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9年1月，在書店中可以買到一千多本法語的革命主題書籍，為即將來臨的革命二百周年作好了準備。這之後出版的和翻譯成其他語言的（目前英語是其中重要的）書，至少也有幾百本。還有必要再多寫一本書，繼續增加這個數字嗎？本書的辯解是，它基於1989年在新澤西州立大學羅格斯分校的梅森•韋爾奇•格羅斯講座編寫，而時值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這是個再明顯不過的主題。不過，解釋算不上正當理由。我有兩個理由。
，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新著作的主題是相當偏斜的，尤其是在法國。意識形態、時尚和現代媒體宣傳的力量相結合，使得二百周年紀念活動基本上被那些——簡單地說——不喜歡法國大革命及其遺產的人所主導。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大革命個百年紀念日，反對大革命的文章可能比支持大革命的文章多得多，不過，聽到法蘭西共和國的（社會黨）總理米歇爾•羅卡爾（Michel Rocard）如此迎接二百周年紀念日還是不免讓人驚訝：“因為它讓很多人相信，革命是危險的，如果可以不革命，那就更好了。”這種令人敬佩的看法，可能在大多數時候表達出了廣泛的共識。普通人想要革命，這按理說是不尋常的，更不要說鬧革命了。不過，人們還是會想到這樣的時刻，人民表現出想要贏得自由、平等、博愛的時刻——1789年是一個。羅卡爾先生在1989年如果心思從巴黎向東偏離的話，無疑還能想到其他幾個時刻。
關於目前情況的新奇之處在於，如今，對大革命的記憶被那些大革命的反對者所排斥，自1815年左右以來的法國革命史學的馬克思主義中心傳統被排斥，並且大革命被一個新的“修正主義”歷史學派在學術上證明是不可接受的。（“與此同時，囚車在街上橫衝直撞，收監[歷史學家的組成]舊衛隊，馬克思的頭顱被暴徒插在長矛上，高高舉起。”一位反動的歷史學家如此評論，雖然他對這個問題一無所知，但他正確地抓住了時代的情緒。）
在研究方面確實有驚人的進展，主要是在20世紀70年代，而且主要是由英國和美國的歷史學家進行的，這一點，《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雜志的讀者可以證實，該雜志發表了大多數創新學者的文章。但是，認為這種新的工作需要把一個世紀的歷史學廢掉是錯誤的，認為反對革命的意識形態運動建立在這種新的研究基礎上更是錯誤的。它們相當於對新舊史學家通常承認的同一事實的不同解釋。此外，關於革命史學的各種有時相互矛盾的“修正主義”版本，並不一定比舊版本更能揭示對革命的歷史作用和後果的理解。隻有部分修正主義者認為它們更勝一籌。的確，一些新的版本已經出現了過時的跡像，未來還會有更多加入其中。
本書是對舊傳統的辯護和解釋。寫這篇文章的一個理由是對一些攻擊者感到惱火。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理由是，它涉及的是一個出人意料被忽視的主題：19世紀和20世紀的遺產不是革命本身的歷史，而是革命被接受和被解釋的歷史。大多數該領域的專家（我不是其中之一）都太接近於1789—1799年的事件，或者僅僅著眼於由他們選擇的日期來定義的革命時期，而不太關心之後的事情。然而，法國大革命這樣一組非同尋常的歷史事件很快就被普遍認為構成了19世紀的基礎，因此，大革命的歷史的一部分就是那個世紀對它的評價，就像莎士比亞後世轉變為英國偉大的文學天纔是莎士比亞歷史的一部分一樣。19世紀研究、抄襲、比照，或試圖避免、繞過、重復或超越法國大革命。這本小書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論述這個吸收其經驗和教訓的過程，當然，這些經驗和教訓遠未窮盡。諷刺的是，就在法國自由派急於與雅各賓派的過去保持距離，宣稱大革命對現在沒有什麼可說的時候，莫斯科新當選的人大（the Congress）代表卻在觀察1789年與1989年的直接關繫。
然而，研究19世紀對革命的接受和解釋的學生，一定會對那個世紀的共識和至少一些現代修正主義研究之間的衝突產生興趣。即使我們允許歷史學家存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偏見，或者允許樸素的無知和想像力的缺乏，這仍然需要解釋。修正主義者傾向於認為，大革命確實沒有給法國歷史帶來那麼大的變化，當然更沒有帶來什麼好的變化。事實上，它是“不必要的”，這並不是說它是可以避免的，而是說它以不成比例的代價取得了不太大，甚至是負面的結果。很少有19世紀的觀察家和更少的歷史學家會理解這種論點，更不用說接受它。我們如何解釋19世紀中葉聰明而有見識的人——科布登（Cobden）或歷史學家西貝爾（Sybel）——理所當然地認為大革命極大地促進了法國的經濟增長，並創造了一個龐大而滿足的農民實業者（peasant proprietors）群體呢？從目前的許多研究中，人們不會得到這種印像。盡管同時代人的印像並不因其自身而具有權威性，而且可能會被嚴肅的現代研究所否定，但也不能把它們當作單純的幻覺或錯誤。很容易證明，以今天衡量經濟蕭條的標準來看，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到19世紀90年代初的幾十年，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世俗的蕭條時代，更不用說是“大蕭條”了。然而我們仍然必須解釋，為什麼本來對經濟現實有健全感覺的理智的人，堅持認為是這樣。那麼，我們如何解釋新舊觀點之間（有時非常大）的分歧呢？
一個例子可能有助於解釋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在今天的經濟史學家中，認為英國經濟或任何其他經濟在1780年到1840年之間經歷了一場“工業革命”，已經變得不時髦了，這並非因為偉大的生物統計學家卡爾•皮爾遜（Karl Pearson）因意識形態原因拒絕非連續性，“沒有一場大的，會使社會的某一階級永久受益的社會重構，是由革命帶來的”；而是因為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和經濟的轉型，甚至是其純粹的數量上的增加，在我們看來根本就不夠大、也不夠突然，所以不值得這樣描述。事實上，很容易表明，從計量史學家的爭論來看，這並不是什麼“革命”。
那麼，我們如何解釋“工業革命”這個19世紀20年代進入英國和法國的詞彙，以及為了“工業”這個新概念而發明的詞彙，到了19世紀30年代末，在社會問題作家看來已經是“不需要解釋的現用術語”？此外，很明顯，聰明、有見識，又在技術和制造業方面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人都（或希望，或恐懼，或滿意地）預言了通過工業途徑對社會的全面改造：托利黨人羅伯特•蘇蒂（Robert Southey）和社會主義者、制造商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甚至在滑鐵盧之前就預言了；還有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他眼中釘安德魯•尤爾（Andrew Ure）博士，以及弗雷德裡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和科學家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顯然，當時的觀察家們不僅僅是對蒸汽機和工廠繫統的戲劇性創新表示敬意，也不僅是在反映由連續不斷的歐陸遊客所證明的，像曼徹斯特或默瑟爾（Merthyr）這類地方的高社會知名度，重要的是，他們被這些地方所體現的革命的無限潛力以及他們所正確預測的變革速度所震撼。簡而言之，懷疑論的歷史學家和當時的預言家都是正確的，隻是各自著重於現實的不同方面。一方強調1830年與20世紀80年代之間的距離，而另一方則強調所看到的新的、有活力的東西，而不是在其眼中遲早會被移到歷史邊緣的過去的遺跡。
同時代觀察家和後拿破侖時代的法國大革命評論家之間，以及繼續在他們的軌道上前進的歷史學家和現在的修正主義者之間，也有類似的區別。問題是：他們中的哪一個對19世紀的歷史學家更有用？在這裡不能有什麼疑問。假設我們想解釋為什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共產黨宣言》，預言無產階級（1847年工業革命的孩子）革命要推翻資產階級社會；為什麼“共產主義的幽靈”在19世紀40年代困擾著那麼多觀察家；為什麼1848年革命後法國臨時政府中有革命工人的代表，政客們短暫地考慮過新共和國的旗幟應該是紅色的還是三色的。僅僅告訴我們西歐的現實與它在激進派圈子裡的形像相差多遠的歷史，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它隻是告訴我們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1848年的資本主義遠沒有走到後一步，而是剛剛開始跨步前進而已——事實上，連社會革命者也很快認識到了這一點。確實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盡管從數量上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得很弱，以下觀點卻被所有人認真對待：法國，乃至任何地方的政治，都變為了企業家和工薪階層之間的階級鬥爭，或者說共產主義可以把自己視為讓資產階級社會恐懼的威脅。但這的確是認真的，而認真對待這種觀念的不僅僅是少數頭腦發熱的年輕人。
扎根於當代背景的歷史解釋——既是知識性的，也是社會和政治性的；既是存在性的，也是分析性的——對於想要回答關於過去的問題的歷史學家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在回答關於現在的問題時可能亦如是。通過檔案和等式來證明18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30年代之間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但是如果我們不理解人們認為自己是在一個革命時代、一個已經攪動了大陸並將繼續攪動它的變革過程中經歷和生活過這一點，我們將對1789年以後的世界歷史一無所知。我們所有人在審視過去的歷史時，都不可避免地寫出了自己時代的歷史，並在一定程度上穿著過去的服裝打起了今天的戰役。但是，那些隻從自己時代的歷史中出發來寫作的人，是無法理解過去的歷史和由此而來的東西的。他們甚至可能在無意中把過去和現在都篡改了。
寫這本書的原因是，如果我們想了解英國歷史學家J. 霍蘭•羅斯（J. Holland Rose）所說的，“所有歷可怕和重要的一繫列事件……19世紀歷史的真正起點”，我們就不能忽視1789年以來的兩百年。並且，雖然我也認為那場革命對人類及其歷史的影響是有益的，但政治判斷不如分析來得重要。畢竟，正如丹麥偉大的文學評論家格奧爾格•布蘭德斯（Georg Brandes）在他的《當代法國的起源》（Origins of Contemporary France）中對伊波利特•丹納（Hippolyte Taine）對大革命的慷慨激昂的抨擊所提出的建議一樣：一個人對地震說教（或者贊同地震）有什麼意義？
E. J. 霍布斯鮑姆
於聖莫尼卡（Santa Monica）和倫敦，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