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幾個月，門羅主義將迎來它的一百周年紀念，這是參加了次世界大戰而又從這場重大災難中全身而退的美國為數不多的外交政策之一。雖然學習外交史的學生對門羅主義時期的美國和英國並不陌生，但迄今為止，尚無翔實的資料能讓我們充分了解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國務卿，與門羅主義主要針對的神聖同盟的締造者—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之間的關繫。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威廉·佩恩·克雷森（William Penn Cresson）先生對俄羅斯帝國外交部的檔案即展開研究，這將使學習歷史的學生，特別是研究國際組織的學生，長期受益。在美國教授、俄羅斯檔案專家弗蘭克·阿爾弗雷德·戈爾德（Frank Alfred Golder）整理俄羅斯帝國檔案中有關美國的珍貴文件清單時，克雷森恰好擔任美國駐彼得格勒使館的秘書。俄國臨時政府知曉克雷森對俄美關繫史感興趣，於是特邀他參與檔案的整理工作。克雷森主要負責整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私人信函以及私人備忘錄中的外交資料，這些資料之前從未向學生開放過。

在此期間，克雷森把“書寫歷史”這一較為悠閑的工作拋在一邊，轉而從事更加艱巨的工作—觀察正在形成中的歷史。之後，他辭去外交部的職務，參加了美國遠征軍，投身到次世界大戰中，在佛蘭德斯擔任美國軍事代表團駐比利時總部的團長直至次世界大戰結束。退伍後，他重拾被迫中斷的事業，近，他又通過研究美國國務院的檔案，給自己的工作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克雷森為同領域的研究做了有益的補充，因為他的研究側重於聖彼得堡和華盛頓之間的談判，即催生門羅主義的歐洲背景。

本書雖然體量小，但意義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不顧盟國意願，竭力締造神聖同盟的目的和用意，同時闡釋了門羅主義和神聖同盟之間的關繫。不帶偏見的讀者定能通過本書更好地理解新舊兩個世界。

在肆虐人間的戰爭宣告結束時，人們總會試圖尋找一些辦法防止戰爭再次發生。這樣的努力雖然不能完全奏效，卻是降低訴諸武力的可能性的有益嘗試。

三十年戰爭造就了埃默裡克·克魯塞（Emeric Cruce）的《新悉涅尼》（Nouveau Cynee）、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的《戰爭與和平法》（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以及蘇利公爵馬克西米利安·德·貝蒂訥（Maximilien de Béthune）強加給自己的君主——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宏偉計劃。

歐洲無休止的戰爭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中達到高潮，靠《烏得勒支和約》（Treaties of Utrecht, 1713—1714）和《拉什塔特條約》（Treaties of Rastatt，1714）纔得以終結，從而產生了聖皮埃爾（Saint-Pierre）神父查理-伊賴內·卡斯岱爾（Charles-Irenee Castel）的《永久和平方案》（Project of Perpetual Peace，1713）。緊隨其後的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戰爭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催生出了神聖同盟，一百年後，次世界大戰又本著同樣良好的反戰意願孕育了國際聯盟。

歷史會重演嗎？隻有歷史自己纔知道。

詹姆斯·布朗·斯科特（James Brown Scott）

1922年7月14日

在第七次向國會致國情咨文時，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提出了門羅主義。再過幾個月，我們將迎來它的一百周年紀念日。雖然在次世界大戰後，門羅主義主要針對的三個歐洲大國—俄羅斯帝國、普魯士王國、奧地利帝國—都一蹶不振了，但門羅主義始終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俄、普、奧三國的衰落，也導致1823年美國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再次出現—借用門羅總統的話說，這個問題本質上是“文明世界的現狀及其對我們的影響”。

門羅總統和亞當斯國務卿的外交班底一百年前需要商討解決的國際問題，與當前（本書中的當前、現今等詞語皆指的是本書的寫作時間——1922年）的國際問題仍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如今，我們依然要商討：現今的國際局勢，能否說服美國放棄因地緣關繫而采用長久以來被普遍接受的孤立主義原則？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摒棄這一保障原則的限制？同時，我們力圖在友好國家的誠摯邀請下，加入旨在維護全面和平的協議，那麼我們應參與到什麼程度？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再次援引門羅總統的話：“準確了解美國和世界其他大國的關繫，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大國的談判和交易‘確實’相當必要。”

美國的外交政策傾向於回歸“傳統偏見”，即專注美國利益，遠離歐洲事務。這一趨勢令一戰結束以來的同盟國的政治家大傷腦筋。筆者認為，重新研究催生門羅主義的歷史事件，將證明美國近期的表現與其外交策略是一脈相承的。美國國務院與俄羅斯帝國外交部皇家檔案館近公開的材料顯示，早期的談判與當前的談判有許多相似之處。而當年歐洲的政治家，如何試圖說服美國放棄多年來的孤立主義政策，特別是理想主義者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誘惑美國政府加入神聖同盟的努力，幾乎已經被美國的外交史遺忘了。

門羅主義反對的歐洲政策，當年之所以引起諸多誤解，是因為很多人不了解《神聖同盟盟約》1這個奇怪的協議，或者不了解神聖同盟與維也納體繫之間的關繫，而後者是拿破侖戰爭後歐洲外交重建的基礎。神聖同盟成立之初，體現的是強大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高度理想化的個人政策。簽訂《神聖同盟盟約》的三個君主中，隻有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一人真心信奉神聖同盟倡導的原則，蓋章時沒有任何猶豫。一繫列有爭議的協議，從《托普利茨條約》《賴興巴赫條約》《肖蒙條約》，到《巴黎條約》和《維也納會議後議定書》，終造就了維也納體繫。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突然提出為了歐洲和平而創建神聖同盟，各國之所以不得不接受，是因為各國都不能失去俄羅斯帝國的軍事支持。此時，誰敢不遷就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空洞的國際團結理論，就可能會導致大聯盟的嚴重分裂。

站在歷史的角度看，俄羅斯帝國獨裁者的願望和目的或許要從其政策真正的意義和價值來分析。但那個時代的人們認為，亞歷山大一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和不可調和的。奧地利帝國首相克萊門斯·馮·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其他政治保守人物，認為亞歷山大一世是個危險的空想家，是個“加冕的雅各賓”。幾乎在同一時間，英國外交大臣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與美國總統門羅制定了憲法性的政策，以保護自由政府原則不受亞歷山大一世為維護君主制的合法性而進行的干預。要理解亞歷山大一世矛盾的外交理念，就需要了解他的生平，特別是在其政治理念演變的各個階段，對他產生重要影響的人和事。……

繼承羅曼諾夫家族的皇位時，亞歷山大一世年僅二十三歲。恰爾托雷斯基奉命到首都聖彼得堡扮演——並非擔任——俄羅斯帝國首相的角色，亞歷山大一世兌現了他早先許下的承諾。亞歷山大一世發現自己可以倚重身邊的朋友——他們絕不會吝惜鼓勵和支持自己，少年時代的密友、“非正式委員會”的成員，從歐洲各地回到了聖彼得堡。當年，為了保護亞歷山大一世免受自由主義思想的侵蝕，保羅一世將他們半流放似的遠遠驅逐。此刻，諾沃西利采夫伯爵雖然羨慕英國新頒布的憲法和自由的政治生活，但仍然急速歸來。法國大革命的崇拜者斯特羅加諾夫伯爵因無限敬仰民主而踏上了向往的“民主國家之旅”，此時也調轉方向返回聖彼得堡。在這些非正式的顧問中，亞歷山大一世歡迎的當然還是昔日的恩師拉阿爾普。一接到亞歷山大一世的召喚，拉阿爾普就快馬加鞭地從瑞士趕來。

可惜的是，首先引起新政府注意的並不是“非正式委員會”朝思暮想的國內政治改革，而是一場國際危機。就在遇刺之前，保羅一世極不明智地改變了俄羅斯帝國的外交政策，與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結盟，致使英國對俄羅斯帝國、瑞典王國、丹麥-挪威聯合王國的所有船隻實施禁運，俄羅斯帝國創立的“武裝中立同盟”不得不再次恢復，以打破英國的封鎖。1801年2月，西印度艦隊也奉命進攻墨西哥灣丹麥-挪威聯合王國的屬地。同時，另一個中隊在海軍將領海德·帕克（Hyde Parker）和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的率領下駛向波羅的海。雖然丹麥海軍軍官費舍爾（Fisher）進行了英勇抵抗，1801年4月2日，英國艦隊還是在哥本哈根戰役中大勝。英國開出條件，要求丹麥-挪威聯合王國與俄羅斯帝國解除盟約，但丹麥-挪威聯合王國信守承諾，堅定地拒絕了。得勝的英軍沿著波羅的海前進，揚言要占領喀瑯施塔得和聖彼得堡。

於是，剛剛登基的亞歷山大一世發現自己面臨著嚴重的國際危機。時間緊迫，他根本無暇權衡諸如“北方大國”發誓要捍衛的“中立國的權利”問題。當務之急是，他必須找到快速、可行的挽救辦法來維護俄羅斯帝國的利益，保衛一攻即破的首都。

亞歷山大一世同意和解，哪怕這會令他臉上無光，因為這樣能換來暫時的喘息，以便全力投入勢在必行的國內改革19。亞歷山大一世對戰爭有著近乎生理上的反感——盡管他深受大臣們所謂“閱兵狂熱”癥的影響，同時他也受到了恰爾托雷斯基理想主義的和平理念的影響。……

1803年，俄羅斯帝國不光彩地解除危機後不久，亞歷山大一世任命恰爾托雷斯基為外交大臣，因為在俄羅斯帝國的外交事務上，恰爾托雷斯基的影響力越來越明顯。雖然俄羅斯帝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繫堪憂，特別是與法蘭西共和國的關繫越來越疏遠，但恰爾托雷斯基還是宣布了一項和平計劃和一項迎合亞歷山大一世野心的外交政策：

我堅信自己有能力使俄羅斯帝國的各種力量順應沙皇高尚的思想。俄羅斯帝國一向追求光榮和卓越，這種追求有利於全人類。實現偉大又長遠的目標，既需要持之以恆、堅持不懈的追求，也需要耐心，還需要技巧。我堅信這種追求會讓俄羅斯人民驕傲。我希望沙皇能成為文明世界的和平仲裁者，保護弱小免受欺壓；希望他的統治，能開創一個公平正義的歐洲政治新時代。

1804年，恰爾托雷斯基擔任外交大臣後不久，拿破侖下令抓走正在巴登大公國的孔代親王路易·約瑟夫（ Louis Joseph）的孫子昂吉安公爵路易·安托萬（Louis Antoine）。昂吉安公爵被拖到了法國邊境，經過鬧劇式的軍事法庭審判後，在萬塞訥城堡的護城河附近被槍決。在中立國領土上公然違背國際公約，以及伴隨而來的司法謀殺，激起了全歐洲的憤怒抗議。這樁本不應該發生的悲劇，令全歐洲悲痛不已。僅僅過了兩個月，仍然沉浸在悲痛中的各國，就接到了拿破侖正式稱帝的通告。拿破侖選擇在這個時候加入歐洲君主的行列，實在是太不合時宜了。雖然他從執政變成皇帝不過是頭銜的變化，但俄羅斯帝國堅決不承認他的皇位。隻有奧地利帝國和卑躬屈節的霍亨索倫王朝害怕得罪拿破侖，默認了這位在法國大革命中崛起的將軍成為法蘭西帝國的皇帝。這正是歐洲強國再度聯合的好時機。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將承擔起恰爾托雷斯基熱切期望他扮演的調解人角色。通過《給諾沃西利采夫的指示》（Instructions to Novosiltzov），他們對國際政治體繫的各種設想和謀劃終於初步形成。

《給諾沃西利采夫的指示》中的一段話，涉及英、俄同盟應對法蘭西帝國采取何種態度，如今看來這也很重要：

現在我要談談，我們必須用怎樣的語言來與法蘭西人民對話。我們雖然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法蘭西人民，但要通過公正、仁慈和寬容的原則讓他們相信，英俄同盟做出的承諾是可靠的。之後，我們必須聲明，我們宣戰的對像不是法蘭西民族而是法蘭西獨裁政府，就像對待任何歐洲獨裁政府那樣。

在亞歷山大一世的計劃中，絲毫沒有提及他要建立一個超級極權主義國家（18世紀的哲學家視之為解決國際弊病的良藥），也沒有表現出要干預鄰國內政的意思（這一政策後來導致立憲大國極為痛恨神聖同盟的主張）。

或許，以下纔是《給諾沃西利采夫的指示》的核心部分。在對歷史上的人類組織方式進行短暫研究後，亞歷山大一世找到了一個保障歐洲國家長久和平的方法：建立國際聯盟，制訂盟約。國際聯盟的指導原則，即國際法的指導原則，以國際調停代替戰爭：

既然已經和平了，我看不出有任何障礙能阻擋我們達成一個更廣泛的和平條約，使之成為歐洲各國交往的基礎。我相信，如果沒有個別國家之間簽訂的、將其他國家排斥在外的和平條約的干擾，一個廣泛的和平條約一定會在適當的時機產生，並且英國和俄羅斯帝國將為之全力以赴。

早在簽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reaty of Westphalia）時，就有人提出過類似的設想。當時，由於政治危機緊迫和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不允許這種設想的推進，不過，很長時間以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的外交基礎。歐洲各國簽訂共同和平條約的條件已經成熟。雖然我們無法保證永久和平，但如果和平條約能夠明確地體現並清晰地闡述國際法的原則和規定，那麼和平的進程將被大大推進。為什麼我們不能制定一部國際法，來保障中立國的權利，保證在第三方全力斡旋前絕不發動戰爭呢？在通過恰當的方式審視了雙方的不當之處後，調停者難道會故意讓戰火重燃嗎？隻有貫徹共同遵守的原則，真正持久的和平纔有望實現。

有趣的是，是否要加入這個被倡議建立的“和平同盟”，由各國自願決定。顯然，亞歷山大一世認為加入和平同盟的好處顯而易見，歐洲所有文明國家必然了然於胸，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