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 版致謝／ I
第1 版致謝／ III
中譯者序／ V
關於注釋／ XVII
章 科學革命與科學史編寫／ 1
第二章 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 21
第三章 科學的方法／ 33
第四章 法術與現代科學的起源／ 97
第五章 機械論哲學／ 119
第六章 宗教與科學／ 147
第七章 科學與更廣闊的文化／ 171
第八章 結語／ 191
術語表／ 199
／ 226
索引／ 289

中譯者序
在《伽利略研究》（Études galiléennes，1939）一書的“引言”裡，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明確給出“科學革命”的說法。他指出，“17世紀的科學革命”是一場極其重要的“嬗變”，幾可謂僅次於希臘“宇宙論”的嬗變成形。經典科學的思想態度就是由這場嬗變、這場思想革命奠定的。
柯瓦雷的“科學革命”的說法有兩個明顯的特點：首先，這是一種“思想轉變”，特指自然觀念的重要變化。“經典物理學”也因此有著特別重要的價值，它是這場科學革命的直接表現和成果。其次，這種思想轉變是“嬗變”而非遽然的轉換，是“漸變”而非“頓變”。柯瓦雷分析指出，伽利略的物理學理論就體現出了一個動人的嬗變過程，伽利略是在吸收前人觀念的基礎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物理學的。
在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看來，法國學者柯瓦雷的這個“科學革命”的說法大抵就是專有名詞“科學革命”的早出處，英國學者艾爾弗雷德·魯珀特·霍爾（Alfred Rupert Hall，1920—2009）於1954年出版的著作《科學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則是早以“科學革命”命名的著作。
“科學革命”一詞很快成為科學史界的專有名詞，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球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1543）和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1687）被公認為“科學革命”的兩個重要界碑。《天球運行論》究竟是“革命”的先聲還是“革命”的序幕，仍在爭鳴。《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之為奠定“革命”的一項重要成就，則是殊無可疑的。
然而，關於這場“科學革命”的時間跨度，其緣起，其構成，以及諸多方面的內涵，學界都存在著一定的爭議。甚至連“科學革命”這個名詞本身，也不能免遭衝擊。女學者貝蒂·喬·T. 多布斯（Betty Jo T. Dobbs，1930—1994）就是其中的一位勇猛的衝擊者。
宗教與科學在17世紀的互動，早已不是新奇的話題。羅伯特·K. 默頓（Robert K. Merton，1910—2003）的著作《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1938），已然提出所謂的“清教與科學”論題。然而，多布斯以牛頓為例，關注牛頓在煉金術方面的素養，指出牛頓科學勞作的旨趣在於宗教。她的研究興趣卻並不局限於宗教與科學的互動框架，而是直指牛頓的個體性的宗教情結、科學意願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的失落。
多布斯指出，牛頓的科學所要成全的，不是科學的“革命”，不是通常所設想的科學世界觀對宗教世界觀的徹底顛覆，而是科學的“返回”，要用科學的東西印證宗教的東西。如果一定要把“scientific revolution”的說法措置在牛頓身上，就隻有把“revolution”理解為這個詞的本義“運行”而非新意“革命”。牛頓的本意是要“截斷”與他那可謂詭異的神學觀念迥然其趣的各種“思潮”（包括無神論），卻弔詭地加速了“科學”時代的來臨，甚至還被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建構為科學的偉人，被當作“科學革命”的集大成者，成其為全新的科學世界觀的代言人。

亨利的這本書是目前有關科學革命的十分全面的簡論。
——羅伯特·艾利夫（Robert Iliffe），牛津大學科學史教授
在這本緊湊而易讀的書中，約翰·亨利關注16和17世紀的自然哲學與科學，吸收新近成果，彙集了相關主題的諸多細節和各種基本可靠的闡釋。他沒有遺漏任何核心內容，精心挑選大量案例以佐助其論證，許多在同類科學革命讀本中常受忽略的主題，也在這裡有其自然合理的位置。本書簡明易懂，文辭謹慎，偶有詼諧之筆，條理清晰……同樣適合具有人文學科背景的讀者。
——H. 弗洛裡斯· 科恩（H. Floris Cohen），烏得勒支大學比較科學史教授
《科學革命與現代科學的起源》第3版保持了約翰·亨利一貫的高水準，他對這一原本水平就很高的著作做了深思熟慮的針對性改進，在內容上做了及時增訂，以便反映相關領域研究和爭論的新發展。從第yi版開始，我就將特意挑選這本書作為科學革命的入門書，其中部分針對相關重要主題做了持續更新和擴充，不同層次的學生都能從中受益。
——約翰·舒斯特（John Schuster），悉尼大學科學史教授
約翰·亨利成功地完成了其寫作目的，令人贊賞。他綜合展現了圍繞科學革命而展開的學術討論和史學研究成果……為了指引學生穿過由不同闡釋和結論交織而成的“迷宮”，本書選取對初學者而言不甚熟悉的概念，彙集成一份術語表……這是一部出色的科學史著作，既適用於本科生的教學，也可用於研究生的研討課。
——琳達·斯蒂芬森·佩恩（Lynda Stephenson Payne），密蘇裡大學堪薩斯分校科學史教授
約翰·亨利這本小書已然有了第3 版，這就是它成功的明證。亨利的這本書成功清楚地展現了科學革命時期的復雜性。
——瑪格麗特·J. 奧斯勒（Margaret J. Osler），卡爾加裡大學科學史教授
“科學革命”無論如何命名，都標志著一個根本性的歷史變革時期。在本書中，約翰·亨利用流暢的文筆對它的復雜性做了脈絡清晰的介紹，不僅介紹了過往的成就和持久的抱負，還介紹了歷史解釋方面的未竟之事。
——羅伯特·A. 哈奇（Robert A. Hatch），佛羅裡達大學科學史教授
一本言簡意賅的著作，很好地服務於它的預期目的。
——佩內洛普·古克（Penelope Gouk），曼徹斯特大學思想史研究員

第二章  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
劍橋大學著名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在寫完現代科學的起源史以後激動地說，科學革命標志著“現代世界以及現代精神的真正起源”。他還說，科學革命的歷史重要性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蓋過“基督教誕生以來的一切”，壓得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隻能算作插曲”［33：viii］。鋻於科學在現代西方文化中壓倒性的重要地位，也就不難明白他想說的意思（盡管在巴特菲爾德以後數十年間，科學不再是如此不言而喻的“好東西”，我們也不再像他這般地對科學富有熱情）。但也不難看到，他在接著說科學革命讓“我們通常對歐洲歷史所做的斷代劃分……顯得是一種時代誤置和妨礙”時，未免說得有些過。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巴特菲爾德顯然有本末倒置的危險。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要想找尋科學革命的起因，必須到歐洲歷史出現翻天覆地大變化的著名的文藝復興時期那些廣泛變化當中去找。解釋科學革命，必須關聯文藝復興來談。科學革命像宗教改革一樣，可被看作，也應被看作文藝復興諸多結果之一。因此，巴特菲爾德確實錯了，竟然為了突出科學革命的無可否認的重要性，就認為我們關於歷史的斷代劃分需要重新調整。
文藝復興連同其主要的衍生物，即科學革命、宗教改革，是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或是這樣的一繫列事件：其產生的原因如此之多，以至於根本沒有辦法準確解釋。依據研究文藝復興的史學家們的研究成果，一份全面的解釋會包括以下內容：羅馬天主教會和所謂神聖羅馬帝國越來越不能夠給精神生活組織和物質生活組織提供必要的穩定性；城邦、地區性公國和民族性公國的隨之興起；地方封建司法權的崩潰。經濟方面的變化帶動城市生活的興起，帶動以私人資本為基礎的商業的發展，出現銀行體繫的雛形。文藝復興也是歐洲向外擴張的時期，當時發現並且開發了新大陸以及歐洲以外的其他地方。這除了對持續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權力鬥爭產生影響以外，還催生了文化相對主義意識—意識到別的地方的風俗、習慣、信仰和相應的物質生活環境也可以像基督教文化一樣是文明的。然而，地理大發現的那些航行之所以成為可能，要歸功於羅盤的發明。羅盤是使文藝復興成為可能的三大發明之一，另兩個發明是火藥［242：289—292］和活字印刷術［55：第1章；69：第2章；73：第1章；85；177］。
這些變化都是很具體的，其影響也很明顯。常有人說（盡管現在看起來有值得商榷之處），正是基於這些變化纔有了一種越來越強烈的個人認同和社會認同。確實，在繪畫方面我們次看到了寫實的肖像畫，有自畫像，也有畫別人的畫像。甚至在文藝復興時期有些關於耶穌降生的名畫裡，牧羊人的形像很明顯是取自當時實際的人，與中世紀繪畫對牧羊人及其他人物所做的刻板描畫有很大區別。在知識分子中間，社會認同還激發了越來越強烈的對於歷史的興趣，尤其是要把自己定位為古羅馬（甚至古希臘）榮光在智識方面的繼承人。先從意大利城邦開始，一群知識分子投身於他們所謂的“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即關於人文學科（humanity）的研究當中，專注於人已取得的成就以及人所具備的潛能。他們的興趣點是復蘇古人的智慧；他們認為古人的智慧沒有被超越，而且對於很多人來說不可能被超越。有些人有計劃地瀏覽歐洲各修道院藏書，找到很多古代文本，修道院裡的僧侶隻是珍藏著，並沒有讀。借助印刷機，這些新發現的手抄本在歐洲範圍內得到保存並傳播開來（實際上，我們如今所知悉的全部古代著作都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們找出來的）。人文主義學術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人文主義者關注“人的尊嚴”，強調“主動的生活”（vita activa）的重要性，活著是“為了公共的善”（pro bono publico）。他們覺得這種生活要好於“靜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傳統經院教育謳歌的卻是後者［6；55：24—37；69：30—33］。他們原本關注的，是文學作品。他們覺得文學作品有益於提高修辭技巧以及公民生活需要的其他技能。但很快，他們把注意力放在哲學甚至古代數學著作上［55：51—59；69：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