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燭火搖曳的魔力寶盒

午夜，輪渡離開布林迪西。直至破曉時分，我在奧特朗托海峽的另一側醒來。船隻進入愛奧尼亞海，亞得裡亞已在後方。風同前夜一樣繼續呼呼作響，不過多了一絲輕聲呢喃的味道，好似正在透露自己的秘密，空氣純淨，周遭景物都像高清晰鏡頭捕捉的照片。已逝的牛津古典學者莫裡斯·波拉指出，希臘宣稱受其暴烈的陽光激勵而獲得更多靈感的是雕塑家，而不是畫家。在希臘，即使在植被豐茂的西部島嶼，各種物品的色彩總不如其輪廓那樣清晰鮮明。奧地利詩人霍夫曼斯塔爾認為，希臘“樸實無華，排斥一切空想，哪怕是歷史典故。它單調、荒涼、富於衝突且怪異，擁有一張憔悴至極的面孔”。

從船上望去，每一棵冷杉、每一棟白色建築都孑立於一片澄澈空曠的背景之中，讓我想到在阿格裡真托見過的一個希臘瓶子上的圖形。波拉寫道，“植被纏繞的叢林往往缺乏開闊的景觀，這或許也是為什麼瑪雅或高棉人的雕刻統統反映出森林或叢林密布的壓迫感，而希臘的開闊恰好相反”，因而景物可以獨立存在，其強調的也是個體，而非整體。如此特征代表了希臘的古典思想，同時也像征著典型的西方文明，這是地貌的部分功能。

一整天，渡輪沿著島嶼鏈向南行駛。島群上的港口和石灰岩輪廓像背光的舞臺道具一樣醒目。夜幕降臨，我抵達帕特雷，並在那裡搭上一輛巴士往東至雅典。高雅不足而又嘈雜喧鬧的雅典能吸引我的隻有駕輕就熟的親近感。在雅典，我知道去哪裡好喫又劃算，哪家圖書館提供冷氣，哪裡可以浣洗衣物，在哪裡可以用1品脫的血液換取作為旅行開銷的補貼，以及在哪些非洲和中東的大使館可以為後面的旅行申請簽證。1982年11月，原計劃僅在雅典隻逗留幾日的我在那兒一停留便是7年。因為，我很快發現，一個自由撰稿人如果想要找間海邊的寓所，同時要滿足短時飛行即可抵達非洲好望角、中東，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等時事熱點地區的條件，那麼雅典的確是個絕佳的落腳點。 

雅典的魅力並不在於萬神殿抑或其他名勝遺址，而是因為這裡是過去這麼多年來我個走進的第三世界城市。從巴黎南下馬賽，離開馬賽，直至杜布羅夫尼克，我一路上見到了許多歷史根基深厚的古城經過規則設計後的樣子。19世紀，經過法國人規劃建設的現代突尼斯即是一例。至於凱魯萬和蘇塞的集市，一如我在西西裡和達爾馬提亞所見古鎮，皆源自長期的地方自治體繫和經久不衰的建築傳統，而到了20世紀末期，第三世界的共通之處亦在於此。雅典的擴張顯然毫無規劃，白晃晃的灼熱，蔭蔽納涼的空間很有限，表現為一種病態的混凝土結構濫用。1834年，雅典正式成為希臘首都。彼時，雅典城內的房屋建築不過三百來棟。然而，在1921—1923年的希土戰爭以及1946—1949年的希臘內戰期間湧入的難民群體，以及1960年代的城鎮人口遷徙，對於欠發達世界影響巨大，眼下的雅典城內已擴張到數百萬居民。20世紀70年代，雅典所展現的是我後來在開羅、德黑蘭和卡拉奇所見到的事物。作為2500年前西方民主的誕生地，從12世紀的後25年起，希臘也逐步成為非伊斯蘭教的中東國家。

1830年代，正是從蒙納斯提拉奇地區開始，雅典走上了擴張發展之路。在蒙納斯提拉奇，來往疾馳的摩托車大有碾壓人行道上行人的勢頭，路邊的咖啡小館有些破敗，鏡子滿布裂痕，上面還貼著聖像，電線如同內髒一樣裸露懸掛著。而那些身著深色舊衣物的老人叼著水煙筒，一面端詳肮髒牆面，一面攥著安神念珠。一排箱包店旁，一座古老的土耳其清真寺以磚砌的錐形結構為支撐，看上去如同踩著高蹺一樣。 哈德良圖書館的後牆是成排的簡陋屋棚，垂著錯綜復雜的曬衣繩。人行道上的蒼蠅小館設有折疊桌，我喫了小羊排和烤章魚，喝了灼燒的茴香烈酒以及盛在廉價圓筒罐內、如樹脂濃稠的葡萄酒。一塊塊山羊奶酪浸在橄欖油中，因為加了牛至葉而呈深黑色。 服務員端上來的橄欖則在醋中遊泳。希臘的食物千百年間甚少變化，像是星星點點的光，擁有樸素真理的力量。 

當地語言以語音變化為主，語法並不艱深，至少在基本對話的層次上的確如此。在當地的博物館內，我見到的神均以人形現世，不像那些羅馬皇帝的雕像，他們是被雕刻為神的人。古希臘人是小城邦的產物，一切都呈現出一種個體化傾向，而羅馬雕像則顯示出一種群體社會內未經誇飾而又強勢輸出的價值觀念。安德烈·馬爾羅寫道：隻有和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裸體相比較時，希臘雕塑纔顯得色情；但是和印度古代塑像相比照，我們纔能看清希臘的裸體雕像散發出的抽像的自由理念。

不過在觀光區外，我體驗到的卻是拜占庭，而非古希臘。

在雅典，我喜歡在阨魯姆和米特羅珀烈歐斯漫步，這兩條大街上都是服裝店和高聳的玻璃外牆建築。如寶石般精美的赭色磚材隨處可見，同樣分布較多的還有巨大的白色現代建築周身裝點的茶玫瑰色大理石。每天夜裡，我都會隨著一群在聖像前面點燃燭火的希臘下班族步入禮拜堂。11世紀的卡普尼卡瑞亞教堂位於阨魯姆大道的布料店集聚的片區。到了20世紀70年代，彼時的卡普尼卡瑞亞教堂已經坐落在交通繁忙的島上，教堂門口車水馬龍。在車流中閃避穿梭，終於衝進卡普尼卡瑞亞教堂的我已上氣不接下氣，那種感覺好比穿越無形障礙從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黑暗中一切都仿佛失了焦，內心世界則隨著裊裊松香和蜂蠟燭火搖曳起來。半圓壁龕是20世紀50年代由聖像畫家弗提歐斯·康圖葛洛所作。康圖葛洛對拜占庭風格頗有興趣，他融合古希臘和敘利亞兩種風格，以此傳達中世紀教堂的精神內核，這就好比把古希臘雕像的簡約風印在華美的東方地毯之上。在卡普尼卡瑞亞教堂康圖葛洛所繪的壁畫《聖母》中，聖母正在祈禱，懷中則是聖嬰耶穌，她膚色慘白，雙眼大到不成比例，營造出一種神秘的效果。牆上的石灰無法在干燥的狀態下保持顏料的效果，所以整幅壁畫都是畫家趁石灰尚未風干之際完成的，這通常需要長時作業，難得停歇片刻。 

好些日子裡，我都會經過米特羅珀烈歐斯廣場，但留意的卻是其貌不揚的19世紀雅典大教堂。直到有一天，我遇見了更為小型的阿修斯·埃利夫瑟裡奧斯教堂。教堂建於11世紀，建於一座更為古老的教堂原址之上，大理石的正立面上刻有野獸和舞蹈場面的浮雕。教堂內部有精美的內角拱、桶狀拱頂和層層交疊的圓頂。其中“全能者基督”目光炯炯，在一座主圓頂上向下俯視著我。米特羅珀烈歐斯還有一座16世紀的教堂，擠在*的混凝土柱身之間，有如隨時會被擠扁碾碎的玩具小屋，內部至多能容納三四人，也已經放置了聖像、香爐和病痛纏身者為祈求神恩賜良方而奉獻的銀箔繪像。多年後，我從當地一位學者那兒得知，這座小教堂名為“聖母之力”，原址是一座獻給赫拉的異教神廟。

同斯普利特的列柱回廊一樣，同我在那個鼕天看過的一切遺址一樣，對我而言，這些教堂的真正迷人之處在於探險般的體驗。它們如同在一片黑暗中噼啪作響的燭火下的魔力寶盒，置身其中的我感到自己孑然一身，沉浸於另一種不同的文化。在突尼斯，我見到了羅馬；在西西裡，我見到了希臘；在希臘，我見到了拜占庭。而在拜占庭，我則被引領到一個迷人的書香國度。拜占庭讓我明白，寫作並非周報日報乃至副刊增刊上的低成本勞作，而是一場藝術、歷史、文學和治國纔能的探險。正是在希臘，我開始了解如何以此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