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菲利普·古雷維奇從非洲的屠殺現場帶來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標志著他已躋身少數幾位偉大記者之列，他們都冒著生命危險將黑暗的真相帶給了這個對非洲一知半解的世界。他既有學者的頭腦，又有優秀小說家的觀察力，他的寫作似由天使執筆。本書使他能夠與邁克爾·赫爾、雷沙德·卡普欽斯基和托拜阨斯·沃爾夫比肩。

——羅伯特·斯通（美國小說家、記者）

海外報道類作品的一座裡程碑，自約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以來幾乎無人能與之匹敵的邪惡編年史，古雷維奇扣人心弦的敘述值得人們閱讀。

——喬納森·蘭德爾，《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

讀完這本讓人難忘的書後，就再也不可能對社會、對人類、對自己還抱持著跟過去一樣的感覺了。

——羅納德·斯蒂爾（美國作家）

古雷維奇的書已躋身作為道德見證的新聞報道的*範例之列。

——蘭斯·莫羅，《時代》

十一抽殺（decimation）是指人口中每10人要殺掉1人，在1994年的春夏之交，一項大屠殺計劃摧毀了盧旺達共和國。雖然屠殺的科技含量很低大部分是用砍刀完成的，但它開展的速度仍讓人瞠目結舌：在一個原本人口為750萬的國家裡，至少有80萬人在僅僅100天內遭到殺害。盧旺達人常說有100萬人死亡，他們也許是對的。在此期間，盧旺達的累積死亡率幾乎是死於大屠殺中猶太人的3倍。這是自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以來死亡率的大規模屠殺。

序章

在南部山區的城鎮吉孔戈羅（Gikongoro），晚上停電了；賓館的酒吧裡點上了六支蠟燭，邀我喝酒的三個士兵眼中泛著血橙的顏色。一杯啤酒正在傳遞，後傳到我手裡（一種表示我不會被毒死的禮節）時，我呷了一口。士兵們已經醉得說不了話了，但這次聚會中的一個平民，一個穿著一身黑亮訓練服的男人似乎決意要表現他的清醒，他坐得筆直，雙臂交叉在胸前，眼睛斜瞥，冷漠地打量著。他用一種生硬機械的英語問我的名字，每個音節都精確而突兀。我跟他說我叫：“菲利普（Philip）。”

“啊。”他攫住我的手，“就像查爾斯·狄更斯小說裡那個人。”

“那是皮普（Pip）。”我說。

“《遠大前程》。”他大聲說。說著他放開我的手，嘴唇緊緊抿著，一本正經地注視著我，說：“我是叢林裡的俾格米人，但我跟聖公會的一位主教學過英語。”

他沒說他的名字。這時我旁邊那個一直朝前倚在機槍槍管上的士兵，突然栽到自己的腿上睡著了，然後猛地醒過來，又笑著喝了更多。俾格米人對此並未注意。“我有一個原則，”他宣稱，“我相信智人原則（principle of Homo sapiens），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猜了猜，“你是說全人類都是一體的？”

“這是我的理論，”俾格米人說，“這就是我的原則，但我還有個問題，我必須娶個白種女人。”

“沒什麼不可以啊。”我答道。然後過了一會兒，我又說：“但為什麼非要娶個白種女人呢？如果我們都一樣，誰會在乎你老婆是什麼膚色？”

“她必須是個白種女人，”俾格米人說，“隻有白種女人纔能理解我的智人原則。我絕不能娶個黑鬼。”他說後這個詞時表現出的惡心倒是讓我感同身受，從他將來妻子的角度去想的話。“這就是我的問題，”他繼續說著，“我該怎麼達成這個目標呢？你有這個機會，我沒有。”他看了看四周漆黑一片、近乎空蕩的房間，然後伸出一隻空空的手掌。他的臉上露出一副酸溜溜的表情，帶著一種習以為常的失望情緒說：“我要怎麼做纔能見到一個白種女人？要怎麼做纔能找到一個白人老婆？”

這個問題不完全是說說而已。我是跟一個荷蘭女人一起進的酒吧，之後我就沒看到她了，已經去睡覺了吧，但她確實給人留下很深的印像；我覺得這個俾格米人是想讓我給他介紹一下。“我有個想法，”他說，“荷蘭。主教，就是我的老師，他曾在全世界旅行，對我來說，荷蘭隻是個想像，但又很真實。”

我在本書的一開始講述這個故事，是因為這是一本關於人們是如何想像他們自己和他人的書，是一本關於我們如何想像我們自己世界的書。一年前我在盧旺達遇到那個俾格米人的時候，政府采取了一項新政策，根據這項政策，在該國占多數的所有胡圖族都被號召去殺死占少數的圖西族。盧旺達政府及其治下數量驚人的國民，都幻想隻要消滅圖西族就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而大屠殺緊接著就發生了。

忽然間，好像有些隻存在於想像中的事情就在我們身上發生了—而我們仍然隻能去想像它。生活中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種想像到底何為真相的特殊需求。在1994年屠殺發生的數月間，當我跟蹤來自盧旺達的新聞時，以及其後我讀到聯合國在歷史上次決定用“種族滅絕”一詞來描述那裡的狀況時，我不斷回想起康拉德《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中接近尾聲的那一刻，故事的講述者馬洛回到歐洲，他的姨媽發現他十分虛弱，於是為他的健康而心焦。“我的身體無須照料，”馬洛說，“我的想像力纔需要撫慰。”

我把馬洛從非洲回來時的狀況作為我的起始點。我想了解盧旺達人是如何理解他們國家所發生的事情的，以及事情發生後他們又是怎樣繼續生活的。“種族滅絕”一詞和無數無名的死者都給人留下了太多的想像空間。

我在1995年5月開始造訪盧旺達，然後不久我就在吉孔戈羅遇到了那個俾格米人。我完全沒想到他是個俾格米人：他身高差不多有5.5英尺。他的自我聲明，看起來好像是想把自己和胡圖族與圖西族間的問題區分開，他把自己看作跟我一樣的局外人，一個普通的旁觀者。盡管他完全沒有提及種族滅絕，但我還是得出了這樣的印像，即那場屠殺纔是我們交流的主題。在盧旺達也許可以談些別的東西，但我在那裡的實質性談話中，沒有哪次不是把“種族滅絕”（至少是悄無聲息地）看作所有其他理解和誤解產生的參照點。

所以當那個俾格米人說到智人時，我聽出了他的潛臺詞。俾格米人曾經是盧旺達的代居民，一個森林族群，他們一般被胡圖族和圖西族所鄙視並看作殘存的土著。在殖民時代之前的君主制時期，俾格米人充當著宮廷小丑的角色，因為盧旺達的歷任國王都是圖西族，這種傳統角色所造成的印像使俾格米人在種族滅絕期間不時被看作保皇派的工具而遭處死，同時在另一些地方他們則被胡圖族民兵征召為強奸犯—讓他們侵犯圖西族婦女以增加一點額外的部族笑料。

曾指導過我在賓館酒吧裡遇到的那個男人的聖公會主教，很有可能把教育這樣一個原始的野蠻人視作對傳教信條（即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的一次特殊的獎勵性挑戰。但這個俾格米人可能是學得太好了。很顯然，在他的經驗中，人類的同一並非事實，但他還是堅持在說這個理論，這個原則—一種白人牧師的主張。他把這一主張當成一個邀請銘記於心，後卻發現它冷酷的局限性。在普遍性的名義下，他學會了輕視叢林裡的同胞，自戀又鄙視自己的遺傳特征。現在他確信，一個白人妻子就是他所需要的能證明自己理論的缺失一環，然而這種匹配成功的微小可能性卻在強烈地考驗著他的信仰。

我試圖緩解這個俾格米人的挫敗感，告訴他即便一個周圍都是白人女性的白人男性—即便在荷蘭—想找一個合意的配偶也是一項巨大的挑戰。“我說的是非洲人，”他說，“非洲人都有病。”他次勉強露出一個扭捏的微笑。

“有一本小說，”他繼續說著，“書名叫《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你知道吧？這是我的一個更大的理論。不管你是白的、黃的、綠的或者黑不溜秋的非洲黑鬼都沒關繫，都是智人。歐洲人處在一個高科技的階段，非洲人還處在科技非常原始的階段，但所有人類都必須聯合起來為了對抗自然而努力。這就是《呼嘯山莊》的原則，這就是智人的使命。你同意嗎？”

我說，“我明白你的意思。”

“人類克服自然的努力，”俾格米人天真地說，“這是的希望。這是通向和平與和解的道路—全人類共同對抗自然。”

他坐回到椅子上，把手臂交叉在胸前，然後沉默了。過了一會兒，我說，“但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吧。”

“的確，”俾格米人說，“這的確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