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此項研究要感謝劍橋政治思想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Political Thought）的邀請，我受邀於2017年5月在劍橋大學承擔每隔兩年舉辦一次的約翰·羅伯特·西利講座（John Robert Seeley Lectures）。我必須承認，我對這項聘任深感惶恐，因為劍橋政治思想中心長久以來都是一個政治觀念史（politischen Ideengeschichte）的熔爐，因此，我決定謹慎以待：我的講演應當圍繞這樣一個主題，它固然具有鮮明的觀念史特征，同時又是我可自詡已然略具權威的領域。因此我有意在政治觀念史的領域中作一番探險，同時又處理我所熟悉的哲學材料，由此我就有了主意，該如何安排我的西利講座以及後續的研究：對於我們的政治自我理解的一繫列關鍵範疇而言，所謂概念史中的劍橋學派以及德國傳統究竟有哪些功績。也就是說，我想要沿著一段復雜且充滿衝突的歷史對這些範疇進行重構，以便闡釋民主的主導概念的歷史來源。我接下來會以謙遜的方式處理承認概念，這一概念在這段歷史中達到了統一的意義。因此，在此書的五個章節中，我將追溯我們今天所自我理解的觀念的觀念史之根，即一種主體之間的關繫；這種關繫是通過一種對於尊重或承認的相互依賴達成的，它被打上了所涉及的他者或她者的烙印。

    我為自己設定的這一任務有多麼困難，通過以下情況便能看出：今天，承認這一觀念在不同的語境中喚起了迥異的聯想。有時，我們在個人對他者的承認的依賴中看到的是一切現代的、平等的道德的源泉；有時則隻看到了一種將個體引向一條正確軌道的社會手段，這條軌道上的行為是有利於社會的關繫的；而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語境中，我們在這同一種依賴中又看到了一種個體關於本己的（eigene）、“本真的（authentische）”人格的致命自欺的根源，於是承認就被理解為是對“真正的”個體性的危害。如之後將指出的那樣，這種差異與承認概念在各個民族的語言文化中的語義學特征有關。在法文中，人們用reconnaissance表達“承認”，在英文中用recognition表達；而我們在德文中的說法則有明顯的不同：我們不說Wieder-，而說An-erkennung。另一種差異則來自聯想的鏈條，在對概念那各具文化上的特殊性的使用進程中，這種聯想的鏈條悄悄溜進了這一概念在當地的意義核心之中：對一個人的承認究竟是針對他的社會名望，還是指某種與公眾威望無關的東西、它所涉及的是一個更深的層次——這終會對概念的理論性使用產生一種巨大的區別。在對“承認”這一表達的用法中，以下一點也具有重大意義；它究竟是在思想的層面與一種道德的行為相聯繫，也即，它指的是對於其他人的尊重的一種形式；抑或它更多地是與一種認識論的進程相聯繫，也即，是指我們對於客觀事實的認識的一種結果。這一表達的語義內容上的一切差異、它在每個地區的關聯中產生的各不相同的聯想的鏈條——若我們想要重構承認理念的現代歷史，上述這些問題必定會扮演重要角色。

    但在開始這一任務之前，我首先想感謝一些人，由於他們可敬的邀請，我纔會產生進行這樣一種觀念史研究的想法。首先我要真誠地感謝約翰·羅伯森（John Robertson），他邀請我擔任劍橋政治思想中心的主任，並主持2017年劍橋西利講座；他不僅對我盛情款待、使我非常享受逗留於他的大學的時光，而且還通過他那敏銳的、基於對歐洲啟蒙的深刻認識的追問，幫助我完善關於承認觀念的智性發展的觀點；對於約翰·杜恩（John Dunn）、克裡斯托夫·梅克施多洛斯（Christopher Meckstroth）和邁克爾·索農謝（Michael Sonenscher）也是如此，他們的評論和批評使我不致於作出過於草率和考慮不周的結論；我也要在此衷心感謝他們。邁克爾·南斯（Michael Nance）為我的研究第4章關於德國觀念論中的承認思想的內容提供了重要的靈感和提示，他作為洪堡學者（Humboldt-Fellow）在法蘭克福歌德大學哲學所度過了兩個學期；我也要衷心感謝他的幫助。我還想感謝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伊麗莎白·福裡登－史密斯（Elizabeth Friend-Smith）和舒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的愛娃·吉爾默（Eva Gilmer），她們是我的演講順利整理成專著出版的主要推動者，她們都通過溫和的壓力和友好的提醒，敦促我比較準時地交付手稿。我尤其要感謝愛娃·吉爾默，她一貫是幾乎帶著愛意審閱我的手稿，並一如既往地以巨大的細致和嚴謹完成了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