐵王國》展現了一幅更為復雜且令人信服的德意志國家的面貌，而這個國家往往被簡化為一個頭戴尖頂盔、腳蹬锃亮靴子的漫畫形像。普魯士與其軍隊密不可分，但普魯士也因其高效、廉潔的公務員制度，創新的社會服務體繫、宗教寬容以及無與倫比的教育體繫而聞名於世。……克拉克的研究堪稱典範，他有條不紊地組織了大量材料，清晰地確立了自己的主題，並在關鍵時刻停下來進行回顧和反思。
——《紐約時報》

從腓特烈大帝的軍事和農業創新，到19世紀的高級學術政治，再到俾斯麥的社會保障體繫，這部史詩般的普魯士歷史追溯到17世紀，反映了該地區令人驚訝的寬容和繁榮的學術文化。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克拉克認為，沒有普魯士的世界會更加貧乏。
——《大西洋月刊》

克拉克展示了普魯士的復雜性，在其歷史之中，宗教寬容與狹隘、啟蒙運動與蒙昧主義、中央集權與地區特殊主義、法治與無情的專制之間形成了鮮明對比，克拉克在書中對這些矛盾進行了敏銳的分析，這無疑是近來關於普魯士歷史上佳的著作……其中迷人的軼事、嚴肅的思想分析、政治和軍事歷史以及文化和社會現像的描述恰到好處地結合在一起。 
——《新共和》

隻有通過相反的例子，我們纔會發現最近“歷史熱潮”中一些倉促寫成的產品是多麼不堪。克拉克不是那種在無法反駁的死者面前虛張聲勢的人，這是一部資料翔實、論述公正的歷史調查，作者顯然對社會環境和決策環境的變化非常著迷。閱讀本書的樂趣之一在於，克拉克在評估過去不可否認的另一面時，抵制了任何將其轉化為古裝劇的傾向。
——《衛報》

曾經有許多國家被征服、分割、占領，甚至毀滅。普魯士的獨特之處在於，在1947年2月它被英、美、法、蘇四個戰勝國下令正式廢除之前，它就已經不存在了……克裡斯托弗·克拉克以這一著名的法令開始了他關於普魯士的崛起和衰落的歷史敘述。這本傑出的著作並不是另一種驅魔儀式，也不是不加批判的頌揚。《鋼鐵王國》深入淺出地講述了一個中等的德意志國家是如何躋身歐洲五大強國之列的。
——《獨立報》

這是一部關於歐洲唯—消亡的強國的歷史巨著，細致入微、冷靜而又扣人心弦。
——《金融時報》

普魯士從邊陲小邦到歐洲大國的發跡史，它輝煌的思想和文化，統治者治國理政的成就，讓人著迷；普魯士與現代德國的關繫，它痴迷於“鐵與血”以及由此給自己及整個德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則令人深思。《鋼鐵王國》為我們更詳細地了解具有傳奇色彩的普魯士的歷史提供了一條捷徑。
——邢來順，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德國史研究會名譽會長

克裡斯托弗·克拉克是英語世界中普魯士研究當之無愧的執牛耳者。本書不僅是關於普魯士的百科全書，更是一部“活”的普魯士歷史。豐富的資料、生動的敘事，《鋼鐵王國》令人愛不釋手！
——徐健，北京大學歷史學繫教授，曾任中國德國史研究會副會長

本書是了解德國史，尤其是普魯士史的必由之路，破除了許多常見的關於普魯士的誤解，必將成為傳世之作。
——陸大鵬，德國史研究者，世界史譯者，著有《德意志貴族》

克拉克的偉大成就在於以精彩而引人入勝的方式講述了普魯士國家興衰的故事。他堅持批判至今仍被廣泛接受的觀點——認為是普魯士偏離西方規範導致了20世紀的大戰和獨裁災難。無論在英語世界還是德語世界，《鋼鐵王國》都是獨步當世的普魯士歷史著作。
——詹姆斯·J.希恩（James J. Sheehan），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

普魯士是一個歐洲中北部的弱勢地區的君主和地主、將軍和公務員共同創造的國家權力事業。它逐漸動員起公民的忠誠，並在德意志民族主義和民主興起的時代重塑了自己。在這本史詩般的巨著中，克裡斯托弗·克拉克以學術經典為基礎，結合近年新的研究成果，書寫了普魯士500年的故事。
——查爾斯·S.邁爾（Charles S. Maier），哈佛大學歷史學研究教授

迷人、敏銳、閃閃發光的敘述……克拉克的這本書博學、明斷又有閱讀趣味，為當代人提供了有關這個主題非常可靠的整體敘述……成就巨大。
——R.J.W.埃文斯（R.J.W. Evans），劍橋大學欽定歷史學教授

普魯士的歷史是一段被反復講述的歷史，但很少有著作能夠像《鋼鐵王國》那樣，以如此巧妙、優雅、有趣的方式把這段歷史展現在讀者的眼前……《鋼鐵王國》是一部不朽的歷史巨著
——理查德·奧弗裡（Richard Overy），埃克塞特大學歷史學教授

德意志的召喚
1848年是屬於民族主義者的一年。縱觀歐洲，革命所引發的政治及社會動蕩全都與民族主義訴求糾纏到了一起。民族主義就好像流行病一樣大肆傳播。1847年，瑞士的自由派擊敗了保守的獨立聯盟，不僅為第一次瑞士聯邦的建立鋪平了道路，同樣也給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主義者樹立了榜樣。在南德意志諸國，共和派的民族主義者甚至還成立了志願旅，與信奉新教的瑞士諸邦並肩作戰。意大利的革命民族主義反過來又激發了克羅地亞人的民族主義訴求，而由於克羅地亞人沒有統一的文學語言，所以總部設在杜布羅夫尼克、使用意大利語刊文的期刊《奇遇》（L’Avventura）便成了克羅地亞民族主義的輿論陣地。此外，德意志民族主義也促進了捷克人的愛國主義運動。民族主義理念表現出了強大的感召力，讓歐洲各國的國民變得對其他歐洲民族的民族主義訴求感同身受。在德意志諸國、法國、英國，自由派成了波蘭人、希臘人、意大利人爭取民族自由的鬥爭的狂熱支持者。民族主義之所以會成為一股潛在的激進力量，其原因有二。第一，民族主義者與自由派、激進派一樣，也宣稱自己是在為“人民”發聲，並不是君權的代言人。在自由派看來，“人民”是由受過教育、有能力納稅的公民組成的政治共同體；在民族主義者看來，“人民”標志著由共同的語言和文化所定義的民族性。從這個角度來看，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意識形態上的近親。實際上，由於自由主義的涵蓋範圍十分有限，支持者不僅全都是受過教育的富人，還大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精英，所以與之相比，民族主義反倒在某些方面更具有包容性。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會把屬於同一民族的所有成員都包含在內——至少在理論上的確如此。就這一點而論，民族主義與19世紀中期時激進派的民主價值取向有著密切的聯繫；所以說，許多德意志的激進派之所以會變成立場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有其內在原因，並非出於偶然。第二，民族主義是一股顛覆性的力量，原因是在歐洲的許多地區，想要讓民族主義的願景變成現實，就意味著政治地圖必須發生顛覆性的變化。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者想要脫離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民族聯合體，獨立建國；倫巴第和威尼斯的愛國者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極其不滿；波蘭人做著復國的美夢，想要讓祖國恢復1772年時的版圖——一些波蘭民族主義者竟然提出了讓普魯士“歸還”波美拉尼亞的要求。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民族主義者則夢想著擺脫奧斯曼帝國的枷鎖。
民族主義一方面意味著哈布斯堡君主國會在政治上分崩離析，另一方面又能起到推動德意志諸國一體化進程的作用，原因是德意志民族主義提出了認為德意志諸國原本是一個統一的祖國的假說，其目標是讓四分五裂的祖國天下一統。至於新成立的統一的德意志到底會采取何種具體的國家形式，就不得而知了。既然全新的德意志將會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那麼到底應當如何協調國家與諸多傳統君主國各自擁有的權利及權力之間的關繫呢？到底應當把多大的權力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中？在這個統一的德意志國家中，領導者的角色到底是應當由奧地利人扮演，還是應當由普魯士人承擔？這個新國家的國境線應當如何劃定？1848年的革命爆發後，上述問題一直都得不到解決，引發了不知多少爭議與辯論。德意志諸國的首相官署、立法機構全都討論了上述民族問題，但這場辯論的主會場是1848年4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聖保羅大教堂開幕的國民議會。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由德意志諸國以全國選舉的方式產生的代表組成，其任務是為新成立的統一的德意志起草憲法。議會大廳是一座橢圓形的圓頂建築，其內部裝飾精美，牆面上不僅掛有代表德意志的黑、紅、金三色旗，還在最顯眼的位置懸掛著由畫家菲利普·法伊特創作的巨幅畫作《日耳曼尼亞》（Germania）。《日耳曼尼亞》懸掛在議會主廳管風琴樓廂的正前方，是一幅意義深遠的寓言油畫。畫作的主角是一位頭戴橡樹葉頭冠的女性，她肅然佇立，腳邊是一副砸碎了的枷鎖，而她身後則是一輪光芒萬丈的旭日，照亮了代表德意志的三色旗。
在面對民族主義者建立統一國家的計劃時，普政府的態度必然是自相矛盾的。民族主義者在原則上挑戰了德意志諸國割據一方的君主手中的權威，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普政府肯定會把他們視為一股具有顛覆性的危險力量。拿破侖戰爭結束後，普政府之所以會發起打擊“煽動者”的行動，其背後的原因正是這種把民族主義者等同於顛覆勢力的邏輯思維。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講，隻要有利於柏林當局的權力政治利益，普政府在原則上就不會反對那些有可能令德意志諸國的政治機構變得更緊密、更具凝聚性的措施。普政府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纔做出了支持德意志關稅同盟、支持德意志邦聯建立更為強大的國防機構的決定。與拿破侖戰爭剛剛結束的那段時間相比，到了1840年代的時候，普政府如果想要一以貫之，繼續實施這種以加強德意志諸國間凝聚力為手段來為本國獲得更多利益的政策，就必須在應對民族主義的時候更加注重對細節的處理：如果能夠誘導民族主義情緒，促使民族主義勢力與普魯士的國家機構建立起某種合作關繫，那麼民族主義熱情就有可能轉變成一股值得培養和利用的力量。當然，想要讓這一套政策取得成果，就必須首先說服相關的民族主義者，讓他們認為普魯士的利益與全體德意志人的利益完全一致。
在1840年代的十年間，認為應當在普魯士的政府當局與自由派的民族主義運動之間建立起盟友關繫的觀點變得越來越具有可行性。無論是在1840—1841年的戰爭危機留下的餘波中，還是在1846年，石勒蘇益格公國、荷爾斯泰因公國這兩塊民族成分復雜且與丹麥接壤的土地的歸屬問題引發危機的時候，德意志諸國的溫和自由派全都越來越依靠普魯士，認為德意志邦聯的國防機構很不成熟，必須由普魯士作為代理人來維護邦聯的利益。1843年，海德堡大學的教授格奧爾格·戈特弗裡德·格維努斯向弗裡德裡希·恩格斯指出，“普魯士必須成為德意志的領頭羊”，但同時他也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即柏林當局應當首先完成憲政改革。《德意志報》（DeutscheZeitung）於1847年5月創刊，是一份自由派的報紙。該報毫不隱諱地提出，應當利用積極主動的對外政策來實現德意志的統一，而這樣一套政策成形的前提條件則是，普魯士的國家當局必須與民族主義運動建立起盟友關繫。
在1848年3月，即革命剛剛爆發的那段時間，普魯士國王在應對革命造成的亂局時所采用策略的一大特點是，請求民眾考慮民族大義。3月21日上午，也就是起義爆發、軍隊被迫撤出首都的兩天後，弗裡德裡希·威廉授權政府印發海報，向民眾發布了一段好似神諭一般的宣言：
今天，一段全新的、光榮的歷史在你們的面前展開了畫卷！從此往後，你們又成了一個統一的偉大民族，一個屹立於歐洲心髒地帶的強大而自由的民族！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威廉四世相信你們肯定會像英雄一樣支持民族統一的事業，相信你們的精神已經重獲新生——他決定領導這場救贖德意志民族的運動。今天，你們將會看到他騎著駿馬、高舉著代表德意志的偉大旗幟來到你們中間。
弗裡德裡希·威廉說到做到，在當天中午的時候出現在了民眾的面前。他戴著三色袖章（某些記錄宣稱他腰間繫著一條黑、紅、金的三色腰帶），身後跟著一個高舉德意志三色旗的柏林射擊俱樂部成員。國王率領遊行隊伍，漫步於首都的大街小巷，德意志民族成了街頭巷尾的議題，場面好不奇怪。沿途的學生高呼弗裡德裡希·威廉是德意志帝國的新皇帝，而弗裡德裡希·威廉則時不時地停下遊行隊伍的腳步，向圍觀群眾發表演講，告訴他們局勢目前的發展對德意志民族的未來有著多麼重要的意義。為了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意圖，弗裡德裡希·威廉當天晚上命人在王宮的圓頂上升起了一面紅、黑、金的三色旗。他向陸軍大臣簽發了內閣令，這道命令表示，考慮到今後國王將會全身心地致力於解決“德意志問題”，而普魯士則將會在問題的解決過程中起到關鍵的作用，所以國王希望普軍士兵的軍帽上“除了要有普魯士的徽記，也要有德意志的徽記”。
最令人喫驚的是，3月21日晚，弗裡德裡希·威廉發表了一份題為《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的宣言。宣言首先回顧了1813年的那段危機四伏的日子，指出弗裡德裡希·威廉三世“把普魯士和德意志從恥辱中拯救了出來”，之後又提出，在現在的這場危機中，德意志諸國的君主必須在統一的領導下共同行動，這是至關重要的：
今天，我挑起了領導者的重擔……我的人民不懼危險，一定不會棄我於不顧，德意志諸國一定會本著信任的精神加入我領導的行列。今天，我舉起了代表古德意志的三色旗，將會與我的人民一起，在德意志帝國偉大的旗幟下並肩前行。普魯士從今天起並入了德意志。
如果僅僅把這一連串誇張的舉動等同於一位四面楚歌的君主為了獲得民眾的支持做出的投機行為，可就錯了。早在1848年的革命爆發之前，弗裡德裡希·威廉的“德意志狂熱”就已經真實存在。他是霍亨索倫王朝的歷史上第一位真正從德意志的角度思考問題的君主——這一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科隆大教堂是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其修建工作於1248年啟動，一直持續到了1560年，之後便因故停工，始終都沒有徹底完工。弗裡德裡希·威廉深度參與了大教堂修建工作的重啟計劃。早在世紀之交時，認為應當完成大教堂修建工作的設想就已經引起了討論，而弗裡德裡希·威廉則一直都為這一設想發聲，是其狂熱的支持者。1842年，剛剛即位兩年的弗裡德裡希·威廉前往萊茵蘭，參加了慶祝修建工作重啟的儀式。他不僅分別參加了按照新教和天主教的禮儀舉行的宗教儀式，還主持了修建工作的奠基儀式，在儀式上發表精彩絕倫的即興發言，誇贊大教堂的修建工作體現了“德意志的團結精神和力量”，令圍觀儀式的群眾又驚又喜。在差不多同一時期，他致信梅特涅，表示自己決定投身於“確保德意志的偉大、強大、榮耀”的工作。
弗裡德裡希·威廉所說的德意志“統一”，所指的並不是一個政治上統一的民族國家，而是中世紀的德意志帝國在文化和宗教領域包羅萬像的統一性。因此，他雖然圍繞著德意志的統一問題發表了言論，但這並不一定等同於他向奧地利對德意志諸國的傳統領導地位發起了挑戰。在1840—1841年的戰爭危機期間，盡管弗裡德裡希·威廉支持在南德意志諸國的國防問題上增加普魯士影響力的做法，但他卻仍然不願把與維也納當局發生直接對抗的可能性納入考慮範圍。在1848年春季的那幾個月，從本質上講，普魯士國王對德意志諸國未來的認知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4月24日，弗裡德裡希·威廉向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漢諾威的自由派人士弗裡德裡希·克裡斯托夫·達爾曼指出，他認為德意志的未來應該是一個重獲新生的神聖羅馬帝國，其領導者應當是由重新成立的選帝侯團體選出的“德意志人的國王”（也許可以由普魯士人擔任），而國王的職責則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羅馬皇帝”的名譽領導下行使行政權。弗裡德裡希·威廉既是浪漫主義者，又是支持君主制度的正統主義者，認為單方面的奪權行為會危害到其他德意志國家的君主按照歷史傳統所應享有的權利，對這樣的做法嗤之以鼻。正因為如此，他纔會在得知剛剛上任的自由派外交大臣（海因裡希·亞歷山大·馮·阿尼姆-蘇科，於3月21日就職）提出，普魯士的國王應當接受皇冠，成為新“德意志帝國”的統治者之後宣稱自己驚恐不已。他對一位深受信任的保守派近臣大倒苦水，宣稱：“［阿尼姆-蘇科］不顧我表達得已經很清楚的良好意願，竟然想要讓我接受皇帝的頭銜！！！……我決不會戴上這頂皇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