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序
本書原名《人類文明的歷程》，2000年作為“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書繫”中的一種，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後改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並應出版方要求改名為《世界史：以文明演進為線索》。
高教出版社認為本書“體例新穎”，而北大出版社則高度贊揚了本書的“綜合性”，其實仍有許多遺憾之處。為了完善本書的體例、結構和內容，我經多年準備為出版社提供了這個“增訂版”。這次增訂，除了將原書後的“補篇”擴大為“第五編”共13章外，還為第二編增寫了有關“絲綢之路”的一章：“‘絲綢之路’：開闢東西方兩大文明交通與交流之路，並賦予‘亞歐農業帶’以新的內涵”，為第四編增寫了題為“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與俄羅斯：努力打造‘核心地區’之外的第一個新興工業帶”的一章。之所以要為第四編增寫一章，是因為我發現東歐諸國曾努力打造西歐“核心地區”之外的第一個新興工業帶，並對東歐以後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所以必須對拉美和“四小龍”在新興工業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做相應的改動。在此，我還想提一個請求，如果高校還在用本書作為“素質教育”或“通識教育”教材，最好改用這個“增訂版”。
我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繫世界歷史專業。歷史學繫當時可謂大師雲集，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教學極為繫統，對學生學習和研究能力方面的訓練要求很嚴，但當時使用的周一良先生所編《世界通史》教材尚缺現代部分，雖然優點很多，但似乎過於拘謹。所以，從本科開始，我就關注世界史的完整和完善問題，在留校任教後，這方面的興趣因責任所在而更加強烈，尤為重視對“世界歷史”的思考和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即使受“文革”的衝擊也未停止。我所需要的許多基本書籍都是當時在舊書店找到的，而羅榮渠先生是我淘舊書的引路人，否則我是無緣進入中國最好的古舊書店書庫的。我當時也不是僅僅關心歷史，也注意到國際學術前沿的發展問題，例如，對於“cliometrics”（計量史學）我就是先從俄文雜志上發現，然後追蹤西文而得知的，記得當時為了研究如何翻譯該概念及有關資料頗費周折。此事於我的另一大收獲，是促使自己在當時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私下聯繫到本校英語繫旁聽了一年半的精讀課和泛讀課，得以在“文革”後校方的升職考試中以第二外語參加考試，又僥幸以83.5分的成績進入前三名，至今我仍非常感謝私下幫我聯繫英語繫的鄭女士。此外，還要感謝在美國留學，然後留在馬裡蘭大學任教的洪先生，是他教會我如何使用電腦。我曾帶著問題花三天時間集中檢索有關世界史的書籍和雜志的信息並打印留存，使我在此方面的知識得以補充、豐富和更新，而美國圖書館的服務亦十分周到，館際借書不僅便捷，還能把書送到住地，有訪學一年勝過十年之感。我想說明的是，寫作本書並不是作者的本意，它是在未征詢作者同意的情況下，被推薦為組編的有關叢書之一的，當時是王義遒副校長直接通知我的，結果我隻好將原來關於“世界歷史”的許多思考和設想盡量放入其中，因為很難有時間和精力在此書之外再寫一部新的世界史了。但因此也促成了本書寫作中文明史與世界史的融合，並給體繫的創新提供了機會。
在本書醞釀、寫作、修改和增訂的過程中，我思考和企圖解決的重大問題主要有三：其一，是如何確立科學的“世界歷史”概念問題。這是因為，我國是一個史學大國，又曾長期處於封閉狀態，在我國的“世界歷史”教學和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把它當“外國歷史”來處理的。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一些大中小學有關教材就是如此，一些世界史叢書也稱“外國歷史小叢書”“外國史叢書”，這造成了中華文明和歷史在“世界歷史”中的缺席，這是對中華文明和歷史特別是古代中華文明和歷史的極大不公，在當今中國重新崛起於世界的情況下尤為不妥，且此意見我早在本世紀初《上海社會科學報》所約寫的一篇短文中就正式表達過，其題目為《應當建立科學的“世界歷史”概念》。所以，本書的構思和寫作從未忘掉中國，並賦予它以應有的世界歷史地位，因為它在古代世界文明的歷史中曾經占有重要的甚至中心的地位，中國的重新崛起完全可以從中獲取智慧、力量和自信。其二，是如何構建“世界歷史”（特別是古代世界史）的體繫問題。由於世界歷史的寫作發源於西方，“西歐中心論”長期在“世界歷史”的教學、研究和編纂中占統治地位，一部世界史幾乎成了西方文明史並包含了大量美化西方殖民、侵略和奴役亞非拉人民的內容，而貶低歪曲甚至忽視東方文明，這種情況至今在我國的歷史教材中仍留有痕跡。我的辦法，是通過三大步驟，即“農業革命”、東方四大古文明及此後古希臘文明的興起、“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通，強調“亞歐農業帶”作為古代世界“文明高地”和“核心地帶”而擁有東西交流橋梁和南北輻射功能的作用，以恢復中國和整個東方古文明在“世界歷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並為此提出“近農業帶”和“遠農業帶”、“核心文明”和“邊緣文明”、“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等幾對概念與“亞歐農業帶”相配合。我認為：“沒有後面幾對概念及對它們的探討，就不能真正構築起‘世界歷史’的結構並了解它們的不平衡性，而這種結構及其不平衡乃是世界歷史和文明演進的內在動力。”對平衡與不平衡的轉換與交替的敘述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其三，是如何估價“高科技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問題。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這場革命給人類發出了一繫列挑戰：第一，它涉及的不是一般的科學和技術，而是許多長期得不到認識和解決的高端科技領域；第二，它由芯片的發明以幾何級數般的速度引發計算機、大數據、雲計算及人工智能的革命；第三，它在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架起橋梁，極大地和空前地改變了人類傳統的物質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第四，它不僅在很大程度上以“無形資本”（科學和技術知識）取代了“有形資本”（即勞力和物質資料），而且確實在許多方面改變了以往資本運行的法則和獲取財富的“主要形式”乃至判斷價值的尺度。作者據此作出的“人類正面臨從未有過的變化”的預言，在21世紀正以難以想像的速度變為現實，新的巨大革命的氣氛彌漫於世界各個角落。在籌劃本書增訂版時怎麼能回避這一課題呢？請注意，這裡強調的是整個“人類”而不僅僅是經濟和社會，強調的是“從未有過”而不僅僅把它視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因而超越了此前西方對這場革命認識的廣度和深度。
當然，在本書籌劃、寫作、修正和增訂時，我的探索並不限於上述三大問題，在許多問題和環節上都力圖表達個人的見解和觀點，以體現作為一個學者的本分和責任。但我以為其中一個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想法是，“世界史”的教學、研究和編纂之所以應當引起國人的高度關注，是因為它為整個人文和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提供了基本的資料，也是人們進行哲學思考、理論思維乃至構建自己歷史觀、人生觀和世界觀的重要依據，那種把對“世界歷史”概念、內容和結構的探討僅僅視作“專業”範疇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在民智大開的當今之世尤不可取。這也是我本人，在繁忙的美國史、資本主義史和歷史理論的教學和研究中，依然對“世界史”的寫作孜孜以求、鍥而不舍的主要原因。我也從心底不喜過多地涉足眾人參與的學術著述活動，因為那樣往往流於拼湊而失掉思考和學術個性。這並不是說，所有集體著述都缺乏個性，劍橋繫列世界史著作就很有個性，也不是說，本書就一定擁有個性，隻是盡心而已。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在此做點說明。我在1999年談到高科技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之時，認為是這場革命改變了“價值判斷的尺度”，這本是對馬克思一個重要原理的回應和引申，但此說至今不為某些經濟學家和社會人士所承認。他們的根據之一是馬克思關於腦力勞動的價值可以按體力勞動的倍數來計算，但他們完全忽視了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7—218頁）中所說的話：“科學水平和技術水平”，作為“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即“科學在生產上的運用”的“這種動因本身”，“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不成比例”，因而也就不能用“倍數”來計算。眾所周知，“創新”在科技發展中，特別是在“高科技革命”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靈感”是人們在解決問題時常有的“一種特殊認知經歷”。不久前國際科學界，具體地說，德國維茨堡大學的薩斯查·托波林斯基和挪威卑爾根大學的羅爾夫·雷伯，在對人類腦功能進行研究時發現，“靈感”或“即時性”在本質上不僅具有“積極效應”而且具有“突發性”，因而“創造性”思維很難用一般的“勞動時間”的倍數來計算。個人認為這一發現可以作為對上述馬克思原理的解釋和補充。
而這一發現，在某種程度上也為科學家近期對大腦思維模式的研究所證實，這一研究是在“最具創造性的人”和“最不具創造性的人”之間進行的，結果證實二者之間“有不同的大腦活動模式”。據英國《衛報》網站2018年1月15日報道，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羅傑·貝蒂通過自己的研究“確定了一種在人與人之間各異的大腦連通模式，這種模式與產生創造性思維的能力有關”。他發現：在極具創造性的思考者身上，看到三個大腦網絡之間強大的連通性：一個“默認模式網絡與自發思考和思維模式有關”，另一個“執行控制網絡”則在“人們專注於自己的想法時參與其中”，第三個所謂的“凸顯網絡”有助於找出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東西，其中前兩個傾向於互相對抗和抑制，而更具創造性的人能夠更好地同時參與這兩個網絡的活動，因而或許能更容易地同時承載所有這些活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準確地預測誰將是下一個愛因斯坦。（參閱2018年1月20日《參考消息》）
筆者以為，這個道理是清楚的和顯而易見的，承認這一原理和觀點，有助於開發東方這14億人的龐大智力，並從根本上把這個發展中的世界大國轉變成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這也是本書及作者一開始就抱有的真誠願望和夢想。
以上的話權作增訂版序。
2019年於北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