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烏格利奇的銅鐘 1

1 流放制度的起源 9

2 界 標 31

3 折斷的劍 57

4 涅爾琴斯克的礦山 91

5 民主共和國 115

6 西伯利亞人 150

7 刑罰堡 181

8 “以自由的名義！” 214

9 庫庫什金將軍的軍隊 244

10 薩哈林島 271

11 鞭 打 304

12 “失敗者要倒霉了！” 330

13 收縮的大陸 366

14 嚴峻的考驗 393

尾聲 紅色西伯利亞 427

致 謝 432

注 釋 434

出版後記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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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精湛，扣人心弦……全書生動描述了種種關於罪與罰、贖罪、愛和可怖暴力的驚人與悲傷故事。書中人物包括專制者、殺人者、賣淫者、英雄。這是一部絕妙的佳作。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裡

我們很難去想像這個在沙皇統治時期地獄般的西伯利亞刑罰殖民地。這部歷史著作描繪了一幅生動、恐怖的圖景……該書極其引人入勝，富於真實事例和逸聞軼事。

——大衛·阿羅諾維奇，《泰晤士報》

專業學者為大眾寫作的典範性作品。盡管他是一個極其平靜和冷靜的講述者，但是不公正事件和暴行故事出現在該書的每一頁上。

——多米尼克·桑德布魯克，《星期日泰晤士報》

[這部]關於沙皇統治時期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傑出新歷史著作……令人信服地將西伯利亞置於19世紀俄國乃至歐洲歷史的中心。

——《經濟學人》

極其出色……一部壯闊的著作，它嫻熟地把羅曼諾夫王朝的古拉格與囚犯們令人撕心裂肺的淒慘故事結合在一起。

——道格拉斯·史密斯，《文學評論》

從很多方面來說，西伯利亞確實是一個“死屋”，就像丹尼爾·比爾以駭人且扣人心弦的細節展現的那樣。另外要提到，丹尼爾·比爾借用了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部監獄題材小說的書名來作為這部傑出新研究著作的書名。

——歐文·馬修斯，《旁觀者》

研究無可挑剔，寫作流暢優美。

                                                 ——唐納德·雷菲爾德，《衛報》

雖然比爾的研究主題很黯淡，但他的寫作不是。一個個恰到好處的隱喻，把《死屋》提升至標準歷史著作的水平之上。

——奧利弗·布洛，《電訊報》

[比爾]采用了大量資料……這些豐富的材料，造就了這部有著細微細節的歷史著作……它把“西伯利亞”這個名字的可怕之處變得如此生動、如此清晰。

——《紐約時報書評》

比爾的這部佳作在一段時期內會是英語世界中關於這個宏大主題的權威性著作。

——《華爾街日報》

足以讓我們為人類而羞愧……比爾的敘述明晰，評述謹慎而克制。

——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比爾生動地描繪了自從西伯利亞殖民化開始以來這個地區極其豐富且悲劇性的歷史……在這幅復雜的鑲嵌畫中，[他]扼要描述了各種囚犯，敘述了他們的苦難和他們忍受的令人反胃的懲罰。

——《外交事務》

一部富有啟發性、令人難以忘懷的作品，它闡述了一個巨大的帝國刑罰繫統是如何從其腐爛的內核處崩潰的。

——《柯克斯書評》

3 

折斷的劍 

1826年7月13日凌晨3點，在聖彼得堡市中心的彼得保羅要塞，警衛開啟了位於要塞深處的狹窄牢房。沉重的橡木門緩緩打開，三十多名年輕的軍官走出了牢房。在7月，黑暗隻會極其短暫地籠罩著俄國北方首都的天空，這些囚犯被帶到院子裡時，天已破曉。排在他們前面的，是來自聖彼得堡團的士兵以及數十名官員和顯要人物。遠處，在要塞的北門外面，囚犯們可以看到絞刑架，那是為了處決他們的領導者而專門豎立起來的。俄羅斯帝國法院已認定這些被後世稱為“十二月黨人”的人意圖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們領導了一場短暫而猛烈的起義，起義於1825年12月14日在聖彼得堡參政院廣場開始，兩周後，隨著切爾尼戈夫團暴動在基輔城外被鎮壓，起義失敗。彼得保羅要塞是俄國專制政權的像征，它聳立在涅瓦河畔，而帝國的權力中心鼕宮與它隔河相望。這個要塞將成為國家復仇的中心。

十二月黨人按要求排列成隊，然後一個接一個地被帶到一個噼啪作響的火盆前。他們的判決依次被宣讀出來：被褫奪公民權，並被流放到東西伯利亞的礦山服苦役。他們的肩章被人從肩膀上扯了下來，連同他們的軍大衣一起被拋至火中。每個軍官都被要求跪下，然後一名行刑者拿出一把劍刃中部被特意銼薄的劍，在軍官的頭上將劍折斷。隨後，這些囚犯換上發放給罪犯的粗糙灰色囚服，被宣判“公民權死亡”。這個儀式標志著他們被逐出了俄國社會，並且重申被他們觸犯的法律的神聖性。法律上的死亡也使得這些人不再是沙皇的合法臣民，使得他們“喪失了其地位帶來的所有權利和特權”。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可以再嫁，他們的孩子可以繼承他們的財產。流放至西伯利亞服苦役是一種死緩。這場儀式結束後，書生氣的十二月黨人亞歷山大·穆拉維約夫甚至給尼古拉一世寫信，怯懦地感謝沙皇“賜予我生命”¹ ！

十二月黨人將自己的判決理解為一種徹底毀滅的宣告。在這場儀式後，26歲的尼古拉·巴薩爾金回到在要塞中的牢房，此時他“確信，我和這個世界的所有關聯現在都消失了，我將在一個遙遠又黯淡的地方度過餘生……我將飽受折磨，窮困潦倒。我不再把自己當成這個世界的成員”²。這些被定罪的人將失去他們的財富、威望和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貧窮和被忘卻；他們將失去在軍隊和政府的光輝事業，取而代之的是在西伯利亞銀礦和普通罪犯一起服苦役。流放制度維護了沙皇不可撼動的權力，保證他的敵人會被消滅。這就是在那個7月的早晨於彼得保羅要塞院子中大聲宣讀裁決背後的意圖，但結果事與願違。因為十二月黨人在西伯利亞獲得的不是政治上的湮沒，而是政治上的新生。他們因為領導了一場被鎮壓的起義而被流放，因此他們贏得了新的道德威望，被當作自由和改革事業的犧牲者。西伯利亞後來從一個政治荒漠轉化成了歐洲共和主義運動和俄國革命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中心舞臺，如果要講述這個轉變歷程，那麼十二月黨人的經歷是這個故事的部分。

參政院廣場起義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歐洲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運動，但十二月黨人運動十年前就在帝國陸軍中開始成形。未來的十二月黨人在1812年與拿破侖和入侵的法國人作戰時認識到了俄國人民。這場戰爭鍛造出了新的兄弟情誼以及軍官和他們的部下之間的忠誠。俄國農民（其中很多人是農奴）在戰爭中表現出，他們能夠對祖國忠誠可靠、無私奉獻。年輕的貴族曾在戰爭中和作為他們的合法財產的農奴並肩作戰，戰後剛返回俄國，這些貴族就開始努力讓自己適應那段振奮人心的戰鬥經歷。對他們來說，農奴制是一個可恥的提醒物，提醒著他們俄國的落後以及受過教育的富裕精英階層和窮困潦倒的農民階層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經過1812年的嚴峻考驗的歷練，軍官們對俄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的忠誠開始高於他們對沙皇王朝的忠誠。³

很多俄國軍官在從拿破侖戰爭戰場回來時頭腦中也裝滿了新的政治思想。一名軍官稱：“如果說我們用武力占領了法國，那麼法國則用習俗征服了我們。”很多十二月黨人運動的領導者（比如謝爾蓋·沃爾孔斯基、伊萬·亞庫什金和米哈伊爾·方維津）在1815年從戰場上勝利歸來，卻發現嚴格的等級制度和軍隊生活中沉悶的紀律讓人惱怒。他們曾和歐洲的“拿破侖專制主義”作戰，如今他們要努力適應這個基本是沙皇的個人封地的俄國。⁴ 被捕後，尼古拉·別斯圖熱夫寫信向尼古拉一世解釋他參加起義的原因：

我們讓我們的祖國擺脫了暴政，但卻再一次被我們自己的君主施行暴政……為什麼我們解放了歐洲，自己卻被困於枷鎖當中？難道我們為法國帶來了憲法，卻不敢為我們自己爭取一部憲法？難道我們用熱血換取了在諸民族中的優越地位，卻在國內飽受壓迫？ ⁵

其他軍官雖然在拿破侖戰爭時因為太過年輕而無法參戰，比如米哈伊爾·別斯圖熱夫-留名和德米特裡·扎瓦利申，但他們卻被伏爾泰、亞當·斯密、孔多塞和盧梭的思想所影響。在俄國戰勝拿破侖後，他們從其他國家的自由派軍官領導的要求立憲和獨立的起義中獲得了啟發。⁶

1816年以後，這些愛國的年輕理想主義者開始在非正式團體和“秘密協會”中討論改革。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他們的集會越來越帶有密謀意味，並逐漸產生了兩大組織：一個是以聖彼得堡為總部的“北方協會”，由謝爾蓋·特魯別茨科伊上校、衛隊隊長尼基塔·穆拉維約夫和詩人雷列耶夫領導；另一個是以烏克蘭為總部的“南方協會”，由帕維爾·佩斯捷利上校和謝爾蓋·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中校領導。十二月黨人的秘密協會和波蘭愛國協會之間有著廣泛聯繫，波蘭愛國協會中的很多波蘭人後來也成為西伯利亞流放者。然而，亞歷山大一世在1825年的突然死亡促使十二月黨人起義倉促舉行，而此時十二月黨人還未與波蘭人結成牢固的同盟。在19世紀20年代早期，波蘭人的觀點較為保守，他們主要關心爭取自身的獨立、收回失去的省份。他們不想接觸十二月黨人更激進的共和主義計劃。⁷

當局知道了這些秘密團體的存在以及由密謀者撰寫和討論的各種小冊子。然而在開始時，當局對他們比較寬容，並沒有采取行動來解散這些集會，更不用說逮捕參加者了。亞歷山大一世在1823年視察謝爾蓋·沃爾孔斯基的軍隊時，曾對他提出警告：“你好繼續你在［軍隊裡］的工作，而不要關注我的帝國的政府，我恐怕那不關你的事。”⁸ 沃爾孔斯基沒有理會這條警告。

1825年秋，十二月黨人一直在籌劃於來年夏天發動起義的具體計劃。然而，無嗣的亞歷山大一世在出行俄國南部時突然於1825年11月19日去世，他的弟弟康斯坦丁拒絕繼承皇位，於是這些密謀者認為，發動起義的時刻到了。在短暫的權力真空時期，亞歷山大一世小的弟弟尼古拉繼承皇位的準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十二月黨人匆忙地拼湊起了武裝起義的計劃。12月14日，當衛戍部隊按期齊集首都向新沙皇宣誓效忠時，十二月黨人計劃讓忠於自己的部隊開赴參政院廣場。他們將在那裡拒絕宣誓，要求推翻專制制度，並且要求頒布憲法。十二月黨人依靠的部隊並不了解起義目標，且十二月黨人缺乏統一的領導和清晰的戰略規劃。他們指揮的軍隊或許是支持他們個人，但幾乎並不清楚他們的政治雄心。結果與其說是一場嚴肅的起義，不如說是一場演出笨拙、很多演員忘記臺詞的政治戲劇。

12月14日早上，起義的軍官率領大約三千名士兵進入白雪覆蓋的參政院廣場。士兵們圍在法爾孔納創作的彼得大帝雕像四周。雕像描繪的是彼得大帝騎在騰躍的馬上，而這匹馬正踩著一條瑞典毒蛇。這個雕像標志著無情的彼得大帝驅逐其敵人的場景，現在它似乎在俯視著在其面前上演的戲劇。這次起義準備不足、組織混亂，因而在開始前就注定要失敗。十二月黨人委任的領導者和新共和國的臨時“ 執政官”特魯別茨科伊沒有出現在廣場上;他已舍棄他的戰友，在避難奧地利大使館前已經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起義者敲響戰鼓，揚起他們的軍旗，並呼吁制定憲法，但他們終隻展現了自己的孤立和無能。

忠於沙皇的軍隊迅速包圍了他們，隨著這一天的時間流逝，尼古拉一世的耐心消耗殆盡，起義者人數不敵敵方且群龍無首。起義者試圖通過協商來推翻專制制度，這種嘗試自然是失敗了，於是小規模衝突開始了。政府軍用炮火和霰彈驅散起義者。起義軍官逃跑了。在隨後的日子裡，他們遭到了包圍並終被逮捕。即使是特魯別茨科伊等沒有直接參加起義的軍官也被關進了彼得保羅要塞。⁹ 南方的起義者在12月23日纔聽說聖彼得堡起義失敗的消息，切爾尼戈夫團於12月31日在基輔城外發動了短暫而血腥的起義，但失敗了。起義領導者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無法召集足夠多的士兵參與他的事業，由他指揮的起義部隊被輕易打敗了。¹⁰ 這些革命者未能奪取政權，甚至連一天也沒有。¹¹

十二月黨人發動政變的嘗試非常不專業、緊張且時機不當，這些問題有時掩蓋了推動這場起義的激進主義。偉大的俄國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是幾位十二月黨人的親密朋友，在他於1833 年創作的敘事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中，他表現出了對十二月黨人的密謀的輕視：

他們在拉菲特和克裡科之間

進行的這些秘密議論，

初隻是朋友間的爭辯，

還沒讓這種反叛的學問

深深扎進他們的心坎，

還都隻是煩悶時的消遣，

年輕的頭腦無事可做，

成年的淘氣鬼也借此作樂。¹²

普希金居高臨下地否認了十二月黨人的觀念，然而這種否認並沒有公平地評價起義者的雄心的範圍和意義。十二月黨人從古代的共和模式和俄國自己的共和主義傳統裡汲取了靈感。他們計劃以共和式愛國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都很常見）為基礎，徹底革新俄國的國家結構。他們設想著“誅殺暴君”尼古拉一世，謀殺皇室成員。專制制度將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立憲制或共和制。在這兩種制度下，主權都將從統治者手中轉到人民手中。他們打算廢除農奴制、貴族政治以及社會中的各種團體和行會組成的混雜物。他們將引進現代國家的機制來代替上述機制。無論是作為一個單一制政府還是一個美國式的聯邦制政府，這些機制都將在平等和共同權利的基礎上凝聚俄羅斯帝國的各個民族和宗教，從而鍛造一個統一的國家。不同的權利和責任不再歸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和團體; 相反，隻有公民共同的權利和責任，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十二月黨人堅持歐洲的共和主義傳統，在19世紀20年代的俄羅斯帝國，這類觀念非常激進，因而是極富爭議的。¹³

受過教育的俄國人對十二月黨人起義及其後續影響的反應是矛盾的。一方面，很多人為起義的暴力程度（大約三千人喪生）和刺殺皇室成員的計劃感到震驚；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許多人同情十二月黨人的改革願望，尤其同情他們制定憲法、廢除農奴制的主張。此外，對此次起義的鎮壓觸及了沙皇俄國精英階層的核心。許多十二月黨人都來自聖彼得堡和莫斯科顯赫的家族，自己本身就是皇室圈子的常客。在一些家族中，有兩三個兄弟都參與了起義。別斯圖熱夫家族和別斯圖熱夫-留明家族在北方協會和南方協會中都是重要人物; 穆拉維約夫家族（還包括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兄弟）也同樣如此，他們中的三人於12月14日前往了參政院廣場。十三名十二月黨人是參政員之子，七名是省長之子，兩名是大臣之子，還有一人是國務會議成員之子。但沒有人比謝爾蓋·沃爾孔斯基的家族與皇室更親近，謝爾蓋所屬的家族是俄國古老、富有的貴族家族之一，他本人是尼古拉一世兒時的玩伴。沙皇把他參加起義的行為當成對他個人的背叛。¹⁴

即使法院的規章嚴苛，部分十二月黨人的家人仍設法讓自己的兒子和兄弟逃脫沙皇的怒火。他們不斷請求尼古拉一世寬大處理，指出這些軍官年幼無知，而且懲罰他們就是懲罰對沙皇忠心耿耿的整個家族。面對這些請求，尼古拉一世遇到了專制權力的本質帶來的一個障礙。在審理十二月黨人這樣重要的案件時，調查委員會和法院會把所有關於審判和判決的事都交由年輕的沙皇做決定。所有人都明白，決定十二月黨人命運的不是法律條文，而是尼古拉一世個人的仇恨或寬仁。偉大的俄國歷史學家、保守主義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19 世紀初發現：“在俄國，君主就是活生生的法律：他赦免好人，處決壞人，對前者的喜好造成了後者的噩夢……俄國君主集所有權力於一身; 我們的規則是父權制的、家長式的。”¹⁵

在俄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中，尼古拉一世確實是臣民之父。他站在權力和權威的，這種情勢又使得俄羅斯帝國內的所有家長式機制合法化：地主和農奴之間、軍官和士兵之間、父親和家庭成員之間等類家長式關繫。像許多同時代的歐洲君主國一樣，俄羅斯帝國的父權式統治體現著一種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協定：沙皇的臣民獻出服務、服從和尊重，以換取沙皇的保護和照管。然而，在處理起義者家人的請求時，這種處於專制君主權力的核心的父權制構成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