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的作品，流傳下來的版本很多，各有不同的地方，英文譯本也有許多種。我們的譯文，主要是根據兩種英譯本譯出的：一種是哈吞（M.Hutton）的譯本，刊於“樓布古典叢書”（The Loeb（Classical Library）中，這是一個拉丁文與英文對照的版本；另一種是車遲（A.J.Church）和布洛居禮布（W.J.Brodribb）兩人合譯本，刊於“現代叢書”（The Modern Library）中。這兩個版本各有優劣，它們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也不相同。哈吞對於他所根據的拉丁原本做了一番考訂工作，他的譯文，主要是幫助讀者閱讀拉丁文用的，談不上什麼文學風格，但是比較忠實。車遲和布洛居禮布二氏所根據的拉丁原本可能不如哈吞所據原本之可靠，但他們的譯文流暢、優美，隻是在個別地方作了些不必要的增添和修飾。我們在翻譯本書時，以“樓布古典叢書”中哈吞所據的拉丁原本為藍本：因此，凡是在這兩種英譯本有大出入的地方，我們幾乎完全依從哈吞譯本；而在兩個譯本大致相同的地方，我們則多采取車遲和布洛居禮布二氏的譯法。
譯完初稿以後，我們根據哈吞的拉丁原文逐句校閱了一遍。不過，塔西佗的拉丁文素以艱深著稱，而我們對拉丁文的修養有限，所以在校閱工作中，理解錯誤之處，當亦在所難免。為了審慎起見，我們另外又參照了兩種譯本：一種是“人人叢書”中穆菲（A.Murphy）的英譯本，這個譯本比較陳舊，與拉丁原文出入處頗多，錯誤較大。但譯文很美，也有參考的價值；另一種是比爾努（J.L.Burnouf）的法譯本，這是一個法文拉丁對照本，其所根據的拉丁原本與哈吞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不同，可能同於車遲和布洛居禮布二氏所據的拉丁原本。這個法譯本是很著名的一種譯本，對我們也有很大的幫助。
專門名詞除了部分已經通用的譯名以外，大都按拉丁讀音譯出，與大家過去習慣的英文讀音自有不少出入。
凡對本書譯文提過意見和給予過幫助的人，譯者都在這裡向他們致以衷誠的感謝。此外，譯者希望讀者給它提出寶貴的批評並指出它的紕繆。

古代羅馬共和國是一個建立在奴隸主占有奴隸並剝削奴隸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奴隸的勞動造成了羅馬的繁榮、富庶、強盛和輝煌的文化。但是，隨著奴隸制經濟的發展，奴隸們反抗剝削者的階級鬥爭也一天比一天尖銳，因而不斷地削弱了羅馬統治階級的力前七四年，爆發了斯巴達卡斯所領導的奴隸大起義，這次起義延續了很長的時間，震撼了羅馬全國，使羅馬奴隸社會的經濟發生嚴重的危機，加速動搖了奴隸主的共和政體。為了加強對奴隸的統治，羅馬不得不過渡到軍事獨裁的形式，由共和政體轉變為帝制。但是，奴隸主們雖然改變了和加強了統治機構，卻未能徹底挽救社會經濟中的深刻危機。奴隸運動仍然繼續不斷地發生，奴隸制生產關繫逐漸解體，帝國內部力量因為階級鬥爭的復雜化和尖銳化而日益薄弱，對外的聲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萊茵、多瑙河外的“蠻族”日耳曼人逐漸成為帝國的威脅，終至顛覆了它。羅馬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塔西佗•科納留•普布留（或蓋攸斯）（TacitusCorneliusPublius<或gaius>）正生活在羅馬帝國盛極而衰的這段時期中。關於他個人的歷史，我們所知者甚少。除了從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線索而外，隻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the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可供參考的文獻。因此，我們對於他的生平，不甚了然，僅能作出一點簡單的報道。
塔西佗的家業和出生地點已經無法確知了。他大約出生在一個高貴的舊貴族家庭裡。他的父親曾在高盧做官，地位頗高。他五五年以前不久，死於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間；他的一生經歷了皇帝尼羅、加爾巴、維泰利阿斯、魏斯巴興、狄度斯、多米先、納爾瓦和圖拉真諸朝。
他在少年時代，曾就學於當時著名的修辭學家匡體良（Quin-tilian），後來又從阿樸爾（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學法律。他成為一個有名的辯護七七至七八年之間，他和執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兒結了婚。阿古利可拉是當時軍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於自己在法庭上的聲譽，一方面由於結了這門好親戚，所以便在魏斯巴興朝開始廁身政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財務使之職，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間，離開羅馬，大約在外省做官。所以當他嶽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時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邊。在這段時期內，他可能遊歷過羅馬帝國北部邊境一帶，他對於日耳曼人的知識大約就是在這時得來九七年，他回到羅馬，任執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間，他曾出任亞細亞行省總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們都無從知道了。
雖然我們對於塔西佗一生的事跡知道得不多，但我們對於他的政治見解和歷史觀點卻可以從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認識。塔西佗在政治上顯然是傾向於共和派的，他對於帝制具有強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於他出身干舊貴詐家庭的緣故，他對於舊的奴隸主貴族共和政體表現出無限的留戀和向往。舊貴族在共和政體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國時期無疑地要受到相當的限制。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頌贊著往日的“自由”，而對於帝國時期的專制則深惡痛絕，他對大多數的皇帝，連奧古斯都在內，都沒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趨炎附勢、讒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並沒有見到共和時期，但在他那個時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間的鬥爭還很激烈，塔西佗對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經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殺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雖然塔西佗在這方面可能受他的階級本能影響，但是，他揭露了許多統治者的殘暴、荒淫、丑惡和愚笨。被當時大多數政客崇奉為神聖的、英雄的皇帝們，在塔西佗的筆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對於帝國時期統治者的猙獰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種種黑暗面所作的無情的揭露，使我們對當時的情況具有較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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