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18世紀70年代對儒家秩序的挑戰  

一、中國的巨影

二、德川思想裡的中國

三、摒絕“中國”

四、西方模式的出現

第二講求知識於世界

一、德川末期

二、19世紀70年代的旅行者

三、新日本主義

第三講在20世紀中尋求世界地位

一、兩次大戰之間

二、戰爭的決定

三、日本復興

四、確定名實

參考文獻

中文版序

本書的內容由三篇演講組成。這三篇演講是在十年前美國兩百周年國慶時發表的。那時我正想借國慶的良機回顧一下兩百年間事物變遷的情況，適值普吉特海灣大學的朋友要求我以日本作為“布朗與哈利講座”的講題，於是我就決定以兩百周年國慶的精神來探討日本的世界觀在過去兩個世紀的變化。就我看來，日本在18世紀從中國的巨大影響下脫穎而出，進入19世紀後則實施一繫列全面改革，力求在國力和經濟上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而到目前，日本強大的經濟力量和生產率已取代了過去的政治和軍事勢力。

為突出重點，我盡可能在以下三個時期——18世紀70年代、19世紀70年代和現代——各選出一位中心人物，他們的功業和生涯足以作為各自時代意識的縮影。這幾位當選的人物當然不是“代表性的”，因為他們在當時並沒有清醒地意識到臨近的變化。然而，他們都察覺到自己所參與的變革，也曾予以推動和加速；他們在年老的時候，能夠檢討有生之年所目擊的變革。我選擇的18世紀70年代的人物，是日本學習西方醫學的先驅杉田玄白醫生。他在五十年後撰寫的回憶錄，把他那個時代日本翻譯西方著作日益增長的趨勢，和一千多年前日本漢學勃興的情況加以比較。19世紀70年代我選中了久米邦武，他是出使西方國家的岩倉使團的書記官。因為政府領導人想探求西方國家國力和組織上的秘密，為日本未來選擇合適的制度做準備，該使團便引人注目地長期遊歷西方。久米也很長壽，在半世紀後口述回憶錄時，他目睹了大英帝國的沒落。諷刺的是，他本人卻成為被日本社會視為正統的“新神道民族主義”猜忌下的犧牲者。替20世紀70年代選擇像征性人物更加困難，因為日本由軍國主義走向商業和平主義的不規則進程尚在進行中。我選擇的人物是松本重治，他曾從事新聞、評論工作，後來是國際機構的負責人，他的回憶錄《上海時代》和新近問世的《近衛時代》詳細刊出了從未披露的史實。

在美國立國的兩百年間，世界各國都經歷了驚人的變化，日本當然不是直面世界巨變的國家。但我以為，這三個演講可以說明日本人不論個人還是集體，對這些重要變化的認識及做出反應的速度皆非比尋常。之所以選擇杉田玄白和久米邦武作為中心人物，就是要把這點闡釋明白。我想，有一天對中國提出同樣的問題，接著使用同樣的方法，纔令人感興趣。例如可以把18世紀時馬戛爾尼勛爵（Lord Macartney）覲見乾隆皇帝、郭嵩燾出使西方或者王韜留學外國作為對照。乾隆給英國的著名答復——中國並不需要任何英國產品和根本不用的“奇巧之物”——當然是帶點誇張的官腔。不難想像，當德川將軍同樣遇上一個新來的外國商人要求正式通商時，也會同樣輕易作出傲慢的答復。但兩者之間的重要區別在於，清朝皇帝雖然未曾正式與西方“隔絕”，但無所作為。中國並不像日本那樣，利用長崎的荷蘭人居住區有繫統地吸取西方知識，也沒有人像日本個別知識分子那樣著迷於西方知識及其運用。在19世紀，當日本人到西方詳細考察時，中國人也去到西方。但可以想像，此中的巨大區別莫過於：明治時代的政府高層領導人幾乎半數都曾親身周遊世界，以了解日本進行制度現代化時會遇到的大小問題，而相形之下，中國人離開國內的權位，則有招惹猜疑或不務正業的風險。直到20世紀，這種區別仍然存在。誠然，日本在戰爭與戰敗的十多年間與世界大勢脫節，但一旦遊歷和觀察的機會重現時，明治時代的範例就再次出現，隨之則是大量引進知識與技術，使偏處一方的日本轉變為一個世界性的經濟大國。相反，中國卻退出國際市場，放棄西方技術，尋求自給自足並實行本土主義。當美國在1976年慶祝建國兩百周年時，中國這種可怕的行動已成強弩之末。在20世紀80年代，這兩個重要的東亞國家首次在平等與合作的基礎上進行商談和貿易，一個真正放眼於國際的世界觀也許終會形成。

上述情況隻不過預示將來可能有更全面的變化。如果這幾個講演能夠對將來可能出現的事情和挑戰提供參考資料，我的所得就極其豐碩了。我對柳立言君承擔本書的中文翻譯深表謝意。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研究孫中山與日本的關繫以來，中日關繫一直是我的學術研究主題，我盼望看到中國讀者對這本小書的反應。

馬裡烏斯·詹森

1986 年 5 月於普林斯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