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羅振宇 作序

劉擎×吳國盛×徐子望×吳曉波×六神磊磊 領銜推薦

2021年亞洲圖書獎（the Asia Book Awards 2021）得主力作

★ 一部全新的現代世界誕生史：是商貿秩序催生了現代民主，而非現代民主決定了商貿秩序

突破既往“政治發展史就是民主進步史”解釋框架，以“正增長秩序”為核心概念，重新解釋現代世界的誕生。

王圖霸業，千古英雄，都不過是暴力遊戲的反復；人類步入現代社會，端賴商貿帶來“正增長秩序”。

★ 本書道出了一個“不體面的真理”：現代社會誕生的基礎，是有錢。這其中，商貿制度中蘊含的“正增長秩序”，則是根本。

古代社會重要的資源就是暴力，現代社會的精髓則是約束暴力。約束暴力的基礎，則是有錢。

3000年前，有一批投身掙錢的商業民族認為，交易比打仗好，金錢比暴力好，增長比歸零好，因此他們發展出了約束暴力的制度。現代社會的源頭，其實在這裡。

“零增長秩序”與“正增長秩序”是透視世界文明史的一對核心範疇。正增長秩序從初的幾個孤島開始，在鬥爭中不斷捍衛自己，也曾遭受過倒退與挫折，但它依然一縷尚存，如黑夜中的燭火，不滅不熄，重新發展壯大，終在 17 世紀贏得勝利，並徹底地改造了我們所有人的世界觀，真正開啟了新時代。

★ 縱貫三千年，看商人如何繼絕學，開太平

以商貿集團與暴力集團的相愛相殺為主線，敘述一段捍衛“正增長秩序”的偉大歷史，從而勾勒出現代文明中基礎原則的奠基過程。

從腓尼基人出現到迦太基崛起，

從羅馬的崩潰到威尼斯的繁榮，

從漢薩同盟到粟特商人；

從熱那亞商人遠赴伊比利亞半島，到荷蘭商人對抗西班牙帝國，再到威廉三世渡海使得荷蘭商貿秩序與英國國家力量結盟；

……

★ 歷史還未終結，重新想像產業革命後的未來世界

正增長秩序催生了產業革命，但正增長秩序本身也被產業革命徹底改變。

傳統時代的“正增長社會”和“零增長社會”都有著很強的暴力邏輯。當“正增長社會”催生的思維方式與產業革命的巨大威力結合在一起，就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巨大的不平等，國家間戰爭的化，自動化奪取工作機會，人口危機，金融霸權，這些正在阻礙“正增長秩序”的存在和發展。

曾經我們奉為圭臬的解釋框架失效，面對產業時代的全新課題，我們需要全新的理論框架和觀察視角，在當下捍衛正增長社會。

★ 何懷宏×許紀霖×王人博×劉蘇裡×胡洪俠×王躍春×施展×李筠×郭建龍，一致贊譽推薦

商人與商貿活動，是形塑現代社會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既往的關於現代社會如何誕生的敘述，基本是以“政治發展史就是民主進步史”為解釋框架的。

本書則突破既往敘事體繫，創造了“零增長秩序”和“正增長秩序”這一對範疇，用以描述農耕文明和商貿文明，並且以這一對範疇透視世界幾千年的文明史，指出王圖霸業、千古英雄都不過是暴力遊戲的反復，人類步入現代社會，端賴商貿帶來“正增長秩序”。

本書認為，是商貿活動創造和蘊含的“正增長秩序”，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改變了歷史的走向，也改變了人類的命運。

為此，本書縱貫3000年，以商貿集團與暴力集團的互相鬥爭、制約與利用為主線，重述了從腓尼基人出現到迦太基崛起，從羅馬的崩潰到威尼斯的繁榮，從漢薩同盟到粟特商人，從熱那亞商人遠赴伊比利亞半島，到荷蘭商人對抗西班牙帝國，再到威廉三世渡海使得荷蘭商貿秩序與英國國家力量結盟，這一波瀾壯闊的捍衛正增長秩序的大歷史，從而勾勒出現代文明中基礎原則的奠基過程。

推薦序一 走出歷史的隧道......i

推薦序二 一本好書的樣子......xi

引 言 現代社會從何而來？......1

從“超級事實”開始的思考 / 1 阿爾薩斯的小城 / 8

兩種秩序模型 / 12 零增長社會 / 18 正增長社會 / 25

現代社會的誕生 / 30 捍衛正增長秩序的偉大鬥爭 / 34

章 三千年前的“現代社會萌芽”......41

正增長秩序的始祖 / 41 迦太基的崛起 / 47 地中海雙雄爭霸 / 51

商業共和國與軍事共和國 / 61 軍事共和國的崩潰 / 68

商業社會的繁榮 / 74 奴隸肩上的正增長社會 / 80

總結：商貿秩序與暴力秩序 / 87

第二章 中世紀的商貿共和國......97

古代城邦的殘餘與新生 / 97 威尼斯的建立 / 100 瞎老頭 / 109

攻占君士坦丁堡 / 117 威尼斯與中世紀共和主義思想 / 125

中世紀行會與共和國 / 134 告別威尼斯 / 147

總結：特定條件下的互信關繫 / 152

第三章 去中心化的“漢薩同盟”......159

“漢薩”這個名字 / 159 商人同盟的誕生 / 162 去找漢薩 / 169

漢薩的敵人 / 173 憲章城市 / 179

“基礎性利商制度”的開源協議 / 186 漢薩同盟的衰落 / 192

“兩個德意志”問題 / 197 總結：跨越國境的商貿秩序 / 202

第四章 遠東的商人集團......209

粟特商人：中亞的“猶太人” / 210 粟特人與中國 / 216

中亞火藥桶 / 221 安史之亂 / 227 蒲壽庚家族 / 233

亦思巴奚兵亂 / 243 公司與海盜 / 247 航海王鄭芝龍 / 252

海上立國 / 260 中原的誘惑 / 266 總結：商人秩序的悲劇 / 274

第五章 國家與商人的結盟......281

正增長社會的拓展 / 281 高級金融 / 286 古代憲章 / 291

火槍與現代國家 / 297 遠航而來的熱那亞商人 / 301

資本與帝國 / 306 商人—國家聯盟的次失敗 / 311

一個家族的獨立戰爭 / 321 商人—國家聯盟的第二次失敗 / 330

海洋領土 / 340 國王愛財，取之有術 / 345

宗教問題與英國內戰 / 350 締結聯盟 / 360

信用的偉力 / 365 全新的世界觀 / 370

總結：商貿秩序與暴力秩序的聯盟 / 379

第六章 產業革命之後......389

思維方式的轉變 / 389 技術與歷史 / 393

被扭曲的正增長邏輯 / 402 巨大的不平等 / 406

國家間戰爭的化 / 415 自動化奪取工作機會 / 419

人口危機 / 422 金融霸權 / 427 舊解釋框架的失效 / 433

總結：產業時代的全新課題 / 438

結 語 如何在當下捍衛正增長秩序？......445

停滯的真相 / 445 投資新興國家的產業化 / 452

中國：出色的投資標的 / 455 中國並不特殊 / 463

自動化技術 / 465 人口危機 / 466 資產價格過高 / 468

正增長動力何在 / 471 傳遞產業化薪火 / 476

再度奏起的旋律 / 485 結語：循環還是突破？ / 489

參考文獻......493

致 謝......499

以碎片化的方式去分析某些歷史事件並不難，難的是把無數歷史事件和人物整合起來，把“歷史故事”整合成“理論故事”。張笑宇做到了。他不但講出了一個理論故事，而且把這個故事講得非常有原創性和說服力。

——劉瑜（清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越是重要問題，就越應該有一個簡單的觀察視角。正如在本書中，僅“正增長秩序”這一概念就帶來了驚人的解釋力。

——羅振宇（得到APP創始人）

張笑宇展現了傑出的思考和敘事纔能，這些生動有力的文字當能引發進一步的討論，從而深入地審視人類文明的歷史和精神，不僅思考現代文明的由來，也思考它將向何處去。

——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教授）

正增長秩序是一條跨越時空的制勝邏輯；商業與權力之間則存在著充滿血淚的治理誤區。

——徐子望（原高盛全球合伙人、新滬商聯合會輪值主席）

張笑宇有難得的大視野、大格局，想像力和書寫力在同代人之中當屬出類撥萃。他在本書中提出了一個正增長社會與零增長社模式，重新解釋以商貿為軸心的現代世界誕生史。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

《商貿與文明》詮釋了人類現代社會的真正起源——一個“不體面的真理”：錢。

——王人博（中國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

張笑宇創造了“零增長秩序”和“正增長秩序”這一對範疇，來描述農耕文明和商貿文明，並且以這一對範疇透視世界幾千年的文明史，指出現代社會的本質是確立了正增長秩序。這一對範疇，命名力強，透視度深。

——吳國盛（清華大學科學史教授）

一部堪稱雄偉之作。本書的核心主題是貿易與“現代文明誕生”的關繫。結論是，貿易作為人類生活的一種古老樣式，始終是促成人類走向現代的根本要素之一。換句話說，貿易秩序是衡量一個文明成色的關鍵性尺度。這一創見，將給作者帶來榮譽。

——劉蘇裡（萬聖書園創辦人）

這是一部挑戰成見、富有雄心，具有“大歷史”寫作風格的著作。張笑宇從千年歷史的塵埃中發掘被今人遺忘或錯失的經驗智慧，揭示商貿制度蘊含的正增長秩序邏輯，並由此重構現代文明的故事。

——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教授）

這本以“超級事實”開講的書，會成為我今年的“超級讀物”。多理解一點他所謂的“超級事實”，我或許會少犯一些“低級錯誤”。

——胡洪俠（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做學問的樂趣是洞見和通透，前者決定了深度，後者意味著開闊。讀張笑宇的《商貿與文明》，處處可見作者擺脫過往陳見的努力，同時又在眾多故事和解讀中，與他一起享受知識所帶來的愉悅。中國的一代中青年學者正試圖用自己的框架重構對文明的敘述，這種自信是前所未見的。

——吳曉波（知名財經作家）

一個懂經濟的學者寫歷史，出人意料地好看。作者將經濟、歷史、地理、政治融貫在一起，打開了重新看歷史、看世界的門窗。我們曾經熟悉的“文明”關乎文字、關乎文化、關乎技術、關乎國家。在新的視角下，文明關乎“商貿”：允許並支持個人自由創造財富的社會，纔是現代的、文明的社會。

——王躍春（原《新京報》總編輯）

人類的政治秩序建構，有兩大動力機制，一是戰爭，一是貿易。血脈僨張的戰爭因其強烈的戲劇性，更容易在歷史敘事中被人注意到，也往往掩蓋了潤物細無聲的貿易過程。然而，如果不理解貿易過程，則無法理解遠超戰爭之上的人類文明史。《商貿與文明》提出的理解文明的這一重要視角，是所有想要理解人類的歷史與秩序的思考者，都要認真面對的。

——施展（外交學院政治學教授）

張笑宇的《商貿與文明》一如《技術與文明》，博學、犀利、富有洞察力，它不隻是生動有趣的歷史故事，更是深刻的政治學迷途指津。

——李筠（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教授）

如果說張笑宇的前作《技術與文明》嘗試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以唐詩而論，推進文明的是李白，還是李白手中的紙筆？比例各占多少？那麼新作《商貿與文明》則回答了另一個與之類似的問題：李白何以能四處遊歷，放心做詩？這和他出身商人家庭有什麼關繫？商貿和文明又是什麼關繫？這本書給出的答案完全不同於你所熟知的舊敘事，既有洞見，又有深趣，令人耳目一新。

——六神磊磊（知名自媒體人）

阿爾薩斯的小城

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其實是受到一次私人經驗的啟發。

2018年的9月，我與新婚妻子正在法國科爾馬（Colmar）度蜜月。知道科爾馬這座城的中國人並不是很多。但是，說起科爾馬所在的阿爾薩斯地區，那名氣可就大多了。

從1920年開始，有一篇文章在中國語文課本裡雷打不動地存在了100年，這就是法國作家阿爾豐斯·都德的《後一課》。中國人對這篇課文的後一段可謂耳熟能詳：

他轉身朝著黑板，拿起一支粉筆，使出全身的力量，寫了兩個大字：

“法蘭西萬歲！”

然後他獃在那兒，頭靠著牆壁，話也不說，隻向我們做了一個手勢：“散學了，──你們走吧。”

《後一課》的場景就發生在阿爾薩斯。1871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利後，阿爾薩斯的大部分地區和洛林的摩澤爾省被劃歸德國，德國人禁止當地學校教授法語，這是史實。50年後，日本入侵中國，在占領區禁止當地學校教中文，恰好應了小說的場景。中國人的愛國熱情被激發起來，這篇小說也因此奠定了其在小學語文課本中的地位。

然而，我們來到科爾馬，眼前的景像卻有點讓人喫驚。

不熟悉這個地方的朋友也許不了解，科爾馬雖是一座人口隻有7萬的小城，老城區非常狹小，走一圈隻需半天多時間，但是在這老城裡，遍布有著六七百年歷史的老房子，繁花似錦，甚是美麗。我後來專門查閱了資料，科爾馬的主座教堂聖馬丁合議會堂（St. Martin Collegiate Church）建於1234—1365年間，它對面的阿道夫之家（Adolf House）建於1350年，右手邊的老護衛之屋（Building of Old Body Guard）建於1575年，老海關樓（Kofihus）建於1480年，商人之路上的許多私宅，也都有三四百年的歷史。若你傍晚走到此間，燈火璀璨，遊人徜徉，孩童嬉戲，真是一片安靜祥和。

阿爾薩斯在歷史上可是法德之間的兵家必爭之地呀，這座小城是如何在戰火侵擾之下完好地保存至今的？

要說阿爾薩斯沒有兵荒馬亂的戰亂年代，那完全不符合我們掌握的近代史；可要說阿爾薩斯在法德兩三百年恩怨史裡受禍匪淺，眼下所見的一切又挑戰了我們的認知。

恰好，我們在科爾馬住的愛彼迎（Airbnb）公寓主人是一位法國老太太，我專門向她請教了這個問題。她睜大雙眼，想了想，答道：“是呀，你這麼一說，我也覺得有點奇怪。想一想，大概是因為我們足夠聰明吧。我們這個地方歷史上比較有錢，不管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無論哪邊的軍隊過來，我們交錢給他們買平安就好了。他們拿了我們的錢，自然可以壯大實力，又為什麼一定要把我們毀掉呢？”

老太太這句話說來隨意，我聽來卻如平地驚雷，電光火石之間想明白了一連串事情。

一些地區為什麼會比其他地區富裕？除了自然資源好、地理位置重要、抓住了關鍵產業崛起的時機，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財富的穩定傳承。這一點既是我們運用常識和社會經驗很容易想到的，也是可以得到計量歷史學佐證的。一項關於佛羅倫薩社會財富分布的研究證明，歷經700年的歲月，祖輩收入和財富，與後輩收入和財富之間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3在不同社會之間，哪個社會能夠更穩定地實現財富傳遞，當然也會顯著影響不同社會間的財富差異。普林斯頓大學的斯考特和卡勒斯通過一項研究表明，在1200年城市化和經濟水平越高的地區，在1800年的城市化和經濟水平也越高。4

這真是個很簡單的道理，但因為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太劇烈的社會動蕩，很多人過去意識不到這一點。而且，這種劇烈動蕩不隻發生在20世紀，而是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朝代每更迭一次，就出現一次。

更進一步說，甚至中國人對社會動蕩的“底層理解”，跟這位老太太代表的“底層理解”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對戰爭的理解是“伏尸百萬，流血漂櫓”，是“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是“憶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殺人十晝夜，尸積不可數”。我們習慣於認為戰爭必然導致千裡荒野，十室九空，自然也會中斷財富傳承。然而，如果像科爾馬這種地方的人在戰爭444爆發期間同樣也能維護甚至傳承財富，那此地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底層算法”就是完全不一樣的。經過千百年的積累，一點點量變也能引發巨大的質變。

老太太說的是事實嗎？根據我讀到的歷史資料，像兩次世界大戰這樣激烈的戰爭，對人口和財富的破壞之強是史所罕見的，“花錢買平安”這種事，應該很難實現。但是，20世紀的人類已經掌握了發達的知識和技術，戰爭可以消滅士兵，卻未必能夠大範圍消滅產業工人的經驗與知識專利，所以戰爭結束後的重建過程可以很快。

那麼，如果我們討論古代戰爭，尤其是中世紀歐洲，“花錢買平安”的邏輯是否成立呢？為此，我先是專門查閱了科爾馬的歷史。

1226年，科爾馬被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1194—1250）賦予“帝國自由城市”（Freie und Reichsst.dte）頭銜。這個頭銜是什麼概念呢？意思就是，在神聖羅馬帝國體繫內，科爾馬直屬皇帝管轄，而且在帝國議會中有自己的代表。換句話說，這個城市有著法定的、能夠跟皇帝談判的能力。

為什麼一個城市可以跟皇帝討價還價，並且這種地位還能得到法律保障呢？這是因為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名義上是個帝國，實際隻不過是一個由各邦國和領主構成的松散的龐大政治實體，各地對皇帝的效忠多半隻是名義上的，隻要不背叛皇帝，幾乎做什麼都可以。

具體到腓特烈二世本人，他出生在西西裡，早的王位頭銜是西西裡國王，西西裡是他統治的基本盤，他的主要政治對手是位於意大利的羅馬教宗和意大利南方的反皇帝城市聯盟。科爾馬位於德意志地區，一來他鞭長莫及，二來與其強硬地對待這些城市以展示他的君威，不如談一筆交易，賦予當地一定的地位，從而換取一筆政治獻金。所以這筆交易，還真的代表了科爾馬花錢買到了“平安”的地位。

類似的例子不僅發生在科爾馬，在歐洲其他城市也很常見。我們熟悉的“永恆之城”羅馬，在410年被阿拉裡克攻陷之前，就已經數次支付贖金給蠻族來確保安全，隻是後一次，它未能在蠻族面前保衛自己的榮耀。羅馬畢竟太有名，容易成為眾矢之的，那些比不上羅馬的城市則有更多機會不為盛名所累。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帶兵進入意大利。意大利城市無力阻擋強大王國的入侵，隻好“花錢買平安”，代價是12萬金盾一年。隻是，隨後查理八世被威尼斯與阿拉貢的聯軍打敗，佛羅倫薩的贖金也就不了了之。在意大利戰爭中，關於城市在戰敗後支付贖金的記載數不勝數。像切薩雷·波吉亞這樣的雇傭兵頭目在戰勝對手後，甚至會要求對方支付自己高額年薪作為贖金的一部分，也就是逼迫對手花大價錢把敵人變成自己的傭兵隊長。5事實上，遊覽許多城市的博物館或研究當地地方史，我們會發現這種記載非常常見。被史學家大書特書的往往是那些城市被摧毀和劫掠的重大事件，但其實，這種事發生的頻率遠比“花錢買平安”的頻率要低得多。

所以，法國老太太所說的“花錢買平安”，在西歐歷史上的確是成立的。

兩種秩序模型

盡管對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貿然進行直接對比可能會漏掉很多事實，也會造成過分簡化，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還是無法抑制自己想把科爾馬的例子與一座中國城市進行對比。這座城市就是揚州。

唐宋以來，揚州繁華，舉世聞名，號稱“天下之盛，揚為首”，其富庶繁華絕不是科爾馬或阿爾薩斯地區任何一座歐洲城市能相媲美的。但是，明清交替之際，揚州大屠殺的慘狀，遍覽史冊也難尋匹敵。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與計六奇的《明季南略》均記載，揚州城被清軍屠殺約80萬人。吳嘉紀的《李家娘》中寫到，“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妻方對鏡，夫已墮首；腥刀入鞘，紅顏隨走”。

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我難免會想，如果富庶的揚州人能像科爾馬市民那樣有“花錢買平安”的可能，那麼史書字裡行間被掩蓋的斑斑血跡，是不是可以少一些？

當然，也許歷史上的揚州，或者其他中國城市在面對戰爭時，也有過花錢買平安的經歷。畢竟人性是相通的，並不存在某個應對方式隻屬於某個民族或者某個文明的道理。但是，如果隻是把“花錢買平安”和“花錢買不了平安”這兩種歷史經驗抽像成兩類社會治理模型，那麼我的確認為，這兩個模型之間不僅是可以比較的，而且具備相當的歷史價值。

戰國時代有個學派叫墨家，曾深度參與諸侯國之間的攻伐，擁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墨家典籍《墨子》中有一篇《備城門》，是當時關於守城作戰的實用手冊。這篇手冊要求，守備城牆的兵員要 “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號令篇》則雲，“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請注意，“丁女”“丁女子”和“老少”等詞背後血淋淋的事實是，當時的戰爭已經不再是正規軍之間的禮儀性戰爭，而是需要動員全民參與的生死之戰。

可以佐證其全民動員性質的，還有如下一段：

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喧囂、三、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駁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逾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墨子·號令篇》）

這大致是說，戰時狀態，官吏與平民不能有任何輕舉妄動，連“相探、相指、相呼”都不可以，違令者斬。後續的一繫列“伍人”，則涉及中國歷史上一種重要的管理制度，所謂“什伍”（五人為一伍，十人為一什）。墨家運用這種制度，是為了在戰時對動員起來的民眾進行精細化與個體化的管理。如果你被編入一個“伍”中，同伴中有犯了上述罪行的，你若不舉報，就要被連坐斬首。同樣，如果伍中有人投敵，或臨陣脫逃，不僅本人要被處斬，父母、妻子、兒女和兄弟也要被車裂。

這一“什伍連坐”的制度倒不是墨家首創的，早在《尉繚子》中，就有“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奸，無有不揭之罪”的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原先隻是限制在正規軍中，是墨家次將嚴苛的兵家制度用於全民動員作戰，而這種機制後來又被商鞅繼承，進一步發展為和平時期的民事管理制度。也就是說，在和平時期，你也要被“什伍連坐”管理起來，一家有罪，其餘四家若不舉報，就會被連坐。一家沒有交稅賦，沒有服徭役，破壞了治安，都在這個連坐法的管轄範圍之內。中國有個俗語是“街坊四鄰”，為什麼是四鄰？就是五人為一伍，除去你自己，鄰居正好是四家。這是“什伍制度”綿延千年，在漢語口語中殘留的痕跡。

可以想像，這樣的全民動員機制下，進攻者一方肯定要對平民實施極為殘酷的屠戮，因為如果城池易幟，城中的平民就會轉變為敵人的兵力。反過來，防守一方也沒有任何必要愛惜民力，而是要不遺餘力地榨盡平民的軍事化潛力，不管貧富貴賤，都拉來做守城的炮灰纔有意義。在這種邏輯下，當然沒有“花錢買平安”的空間。

我曾在《技術與文明》中提出“弩機猜想”：因弩這種武器易於訓練，能夠把大量的普通百姓迅速轉化為士兵，從而大大擴張了軍事人員的數量基礎，由此引發的後果是，古代中國政府必須發展出一套高度集權、滲透力超強、防備心態超嚴密的政治控制與動員機制，這是古代中國“大一統”與中央集權之文明底色的由來。這個猜想中關於“弩機”的部分或許還缺少進一步的證據鏈條，但是關於軍事化和集權制度之間的關繫，我可以有把握地說，距離真相是八九不離十的。6

由這個思路，聯繫我在阿爾薩斯地區的經驗和啟發，我先嘗試提出兩種相對簡單甚或粗糙的社會治理模型。

種模型的基本邏輯，是把平民當作“兵源”，也就是從墨家到商鞅一以貫之的，力求對民眾實施全面動員和全面控制的模型。我們姑且稱之為“要命”模型。

這種模型的“底層算法”，是把戰爭思維當作底線思維，把平民的生命視作戰爭時期的動員資源。盡管它也有和平時期的運作邏輯，但和平時期的民眾一樣被相應的管控措施動員起來，以滿足政權獲取稅賦和徭役服務的需求。換句話說，這種和平時期的治理措施，其實是戰時狀態的延續。盡管和平時期有可能延續很長時間，給民眾造成某種錯覺，以為自己可以長期生活於盛世，然而一旦戰爭爆發，民眾會被迅速轉化為戰時資源，甚至“軍糧儲備”。

盡管我也覺得“軍糧儲備”這種玩笑不甚妥當，不幸的是，史實就是如此。中國歷史上有名的&ldqu盛世”與“安史之亂”之間不過隔了14年，然“安史之亂”時，睢陽守將張巡將自己的愛妾殺了分給將士來喫，豈不恍如隔世；7黃巢之亂，反叛軍用磨把俘虜磨碎了當糧食，“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8靖康年間，金國入侵宋朝，“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老瘦男人叫作“饒把火”，意思是多燒點火纔煮的爛，少婦叫作“不羨羊”，意思是羊肉都比不上，小兒呼為“和骨爛”，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所有這些當作緊急儲備糧的人又有個通稱，叫作“兩腳羊”。9這其實是整個人群都被軍事化為作戰資源後導致的秩序崩潰，在這種情形下，“花錢買平安”當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種模型的基本邏輯，是把平民當作“稅源”，也就是科爾馬所代表的一種社會治理模型。我們姑且稱之為“要錢”模型。

當然，正常情況下，沒有哪個政權不向民眾收稅。但是，如果某種政權是把“平民創造財富”當作一種“底層算法”，而不是把“平民可以當炮灰”當作底層算法，那麼其運作邏輯與思維就會大為不同。這種政權承認，隻要付的錢足夠多，你就可以享受一些額外的政治權利。這些權利平時看起來可能隻是噱頭，但是一旦衝突爆發，那就是生死之間的差異。

比如，在伊斯蘭教中有一個概念，叫“吉茲亞”（Jizya），意思是向非穆斯林收取的人頭稅。可不要小瞧了這個“吉茲亞”，雖然它比穆斯林要交的“天課”繁重得多，但是在中古時代，能交錢保命，是一種奢侈。在宗教衝突極為慘烈、信仰戰爭屢次爆發的年代，沒有吉茲亞的社會，很可能是一個因為你的信仰不同就要驅逐你、剝奪你所有財產甚至把你燒死的社會。交了吉茲亞就能免除麻煩的社會，總比前一種要好得多。11—13世紀的兩三百年裡，伊斯蘭文明控制的不少地區，諸如大馬士革、開羅、巴格達和格拉納達，城市繁榮，商貿發達，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吉茲亞”這種“拿錢買命”或者“拿錢買安全”的邏輯，庇護了不少來自其他文明的長途貨運商人。能夠“花錢買安全”，如我之前所說，就可以在動蕩時代保護當地人的財富傳承下去，終也就有益於社會的整體財富積累。

這兩個模型究竟孰優孰劣，我思考了很久，終答案隻能是：很難講。

“要命”模型社會中的個體是很不幸福的，但是這樣的社會擁有超強的滲透能力與動員能力，在面對戰爭或大規模危機時的應對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不過，這種社會會有兩個問題：一是它在和平時期也很容易延續自己的高壓政策，其細致到個體的管控和嚴刑峻法可能將平民所創造財富的一點點剩餘都壓榨走；二是它在戰爭時期會引發對平民殘酷的屠戮，讓財富積累和傳承全面歸零。

“要錢”模型社會中的個體往往更幸福一點，當然這並不是因為“要錢”模型社會更道德或更公平，而是它對有錢人相對友好，有錢人多的地方，社會經濟水平往往要高一些。但是，這種社會應對大規模危機時的意志與動員能力，顯然比“要命”模型社會要差不少。

將兩種模型的社會放在同一時空下競爭，孰勝孰負，其實是很難預料的。我們可以結合歷史上的一些案例，把這兩種模型社會做一個或許不甚準確的類比：“要錢”的威尼斯曾經戰勝過“要命”的拜占庭帝國，但是在實力更強大的“要命”的奧斯曼面前，敗下陣來；“要命”的法國曾經戰勝過“要錢”的荷蘭，但是在實力更強大的“要錢”的英國面前，敗下陣來。而且，“要錢”與“要命”，並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畢竟有些國家在和平年代能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在戰爭年代也能做超強規模的動員，因此，單純說這兩者誰優誰劣，恐怕很難評價。

但是，如果把時間因素也納入考慮範疇，“要錢”就比“要命”多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優勢：它能夠使得財富在長時段內得以緩慢積累，因而可以醞釀進步，讓量變漸漸積累出質變；反過來，“要命”模型的社會往往會導致社會“歸零”重啟，積累速度和效率比不上“要錢”模型的社會。

本書一個重要的觀察和結論就是：我們整個人類的現代史，是被“要錢”模型而不是被“要命”模型的社會開啟的。

零增長社會

古今中外，每個社會都有很多人懷念美好的田園時代，男耕女織，山清水秀，沒有化肥也沒有催熟劑，沒有那麼多人工的東西，一切都很美好。然而，這隻是生活在溫室裡的當代人對古典時代的美好想像。如此溫文爾雅的美好生活，隻在古典時代極少數的文人和士大夫階級一生中極少數的時光裡存在過。

古代社會的主流，是貧窮、暴力、愚昧和互相傷害。

我這麼說不是一種對古代社會的道德譴責，而是基於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史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結論和共識。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曾指出，現代經濟總體增長有三個重要特征，首先是人均產值的高速增長，其次是高速增長能夠持續較長時間，再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增長差異很大。這三個特征均與前現代社會有著本質區別。10具體到人均產值這一點，雖然在庫茲涅茨的年代還缺乏足夠數據，但通過倒推算法很容易得出，前現代社會的人均產值增長處於長期停滯狀態。11

計量經濟史學家一直以來都試圖統計古代社會的人均GDP指標。畢竟，客觀、中立的數字相比文人浮誇繁華的辭藻，可能更加傾向於事實。當然，“GDP”這個指標的現代統計概念是西蒙·庫茲涅茨在1934年纔提出的，此前自然不可能存在相關數據統計與文獻資料，也不存在科學合理的計算方法。但是，學者們可以利用歷史文獻中統計到的商品產量來盡可能地估算，以GDP這一指標盡量還原古代人的生活狀況。

拿中國來說，經濟史學家李稻葵教授及其團隊對980—1840年（從北宋到清代）的GDP重構研究表明：從北宋到明代，人均GDP幾乎是在水平線上波動，也就是說，到1620年，人均GDP還和980年的水平相差不大；但清代人均GDP則出現了顯著下降，以每年0.34%的速度衰退，到1840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下降到980年的70%左右。12劉逖教授（2010年）對1600—1840年間的中國GDP重估的研究表明，這240年間，中國人均實際GDP下降了25%，年均增長率為-0.12%。13

計量史學的這個成果，與我們的常識和邏輯基本相符。很明顯，前現代農耕社會中，在技術沒有根本性突破的條件下，農業社會的財富生產有一個自然為我們設定的天花板。意思是說，就算你是一個男性壯年勞動力，你能從土地裡獲得的收入，基本上是被土地的肥力、糧作物的自然產量和你的勞動能力限定的。你的土地可以無限擴張嗎？小麥或水稻的產量可以無限增長嗎？你每天勞作的時間和工作量可以無限增加嗎？都不可以。

所以，前現代社會人均GDP增長的停滯甚至倒退這個宏觀事實，反映到每個具體個人的微觀層面上，就是一種經過千百年生活經驗確認過的常識：明年不會比今年更美好，甚至可能更糟。所以，即便你生活在豐年，也要為荒年做準備。這種微觀層面上的意識，會導致一繫列經濟後果：你對改變生活的態度是十分保守的，你不會考慮投資某個新產業，因為生活經驗告訴你，在一個長期人均增長率為零的社會，投資是沒有意義的。沒有投資，也就意味著你積累的財富（不管是金錢、絲綢還是瓷器）不會轉化為“資本”，它隻是純粹的物質財富，主要目的是用於消費。在這樣一個社會裡，有價值的資產就是土地，因為土地出產你的喫穿用度。那些給你帶來快樂的商品，比如綾羅綢緞，精食細膾之屬，基本都來自土地。賽珍珠在《大地》裡描寫的中國人那種骨子裡對土地與生俱來的執著和熱愛，其本源實則在此。

既然土地是有投資價值的實物資產，人們自然想要控制土地。古往今來，對土地有效的控制方式是什麼？答案是暴力。這是自然條件限制下的解。我稱其為“暴力回報”。

人類的勞動行為，是一個攝入食物獲取能量，然後利用生物能做功的活動。在種種做功活動中，耕作是長期消耗，暴力殺戮卻是短期消耗。你春種秋收打下糧食需要一年，運用暴力手段殺死鄰居奪取土地卻隻需要一天，隻是風險較高而已。畢竟，殺人者往往被人殺之，凝視深淵的人，深淵也在凝視你。

深淵雖可怕，卻可控：如果你持之以恆地鍛煉身體，磨煉殺戮技巧，成為職業性的暴力使用者，甚或采取了成建制的、組織性的殺戮手段，也就是建立了軍隊，那麼你就可以大大降低自己所面臨的風險。如果你用土地的產出來養活這樣一支軍隊，不斷奪取其他土地，就可以形成一個正循環機制，造就一個自然意義上的龐大帝國，直到你觸及古代社會對人口和土地進行有效統治、管理和征稅的技術極限。

這就是漫長農業社會中絕大多數古代帝國的產生邏輯。無論希臘、羅馬、波斯、西周、印度還是日本，之所以絕大多數古代帝國的統治階級是武士階級，其原因就在於此。

在人類歷史上，“暴力回報”規律發揮作用的程度幾乎是沒有底線的，如果說稍有那麼一點兒底線的話，底線就是人類這個物種的再生產。

我們舉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吧。根據經濟史學家寧可的估計，西漢一家自耕農一般有五口人，其中主要勞動力一般有兩個，每個勞動力耕作的土地面積大約合今天的14.4畝；根據土壤條件的不同，14.4畝的產量折合成小麥大概在1,450—2,900斤。與此同時，漢代人口平均每年消費的糧食大約是480斤，按每個勞動力負責養2.5人計算，所需口糧大約1,200斤。14乍看起來，即便是條件較差的土地，也有100斤左右的餘糧。但是，這個數字既沒有考慮荒年、歉收，也沒有計算稅賦和徭役。僅就田稅而言，漢初的稅收比例是“十五稅一”，按較低的1,450斤計算，剛剛好把餘糧收走；如果遇上災年，這家人就要揭不開鍋。後來，漢景帝把這個比例改作“三十稅一”，實際上也就是給較差狀況的農民每年多留出了50多斤餘糧。單就這一條，已經足夠讓漢景帝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兩千年的“賢帝”美名。

然而，田稅並不是西漢農民要承擔的負擔，西漢農民還需承擔人頭稅（成年人每年約一百二十錢）、財產稅（每萬錢家資征收一百二十錢，即1.2%的稅率）和徭役（每個成年男子每年向國家提供一個月的勞動力，一生中還要額外有兩年為國家義務勞動）。此外，即便這些都納入進去，這裡計算的還隻是自耕農的狀況。如果考慮到佃農，也就是向富戶租種土地進行耕種的農民，地租比例在1/3左右，而像這樣的收租比例，佃農連自己喫飽飯都困難，被迫典身為奴是非常常見的現像。

漢代隻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個縮影。15根據氣候學家的估計，漢代在中國歷史上屬於溫暖期，糧食產量水平還算比較高。但即便是在這些年代，根據我們的稅賦負擔統計，農民也隻是勉強能夠溫飽，一遇天災人禍，就要賣身為奴隸，罔論安居樂業。

而且，“十五稅一”的負擔剛好把農民生產的剩餘財富壓榨殆盡，讓其維持在生存線上下，這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在漫長的零增長社會博弈中，統治階層自發摸索到了對農民極限壓榨水平的結果。也就是說，在正常年份下，武士集團對農民的統治剛剛好達到了沒有民反的程度。如果遇到天災減產，大規模起義就無法避免。

當然，“暴力回報”這一規律並不僅僅在武士集團與農民之間發揮作用，在農民內部，這一規律同樣也在發揮作用。

當大量財富被武士集團奪走，農民為了生存，也會以暴力傷害處在同一經濟水平的底層人士。從宏觀層面上講，李稻葵（2017）指出，中國古代長時期處在總經濟規模增長，但人均水平幾乎沒有變化的狀態，這表明中國古代經濟是典型的馬爾薩斯經濟，也就是人口增長快於經濟增長，導致饑荒、內亂和戰爭的爆發，從而抵消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從微觀層面上講，每一個農民家庭都害怕鄰家的傷害能力超過自身，進而在諸如田地、水源糾紛等方面占了自家的便宜，因而每家必須靠多生孩子來獲得盡可能多的男性勞動力，以壯大自己家族的暴力能力，獲取更優回報。一旦衝突爆發，農民之間互相傷害的程度，可能並不亞於戰爭。

我在這裡僅舉一例予以說明。明代崇禎年間的《義烏縣志》曾記載，明嘉靖三十七年，浙江永康鹽商施文六某次經過義烏，發現八寶山麓一代出產礦產，於是糾集九十餘人開礦采掘，被義烏當地的大姓豪族陳大成等發現，聚集鄉民毆鬥後，抓捕十四人遞解到縣衙。縣太爺把人釋放後，施文六又組織了千餘人占領礦坑。此舉激怒了當地郡侯李公，李公放出話來說殺死者不論，於是，“烏人奉是檄也以往，則無不控拳礪刃願為上用者”。後，陳大成靠數百義烏人，擊潰了施文六千餘人。施文六被擊敗後，附近的處州人又糾集了三千餘人強占礦產，再被陳大成率三千人擊敗。這些鬥毆規模之大，連當時的抗倭名將戚繼光都知道了，以至於他專門寫了《練義烏兵議》上書胡宗憲：“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遞陳兵於疆邑，人奮荊棘御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即一旅可當三軍，何患無兵？”16

6,000人“暴骨盈野”的民間鬥毆是什麼概念？嘉靖三十七年是1558年，再往前追溯130年，西歐正處於英法百年戰爭期間，其中的帕提戰役總參與人數大概就是6,500人。這是法國騎士次戰勝英國長弓兵的戰役，也是聖女貞德發起的盧瓦爾河戰役中的關鍵之戰。它的規模在貞德參加過的戰爭中不算大的，但至少也是一場重要戰役。義烏發生的，隻不過是一場民間械鬥，不會進入戰爭研究者的法眼，如果不是戚繼光的記錄，我們甚至都不會發現，一個民族的和平狀態有可能近似於另一個民族的戰爭狀態。

這種械鬥，在中國民間並不罕見。如清中葉前後，南方地區的福建、廣東、廣西、江西、安徽、浙江等省，普遍發生了大規模的鄉族械鬥。咸豐年間，廈門、同安、龍溪一代的鄉族武裝與小刀會結盟，釀成大案。當時承辦此案的官員感慨：“百餘裡間，大小數十百鄉，民心無不變動……若僅恃一二公親，豈能盡安反側？若極我兵威，又豈能將此數十百鄉，盡誅其人而赭其地？”甚至有學者認為這是清朝由盛入衰的重要標志之一。17故而，我們不能將這些現像當作一時一地的個案，而須認清古代社會的真相是：即便在和平年代，生民處境也可能像戰爭狀態一樣動蕩不安。

利用“暴力回報”理論，可以為這種現像給出的歷史解釋是：在絕大多數剩餘價值已經被暴力壟斷者攫取的前提下，單個家庭追求“暴力回報”的努力，反而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囚徒困境”—人口越是增加，土地資源越是稀缺，生存競爭就越發激烈。

近年國內輿論界一個很火的詞，是“內卷”。這個術語早是康德的發明，後來被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用來解釋印尼爪哇島農民在水稻種植中極盡雕琢、對農田無休止地增加細節上的裝飾性，卻不能增加產量的現像。再後來又被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拿來解釋中國農業持續增加勞動投入卻沒有發展的現像。

其實，大規模械鬥就是“內卷”理論沒有說出的另一面：古代農民不斷投入大量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上，卻不能增加產出。多餘的勞動固然可以轉變為無休止的精耕細作，但多餘的人口要怎麼養活？由此得出的必然推演，就是以血緣、宗族或信仰為紐帶形成小規模的暴力組織，相互爭奪極為有限的生活資源。這會令社會陷入持續的互相傷害狀態。

講到這裡，我認為已經可以在“要命”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更完整的社會模型：零增長社會。

所謂零增長社會，就是指完全沒有實現庫茲涅茨提出的兩項指標的社會。這一社會會因為人們缺乏對未來的積極預期而體現出一繫列特征，這些特征包括個體投資決策的保守、土地資產價值的至高地位，以及暴力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籠罩一切的決定性作用。

我進一步把零增長社會的這種生活經驗與知識積累造成的認知方式和權力結構稱為“零增長秩序”。其認可暴力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籠罩一切，並認為這個社會應該以這樣的邏輯運行。

大體而言，這種秩序的認同者持有三個信念：

，暴力是一個社會中對資源進行分配的重要也根本的方式，因此，暴力是社會核心控制集團值得發展的能力。

第二，為了化自己的暴力能力、小化其他暴力集團對自己的挑戰，有必要以當時的技術條件建立起針對個體的精細化、細致的管控制度。

第三，和平時期隻是為暴力狀態（或危機/戰爭狀態）進行準備的時期，而美好生活將在危機/戰爭結束後自然而然地到來。

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都有這種共識，那麼，一個將暴力凌駕於其他社會分配方式之上的權力結構，就可以很穩固地持續存在。很明顯，我們前文講述的“要命邏輯”，就是“零增長秩序”思維的一種體現。

梳理整個邏輯後，我們會發現，零增長社會是一個完美的邏輯閉環：因為零增長，所以土地是有價值的資產；因為土地有價值，所以能夠效率奪取土地的暴力就是整個社會重要的資源分配方式；因為暴力是回報的解，所以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均追求暴力能力的化；因為大家都追求暴力能力的化，所以社會有極大概率陷入持續的互相傷害狀態。社會陷入持續的相互傷害狀態，終導致的結果又是零增長。

回到本節開始的那句話，古代社會的主流，是貧窮、暴力、愚昧和互相傷害。這一點，東西方絕大多數地區都不例外。多少帝王諸侯的盛衰興亡，都不過是這樣一個閉環邏輯周而復始地以不同方式一遍遍重演而已。

正增長社會

但是，我們隻要把其中一個變量簡單地調節一下，整個繫統的運行邏輯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比如，我們把人均GDP的年度增長率調節為0.1%，也就是說，假設一個社會隻有小麥種植這一個產業，由於某種神秘的力量，過去你每年收成的1,500斤小麥會增加1.5斤。這個數字看起來非常非常少，以至於可以忽略不計。但是，過100年，這個社會的人均GDP會變成原先的1.1倍；過300年，這個數字會變成1.35倍，1,500斤小麥會變成2,025斤小麥，注意，是人均。

這是什麼概念呢？中國每個朝代的平均壽命大約就是300年，如果有任何一個朝代能實現人均GDP每年0.1%的增長，同時保持“十五稅一”的稅率，那麼，300年後，每個老百姓家裡每年就可以有1,000多斤餘糧。真要有哪個朝代實現了這樣的成就，它都很難滅亡，不會出現馬爾薩斯陷阱，也不會有三國亂世、五胡亂華、黃巢之亂、靖康之變，不會有闖王、獻忠，不會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

更重要的是，暴力的收益固然極高，但風險也很大。如果一個社會真的能夠實現穩定增長，那麼暴力的價值就會逐漸降低，而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加速衰減。

在古代社會，國王或皇帝死於疆場的狀況不少見：波斯王子居魯士禮賢下士、雄纔大略，卻在起兵反抗長兄的戰鬥中被一名護衛一槍戳在臉上；後唐莊宗李存勖一世英雄，卻死於身邊人的謀逆；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勵精圖治，卻在“三十年戰爭”中被流彈打死，一生心血付諸流水。國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普通人了。

死亡這件事情，對正常人來講，負收益無窮大。隻有在零增長社會中，明天不會比今天更好，一個人纔會拿自己的命不當回事。這是已經為經濟學中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所證實的簡單選擇模型：人們在收益面前厭惡風險，而在損失面前偏好風險。如果一個社會能實現正增長，人們認為“未來”是有價值的，生命因而也就有了價值，那麼，人們采取暴力手段的意願就會大大降低，社會秩序也就有了普遍的心理支撐。

一旦秩序得以建立，正增長社會就會產生加速效應。我們前面設定的0.1%，也許很快會變成1%。為什麼？因為“利率”這個宇宙間偉大的力量之一開始發揮作用了。

一旦利率為正，“錢”就開始值錢了，隻要假以時日，投資必定會得到正回報。因此，土地不再是的可以投資的標的和對像，人們可以投資產業，投資技術研發，投資長途貿易。人類社會的平等和不平等，是以一種非常糾結的狀態同時存在於社會之中的：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天纔，但天纔卻有可能出現在每個角落。理想狀態下，資本的任務就是發現角落裡的天纔，再將金錢代表的社會資源投給他，並從他的成功中分取回報，而社會也將因為受益於這位天纔而取得進步。

那麼，正增長社會中是否存在暴力現像呢？當然存在，暴力本身根植於人性之中，它是人追逐權力的本質手段之一，因而也是社會資源分配中無法被抹消的根本手段。但是，正如我們之前指出過的，暴力手段的問題是它的風險太高：哪怕你是萬人之上的帝王，在暴力遊戲中，也可能被對手運用投毒、刺殺等手段奪走生命。如果你預期隻要活著你的財富就可以持續增長，那麼你可能會更願意用非暴力手段解決問題，把生死問題轉變成買賣問題。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暴力可以服務於交易，而非排斥交易。這與零增長社會對待暴力的“底層思維”是完全不同的。

也正因如此，“花錢買平安”的邏輯，隻有在正增長社會中纔是行得通的，因為無論是暴力施予者還是承受者，都知道一時的暴力行為隻不過是為了爭奪財產的所有權，一旦財產歸屬確定下來，大家還是要賺錢的。既然如此，何妨交易？

當然，這種“花錢買平安”的邏輯，未必就是一個理想社會的完美運行邏輯。因為，在一個以交易為要務的社會中，可供交易的東西未必隻有金錢，還可能有自由、權利、尊嚴和身體。切薩雷·波吉亞在弗利之戰結束後俘虜了親自揮舞戰刀守城的絕世美人卡特琳娜·斯福爾扎，將其帶回私室一天一夜閉門不出。輿論嘩然，以為這是對失去自由的高貴女性的侮辱行為。然而，卡特琳娜的生命和弗利人民的財產終究是得以保全了。因此，正增長社會當然可以是一個罪惡的社會，隻是其罪惡比起暴力和傷害無處不在的零增長社會要小許多而已。

現在，我把這種能夠持續實現人均經濟產值增長的社會，稱為“正增長社會”，而這個社會認為人本質上是創造財富的源泉，為了確保這一點，一切皆可交易的認知方式與權力結構所締造的，就是“正增長秩序”。

更具體地說，生活在正增長社會中的人，因為親身受到個人財富可以長期持續增長這一現實的耳濡目染，所以可以堅定這樣幾個信念：

，和平比暴力更有價值，所以暴力的運用好是有限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服務於合理的交易。

第二，我們可以對未來持有高於現在的預期，所以投資新產業和技術是有利可圖的。為了從不確定性中保護這種預期，“信用”和“承諾”是非常重要的基石。

第三，長期利益比短期利益重要，這裡的“長期”甚至可能超過一個人的壽命。

第四，個人的潛力是創造財富的源泉，因此相信並保護個人的這種潛力非常重要。這也構成個體尊嚴的基礎—盡管是一種功利主義取向。

那麼，講到這裡，你也許會同意人類社會如果能從充斥著暴力的“零增長社會”變成允許交易的“正增長社會”，這已經算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了；但你可能仍會質疑：古代社會的技術條件下有可能存在正增長社會嗎？它們如何存在？

首先，讓我們仍舊援引計量史學的研究成果，先來確定一下是或不是，再問為什麼。

布勞德博瑞（Broadberry）、凡·贊登（van Zanden）與凡·魯汶（van Leeuwen）等學者，利用與研究中國古代GDP類似的重構法給出了英國與荷蘭的歷史GDP數據。該研究表明，1270—1690年間，英國人均GDP的平均年增長率為0.17%，1700—1860年間的增長率則達到了0.48%，荷蘭人均GDP在1347—1807年間則以每年0.19%的速度增長。18

如此看來，正增長狀態就是一個社會的良性循環狀態。那麼，真正重要的問題來了：一個社會如何纔能從零增長變成正增長呢？

答案是，商貿。

商貿的本質是人類社會交易紐帶對自然界資源分布不均衡狀態的調整。東方出產絲綢，南洋出產珍珠，中亞生有駿馬，西亞能造玻璃、香料橄欖、胡椒茶葉，這些商品在各自的產地都沒有什麼稀奇，但是經由商人轉運，便可以在異地獲得高昂利潤。在這一過程中，商人承擔了遠洋航行中對抗盜匪和水土不服等風險，借此賺到的高額利潤，可以被視為這些風險的折價。所以，即便是在未發生技術突破的古代社會，正增長秩序也可以在少數商賈雲集的地區存在，例如沿海貿易港口。

在中國，是杭州、揚州、泉州、廣州這些通商口岸；在印度，有錫蘭、卡利卡特以及甘地和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在波斯灣，傳說中水手辛巴達的故鄉蘇哈爾是伊斯蘭世界的三大財富中心之一；在兩河流域，巴格達、大馬士革、開羅是遠近聞名的商貿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威尼斯、熱那亞、米蘭、錫耶納等意大利城邦是11世紀前後歐洲發達和富饒之地；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從香檳地區到萊茵河流域，再到佛蘭德斯周邊，商貿城市星羅棋布，上文提及的科爾馬正是其中之一。

在農耕文明的大背景之下，這些星星點點的商貿城市，就是零增長社會汪洋之中難得的正增長孤島。很多港口城市對外來商人采取友好政策，有的甚至允許外來民族在當地建立自治社區，或當選本地官員；有些城市制定特殊的法律仲裁制度，便利外界商人在當地的活動；有些城市對異教徒實行包容政策，借機吸引其投資。這些古代城市的開放性與活力，有時會讓我們這些現代人也嘆為觀止。但是，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是拗不過農耕時代占據主導的零增長邏輯的，一旦王朝周期走到終點，它們的繁榮興盛，也往往會走到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