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香港人，香港有十幾萬印尼女傭，做飯燒菜、洗衣抹地、照顧老人、帶小孩上學下課，和我們一起擠在以狹小見稱的高樓裡面，或者有自己的房間，或者沒有。這些印尼女子與我們如此親密，成為眾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員；可是我們曉得她們的故事嗎？我們了解她們嗎？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我們到底需不需要認識她們？如果需要，那種被需要的知識又是什麼？
我在一個外傭中介中心的網頁上找到了答案。它對印尼女傭“特性”的介紹是這樣子的：“印傭與菲傭、泰傭的*大分別是印尼傭工的服從性平均來說較高。自18世紀以來，印尼人經歷了荷蘭人近三百年殖民地式的壓抑統治。而自1945年獨立後的蘇加諾親王及1967年接管至1998年的蘇哈托將軍，實施的亦是服從的嚴厲管治，人民習慣了服從政策，服從政府、上司、長輩的安排；其次，在語言方面，印傭的英語會話平均來說不及菲傭，但學習廣東話的速度比菲傭為快。”
換句話講，印尼經歷過的殖民統治和軍事獨裁政權是項“好處”，因此它的女傭比較懂得服從。這大概算是政治和社會史的分析。那麼再看看她們宗教信仰上的特點：“印尼人大多為穆斯林，有朝拜和守齋的習慣，對香港的雇主來說初時可能有點陌生，但習慣了就沒有什麼出奇。由於宗教信仰的關繫，部分印傭是拒絕接觸或進食豬肉的，有些外傭來港的日子久了，慢慢亦不會抗拒；一些改變不了以往習慣的印傭，雇主則要遷就一下了。”
不過比起以天主教徒為主的菲傭，印傭還是有點好處的：“因為印傭並不需要在星期天上教堂，也沒有那麼多‘親友’需要聚會，在假期安排方面較有彈性，特別適合一些需要輪班或在星期天工作的雇主。”
在把印尼看作是個家庭傭工的出口大國之外，我也試過其他進入印尼的方式，比如說它跟所有華人的關繫。我有許多朋友是一般中國人口中的印尼“華僑”，他們應該會比較了解印尼吧。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發現他們對印尼的認知也很難避免一種華人的局限。他們可能會讓我知道更多當地華人聚居地的歷史、華人社群內部復雜的情形、華人與東南亞和大陸等其他地方的往來；也可能會使我明白傳統華人對印尼其他族群的態度。當然，他們必然還會提到歷次大規模的排華運動、屠殺的慘酷，以及制度上的歧視……
我們對一個地方的認識總是脫不開我們和它的實際關繫。所以無論是把印尼當成女傭生產大國，還是把它看作一個情感上愛憎交纏的定居地，都是無可厚非、自然而然的一件事，*起碼這還叫做有關繫。在大部分中國人，特別是北方的中國人那裡，我要大膽地說，印尼幾乎就像是個不存在的國家。這是因為中國近世以來一套獨特的世界觀，使得我們雖然明知自己身在亞洲，但卻從未擁有過一個比較整全的亞洲視野。回顧20世紀中葉以前諸多學者和思想家的論述，但凡要談世界大勢，多半得從“中西”這個奇怪的範疇說起，仿佛全世界除了所謂的“西方”之外，就隻有一個中國似的，頂多偶爾加上印度，湊成一個“中、西、印三大古文明”比對的思想格局。至於日本，則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一個從中國好學生變成中國老對手，但在文明“代表性”上終究不如中國的復雜故事。
*近十幾年，中國冒起，照道理講是應該更有世界觀了。然而奇怪的是，不少人恰恰因為自覺中國是個“大國”，所以反而更加集中地注意“大國關繫”，說白了其實也就是中國和美國的關繫。此外一切其他國家，我們看的則是它們和中國的友好程度，看它們算不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說真的，它們友好與否都不太重要，反正從中國的體量去看，那全是些小國罷了。
印尼是個小國嗎？我們中國人喜歡講國際影響和世界排名，若是從這種角度評估，印尼的確不大。伊麗莎白·皮薩尼在她這本廣受好評的《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裡頭，就特地說到了這點：“印尼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顯然並不突出，例如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選手之中，僅二十二位來自印尼；換句話說，每一千萬印尼人當中，隻有不到一人參加奧運競賽。雖然曾任聯合國維和 bu 隊的印尼軍隊一度廣受歡迎，但躋身國際組織高層的印尼人屈指可數，成為這類組織領導者的印尼人更是付之闕如，也沒有任何印尼人得過諾貝爾獎。”
在她筆下，印尼人好像根本不曾努力提升國家地位。
盡管香港和全世界都有不少印傭，可是她們的數量在這個人口約兩億六千五百萬的國家裡面，不過是滄海一粟。大部分印尼青年是沒想過出國，對外面的世界也不一定有太大興趣的。原因很簡單：印尼就已經夠大了。“何必要出國？他們隻要搭船去另一座島，即可擺脫地域和宗親束縛，還能學習新舞技，嘗試新食物，而不須接觸沒學過的外語、不熟悉的貨幣、缺乏人情味的警察”。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多的國家，但又擁有兩千多萬名基督徒。印尼有官方語言Bahasa Indonesia，但絕大部分人都以幾千種方言的其中一種為母語。這個國家橫跨三個時區，由一萬七千多座島嶼構成。它簡直不是一個國家，更像是一個自足的世界。然而，必須小心上面這段描述。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被一句話簡單概括，任何關於一個國家“國民性”的總結也都不可能輕易立足。因為國家在這裡就像一隻漏洞百出的破碗，總是無法把它所盛載的液體模塑出一個完美無缺的形狀。
我一直聽說印尼不隻擁有全球*大的穆斯林人口，而且更是舉世*為開放的伊斯蘭國家。特別是在十幾年前的“9·11事件”之後，許多西方媒體就一直把它描繪成一個“好穆斯林”的代表，以對照阿富汗與沙特阿拉伯等國的“落後”和“保守”。我一些在當地工作過的朋友也憑親身經驗見證，說它比起不斷在信仰上阿拉伯化的鄰國馬來西亞好上太多，很多年前甚至能夠容許印尼文版的《花花公子》存在。如果真是這樣，又該怎樣理解去年發生在時任雅加達特區省長鐘萬學身上的“褻瀆*”事件呢？那些擠滿大街，憤怒揮拳叫喊，甚至聲稱鐘萬學該下地獄的虔誠信徒，不也是百分百的印尼人嗎？
從前誇贊印尼穆斯林不激進的媒體，這時給出了*新消息，說印尼穆斯林這幾年原來也變了，變得越來越像正統的遜尼派信徒，也變得越來越排外（宗教和族裔身份在東南亞常被混揉在一起，比如說華人一般不信伊斯蘭教，於是對穆斯林而言，華人就必定是異教徒，必定是外人了）。如此看來，印尼就和過去常常也被人拿來和它放在一起嘉獎的土耳其一樣，現在真是在開“現代化”的倒車了。
不過，伊麗莎白·皮薩尼這本書卻讓我發現在“印尼到底還是不是個好伊斯蘭國家”這個問題上，原來還可以有另一種答案。沒錯，比起十幾二十年前，她觀察到，街上戴頭巾的女子數目多了不少，而且“《*》朗誦比賽和英國曼聯足球隊在印尼一樣受歡迎”，一些傳統的爪哇式三層屋頂清真寺也漸漸被阿拉伯風的圓頂與尖塔所取代。更加叫人震撼的，是有那麼多的電視布道節目，就跟美國的基督教電視臺一樣，大受信徒歡迎，乃至於伊斯蘭教義節目成了一項龐大產業。成功的布道節目主持人則是萬人追隨著迷的明星，他們的講道，總是叫信眾又哭又笑，手舞足蹈。但這究竟是伊斯蘭的凱旋？還是美式資本主義的勝利呢？
伊麗莎白·皮薩尼說：“有些電視臺為了物色新面孔而頻頻推出選秀節目，去年某節目的優勝者竟是一名八歲小女生，而且在整個齋月期間排滿布道活動。歐文斯比（Craig Owensby）是一名改信伊斯蘭教，來自得州的美國人，曾經在法威爾（Jerry Falwell）主持的教會擔任牧師，後來與阿金（印尼一位電視講經明星）及其他備受觀眾仰慕的電視布道者合作，並且以每日簡短講述《可蘭經》和用手機短信傳播宗教信息的方式在印尼致富。”也和美國的明星級牧師一樣，捐錢給教會往往是所有布道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所以這些印尼布道人是真會致富的。
那麼印尼的伊斯蘭政團是不是激進化了呢？好像是的。比如說一個叫做“捍衛伊斯蘭陣線”（Front Pembela Islam,FPI）的組織，正是去年信眾集會抗議鐘萬學省長的旗手。他們平常會以真主的名義突襲領了牌照的酒吧，肆意破壞裡頭的陳設裝修，但卻很少受到警察干預。他們抨擊女神卡卡的演唱會，說她是頭雌性怪獸，將會把印尼的大好青年變成同性戀者。伊麗莎白·皮薩尼就在她朋友艾麗絲經營的一間同志夜店遭遇過他們：
當一群穿著低腰三角褲，眼睛貼著假睫毛的跨性人舞者在店裡踱來踱去，等著上場表演歌舞秀，突然有個工作人員宣布：“他們來了。”艾麗絲連忙拉開抽屜取出一個信封，片刻之後，一名留著大胡子，穿著白長袍的年輕人出現了，艾麗絲迅速交出信封，他隻點了個頭就閃人。“天哪，他簡直跟那些穿著皮衣跑來勒索你的自由民一樣壞。”我笑著說。“你說一樣壞是什麼意思？他就是穿皮衣的自由民，這是他們的新裝扮。”
所謂“自由民”，其實是一群流氓混混，乃荷蘭殖民時代以來就有的一項悠久傳統。他們是幫派分子，但當權者不隻對他們睜隻眼閉隻眼，有時還會花錢聘請他們，去干一些國家機器不願自己出面，和懶得去干的壞事。直到2012年，當時的印尼副總統還在公開集會上宣稱政府需要“自由民”來完成任務。
“自由民”開始“伊斯蘭化”，則是1998年“捍衛伊斯蘭陣線”成立之後的事。彼時警方付錢給這個新興政團，要他們使用暴力對付反政府的學生運動;軍方也請過他們攻擊調查 jun 人施虐案件的人權委員會辦公室。這種體制交辦的維穏業務經營得多了，就算它創辦的原意特別純正，也難免會招來更多“自由民”的皈依報效，逐步將它化為一個披著白色宗教外袍的幫派。果然，在政客一時用不上他們的時候，“捍衛伊斯蘭陣線”就自己創收，用“維護公共道德”的名義，破壞不交保護費的酒吧與妓院。基本上和 hei 社會完全一樣，*的分別隻在他們比一般黑幫師出有名，干同類的勾當居然還能頂上一圈道德光環。難怪伊麗莎白·皮薩尼慨嘆:“我從‘捍衛伊斯蘭陣線’和類似的組織身上，看不出印尼伊斯蘭教被阿拉伯化的跡像，反倒覺得正統伊斯蘭教被印尼化了。他們取代既有的自由民身份，為喊價*高的人出賣其神聖使命，非常符合印尼作風。”
這裡的“印尼作風”四個字，不是一般的印像描述，而是具體歷史脈絡的總結。早在蘇哈托(Suharto)時代，一些半點也不宗教化的政客就已經把不少伊斯蘭法規和教條改成正式法案，目的隻在拉攏鄉間教士的支持，叫他們去說服選民支持自己當選。這種政治權力與宗教之間的交易其來有自，如今隻是擴大到金錢和流氓身上而已。每逢選舉，這類神聖同盟就會發生作用，臺上是著名教士公開違法替人助選，說不投票給某某人是違抗真主旨意;臺下則是收了錢的“信徒”群情洶湧，立誓為真主而戰。我們要是在新聞片段看到這等場面，不知就裡，自然得說“印尼真是變得更加伊斯蘭化了”。
事實上，印尼很有可能不像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麼地“伊斯蘭”，它仍然保留了許多極不伊斯蘭的地方信仰。很會說故事的伊麗莎白·皮薩尼在全書一開頭就講了一個先聲奪人的小故事:
“小姐，進來見見我奶奶吧!”在印尼共和國東南方默默無聞的松巴島上，一位笑容燦爛的小伙子迎我入門。那是二十年前的邀約，當時天氣熱得像火爐上的煎鍋，四處灰塵彌漫，我步履蹣跚走在一條沙土路上，口渴到快不行，心裡想著:有何不可?說不定他奶奶會講幾個故事給我聽，陪她喝一兩杯茶肯定是件愉快的事。
但是進了那間竹子搭成的房子，坐在除了一幅掛在牆上的耶穌畫像之外就什麼都沒有的陰暗廳堂裡頭，皮薩尼並沒有看見什麼老奶奶，隻見一把竹椅上擱了一個像是裝著髒衣服的大布袋。莫非此中有詐?
“等一下!”小伙子摸了摸那個洗衣袋，然後順手解開袋口，拉掉覆蓋在的布巾，老奶奶終於現身，她昨天剛剛辭世，依當地習俗，四日後纔會發喪，中間這段時間，每天須接見前來弔唁的客人，小伙子替歸天的奶奶道了聲“幸會”，我們就坐下來喝茶。
“印尼總是充滿這類令人跌破眼鏡的奇事”。皮薩尼必須用這樣子的辦法來吸引讀者，否則大部分她所設定的英語讀者(乃至於我們華人讀者)恐怕是很難對印尼這樣一個偏遠東南亞國家感興趣的，除非那是一位想要了解印尼是否真如人家所說的那樣充滿機會的投資者。
對於試圖尋找下一個中國或是印度的投資者而言，這本書是很有用的。還記得很多年前，連我也相信了媒體報道和“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之類的機構，以為印尼人口紅利驚人，天然資源豐富，“到了2030年，約有50%人口可望成為消費階層”之類的預言。但是幾年下來，這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在經濟上卻始終表現反復，不像原來預想的那樣一飛衝天。為什麼?皮薩尼在這本關於印尼列島的尋訪遊記當中給出了不少答案，例如橫行無忌的貪污(“印尼公務員所有的額外收入，都是長官賜予的禮物。換言之，政府部門猶若一個龐大的宗族，或者有如一座上下共謀其利的利益輸送金字塔”)，基礎建設的欠缺(雖然印尼是全世界*大的群島國家，不過它在港口運輸設施上甚至還比不上有交通管道直達海港的內陸國瑞士)。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觀念。大部分印尼人的日子過得並不算好，但他們並不著急，工作掙夠了餬口的數便好，悠閑度日，倘有餘錢也都拿去消費，而非儲蓄。所以“印尼有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全然不事生產，五名成年人當中有四個人沒有銀行賬戶，銀行卻不斷借錢給民眾買東西，而非讓他們拿去創業”。
這就可以說回華人和印尼其他族群的分別乃至於衝突了。我從小就聽說我們中國人遍布天下，無論走到哪裡都喫苦耐勞、勤奮工作，然後“為當地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故事。後來我親身旅遊各地華埠，又在不少人處聽到華人對所住地方居民的典型投訴:“他們本地人真是太懶，好喫懶做。”真的，從東南亞一直到南歐，從印尼一直到西班牙，仿佛在華人移民眼中，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是不懶的。但是那些當地人又怎麼看這些華人呢?皮薩尼認識的一位印尼商人說:“我替華人工作很多年以後，看到也學到了他們的優點，尤其是努力打拼。”但是這位商人也說:“他們做每件事隻為了錢、錢、錢，從早到晚隻想到錢、錢、錢，過著喫飯、賺錢、睡覺、賺錢、翹辮子的生活，我不明白這種日子究竟有什麼意思?”沒錯，根據我極有限的經驗，似乎隻要有一個華人投訴移住地的原居民太懶，就會有一個原居民投訴華人太貪。“貪”這個字倒是我們中國人自我描述詞組當中很少用到的字眼。
但貪婪就和懶惰一樣，是種太過簡單的典型偏見。皮薩尼這本書不是為了提供更多證據來支持這類偏見，恰恰相反，她想要做的是破除偏見。所以她不隻讓我們看到了生活困窘的印尼華人，也讓我們看見了在危機四伏的自然環境面前努力求存的各種印尼原居民。這種態度，乃是一個好記者的本分。皮薩尼做過十幾年路透社記者，在牛津學習過古代漢語的她也替《經濟學人》和《亞洲時報》供稿。但她時間花得*多的地方始終是印尼，所以她能講一口流利的爪哇腔印尼語。就和許多駐外記者一樣，她也要替她心儀的國家寫一本書，好使更多人認識這片隻在片段新聞裡聽聞過的土地(或說海洋)。於是在轉行從事公共健康顧問(她還擁有傳染病學的博士學位)多年之後，她回到印尼，用一年多的時間騎摩托車和搭那總是延誤的渡船(*多可以遲到一個星期)，走了印尼三十三個省份當中的二十六個，試圖逐步拼起一幅看起來永遠拼不成的地圖。
地圖，這確實是個問題。對大部分人而言，想要認識一個國家，*好的辦法莫過於從一張地圖開始。在地圖上理解它和地表上其他地區的關繫，發現它在世界上的位置，甚至用很形像化的比喻去把握其國土的輪廓。我還記得小時候在臺灣上學，當局就總是以一張現實上早就過時、可意識形態上寸土不讓的“中華民國全圖”教導我們，“中國就像一葉漂亮的秋海棠”(那時我們一群孩子幼稚，並不曉得蒙古早已是一個獨立國家，去掉它之後，中國其實更像一隻公雞)。至於印尼，它在地圖上的形狀還真像皮薩尼本書中文版副標題所說的，是一串散落在海上的珠鏈，不太好一下子形成一個完整的圖像。
原來對於印尼國民甚至政府機關來說，要在地圖上弄清楚自己的國家也不太容易:“印尼涉及環境管理的國家法律、條約和政令多達五十二種，其中不乏彼此矛盾者。更糟的是，負責掌管森林的兩個政府部門──環境部和森林部──竟使用不同的地圖。2010年，印尼總統曾推動統一繪圖計劃，但毫無進展。兩部門雖一致贊同印尼有必要完成統一的國土利用分布圖，但在討論應該根據何方資料繪圖時卻無法達成協議。一幅地圖上出現了約4000萬公頃的原始森林，另一張地圖則未納入這片叢林。換句話說，某個部門‘漏掉了’一塊面積大於日本領土的雨林。”
看到這裡，熟悉現代社會科學的讀者自然會想起去年過世的人類學宗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把現代民族國家定義為一個想像出來的社群，而地圖正是實現這種想像的重要工具之一，印尼則是他建構其整套論說的田野資料來源。如此看來，是否表示印尼這個國家的想像工程尚未完成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去世不久之後，我曾在一個讀書節目裡頭介紹他的經典《想像的共同體》。這並不是一本易讀的書，更不能在三言兩語之間解釋得清清楚楚，尤其我纔疏學淺，結果自然不佳。果然，有些觀眾看完之後反應很大，立刻猜想我是不是有什麼不良用心，故意用“西方人那一套來解構我們的華夏”，居然把現代民族國家形容成一種“用想像力虛構出來的東西”。
“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民族下的這一個定義非常有影響力，乃至於今日大家開始把任何大大小小的社群都看成是想像的產物。
但民族國家真是人類大腦想像出來的一種存在嗎?這怎麼可能?有這麼多人一看見國旗飄揚就要激動落淚，有人甚至做好了要為民族隨時獻出生命的準備，如此牽動情緒的東西怎麼能是想出來的呢?但是冷靜下來，再思量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民族國家這麼宏偉，這麼親愛的東西，還真是摸不到，聞不著，肉眼不可得見。至少我們從來不會在路邊等車的時候說一句:“你看，國家剛剛從我們身邊經過。”所謂“想像”，*基礎而又*粗淺的理解，無非就是這種非物質存在的屬性而已。更重要的是，長年支持第三世界反殖式民族主義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從來就沒把“想像”等同過“虛構”;不，想像不是虛構，想像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政治過程。說一個國家是“想像出來的”，和說它是“虛構出來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自從該書出版，國際漢學界和華人學者的真正爭論重點並非中國是不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這沒什麼好爭的)，而是中國的群體自我意識是否早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成立。有些學者認為，“中國”作為一種集體的自我想像和認同，很可能老早就有(比如說宋代)，但是直到現代，它纔加入了全球民族主義的浪潮，逐步把自己建設成一個“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從一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王朝，變成了一個立於世界諸國之林當中的一個主權國家。換句話說，大家更關心的，其實是中國究竟是什麼時候被想像出來的。
如果說中國的情況太過特殊，不易套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說法;那麼印尼就正好反過來，是《想像的共同體》論述*完美的示範。首先，就像伊麗莎白·皮薩尼在這本書裡所說的，這是個廣土眾異質的一個國度:“印尼國土環繞赤道，跨距相當於從倫敦到伊朗首都德黑蘭，或者從美國的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到東岸的華盛頓特區那麼長。位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亞齊省，住著篤信伊斯蘭教、五官略似阿拉伯人的馬來族，並驕傲地給自己的居住地冠上‘麥加走廊’之名。坐落在亞齊省東南方，與之相距約2500公裡的省份是巴布亞，占據了新幾內亞島西半邊大部分地區，居民皮膚黝黑。我初訪當地時，發現許多原住民一絲不掛，男性僅以葫蘆遮掩生殖器，但他們卻發展出某些復雜的農耕技術。”
你叫這些語言、宗教、家庭結構以及生活方式都非常不同，並且可能直至老死都不互相往來甚至不知對方存在的人，該如何去把彼此都納入到“印尼”這個標簽之下呢?他們有任何一樣的共通的地方嗎?
有的，那就是他們全都曾在荷蘭的殖民統治之下。就和大部分脫胎自殖民地的亞非新興民族國家一樣，印尼的疆域恰恰就是前殖民地管轄區劃的一個範圍。我們不妨大膽地講，要是沒有當年荷蘭人，這個國家很有可能不會存在。
所以印尼就和一些同樣在戰後獨立出來的新興國家似的，在剛開始的時候有過一段非常不穩定的集體認同過程。比如說現代印尼的“國父”蘇加諾(Sukarno)，終其一生，他其實都是個“大印尼”(Indonesia Raya)主義的信徒，認為現存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印尼和東帝汶這幾個地方應該共建一個“大印尼”。這套現在看來幾乎是天方夜譚的主張，不僅是他個人民族意識過度膨脹的狂想，而且還是當年很多馬來西亞民族主義者的構思，甚至得到些菲律賓人的支持。直到今天，我還認識一些當地左傾華人知識分子信
仰這種理念。更加奇詭的，是一部分戰時真心信仰“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士兵，他們在日本戰敗之後不肯撤離，或者留在馬來半島加入馬共，或者參與印尼獨立戰爭，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協助“亞洲人脫離殖民統治”，建設一個偉大光榮的“大印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