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構成猶太史的連續性——中譯本導讀

引言

章 古以色列人的起源和王前1220年以前587年

第二章 猶地亞和流散的起前58770年

第三章 羅馬治下的巴勒斯坦和薩珊治下的巴比倫：70—632年

第四章 伊斯蘭世界的猶太人：632—1500年

第五章 中世紀基督教歐洲的猶太人：9世紀至1500年

第六章 奧斯曼帝國和中東的猶太人：1453—1948年

第七章 西歐猶太人：1500—1900年

第八章 東歐猶太人和美國猶太人：1770—1940年

第九章 納粹屠猶

第十章 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國的起源

第十一章 1948年後的猶太人

跋語 猶太人的前景

致謝

猶太史書目

索引

譯後記

“猶太人簡史”這種說法似乎有點自相矛盾，因為猶太人素以古老和歷史悠久著稱，更何況猶太人的故事沒法單獨講述，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個小民族的歷史一直在為其他更強、更大的民族的歷史作注腳。要把握猶太史，理想的做法是展現整個猶太史的舞臺，它包括從伊朗到地中海的亞洲地區、歐洲、北非，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北美。這眾多地區和文化中的更替與變化塑造著猶太史，也成就了猶太人。但要理解整部西方歷史和猶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顯然不是一本小書能完成的，而鴻篇巨制又定然會使那些剛剛開始探究猶太人的讀者望而卻步。

本書恰恰是為這類讀者設計的，目標是讓猶太史的悠長脈絡明白易懂，以講故事的方式讓讀者看清猶太史的發展輪廓。本書還想幫助讀者開始繫統地思考猶太史的若干基本問題：猶太人從何處來？他們為何離開故土？他們往何處去？他們如何在多個世紀的流散中保持猶太身份？哪些大模式決定他們當中的不同社群具有不同的特征？他們為什麼如此討人嫌，以致窮困落魄和遭人驅逐充斥在他們的大部分歷史中？他們如何受現代性影響？當代猶太人擁有引以為豪的民族身份和成就斐然的民族家園，他們是如何從過去的飽受蹂躪中脫穎而出的？

猶太史引人入勝，但並非一部怪力亂神的歷史。猶太人的源遠流長可能在世界歷史中也不多見，但它完全能像其他人類的制度和活動那樣得到合理解釋。不過，由於歷史對定義猶太身份舉足輕重，猶太史常常被敘述成一個理想化的民族神話，而不是被講述為帶有人類缺點和趣味的真人真事。猶太人的民族英雄，比如猶大·馬卡比、阿齊瓦拉比、邁蒙尼德和大衛·本古裡安，都受到贊頌，成了所有人類價值觀的典範；他們的敵人則被詛咒為妖魔邪祟的化身；在某些歷史環境中扮演猶太人角色的非猶太人被稱為“正義的外邦人”（righteous Gentiles）；而那些追求自己利益而非廣大猶太人利益的猶太人則被污蔑為叛徒。在這類刻畫中，後見之明造成誤判。比如初幾個世紀中，拉比猶太教逐步成為猶太教的主導形式，同時期其他形式的猶太教則被當作異端邪說。

民族神話對於塑造民族身份極為重要，世界上所有的家族、部落、族群或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話。但這些神話往往相互衝突，不同的人群又將自己的歷史奉為正宗，以致與其他人群的友善互動很難開展。當前的中東衝突就是絕佳例子，展現出兩種民族神話之間的對立不可調和，而這種例子世界上比比皆是。 美國的印第安人、資產階級、黑人民族主義者講述美國歷史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不同的人群堅持自己對歷史和民族命運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他們就無法和諧共存。因此，學術性的歷史對於社會至關重要，它的一個目的，就是鋻別對民族歷史的曲解，並盡可能以人力所及的中立態度糾正此類曲解造成的後果。

如何從學術性的歷史中清除民族神話，這個問題對早期猶太史的影響尤其大。關於這一時期，我們掌握的大部分信息來自《聖經》，這是一部絕妙的民族歷史，記載了展示神跡的故事，並假定上帝之手控制著以色列和其他民族的命運。此外，由於《聖經》文本具有神聖性，讀者往往懷著兩種偏見看待《聖經》：傳統的信徒容易將其中的字字句句當作真實不虛，而不信教的人則覺得是滿紙荒唐言。一旦結合考古遺存和其他古代史料閱讀《聖經》，並運用閱讀其他古代宗教文本時所用的工具，就能獲得一些有用的歷史素材，但《聖經》是猶太人對自身起源的記述，和任何關於民族起源的故事一樣，必須謹慎和批判地加以看待。

本書還要避免另一個相關的曲解，它源於我們把自己時代習以為常的地緣政治概念疊加在更早時代上。我們想當然地認為，由穆斯林主導的北非、中東、西亞所組成的“東方”與歐洲所在的“西方”之間的文化鴻溝自古就有。近幾個世紀以來，這種東西方的劃分說得通，但如果把它運用到從亞歷山大大帝到十字軍東征的1500年，便隻會造成混亂。在這一時段早期，我們所謂的東方比大部分我們所謂的西方更加希臘化，比前1世紀的伊拉克遠比現在法國所在的地區更加“西方”；在這一時段後期，地中海各地分屬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領地，因而在宗教和語言上多有差異，盡管如此，各地之間的文化和商業聯繫還是比人們想像的要密切。此外，在這一時段的多數時間裡，現今在經濟、技術、政治和文化發展上落後於歐美的地區反而先進得多——它們實際上是當時的“發達國家”。本書試圖充分重視中東的猶太人，中東猶太社群經常被視為邊緣或帶有異域風情的，但在多個世紀裡，它卻是世界上強大、成功的猶太社群。

本書還要糾正一個類似的曲解，即忽視中東猶太人和塞法迪猶太人在現代猶太史上的作用。這兩個猶太社群（在當代討論中經常被混為一談）雖然在現代隨著東道國的衰落而式微，但在以色列國建國以前，無論就人數還是文化活動而言，他們一直是重要的，他們的後裔目前在以色列國是人數龐大的新興力量。然而，就連研究猶太史的資深學者也常常忽略他們。本書要試著還他們以應有的地位。

猶太人分散在眾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一個地區的猶太社群與其他地區的猶太社群經歷不同，采取的文化形式也不同。因此，對於大部分猶太史，如果嚴格按照時間順序編排，難免顯得牽強和混亂。對於某些時期，將較大的猶太社群分開單列，把它們當作平行單位，再按時間順序講述它們的故事，敘事線條會顯得更加清晰。這種方法也能為理解現代各猶太社群的不同特點奠定更好的基礎，比如，可以揭示為什麼二戰前波蘭的猶太人會迥異於戰前土耳其、摩洛哥或美國的猶太人。

本書不是猶太宗教的歷史。如同所有的人類制度和猶太人自身一樣，猶太教許多個世紀以來一直在演變，這一演化過程的迷人故事值得單獨講述。但猶太人和猶太教完全不是一回事，兩者在現代更是涇渭分明，澄清這點很重要。在20世紀末，相對而言，世上幾乎沒有猶太人再把宗教信仰或行為作為界定猶太人的主要依據，連世上絕大多數猶太人，包括其中積極認同猶太身份的許多人，也難以講清楚猶太教的教義和實踐。有理由認為，猶太人並不共享同一宗教而是共享同一歷史，雖說大多數猶太人很可能不會這樣明說。相應地，本書雖然也涉及宗教，但僅僅將之作為猶太身份的幾個組成部分之一，和猶太人的語言、書籍（世俗的和宗教的）、制度以及歷史本身等量齊觀。我們的話題不是猶太教，而是猶太人。

受篇幅所限，我無法一一提及歷史上每個猶太社群，對一些有趣的猶太社群，隻能忍痛割愛，要麼省去，要麼一筆帶過，其中包括印度、埃塞俄比亞、格魯吉亞、布哈拉、也門和中國的猶太人。將本書篇幅增加一倍並不難，難的是把它縮減到現在的規模。我努力堅持的原則是，隻繫統描述每個時期占主導地位的社群，即看得到大局的社群。作為補償，我提供了足夠多的參考書目，讀者自可順籐摸瓜，對猶太史感興趣的方面繼續探索。

上文已經強調，無論研究什麼歷史，都應以人力之所及，盡可能獲得一種全球視野。但我還是要承認，我自己與本書話題的關繫不能算中立。我自視為猶太史的積極參與者、熱忱的希伯來語研究者、有選擇地奉行猶太宗教傳統的人、中世紀希伯來語文學的專業學者。盡管我個人長期對本書話題沉潛含玩，但我已經盡力在書中維護此處提倡的全球視野。我發現猶太人的一切都引人入勝，而令我尤感興趣的是，猶太人是如何與自己棲身其中的不同民族與文化展開互動，既適應周遭的環境，又保留風格各異的傳承的。我希望能夠通過這本猶太人簡史，也讓讀者多少感受到我的這份熱情。

這本小書出自研究中世紀希伯來詩歌的偉大學者之手，其簡練程度難以企及。

——西門·沙馬，《猶太人的故事:尋找失落的字符》作者

一部對猶太歷史非常簡短但優美的綜合。

——大衛·比爾，美國著名猶太史學者

這本小教科書寫作精湛，使用方便。每章都配有大事年表、實用的地圖、深入探索正文典故的知識欄和精選的參考書目，*後還有詳盡的索引。非常適合作為猶太人歷史的入門讀物。

——《宗教研究評論》

謝德林巧妙勾勒出猶太歷史的全景：從古以色列人的起源寫到他們擺脫埃及的奴役，再到大衛和所羅門的統一王國，流亡巴比倫及回歸，馬加比家族的興起，反抗羅馬的戰爭，以及接下來兩千年的流散。作者文筆洗練，能始終抓住讀者的興趣。

——拉斐爾.梅多夫，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第九章 納粹屠猶

通向奧斯威辛的後一段鐵軌。照片，版權方為莎莉·索姆斯，由約翰·帕內爾為本書翻拍。紐約猶太博物館提供。

1938—1945年間，歐洲大陸上的千年猶太史以大屠殺告終。這場浩劫的規模超出人類想像，永久改變了全世界猶太人的面貌。

19世紀，德國猶太人被賦予公民權利，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欣然接受德國的公民身份與文化認同。文化適應所提供的機遇幾乎不可抗拒。就連情願與猶太過去保留聯繫的人，也看到德國文化與德國經濟體繫的優越，遂采納西歐生活方式，將德國文化視為自己的文化。1870—1871年，在普魯士和法國交戰期間，猶太人與其他德國人並肩戰鬥，對自己的德國公民身份倍感自豪。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德國猶太士兵榮獲鐵十字勛章，對他們個人和家族來說，這不僅是對英勇作戰的認可，更是忠於祖國的證據。

然而，如果說猶太人對更大社會的態度有了深刻變化，這個社會對他們的態度卻鮮有起色。

多個世紀以來，基督教世界疑心重重地視猶太人為異類，基督教神職人員在布道中反反復復說他們是殺害救世主的兇手，他們還被當作惡棍，要為所有不幸負責。人們沒有特別的理由去消除這份根深蒂固的遺俗，遂聽之任之。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社會面臨戰敗國的壓力，歐洲基督徒對猶太人一貫以來的厭惡又浮出水面，其方式和強度是德國猶太人完全始料未及的，他們自以為已經很好地融入了德國社會。

一戰後德國的環境有助於民族主義思想抬頭。戰敗蒙羞以及獲勝協約國的索賠壓榨造成的經濟危機，使許多德國人敵視外部世界。戰後的政治動蕩和經濟蕭條也致使人心惶惶，許多人擔心不久前剛推翻俄國政權的共產主義革命會出現在德國。為了回應這些態度，一些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開始出現。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組織和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通常簡稱“納粹”）脫穎而出，發展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政治運動。

在希特勒職業生涯初期，猶太人就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聲稱，德國在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不是德國人民的過錯，而是因為猶太人背信棄義。他還指責猶太人掀起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稱他們正在德國謀劃一場類似的革命。除了這些政治觀點，他還散布一種偽科學的種族理論。按照這一理論，德國人及其他北歐人屬於高級人種“雅利安人”，在容貌、體力、智力上都出類撥萃，堪稱優等種族。其他民族屬於劣等種族，可按等級排列：雅利安人之下是地中海人，地中海人之下是斯拉夫人，而處在底部的，是排在黑人之後的猶太人，他們天生就是腐蝕和摧毀文明的犯罪種族。希特勒聲稱，猶太人和德國人通婚是為了削弱雅利安人的種族優越性，猶太人參軍是為了當內奸，猶太人寫書是為了腐蝕德國的智力生活，猶太人當藝術家是為了用頹廢的污穢污染德國，猶太人滲透進商業公司是為了摧毀這些公司和德國工人。重要的是，猶太人策劃了這場經濟危機。不過，希特勒說日耳曼人終究不可戰勝，因為他們在基因上比其他人種優越，生來就注定統治世界。

希特勒在他早期政治宣言《我的奮鬥》（1925—1927年）中寫道：隻有摧毀猶太人，纔能迎來德國的復興。因此，從一開始，消滅猶太人就是希特勒的主要目標之一，也是他能夠吸引德國大眾的原因之一。他的口號是“猶太人是我們的災星”。在一種非常真實的意義上，把希特勒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稱為“對猶太人的戰爭”，是不無道理的。

納粹黨不是通過革命或政變上臺的，希特勒也沒有“奪取政權”。希特勒能贏得大批追隨者，是因為他所散布的包括威脅猶太人在內的暴力言論廣受歡迎，而這些追隨者夠多夠強，足以使他成為在1919—1933年間統治德國的民主政體（一般稱為魏瑪共和國）中的玩家。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通過合乎憲法的途徑成為總理，在同年3月5日舉行的選舉中，納粹黨又以44%的選票獲得對政府的控制權，得以貫徹他的政治綱領。

在納粹執政的初幾年，政府的政策是破壞猶太人的生計，逼迫他們離開德國。選舉剛結束，在1933年4月1日，該政策就以全國抵制猶太商業和專業機構的形式生效，這項政策對政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4月7日，猶太人被清除出公務員隊伍。4月11日，“非雅利安人”（定義是至少有一位猶太祖父母的人）的法律範疇設立，這是為了加速猶太人與德國社會其他成員的隔離。隨著時間推移，適用於“非雅利安人”的法律紛紛獲得通過。各行各業的就業大門對“非雅利安人”一扇扇關上。後，猶太兒童也被趕出學校。

猶太人很快成為納粹民兵和政府官員任意施暴、胡亂逮捕和當眾羞辱的對像。“猶太人免進”的警示牌出現在工商企業、咖啡館、體育場館和旅遊度假地，甚至公園長椅也分設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專座。戰爭紀念碑上的猶太人名字被抹去，威脅猶太人的海報隨處可見。這一階段迫害的頂點是1935年《紐倫堡法案》的通過，該法案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份，禁止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通婚，還強制推行其他限制與規定。

與此同時，集中營開始建造。1933年建在達豪的集中營是早的一批之一。它初用來關押“政治犯”或“危險分子”，如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會成員、耶和華見證會成員、同性戀者，以及一些被認為具有潛在危險的猶太人，如作家、記者和律師。1936年，蓋世太保（秘密警察）接管集中營，他們有權拘留任何人。隨後，薩克森豪森和布痕瓦爾德又新建起兩座集中營。次年，猶太人開始被關進集中營，僅僅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在這些壓迫之下，許多猶太人離開德國，但還沒有發生大規模外流。並非所有德國猶太人都有國外關繫，允許他們進入另一個國家，也並非所有猶太人都有移民的經濟條件，而且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對移民有嚴格限制。此外，大多數猶太人難以相信反猶政策能夠持續，或者希特勒這樣的怪物能夠長期控制一個現代而先進的國家。大多數猶太人覺得自己完全是德國人，以為德國同胞遲早會清醒，要麼推翻納粹政府，要麼逼其改弦更張。令他們灰心的是，他們發覺大多數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困境無動於衷，不願冒險反對官方政策，或者他們實際上贊同政府的反猶政策，盡管和猶太人有個人友誼或長期交往。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許多受反猶法律影響的人甚至都算不上是猶太人。我們已經看到，許多德國猶太人已完全同化，他們與非猶太人通婚，改信基督教，放棄與有組織的猶太社群的一切聯繫。更多猶太人雖然沒這麼，但也試圖將生活中的猶太成分降到限度。但對非雅利安人的嚴格定義意味著，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的孫輩也被算作猶太人，哪怕他們幾乎不知道自己有猶太血統。在中世紀，猶太人一般可以通過改宗自救，但《紐倫堡法案》逼迫猶太人移民，否則無法自保。

1938年3月，當德國吞並奧地利時，在德奧兩國民眾勢不可擋的熱情之下，奧地利基督徒自發攻擊和羞辱奧地利猶太人。此外，新的官方措施也被用來對付猶太人；德國在當年晚些時候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並於1939年占領整個捷克，之後也采取了類似做法。但是，真正為猶太人在德國的生活敲響喪鐘的事件發生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晚，史稱“碎玻璃之夜”。是夜，德國全境的猶太商戶和會堂遭到打砸破壞，許多猶太人淪為一場全國範圍的集體迫害的受害者。政府聲稱，這次事件繫民眾自發，目的是報復一名猶太人在巴黎謀殺一名德國政府官員，但它實際上由政府特工周密策劃和協調實施。政府處理得好像是猶太人自己引起破壞的一樣。德國猶太社群被處以10億馬克的罰款，新反猶法規被強制實施，猶太兒童遭學校開除，大批猶太人被關進集中營。不過，在這一階段，如果猶太人能拿到簽證，獲準進入其他國家，仍可以從集中營獲釋。

“碎玻璃之夜”事件後，德國猶太人的文化與經濟生活徹底走到盡頭。現在沒有人再懷疑逃離德國的必要性。許多猶太人匆忙廉價拋售產業，外國領事館前排起申請簽證的長隊。為了盡快驅逐猶太人，德國政府先在維也納，後在布拉格和柏林設立移民中心，簡化移民手續，加速猶太人外遷和對猶太人財產的侵占。政府想用大量猶太移民壓垮鄰國，從而激發鄰國的反猶情緒。可是即使猶太人已經陷入絕境，幾乎沒有國家願意放松移民限制，控制巴勒斯坦的英國還在此時減少了那裡接收移民的配額（見第十章）。可怕的情景出現了，不少船隻滿載著有時甚至帶著合法移民證件的猶太難民，從一個又一個港口被遣返，不得不駛回歐洲的猶太人屠場。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猶太人從此無法再逃離歐洲，但德國試圖將猶太人驅逐到鄰國的政策一直持續到1941年末，那時已禁止向外移民，對德國猶太人的政策已變成謀殺。

但在東歐，對猶太人的蓄意謀殺已經開始。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時，波蘭是世界上猶太人口集中的國家，也是猶太宗教與文化生活的主要中心。占領波蘭後，德國人實施適用於德國境內的反猶規定與限制，但實施力度要大很多。猶太人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折磨和槍殺，到1939年底，超過25萬猶太人被害身亡。德國人高度重視對波蘭猶太人的鎮壓和毀滅，有時甚至將其看得比軍事利益更重要。在鐵路交通發達的城市，比如羅茲、華沙、克拉科夫和盧布林，他們建立隔都，把這些城市和數千個村莊中的猶太人塞進隔都；在隔都外非法逗留的猶太人一經發現，即遭處決。德國人命令猶太人佩戴黃色六芒星，以便於辨認。他們侵占猶太人的產業，強迫隔都居民做苦力，特別是干諸如修路之類與戰事有關的重活，還讓他們挨餓和受虐待。

猶太隔都由聽命於德國人的猶太理事會（Jewish councils）管理，這種安排表面上延續了猶太人半自治的傳統模式，也因此有助於制造一切如常的假像。但是，德國人設立猶太理事會，終目的是要實施自己的計劃。隨著戰爭的進行，猶太理事會的真實目的昭然若揭，它們並不是為絕望的隔都居民提供組織援助，而是滿足德國人的需求。這些需求變本加厲，讓理事會的理事進退兩難。

在戰爭初期，隔都內的猶太人尚能得到國外猶太救濟組織的援助，被征召的猶太勞工還能拿到配給。較大的隔都有時組織得相當好，在擁擠、貧窮、疾病和普遍的虛幻氣氛中，慈善組織、學校、醫療服務機構盡可能地發揮作用。個別猶太人有時發現，通過賄賂和合作能獲得德國警衛的特殊照顧。但是，管理隔都生活的規定不斷收緊，德國人的要求不斷增加，到1941年底，從外界接收食物包裹遭到禁止，饑餓、疾病和死亡率於是便顯著攀升。官方規定的食物配給每天隻有1100卡路裡，隔都裡的猶太居民餓得奄奄一息。

隨著戰爭的開始，集中營的功能發生變化。以前隻是用它們關押威脅政權的敵對分子或敵對嫌疑人，現在則用它們剝削囚犯的勞動力。集中營還用來執行集體滅絕：有項安樂死計劃是殺害精神病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在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女子集中營，還有一項計劃是將懷孕的猶太婦女用毒氣毒死。因此，抓進集中營的犯人越來越多，波蘭的奧斯威辛、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馬伊達內克（Majdanek）和索比堡（Sobibor）建造了新的集中營。從1941年開始，幾座集中營增設焚尸爐，處理囚犯尸體，操作焚尸爐的也是囚犯，他們遭定期處決，以防焚尸爐的內幕外洩。

德國人在1940年入侵法國後，把非法國籍猶太難民從德占區驅逐到維希傀儡政府所控制的地區。維希政府配合貫徹反猶政策的力度超出納粹的期望。它禁止猶太人參與公開活動，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還設立由法國人管理的集中營，非法國籍猶太人從這裡被運到東部殺害，但法國籍猶太人受到保護，免於驅逐出境。相形之下，在法國淪陷區，巴黎附近的德朗西（Drancy）建有一座集中營，許多法國籍猶太人從那裡被運往奧斯威辛。德國於1942年底占領法國南部大部分地區，猶太人便湧入由意大利占領的小塊地區。德國人在1943年入侵意大利後，這些猶太人隻能坐以待斃。

在其他被占領的國家，對德國的反猶政策是否合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合作，各國差異很大。在荷蘭，對猶太人的迫害激怒了公眾並引起總罷工，後不得不出動軍隊鎮壓；教會領袖號召大家抵制，許多荷蘭基督徒藏匿猶太人。但大多數荷蘭猶太人還是被送往集中營。包括國王和政府官員在內的丹麥基督徒保護丹麥猶太人，設法將他們用渡輪運過海峽，送到瑞典，拯救了幾乎整個丹麥猶太社群。保加利亞人也拒絕與德國人合作，保加利亞猶太人因此躲過一劫。

意大利雖然是德國盟友，也處在一個官方反猶的法西斯政權的控制下，但在其整個參戰期間都沒有配合“對猶太人的戰爭”。它頒布反猶立法，也適時地設立了集中營，但在圍捕猶太人方面隻是敷衍了事，且意大利集中營裡的待遇也比較人道。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國投降以後，意大利猶太人纔真正開始遭受阨運。德國人占領意大利北部，那裡居住著大多數當地猶太人，還有許多來自法國和南斯拉夫的猶太難民。德國人將他們圍捕並送進死亡營。即便如此，許多猶太人還是得到非猶太朋友的保護。天主教的許多機構，如男、女修道院甚至梵蒂岡，都暗中抵制德國法令，藏匿猶太人。但是，教宗庇護十二世從未抗議德國對猶太人的所作所為。西方世界有權勢和影響力的宗教領袖在當時的緘默，直到今天仍被視為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