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杜君立

人類發明語言，與其說是為了溝通，不如說是為了解釋；如果說書是對人生和世界的解釋，那麼序就是對作者和作品的解釋。對一個向死而生的悲觀者來說，人都會死去，的區別是留下什麼；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他隻能留下一份“遺書”，這就是所謂的“作品”。
在這個世界上，無論富貴、權力與榮耀，還是苦難、悲傷和恥辱，所有的一切都會隨風逝去，隻有歷史會留下來。
對人類來說，或許隻有死亡纔算得上是一個嚴肅的問題。面對死亡，哲學誕生了，進而也就有了歷史。
歷史是我們共同的出處。一切當下都是歷史的延伸。
人類充滿困惑與焦慮地活在當下，而答案就在歷史的細節中。


一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歷史情結。
世界如同草木生長，我們隻能看到其結果，卻看不到其過程。今天的人們不比古人活得更為長久，也絕不比古人更加聰明。
如果說今人與古人有什麼不同，那麼或許是信息擁有量的劇增。
古希臘時代無偏見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曾經斷言，在他所處的時代之前沒有發生過什麼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無法得知雅典無與倫比的輝煌和貢獻。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並不代表知識，知識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財富並不代表幸福，現代人並不比古人更智慧。
現代人與古人面臨著許多同樣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們並沒有因為信息泛濫而實現信息滿足。面對新技術引發的海量信息，以及信息的碎片化，我們迫切的需要，或許已經不是創造新信息，而是發現真正的有效信息。
一個盲人手提燈籠，路人感到不解。盲人說：聽說天黑以後，世人跟我一樣什麼都看不見，點燈可以為人們照亮道路。路人贊許其德，盲人卻說：我也是為自己點燈，點了燈之後，黑暗裡別人纔能看見我，不會撞到我。
其實寫作何嘗不是如此，看似寫給別人看，實則是寫給自己。在走出故鄉和童年之後，每個人都會體驗到現實的困惑。我也一樣，如同一個手持票根的乘客，坐在一列飛馳的列車上，既不懂我手裡的票根是什麼東西，也不理解我為什麼要坐在這裡，更不理解列車為什麼飛馳。
這一切迷茫與困惑，隻有當我知道了這列列車的行程，以及自己從哪裡上車、從哪裡下車之後，纔變得順理成章。
歷史就是這張小小的票根。
說到底，歷史是一種理解和重構，是對人生的理解和對世界的重構，這或許纔是歷史真正的意義。
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產物。一個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於永遠沒有長大。

二

正是從進入歷史的那一刻開始，我纔讀懂了我身處的這個世界。相較於世界的歷史，人的生命無限短暫。與世界相比，人的智慧幾如螢火之光，然而歷史卻使人類的智慧超越了生命的局限。
人會死去，但歷史永恆。因為歷史，文明不僅誕生了，而且得到了傳承。
我們以往總是認為，歷史就是講故事。
“故事”二字本來的意思就是“過去的事情”。在古代，讀書人很少，大眾的歷史知識多來自評書和戲曲，歷史被戲劇化。即使在新媒體時代，故事、歷史與小說，這三者之間常常並沒有明顯的區隔。
人天生就喜歡有趣的故事，但故事隻能夠傳遞非常狹窄的歷史經驗。把歷史簡化為故事，往往會讓讀者失去對復雜理論和因果關繫進行分析的能力。
在學術上，歷史專業一般以考據為主。事實上，考據隻是治學的工具，而不是學問，好比旅客乘車，是為了到達目的地。
現代歷史學家在做的，常常是大量的解讀工作，“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通過對歷史的解釋，從而得到普遍的人類經驗，以古鋻今，讓歷史服務於當下。對歷史的解讀，需要的並不是多麼復雜的事實和神秘的證據，而是分解與剖析。這需要一個人充分運用自己的思想邏輯能力，去洞察歷史背後的真相。
雖然從大眾層面上，人們還是喜歡歷史故事，但隨著讀者群體的成熟，歷史普及也逐漸走出了故事的俗套。越來越多的讀者開始關注歷史所蘊含的思想。
從傳統舊歷史到現代新歷史，歷史正在進行一次“轉場”。如果歷史隻是“娛樂”的一種，那說明，一個真正的“歷史時代”還沒有到來。
歷史更重要的是觀念和思想。作為超越時間的文明載體，歷史面對的永遠是未來。從這一點來說，歷史是值得敬畏的。
對中國傳統文化而言，歷史是一個重要的構成，所謂“五經皆史也”，但這並沒能避免“歷史”的貧困。
在當下“歷史熱”中，既不缺乏“勵志”的權謀史和名人傳記，也不缺乏戲說惡搞的娛樂故事，但真正啟迪心智、令人深思的平民史和文明史仍不夠多。
 
三

今天，我們已經置身於一個無遠弗屆的全球化時代。
所謂歷史，首先是人類共同的記憶，“大歷史”即整個人類史。這是全球化時代賦予歷史的新定義。
細究起來，“全球化”並不是今天纔有的，從人類的起源與擴散，到文化技術的傳播與交流，人類的歷史其實就是全球化的歷史。
離開全球化的人類發展背景，就不存在什麼真正的歷史。
按照現代全球史的觀點，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斷踫撞和反復交流中進行拓展和改變自身的處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歷史都是世界史，或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在一個世紀之前，房龍滿懷無限贊嘆和悲憫，為普通大眾寫作了一部《人類的故事》，在他的筆下，歷史就是“人類的舞臺”。
像房龍一樣，韋爾斯突破國家和王朝的傳統歷史模式，以優美的文筆，編寫了一部統一的世界史—《世界史綱》。把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這令韋爾斯“對整個歷史和締造歷史的普遍動力驚嘆不已”。
稍晚一個時期，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幾乎重新改寫了“歷史”在人們心目中的印像。他說，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歷史的”。
從《人類的故事》《世界史綱》到《全球通史》，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人們重新發現了歷史精神。
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早已灰飛煙滅，但卻在千餘年後喚醒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這就是歷史的神奇。早在 2500 多年前，第歐根尼就自稱：“我不是雅典人或希臘人，我是一個世界公民。”
老子、墨子和第歐根尼、亞裡士多德一樣，堪稱早的世界公民，他們悲天憫人，超越政治和民族，著眼於人性與文明。
房龍和斯賓格勒亦然。尤其是斯賓格勒的出現，完全顛覆了歷史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他在貧民窟的燭光下寫成的《西方的沒落》，深刻而豐富，是歷史，是文學，更是思想和哲學。
與韋爾斯他們不同，戴蒙德用一部《槍炮、病菌與鋼鐵》，將歷史拉回到人類史的維度。他提醒我們，要去關注那些不起眼的或習以為常的事物；他忠告人們，應當從歷史中學會關心人類的命運，沒有哪一個人是孤島，他都是人類的一部分。
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大概都讀過赫拉利的《人類簡史》。這是一部的暢銷書。作為這本書的延續，《今日簡史》《未來簡史》已將歷史擴展到將來。
這說明，歷史不僅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歷史也是人類的共同語言。

四

人可以遺忘歷史和篡改歷史，卻無法選擇歷史。
歷史的確是一種寫作和文本，是由文字和話語創造的，但歷史重要的並不是對史實的記錄和敘述，而是基於史實做出的分析與解釋；甚至說，這種分析與解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現實世界的來源，因為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生活的鏡像。
從這種意義上看，歷史是一種對現實的勘探，而寫作者則如同一個偵探，精心搜集證據，然後進行推理分析，揭示事件背後的真相，歷史在這裡重歸思想。
如果說作為故事的歷史隻強調人物與時間線，那麼作為思想的歷史，則更注重真相與真理。
真實的歷史，往往由無數個意想不到的細節編織而成，奇妙而又充滿不確定，這讓人想到所謂的蝴蝶效應—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後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
歷史作為思想的一種，有其邏輯性與科學性。
歷史不是史料，也不是史實，歷史應該是一種思想的建構和對世界的解釋。打個比方說，“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和“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都是一種“史料”和“史實”，隻有將二者聯繫起來纔叫歷史。
水歸器內，各現方圓。如果說歷史是“水”，那麼物質就是“器”。人們總是通過物質來定義歷史，但歷史絕不是博物館，物質本身也不構成歷史。隻有將其置入一個事件中，或者復原成一個事件，歷史纔能生動起來。
毫無疑問，一個社會特定的物質基礎必然會強制推行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繫，歷史就這樣被物質改變，從而人類歷史終演變成為物質的歷史。
在歷史中，人是流動的，物質也是流動的，文明因此而形成，不同文明之間發生踫撞。
 
歷史的神秘和趣味也在於此。
如果說歷史是科學的一種，那麼本書作為通俗歷史讀物，是將那些改變人類歷史的物質和技術，放回原來的現場，讓中國重新回到世界的場景，逐一復盤歷史的起承轉合。
在當下的“大歷史”時代，歷史有各種不同的寫法。本書以技術變遷這個細節為主軸，來解釋歷史上一些重要事件背後的原因。我希望用這樣一個不太長的篇幅，來講好一段“大歷史”。
輪子、馬鐙、弓箭、火藥和船，在歷史的時間線上，每一個器物都有它值得訴說的故事。
希望很多年以後，當我們徜徉在寂靜幽暗的博物館，看著那帶著泥土和銅鏽的文物，會發自內心地理解，這些貌似不經意的東西所構成的歷史，正提供給我們一個醒目的視角，讓我們重新認識歷史和歷史的細節。

人類學家摩爾根將人類生產資料的發展歷史分為三個階段：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
如果套用這種三段論，我們也可以將人類政治發展過程，分為同樣的蒙昧、野蠻和文明三個階段。
孔子曰：“政者，正也”；治與亂（亂）原為同一字，其意相反，不亂即為治。我們可以將“政治”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正義的秩序”。羅爾斯將“正義的環境”描述為這樣一種正常條件：“在那裡，人類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需的。”相反，如果正義或者秩序缺失，人們之間將難以自由合作，出現分崩離析。
蒙昧時代是一個自由模式下的暴力時代，社會處於“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暴力來源於一種同態復仇習俗，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減少暴力的方法是互相隔絕，“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和“大同世界”，就是一種理想的蒙昧社會。人與人因為距離疏遠而減少了暴力。人類之所以發明了牆，就是為了與人隔絕、與暴力隔絕。
應當說，蒙昧時代是一種自然狀態，存在著一種低級的秩序和低級的正義，並且保持相對的穩定和平衡。蒙昧時代的規則是暴力，但暴力被控制在程度，因為暴力是一種互相傷害。
《管子》中說：“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從氏族部落到封建城邦，都屬於政治的蒙昧時代。
當人們不滿足於這種低級的秩序與正義時，野蠻時代就開始了，暴力主導一切。不僅秩序來自暴力，正義也來自暴力。
秩序與正義之間的顛覆起落，構成了這個政治時代。野蠻時代的政治就是帝國體制。
在帝國體制下，強調的是秩序而漠視正義，因此，以正義為訴求的“革命”總會周期性地爆發，使帝國走向崩潰，從而完成秩序重建。
在哲學家羅素看來，一切不以傳統或同意為基礎的權力都可以稱為“暴力”，並說“一切戰爭都是暴力的行使”。
從歷史來說，所有帝國都是戰爭和征服的結果，帝國的統治貌似建立在權力之上，而其實權力都來自暴力。當暴力變成引而不發的威脅時，就是一種權力，因此帝國是一種恐怖體制。
對帝國來說，信賴某個人或某個人的美德是非常荒誕的，但卻很常見。一切服從的根源都在於恐懼。對愚昧時代的人類來說，平等合作遠比恐怖和威脅更難以實行，專制權力也容易被蒙昧社會的人們理解和接受。
對古代中國來說，儒家思想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法家思想則是一種有效的暴力體繫，二者互為表裡，構成了中國傳統政治的超穩定結構。
江河奔流到大海，人類的歷史也是走向文明的歷史。文明時代的基礎，便是理想的政治，既實現了秩序，也實現了正義，暴力和恐怖被法律所消除，權力（power）受制於民眾的權利（right），這就是現代國家的樣子。
如果說國家與帝國有什麼不同，那麼簡單地說，帝國是權力社會，國家是權利社會；帝國依賴的是暴力，現代國家則建立在政治和法治之上。
……
就中國的歷史來說，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從氏族部落的“酋長國”進入國家階段，然後隨著六國統一，進入帝國的野蠻時代。
如果說夏、商、周三代是中國的童年時代的話，那麼春秋戰國時期就是中國的青春期，中國在這短短的500 年時間裡，完成了從純真到成熟的啟蒙階段。
春秋戰國是中國政治的起點，氏族部落從那時就已經向國家階段邁進。500 年間，中國由200 多個封建城邦後融合為七個國家：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諸侯國構成一個中國化的世界，即“天下”。
春秋戰國時期，合縱連橫，列國爭霸，與戰爭的掠奪相伴隨的，是經濟競爭和人纔競爭；遊士階層崛起，重商主義盛行，朝秦暮楚，楚材晉用。猗頓、範蠡、子貢、呂不韋等跨國財團，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他們富可敵國，翻雲覆雨，甚至可以決定一國的興衰起落。
當時技術文化發展很快，依靠輪子和文字的普及，人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智慧。
從這裡可以說，中國是非常早熟的。
一些學者甚至認為，戰國時代的中國就已經實現了17 世紀歐洲纔有的現代國家制度；七個諸侯國也可以說是七個現代“國家”。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遲到秦漢時代，中國就具備現代國家的特征。中世紀晚期歐洲國家的許多特征，在中國戰國七雄身上似乎已經出現。“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如果放在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時期，同樣顯得極其貼切。
在儒家弟子看來，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已經高度世俗化，“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三代以來的天道信仰體繫和封建制已經崩潰，正如歐洲中世紀的終結一樣，整個社會走向自由化和世俗化；政治的重商主義和社會的個人主義相輔相成，見利忘義的功利主義和赤裸裸的物質主義大行其道。
從比較歷史的角度來看，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和近現代歐洲的歷史發展在很多方面有著相似性。比如它們都起源於一個由許多國家組成的封建社會，都有著頻繁的戰爭，都經歷了封建體制的垮臺和官僚體制的形成，都有著一個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
但有一樣不同，即後的結果卻截然相反，歐洲在發展中形成了一個多國平衡的局面，而中國卻走向了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