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這是一本關於“蒙古襲來&rdqu日戰爭）以後朝關繫的小書。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這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重新帝國給世界歷史帶來的整體性影響，把蒙古時代視作世界史的一個分水嶺，認為這個龐大的帝國是推動歐亞一體化的重要的力量。日本史研究學界雖然大多隻關注日本列島社會內部，但也難免受到世界史學科整體動向的影響。
相較於將朝鮮半島帝國視野的研究（譬如魯大維《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將日本也吸帝國治下的歐亞大環境裡面更為困難。在時代，日本從來不曾接帝國的統治，朝的朝貢國，日本的朝廷或幕府甚至連一次正式的外交使節都朝派出過。與後來中國明朝與日本的封貢關繫相比朝來說，日本隻是一個偏居海外的“不臣之國”。兩國之間激烈的對抗，世祖忽必烈執政的初期，也就是日本所謂的“蒙古襲來”。這場戰爭無論從持續的時間、戰事的規模還是給日本造成的破壞來說，都是非常微小的。日本列島幾乎遊帝國的政治影響之外，在整個歐亞大陸及周邊地區，都算是一個異類。那麼，日本是蒙古時代的例外嗎？這就是本書試圖回答的重要的問題。
采用海洋視角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容易地帝國對日本的影響，也是我們跳出民族國家的束縛，尋求更廣闊的敘述框架的手帝國既是一個陸上帝國，也是一個海洋帝國，這一點已經為眾多的研究者所證明。時代東亞海域與日本社會的關繫，得益於榎本涉的精彩研究（《東亞海域與中日交流：9—14 世紀》），我們的認識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現在大多數學者代中國與日本仍然保持了極為密切的經濟貿易往來，雖然戰爭一度中斷了中日間的航路，但兩國的跨境貿易很快就得到了恢復，進入一個比較繁榮的時期。
此外，當時大量的日本留學僧搭乘這些往返於中日之間的商船，朝去求留學僧的規模甚至超過了宋代，這一點極其重要。相較於海朝的短時間滯留學朝生活的時間更長，短則數年，長則數十年，代中國社會有著更為深入的了解，足跡也更為廣泛。回到日本以後，留學僧們往往能夠接觸到日本社會和政治的上層，進入貴族和武士社會內部。有了這些跨越國境的海商和僧侶，日本各界可以更為便捷地朝的朝也通過他們給日本社會和政治帶來更為深刻的影響。這樣一個越境的過程是更為持久、深入的，是一次經濟和文化上的“蒙古襲來”，它的重要性甚至比“蒙古襲來”戰爭本身還要大。
本書所關注的時間從高麗使節潘阜抵達日本開始，到明朝實施海禁並且與日本斷絕往來為止，覆蓋了大時期。之所以在明朝初期擱筆，是因為這時候東亞海域的秩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是東部亞洲國際秩序重新調整的時期（參見葛兆光《蒙古時代之後—東部亞洲海域的一個歷史關鍵時期（1368—1420）》）。這次劇烈的變動同樣給日本帶來了震動，稱得上是“蒙古襲來”以後又一次強烈的衝擊，使得日本室町幕府不得不做出新的調整，以應對明朝建立起的東部亞洲新秩序。時代的尾聲，時代給日本所遺留的。如果時代中日兩國的密切聯繫，當時的室町幕府也許不需要如此迫切地在新秩序面前做出自我調適。
此外，本書還試圖通過敘述“蒙古襲來”前後的史事，為大家呈現一幅日本中世政治、宗教、社會的整體面貌，特別是關於鐮倉、室町幕府和公家朝廷的內容，也是本書著力描述的。希望大家讀過之後，能夠對日本中世國家的政治形態和社會樣貌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雖然以“神風”為題，但“神風”在第四章就已經刮完了日戰爭的部分其實隻有前四章。本書所重點著墨的時日戰爭的“戰後”而非“戰時”，因此對戰爭場面的描述並不多，對戰爭過程也隻是一筆帶過，如果是隻對軍事史感興趣的朋友可能會感到遺憾，在此隻能說聲抱歉了。
［本書是上海市浦江人纔計劃項目“海洋史視域下的忽必烈征日以後關繫研究”（2020PJC091）、上海市“世界文學多樣性與文明互鋻”創新團隊的階段性成果］
【結語】
結 語
本書後一節“日本向何處去”給大家賣了個關子。改變的時機終究還是出現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一代璋在南京去世。皇長孫朱允炆即位為帝，隨即開始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遂年（1399）起兵反抗。歷時三年的“靖難之役”開始了。應永八年（1401），感到時機成熟的足利義滿派遣博多商人肥富、同朋眾（在將軍身邊從事雜務或藝術活動的僧侶集團）祖阿為使，以“日本準三後道義”的名義，重新開啟了對明朝的外交活動。次年八月，使節團一行人完成使命，在距京都不遠的攝津兵庫港（今兵庫縣神戶市）登陸。足利義滿迫不及待地專程從京都跑去兵庫迎接。這次與日本使節團一同抵達兵庫的，還有明朝建文帝的使節天倫道彝、一庵一如一行人。
明朝使節依據先前的慣例，仍然是兩名僧侶的組合。進入京都後，他們被安排在京都郊外的法住寺、仁和寺下榻。足利義滿派兵將兩座寺院圍得水洩不通，防止明使和外界接觸。即便足利義滿對明使的來訪早就望眼欲穿，但面對可能遭受的非議和指責，還是延續中世以來的對外態勢，將外國使節隔離起來，讓冊封儀式在私密的條件下舉行，盡可能避免被更多人知曉。應永九年（1402）九月五日，義滿盼望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來了。這天，義滿率親近的公卿10 人、殿上人10 人與顯密僧侶先行抵達會場北山殿（足利義滿出家後的居所）的四角門外等候，明使一行從四角門進入中門，緩緩步入會場。足利義滿、天倫道彝、一庵一如三人的座椅擺放在一面屏風的正前方，其中義滿坐北朝南，天倫與一庵則一東一西相對而坐。義滿就座後，將明朝的詔書放置在桌上，對著詔書三拜（或一拜），並燒了一炷香。接著，明使向義滿交付了建文帝的賜物。這樣，這場儀式纔算正式結束。
這場“冊封儀式”現在受到了很多學者的質疑。譬如橋本雄指出，儀式的過程是不合明朝的規制的：足利義滿自己坐在了主位上；將明朝的詔書稱作“返牒”，把建文帝的賜物叫作“進物”；
沒有穿著冕服而身著袈裟；拜禮的次數也遠遠少於明朝的規定。更重要的是，儀式被限定在極小的規模內舉行，武家的重臣們都沒有到場，甚至連負責外交事務的禪僧們也被擋在了門外。因此，橋本認為，盡管足利義滿接受了明朝冊封，並向明朝朝貢，並不能代表足利義滿從心裡接受了以明朝為中心的華夷秩序。
之所以建文帝會一反太祖以來拒絕日本朝貢的態勢，無疑是與當時國內的情勢有關。肥富、祖阿抵達南京時，正是建文帝與
燕軍的戰爭態勢膠著的一年。這年鼕天，燕軍決定不再與南軍（建文帝軍）繼續糾纏，而是集中兵力直撲京師。建文帝大概是急於獲得包括海外各國在內的各方勢力的支持，因此違背了太祖以來對日本斷交的態勢，選擇冊封足利義滿。建文帝給義滿的詔書，落款是建文四年（1402）二月初六，當時形勢尚對南軍有利，但到了明使一行出海的春季，長驅直入的燕軍在靈璧之戰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五月攻陷揚州，建文帝的政權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等到義滿捧過建文帝的詔書，成為朝貢體繫之中的“日本國王”之時，南京已經被燕軍占領了兩個月。
因此，正像本文章提到的那樣，對海對岸的局勢有著敏銳觀察的足利義滿，特地為回訪明朝的使團（謝恩使）準備了兩份國書，大概是到了明朝以後，再填上“永樂”的年號。在這份給朱棣的國書（表文）中，足利義滿命人寫下了“戡定弊亂，甚於建瓴；整頓乾坤，易如反掌；啟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這樣露骨的吹捧語句，以期討得剛剛從硝煙中走出的新君的歡心。
於是，足利義滿的如意算盤得逞了，永樂皇帝對義滿迫不及待的上表感到欣慰，再次冊封他為“日本國王”。這樣一來，日本與明朝的朝貢關繫算是確定了，日本重新獲得了與中國的合法貿易渠道。無獨有偶，建文帝冊封足利義滿這一年，適逢朝鮮使節來華進賀朱允炆壽辰，在途中聽聞燕王獲勝，當即馬不停蹄地跑回朝鮮，另派使節入明慶賀新君即位。朝鮮與日本的判斷，可謂如出一轍。
從這件事情裡我們可以看日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裡，日本這個島國的變與不變。中世以來，島國以“獨善”的姿態，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其作為“神國”“佛國”的自尊，嚴格保持著孤立主義的對外態勢。但日本社會上下對境外商品（唐物）的需求從來不曾中斷，這讓日本並未成為漂浮在海面上的孤島，而是與大陸保持著各個層面上千絲萬縷、若即若離的聯繫。這種聯繫總體上呈現出越發增強的趨勢，之際，已經有兩種“唐物”對日本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其一是中國的銅錢；其二是“活著的唐物”—那些背負著大陸知識、文化與人際關繫的禪僧。
在這樣的背景下，那場席卷歐亞大陸的蒙古旋風降臨日本列島。日本統治者堅持的不理會、不答復、不讓使節進京的孤立主義態度，沒日戰爭的發生。但從戰爭的規模、持續時間和波及範圍來看，除了宗教和精神日戰爭對日本的影響是極小的。雙方的密切交流很快得以恢復，這使得兩種“唐物”很快在各個方面發揮更多的作用。大量流入的中國銅錢滲透到日本社會各處，成了列島的流通貨幣；而作為“活著的唐物”的禪僧，通過較之南宋更為廣泛的留學活動，構築起了一道橫跨東海的人際鏈條，使得海的這一頭與海的那一頭成為一個整體，日本的五山禪林成了以江南為中心的禪宗文化圈的一部分。留學僧回到日本之後，以“知中派”的身份活躍，對當時的政治外交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到14 世紀中葉，東亞海域的全局性動蕩發生之時，
日本列島與大陸的聯繫較之一百年前更為密切，實際上已經無法與中國隔離開來（東亞海域全局性的動蕩，實際上也是這種緊密聯繫的體現）。但須知這樣的緊密聯日戰爭所帶來的，而是得益於戰爭以後橫跨東亞海域的海商、禪僧們的活動，也朝相對寬松的貿易管理體繫。因此，日本沒日戰爭而東亞秩序下的孤島。日本不是因戰爭，而是因交流和貿易進入世界史上的“蒙古時代”之中。正因為如此，當足利義滿開啟與明朝的外交之時，他所具有的關於海外的知識和情報以及判斷力，已經與一百年前的執政者迥然不同。
本書所涉及的內容比較有限，尚有很多方面、很多角度是本書未能充分討論的。譬如書中曾多次提到但並未充分展開的文化因素的時代過去以後，日本在明朝的同時代出現了繁榮的“室町文化”，譬如枯山水園林、能劇、狂言、茶道、水墨畫……都是從這個時代開始興盛起來的。這是日本本土文文化嫁接之後開出的絢爛之花，其中很多的源流都可文化在日本的載體—五山禪院當中追溯。這同樣與14 世紀的東亞海域交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繫。盡管很多文化因素在南宋末年已經播下了種子，日戰爭後繁榮的文化交流中開花結果。
後來解釋一下本書的標題。題名“神風與銅錢”是反映本書線索的兩個重要關鍵詞。仿佛日本用“神風”抵的進攻（雖然實際上是武士們在發揮作用）卻用“銅錢”（即銅錢所代表的東亞海域貿易與交流）征服了日本。當帝國的統治者從未主動有過這樣的想法。對與日本這個“不臣之國”的朝雖然不至於消極，但也稱不上積極。銅錢的大量流朝推行紙鈔政策的副產的合罕和宗王們恐怕並不能預料這些不起眼的錢幣將給日本帶來多大的影響。當然，這也許更加符合本書的主題—衝破一切阻礙（哪怕是戰爭帶來的交通的阻斷）、克服一切困難，想要建立跨國間交流、貿易渠道，恢復正常交往的努力，是不一定受統治者意志所拘束的。就像“神風”這個詞所顯示的一樣，戰爭所帶來的動蕩與阻隔不過就是一陣風，它終將會過去，繁榮交流的“戰後”時代一定會到來。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於漕河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