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日本發生了巨大改變。從日本的角度看,它轉變為西方先進技術的追隨者。日本在戰後重新成為西方的學徒。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它驚喜地發現自己已被稱作 “”,這是傅高義 (Ezra Vogel)做出的富有先見之明的總結,許多日本人也樂於接受這個說法。在每一個變化的階段,日本人都重新發現 (或者說發明)了與現狀相符的新的過去。但在明治維新後的百年中,日本人卻致力於貶低德川時代,認為它是阻撓日本前進的傳統累贅,並認為它在日本政治和經濟的現代化中沒有起到太大作用。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大部分歷史敘述都建立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基礎之上。它們無論使用的是斯賓塞、馬克思,還是韋伯的理論模式,卻都接受了後達爾文主義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觀。國家的發展總是以工業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為標準。雖然這些原本都是被用來衡量西方的指標,但它們同樣被用來評價日本。
在諸多錯誤的舊框架中,這些指標放大了日本在17世紀30年代施行的看似斷絕與其他國家間外交、商業甚至文化關繫的政策。這個所謂的 “鎖國政策”迫害基督教徒,驅逐葡萄牙商人,將荷蘭貿易者幾乎以監禁的狀態限制在長崎,還禁止日本人遠航海外。這一政策被認為掐斷了本該繁榮發展的日本的海外擴張。日本人或許本可以建立不亞於荷蘭、英國和伊比利亞海上帝國的、從長崎到暹羅 (今泰國)的一繫列貿易殖民地。而且,如果日本持續保持同西方的交流,那麼日本或許可以不斷享受歐洲科學、工業和戰略發展所帶來的尖端的成果,甚至還可能誕生持久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在16世紀的科技方面大體能與歐洲比肩的日本就不會在幾個世紀的鎖國之後 “落後於”西方了。
如果可以用鎖國理論來解釋日本為何落後於西方,那麼它同樣也可以被用來解釋日本為何一直以來都隻是科技、工業、經濟和政治的 “追隨者”。從明治維新到太平洋戰爭,這一理論還使民族主義者幻想 “重新征服”在傳說的記憶中曾屬於日本的大陸,例如朝鮮 (今朝鮮半島)。日本的民族自尊心曾因低人一等的地位而受到傷害,而鎖國理論則通過將責任推卸到已經倒臺的幕府領導人的錯誤決定上,為受損的民族自尊心提供了慰藉。
在太平洋戰爭後的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的歷史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對日本曾經落後的原因並未產生太大興趣。相反,他們想要弄清楚,在所有非西方國家中,為何隻有日本 (當時是這樣)成功 “追隨”了西方並實現了 “現代化”。近世日本 “牆內世界”(world-within-walls)的溫室如何使日本產生了如此優秀的追隨能力? 為何 “儒教的”日本成功保持了國家獨立,而比日本 “更儒教”的中國和朝鮮卻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國家主權,沒能成功實現現代化? 日本案例中提供的教訓能為後來的其他追隨者提供怎樣的現代化借鋻?
換言之,這意味著要在已經過去的德川時代 (這是一個封閉的、完全本土化的時代)中找到使日本能夠成功追隨西方的奧 秘。 例 如, 在 解 釋 農 村 社 會 關 繫 時,T.C.史 密 斯(T.C.Smith)發現了 “現代日本農業的源頭”;在 “德川時代的教育”方面,R.P.多爾 (R.P.Dore)發現,當時的日本有著比其他前近代社會 (除西方的幾個國家外)都高的識字率和廣泛的大眾教育;在 “德川時代的宗教”方面,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發現了18世紀和19世紀流行於城市和商人之中的非正統的心學運動與新教倫理之間的相似性,並認為它或許是使明治時代日本資本主義成功發展的精神源頭。
如果說日本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追隨者,那麼可以說到了後工業和後現代社會,日本成了領導者。實際上,有些人已經指出,日本早在18世紀就已經出現了一些零星的苗頭。毫無疑問,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失敗且喪失了橫跨大西洋的主導權以來,日本在經濟和工業領域突飛猛進。
這先後表現在鋼鐵、造船和汽車領域,進入後工業化社會以後則體現在制瓷、生物技術、計算機和機器人領域。這使得日本和西方都開始懷疑所謂日本是追隨者而西方是領導者的論斷是否合理。日本的實業家和內閣漸漸開始嘲笑日益衰退的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他們越來越頻繁地將日本捧為全世界的 “信息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而且,隨著外國政府的領導者、企業家和學者越來越多地來到日本尋求資金、經驗和技術,用追隨者的理論來解釋日本取得成就的原因就失去了說服力。現在,日本需要的是體現其領導力、主導性、權威性和自足性的偉大的新敘事。
基於此,再版的本書構成了重新定位日本歷史這一宏大命題的一部分。本書將為近世日本提供比目前的說法更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本書不再從日本是一個孤立的、邊緣的、斷片發展的追隨者的角度來討論問題,而要把日本放在敘事的中心,讓日本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在本研究尚處構想階段的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筆者就盡力避免先前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研究範式,尤其是在日本與世界的關繫方面,因為這個範式是片面的。它低估了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地位,以便進一步對日本在1540年至1640年與歐洲進行早期接觸後拒絕歐洲中心主義秩序表示哀悼。
與此相對,筆者在本書中提出的模式強調了日本與外國之間存在著活躍的、自主的聯繫。正如日本人自己所認為的那樣,這一模式將日本置於世界的中心,而非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的外圍。實際上,本書認為,日本並非如 “鎖國”一詞所暗示的那樣是一個畏縮的、被動的、孤立的存在,而是有著積極的、主動的態度。日本曾試圖通過積極重建其與國際環境的關繫來達到外交和內政的目的。同樣,日本還積極搜集海外情報(本書將其稱作 “國家安全情報”),這也不同於以往所認為的日本是一個孤立、遲滯的追隨者的觀點。但正如筆者在此後出版的研究中所揭示的,幕府為國際貿易和技術情報提供了有力支持 (這與18世紀日本國內的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聯繫密切)。本書構想的圖景與森屋剋久設想的信息化的過去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因此十分符合日本人想像中的信息化時代的當下。
當筆者所認為的17世紀的日本積極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的主張,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首次亮相於日本和北美學界的時候,該主張遭到了一些質疑。筆者認為,日本在17世紀積極有序地建立同外界的聯繫,這一聯繫不僅強化了國內主權和國家安全,而且使幕府得以規範其想要維持的對外貿易,而不是通過閉鎖國門來逃避糾纏不清的外國商人。筆者的這些想法對既有的觀點造成了過大的挑戰,它們無法與一個封閉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的敘事連貫地銜接起來。這一主張同樣無法與認為正是熱切的歐洲人 (從失敗的拉克斯曼和列扎諾夫、威廉二世和貝特爾,到終成功的、代表美國橫跨太平洋昭昭天命的佩裡)叩開了鎖國日本的大門的觀點相調和,後者對於19世紀的日本和西方的自我定義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顯然,這個認為日本開放而自主的論斷無法與近世日本在19世紀中期所面對的封閉而被動的結局相契合,它也無法與用來解釋日本無力解決同外國和外國人交涉問題的 “鎖國”和“內與外”的敘事相銜接。如果想讓本書的結論被接受,那麼就需要大規模地重構連接近世日本與當代日本的宏大敘事。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那個依舊將日本視作追隨者,或是視作處於歐美世界秩序邊緣的一個缺乏資源的國家的時代,這樣的自我認識在日本占據著主流地位,這使得傳統敘事難以被超越。
但隨著越南戰爭後美國國力的相對衰弱和日本的復興,日本和其他國家都開始重構各國間的相互認識。隨著環太平洋國家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裡根經濟學解決了美國的生產過剩問題,以及日本取代美國成了世界的首要債權人,日本和其他國家的人們都開始認真思考日本是否有可能成為國際事務的中心。在西貢被攻破後,美國的實力逐漸減弱,而日本持續增長的經濟和工業實力則成了關注的焦點。雖然當時的筆者和其他人對這一趨勢的影響都沒有明確的認識,但現在筆者意識到,正是在越南戰爭後這一使日本重新中心化的大背景下,借著一種對事物之間關聯性的敏感度以及一些預見性,筆者開始試圖提出一種認為日本自己打造了以日本為中心的近世東亞秩序的新敘事。為了取代鎖國理論,筆者提出了一套旨在管理日本人和外國人出入境的海禁理論。基於德川幕府的文獻資料,筆者還認為日本具有將自己置於地區和國際秩序中心地位的民族自信。
雖然日本自詡為中華的說法幾乎沒有得到多少國家認可,但這一日本中心主義的理念卻對建立和維持國內政權的合法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該理念是構築日本民族認同感的重要議題,這一議題既影響了幕府倒臺時的國內政治,又影響了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時期的國際政策。
甚至早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學者就曾指出, “鎖國”的概念是過時且具有誤導性的。他們認為,17世紀上半葉日本國內政權合法性的建立和維持離不開日本對地區間和國際間關繫的積極建設。但這些由西島定生 (Nishijima Sadao)和田中健夫 (Tanaka Takeo)等人提出的主張並未獲得與其創新性和重要性相稱的重視度。筆者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超越了當時的時代。當時的歷史敘述還有待進一步發展,而這些理論便成了新敘事的先聲。
本書認為日本自詡為中華,並自主地建設與國內社會、文化、政治和思想聯繫緊密的區域和國際關繫,如饑似渴地積極搜集 (雖然沒有散布)對國家的政權、社會與經濟來說至關重要的情報。這些觀點都與當下形勢相呼應。當下的形勢已經準備好接受一個更積極和更國際化的恰當的歷史敘述。近年來,新一代日本學者在田中和西島研究的基礎上,將認為日本積極構築日本中心主義和制定一繫列出入境規定 (即前文提到的海禁)的看法進一步發展為 “海禁兼日本型華夷秩序”的理論。這一理論已經獲得了足夠的說服力,它足以抵擋來自鎖國和日本落後於西方的理論模式的攻擊。
除了這一論爭,關於中世、近世日本的國界性質問題也引發了熱烈討論,尤其是在黑田日出男 (Kuroda Hideo)和村井章介 (Murai Shōsuke)的研究中。筆者歡迎這類討論。因為正如後文所述,筆者認為近世日本的國界並未像許多學者長久以來所認為的那樣是清晰而確定的。黑田、村井和其他學者認為近世日本語境中的國界概念具有易變性和滲透性。他們的研究和筆者的研究都再次提醒我們,不要將現代的、產生於維也納會議之後的或是聯合國定義下的國界和主權概念套用在近世日本的情況中。
在本書的日譯本,即 《近世日本の國家形成と外交》 (創文社,1990)出版後,上述問題得到了進一步討論。逐字逐句的翻譯檢查使得筆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本書的主張。在仔細思考後,筆者依舊對本書提出的論點抱有信心。不過,筆者不完全贊同將本書提出的解釋進一步發展為一個刻板模式的做法,尤其是以日本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部分。自本書的首版問世以來,筆者在研究中越來越明確地區分客觀存在的秩序和存在於意識之中的這種秩序之間的區別,這也構成了近世日本的一個特點。
筆者希望自己已經將想法表述得很明確了:本書提出的秩序隻是一種觀念,而非一種客觀存在。日本人認為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外交活動都體現了這個理想化的世界秩序。但後來的一些研究卻將這一秩序具體到現實中,這擾亂了本屬於觀念層面的意義。同樣,後來的一些研究還將模糊的甚至有爭議的等級秩序、國家主權和領土劃分,轉化為清晰明確的國界,並將例如蝦夷和琉球 (今北海道和衝繩)這樣的未定區域明確轉變為日本領土。實際上,琉球的從屬地位模糊。18世紀的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就曾疑惑: “那個國家位於何處? 它是中國的領土還是日本的領土?”這個問題直到1879年纔得到解決,並且在1972年得到了重新確認。自本書首版問世以來,筆者關注的正是上述的幾個領域。
同時,筆者還考察了近世日本大眾文化中素以及日本如何利素構築民族認同和日本邊界的問題。然而,在這些充滿爭議的關於自我和他者的民族表現中,想要給近世日本劃定一個明確的內外邊界變得愈發困難。就日本國內而言,受到蔑視的少數群體聲稱他們具有外國神聖先祖的血統,作為朝鮮俘虜後代的龐大陶工群體也一直存在,東北部漁民有時還會穿著阿伊努的服裝,這些都可以反駁日本存在將外來者排除在外的堅固防線的觀點。就日本的對外關繫而言,宣稱對朝鮮擁有主權的神話傳說以及認為中國向日本朝貢的自負都將日本的邊界擴展到了島國之外,並賦予了日本重新征服 “失去的”外國領土的幻想。
如果說這些幻想通過二戰前的大日本帝國得到了短暫的實現,那麼這也隻不過是確認了它具有將這一想法付諸現實的能力。在戰後的40年中占據主流地位的 “日本遲滯論”和 “日本追隨論”等其他的日本自我認識同樣在明治時代早期占據著主導地位。筆者並不認為它們和上述幻想互不相容,即一些人一定是激進而大膽的,而另一些人則相反的是溫順而保守的。倒不如說,這兩種情況共同存在、相互支持並相互制約。不過,無論日本的自我形像是積極的還是保守的,它們都源自日本對於此前構築的自己與世界之間關繫的理解。
人們或許會傾向於主張日本歷史在相對保守與向外擴張(甚至擴張主義)之間不斷循環往復。鎖國的歷史敘事具有說服力,也是一個很方便的概念,尤其是在日本還在摸索自己的角色、尋找自己定位的時候。日本人不會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隻提供單一的解釋,而一個號召 “信息化” “國際化”和 “全球化”的時代則需要一個重新審視日本歷史的新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