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章 古典時代的昔日榮光  
第二章 群雄並征的中世紀 
第三章 文藝復興與權力政治 
第四章 意大利戰爭與文藝復興後的衰落  
第五章 列強夾縫中的意大利 
第六章 舊秩序下的意大利 
第七章 拿破侖改寫了意大利政治 
第八章 拿破侖之後的復興與統一  
第九章 意大利人的大國夢 
第十章 從和平到戰爭，從戰爭到和平  
第十一章 戰後意大利的起起落落 
第十二章 20 世紀 90 年代的改革和社會難題  
第十三章 重新發現意大利 ：北部 
第十四章 重新發現意大利 ：中部  
第十五章 重新發現意大利 ：南部  
第十六章 重新發現意大利 ：諸多島嶼  
結語  意大利往何處去

第六章 舊秩序下的意大利

    統治的本質，尤其是統治者們的本質，沒能給英國旅行者們留下深刻印像。理查德·科裡德將1694—1727年的帕爾馬公爵弗朗切斯科描繪成嚴酷之人：“公爵是大地主，所有臣民都是奴隸。他們對公爵言聽計從。”對曼圖亞公爵，科裡德描述如下：

    費迪南多·卡洛·貢扎加二世（1665—1707年）；其貌不揚，就像個英國農民。每天自己駕著一輛小篷車周遊城鎮，車上帶著四把手槍，隨行的隻有一名男僕；他約有50歲，卻是個浪蕩子，至少養了80名情婦，而且保證她們生活舒適；這些情婦為他表演歌劇，因為她們都生得健美且能歌善舞；他在鎮上約有70個孩子，但沒有一個是與公爵夫人所生；他很專制，隨隨便便就把人投進監獄；他隨心所欲地把人弔死，全憑自己高興去集資；因為沒有繼承人，他揮霍無度。喬萬尼·加斯托內（1723—1737年在位）是美第奇家族的後一位托斯卡納大公。威廉·邁爾德梅將他描繪成一個樂於讓人看他行房，尤其是雞奸的人。不過，威廉·邁爾德梅酗酒成性，並不能完成性事。
 
    經濟對人口來說更加重要，但很難決定其整體趨勢。人口顯然增長了，尤其是與17世紀相比，增長顯著。同時，人口增長也使機遇與挑戰共存。18世紀，威尼斯人口依然保持在137000左右；都靈人口則從44000上升到92000；西西裡人口從100萬上升至150萬；本土的那不勒斯王國人口翻了一番，達到500萬。意大利總人口從1300萬升至1700萬。
 顯著的經濟相對衰退體現在外國商品與商人打入了地中海市場。例如，1675年，托斯卡納的裡窩那被指定為自由港。這讓英國與荷蘭商人從中受益。英國人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裡已作為經紀人活躍於威尼斯。他們對威尼斯與土耳其帝國之間的轉口貿易造成了打擊。
    與此同時，對一些領域的研究已經表明，意大利經濟有著極大的韌性與適應性，並取得了增長。例如，對17世紀倫巴第與威內托的研究，或者是對18世紀威尼斯貿易與威內托工農業的研究均可證明這些。通常情況下，明顯的是意大利情況的多樣性。作為地力肥沃、得天獨厚的農業區，自18世紀30年代起，倫巴第的水稻種植量就出現了增長。部分原因是佃農的活動，部分原因是有充足的當地資本保證必要的灌溉。18世紀下半葉，雖然水稻需要一定程度的灌溉並由此給帶水供給造成壓力，但是倫巴第農業出現明顯發展跡像，尤其是大米、絲綢、奶酪與黃油出口量的上漲。當時，威內托農業也有重大發展，那裡的玉米種植傳播範圍廣。阿普利亞與卡拉布裡亞的橄欖油生產高度產業化，且以出口為導向。葡萄籐是重要的經濟作物，它在18世紀時傳到了弗留利。
     但是，總而言之，意大利處境淒涼。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傳統方式與粗放耕作的結合，沒有農業改良與密集型方式。在倫巴第平原上，動物提供肥料（也因此提高地力）、產出牛奶。這種混合耕作在其他方面無甚建樹。而且，人們擴大土豆種植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地形惡劣、土壤剝蝕、供水不足、交通不便與投資匱乏的主要問題在半島上依然普遍。這與英格蘭及荷蘭的情況截然不同。在托斯卡納，犁隻能使淺表的土隆起，而真正意義上的土地翻整隻能通過鐵鏟實現。在托斯卡納的阿爾托帕肖，平均結婚年齡從1700年前的21.5歲上升至1700—1749年的24.17歲。相應地，平均每對夫妻生育的兒童數也下降了。平均結婚年齡上升。在很大程度上，這也許是因為收入的減少，而收入的減少又與18世紀初小麥價格的下跌相一致。
     饑荒會導致大量死亡。例如，饑荒在1709年造成巴裡、佛羅倫薩與巴勒莫死亡率激增，1764年又使那不勒斯王國死亡率驟然上升。那不勒斯的那次饑荒使費迪南多·加利亞尼（1728—1787年在位）在1769年撰文強烈譴責谷物自由貿易。他頗有見地地指出，這是以犧牲農村地區為代價讓城市受益。毫無疑問，饑荒反映了社會救濟與糧食供給繫統的缺陷。1764—1768年間的饑荒也許是導致1767年襲擊意大利中部的流行熱病爆發的原因。饑荒也會引發暴動，正如1773年巴勒莫與1790年佛羅倫薩的情況那樣。此外，莊稼歉收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威脅國家稅收。集中於18世紀下半葉的人口增長讓谷物供給成了老大難的問題。
     面對災禍，社會與個人向教會尋求幫助。教皇克雷芒十三（1758—1769年在位）以祈禱與儀式來應對18世紀60年代的饑荒。正如1765年與1766年在米蘭那樣，佛羅倫薩在1765年暫停了一切大眾娛樂活動，舉行公眾祈禱儀式以求風調雨順重返人間。1769年4月，人們列隊舉著一幅聖母瑪利亞的神像在泰拉奇納的街道上遊行，祈求有個好天氣。許多群眾參與進來。1755年，威尼斯當局在遭遇飲用水匱乏引發的危機時，發掘出一尊聖母雕像。
     產量增加的主因並不是生產率的提高，而是耕地面積的擴大，尤其是自18世紀中期以來。正如在英格蘭一樣，人們把公共用地圍了起來。盡管18世紀下半葉，商業農業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區普及開來，但是生存農業仍是常態。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地區，糧食生產依然是傳統生存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情況在內陸許多地區還是很普遍的。那不勒斯除外，因為它的市場通常是當地的。貴族階層從上漲的糧價中獲益，他們基本上是一群寄生蟲，將農村地區的租金用作城市支出。1781—1786年，多梅尼科·卡拉喬洛侯爵擔任西西裡總督。他將落後的地方農業歸咎於貴族階層。與英國貴族階層對新農業方法的投入相比，整個意大利，尤其是南方地區，在這方面著力較少。
     但是，意大利沒能像英格蘭、加泰羅尼亞與低地國家那樣，發展出更加多產的農業經濟，並不是因為不努力。18世紀60年代，帕爾馬公國纔華橫溢的法裔首相紀堯姆·蒂羅鼓勵人們種植大麻、亞麻、紅豆草、土豆、桑樹與葡萄籐，改良家畜育種。他還資助出版了一本養蜂的專著。18世紀80年代，卡拉布裡亞貴族多梅尼科·格裡馬爾迪要求國家為橄欖油產業購置新壓榨機提供貸款，建議國王任命指導者在農村地區巡回展示壓榨機的使用方法。但是，事實表明，將新思想轉化成實際行動是困難的。這些新思想包括許多農業學院或是18世紀60年代帕爾馬創業中心所提出的觀點。當時，小規模農場主興趣不足。部分原因是，他們沒有像在加泰羅尼亞與低地國家的一些地區那樣，通過家庭農場繼承獲得的普遍延續性與控制權。他們也沒有如英格蘭那般，通過定期續租獲得優勢。這種情況使貴族階級的態度變得更加重要。政府從來自農村省份的稅收中獲得財政收入，卻極少采取措施提高這種收入。一般來說，意大利沒有致力於改革的社會團體，或者說這種社會團體是有缺陷的。
    農村地區家庭生產規模的擴大可算是變化的例證。絲綢制品與羊毛織物依然是意大利大部分地區的基本產業。更加普遍的進程是，熱那亞商人將城市周圍鄉村地區的農業工人組織起來，從事天鵝絨生產。農業工人長時間勞作，還必須保證織布機運作良好。這種情況為婦女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
     當時還出現了初的工廠。1769年，倫巴第的科莫鎮成立了25家生產羊毛制品的企業，總共雇用了180名工人；科莫還有2000名工人在155家企業中生產其他織物；78名工人工作於4家染坊；80名工人勞作在3家制革廠裡；23名工人效力於4家肥皂廠；12名工人受雇於2家制帽廠；20名工人用11臺織布機生產棉紡制品；120名工人用2臺織布機生產針織長筒襪。1774年，在鄰近的洛可鎮，500名婦女受雇從事制絲工作。與此同時，同年，在位於科莫湖的貝拉吉奧鎮，那裡有6家肥皂廠，還有7臺用於生產針織布的織布機。在上維內托，以家庭為單位的紡織業中的某些領域從“外包”轉向了更加集中、基於工廠的機械化生產。
    但是，國內市場疲軟、資本不足、交通不便，外國競爭激烈以及技術落後制約了大多數意大利產業的發展。1767年，倫巴第僅有1.5%的人口為工業工人。雖然當時的定量數據往往都有缺陷，但這個比例遠低於英格蘭。一些地區出現了工業擴張，但另一些地區存在著去工業化的趨勢，例如博洛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