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謝

前 言

愛爾蘭島地圖

大事記

引 言 邊緣之島：愛爾蘭

部分 16世紀

章 新信仰，新王國

第二章 伊麗莎白時期的愛爾蘭

第三章 蒂龍起義：九年戰爭

歷史學家的分歧

第二部分 17世紀

第四章 殖民進程

第五章 三王國之爭

第六章 克倫威爾征服和王朝的復闢

第七章 兩個國王

歷史學家的分歧

第三部分 18世紀

第八章 新教統治地位

第九章 “隱性”愛爾蘭

第十章 愛國者

第十一章 “法國病”與英愛合並

歷史學家的分歧

第四部分 19世紀

第十二章 奧康奈爾時代

第十三章 饑荒和移民

第十四章 新的起點

第十五章 文化戰爭

歷史學家的分歧

第五部分 20世紀

第十六章 革命

第十七章 兩個愛爾蘭

第十八章 第二個共和國

第十九章 介於波士頓與柏林之間

歷史學家的分歧：結語

推薦讀物與在線資源

索 引

1752年以前，不列顛和愛爾蘭使用的是舊歷法（儒略歷），其日期比其他地方使用的新歷法（公歷）晚10天。本書中，1752年之前的所有日期均為舊歷日期，但每一年都以1月1日為始，而非3月25日。1752年1月1日之後的所有日期均為公歷日期。

文本中引文的拼寫已經過標準化和現代化處理。本書中地名的書寫采用愛爾蘭地形測量局（Irish Ordnance Survey）目前使用的拼寫方法，在相關描述上也基本以近代（1600年後）愛爾蘭的行政區劃為依據。愛爾蘭傳統上被劃分為四個“省”，各省的地理範圍大致如下：北部的阿爾斯特省包括安特裡姆郡、阿馬郡、卡文郡、多尼戈爾郡、唐郡、弗馬納郡、倫敦德裡郡、莫納亨郡和蒂龍郡；東部的倫斯特省包括卡洛郡、都柏林郡、基爾代爾郡、基爾肯尼郡、萊伊什郡、朗福德郡、勞斯郡、米斯郡、奧法利郡、韋斯特米斯郡、韋克斯福德郡和威克洛郡；南部的芒斯特省包括克萊爾郡、科克郡、凱裡郡、利默裡克郡、蒂珀雷裡郡和沃特福德郡；西部的康諾特省包括戈爾韋郡、利特裡姆郡、梅奧郡、羅斯康芒郡和斯萊戈郡。上述行政區劃將用作相關地理位置和範圍的代稱。

在相關歷史人物的愛爾蘭語和英語姓名的書寫上，我通常選擇使用其英文拼寫形式。在以愛爾蘭語作為主要表述語言的作家和文學家之中，我無疑是個例外。但這主要是出於寫作上的方便考慮，與價值判斷絕無任何關繫。在人物姓名的書寫上，本書已經盡可能根據皇家愛爾蘭學院（Royal Irish Academy）編纂的《愛爾蘭名人傳記大辭典》（Dictionary of Irish Biography, Cambridge, 2009）所使用的拼寫形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如無特別指出，所有歷史人物的履歷詳情均出自《愛爾蘭名人傳記大辭典》和《牛津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2004）。本書中，“愛爾蘭”所指為1920年之前的整個愛爾蘭島，或在另有說明的情況下特指1922年之後獨立的愛爾蘭國家，包括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是安特裡姆、阿馬、唐、弗馬納、倫敦德裡（或德裡）和蒂龍這6郡的官方說法，它們於1920年之後被單獨歸於聯合王國的管轄之下，本書亦使用這一稱謂。

歷史學家的分歧

16世紀的愛爾蘭經歷了兩大顯著變化：新教改革的引入以及世紀末英格蘭勢力在全島的擴張。這兩大變化都引起了歷史學家的疑問。

個問題是，為什麼新教改革在愛爾蘭沒有成功？布倫丹·布拉德肖（Brendan Bradshaw）認為，愛爾蘭的宗教改革在1558年徹底失敗了。但是，尼古拉斯·坎尼（Nicholas Canny）認為，愛爾蘭宗教改革的失敗在時間上來得更晚，而且他認為，在某些方面，布拉德肖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布拉德肖認為：“愛爾蘭的大多數本土居民仍然生活在敵對教會（新教）之外，而且執著地堅持著前特蘭托（pre-Tridentine）時期的天主教習俗。”坎尼則指出，布拉德肖的上述說法過分專注於宗教改革的制度基礎，忽略了“一個對官方發起宗教改革的方式持批評態度的‘土生土長的新教團體’，以及‘天主教生存主義’（Catholic survivalism）”。就其本質而言，這是一場基於推理和演繹的辯論。正如卡爾·博蒂海默（Karl Bottigheimer）所觀察到的：“我們無法認定事件發生的準確日期，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發生。”需要注意的是，愛爾蘭本土不同宗教實踐之間的界限可能非常模糊，因此宗教制度不能如實反映宗教文化的客觀情況。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愛爾蘭宗教改革的終失敗？它究竟是愛爾蘭人民抵抗外國勢力強加的外來宗教的偉大勝利，還是對放棄原有信仰的頑固拒絕？愛爾蘭依舊是都鐸王朝領土中一個天主教人口占多數的地區。一方面，雖然威爾士與英格蘭在語言和文化上也存在差異，但宗教改革在威爾士取得了成功。在蘇格蘭的蓋爾人群體中也產生了一種不同形式的新教信仰，那裡的文化與蓋爾愛爾蘭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歐洲大陸也有許多成功地抵制和拒絕任何宗教改革企圖的案例。因此，愛爾蘭在抵制英格蘭宗教改革方面不一定與眾不同。當局曾多次企圖改變愛爾蘭人的宗教信仰；同樣，愛爾蘭的老英格蘭移民和蓋爾人同歐洲大陸的聯繫也為愛爾蘭的反宗教改革運動打開了大門，與此同時，愛爾蘭的天主教會針對它的新對手展開了一場保衛戰。但是，愛爾蘭宗教改革的失敗是否源於一個更加世俗的現實原因呢？詹姆斯·默裡（James Murray）在近的一項關於都柏林教區的重大研究中得出結論：“這一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愛爾蘭社區對天主教生存主義的依戀情感。”這種依戀在瑪麗女王時期和伊麗莎白統治的前10年得到了有效的捍衛。也就是說，英格蘭人在愛爾蘭根本沒有可以借助的條件，把新的聖公會國家教會完全強加給仍然對天主教懷有強烈感人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依戀會與他們各自的身份意識交織在一起。

英格蘭這一時期在愛爾蘭的勢力擴張引起了史學界的另一個疑問：是否存在真實意義上的“都鐸征服”？愛爾蘭無疑在政治和軍事上被征服了，但這難道是一個毫無曲折的、貫穿整個世紀的連續進程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了解都鐸王朝在愛爾蘭的擴張動機。史蒂文·埃利斯（Steven Ellis）認為，英格蘭自15世紀起將控制範圍擴張到整個不列顛和愛爾蘭島，但這僅僅是英愛邊界和英格蘭北部邊界地區的緊張局勢進一步發展演化的結果：這是一個國家的形成過程，而非有意識的帝國主義擴張行為，也並非愛爾蘭獨有的歷史經歷。但意識形態是否塑造了英格蘭在愛爾蘭的政策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是否就像曾為愛爾蘭的“憲政改革”辯護的布倫丹·布拉德肖指出的那樣，是推行新教的需要呢？在這一論點中，從15世紀末開始，都鐸王朝越來越傾向於改革愛爾蘭政府，更嚴密地控制它。英格蘭的宗教改革及其與羅馬教廷的決裂加快了這一進程，並在1541年《王位法案》的頒布之際達到極致。

尼古拉斯·坎尼提出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在他看來，影響英格蘭對愛爾蘭政策的意識形態驅動力量是他們的帝國主義觀念，其基本觀點是認為愛爾蘭土著乃低等民族，需要被征服和開化。如果上述兩種假設都是正確的，那麼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激蕩中產生的“文明”概念是否也對英格蘭的愛爾蘭政策產生了影響？換句話說，都鐸王朝時期的英格蘭是否將他們在愛爾蘭的擴張當成是傳播文明的使命？鋻於相當大一部分愛爾蘭人不是蓋爾人的客觀事實，關於有意識的帝國主義的論點很容易遭到挑戰。相反，夏蘭·布雷迪（Ciaran Brady）認為，在英格蘭的確存在驅使他們征服愛爾蘭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源自他們所抱有的觀念，即認為愛爾蘭迫切需要按照英格蘭模式進行政治和文化改革。他認為，英格蘭政府在愛爾蘭的政策是“碎片化”的，甚至可以說是隨意制定的，而不是計劃周密的征服行動的一部分。在他看來，日漸激化的文化衝突是16世紀愛爾蘭問題的核心。

但這種觀點是否過於縹緲和抽像？它是否淡化或忽略了16世紀愛爾蘭歷史上一些更恐怖的事情？近有觀點認為，且不論背後存在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如果有的話），都鐸王朝對愛爾蘭的現實統治是殘酷和暴力的，而且其暴力行徑還在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升級。基爾代爾叛亂遭到史無前例的殘酷鎮壓；16世紀40年代，英格蘭人在愛爾蘭的政策是進一步擴張佩爾地區，遏制蓋爾人的力量。宗教改革在歐洲造成的分歧使英格蘭征服愛爾蘭成為必要，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開始日益頻繁地使用暴力，包括對平民的殘酷攻擊。因此，都鐸時代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血腥得多。換句話說，愛爾蘭是被英格蘭以暴力、血腥的方式征服的。之所以部分觀點如此強調宗教和政治歷史，很大程度上來自這樣一個事實——這一時期的大部分社會和經濟歷史依舊無法得到重新構建，但至少也有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揭示了蓋爾愛爾蘭和殖民地愛爾蘭的部分真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