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致謝

凡例

中式度量衡單位

戰爭大事年表

導言難忘之戰

第一章疆場未寧——萬歷帝與明朝的軍事中興（1570—1610）

第二章山雨欲來——戰爭的前奏

第三章龍之首——日軍猛攻

第四章蛇之尾——朝鮮獲救（1593—1594）

第五章困於龍與旭日之間——和議與占領（1593—1596）

第六章重返鬼門關——日軍最後的攻勢（1597—1598）

第七章餘波與回響——歷史語境下的第一次東亞大戰

注釋

參考文獻

譯校後記

本書是西方少有的從明朝角度來研究萬歷朝鮮之役的著作。在東西方戰爭史比較研究視野下，作者既考察了日、韓史料，也充分利用了明、清史料；既參考了西方與日、韓研究論著，也關注到當代中國的學術觀點，因而本書史料充分，觀點鮮明，持論相對客觀。本書強調萬歷時期的明朝依然有強大的軍事能力與高效的官僚體繫，用充分的史實，展示了明軍在戰爭中的主導地位，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日、韓學者的偏見。本書對於作戰雙方的戰略戰術、武器裝備、後勤供給等方面都有精彩論述，深化了這場戰爭的繫統認識，值得推介。

——孫衛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壬辰戰爭，即石康所謂的“第一次東亞大戰”，是影響16世紀末以來東亞歷史走向的關鍵事件，其餘波影響至今。《龍頭蛇尾》一書綜合使用明朝、朝鮮、日本三方的史料，並參考基督教士留下的記錄，細致描繪了這場戰爭的來龍去脈與歷史回響，尤其深入刻畫了雖有種種缺陷，卻竭力維護明朝軍事霸權的萬歷帝形像，是一部發人深省的歷史著作。

——丁晨楠（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

疆場未寧（節選）

1619年4月中旬，薩爾滸之戰，明朝派出四路大軍討伐不久前崛起的後金新汗努爾哈赤（1559—1626），結果三路潰敗。薩爾滸地處遼東，遼東是長城外的東北地區（故不屬於內地）。明朝雖一直宣稱統轄遼東，但僅是依靠世襲的部落首領予以羈縻。努爾哈赤就是部落首領之一，明朝認為他忠誠可嘉，卻不料他在1616年宣布在遼東建國。盡管明朝與努爾哈赤父、祖被殺脫不了干繫，他卻成了明軍悍將李成梁（1526—1615）的養子，甚至在16世紀90年代提議出兵協助明軍將日軍趕出朝鮮。

1619年，政治—軍事形勢發生劇變，努爾哈赤的女真人（後稱滿洲）不斷擴張他們的領土和勢力，大明帝國卻日薄西山。正如史家黃仁宇所言：“1619年初的遼東之役，結束了明朝在該地區無可爭議的統治，也讓滿洲能與明朝分庭抗禮。”努爾哈赤善於集中機動兵力，以約六萬女真軍大敗十萬之敵；明軍卻分為四路進軍，結果遭到各個擊破。在此戰中，努爾哈赤充分利用了自己熟知當地地形和天氣的優勢，他麾下的軍隊也善於機動。戰場上唯一幸免的明軍總兵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參加過援朝之戰）。不出意外，朝廷對李如柏起了疑心，他被指控勾結外敵，怯懦畏戰。其實，李如柏隻是遵從了主帥楊鎬（？—1629）軍令而遭遇敵襲。李如柏不願面對指控，自縊身亡。他死後，崇禎帝（1628—1644年在位）為其昭雪。

盡管多數學者承認，在滿洲崛起過程中，薩爾滸之戰是一個決定性事件，卻鮮有人從晚明軍事發展的廣泛視角來評價薩爾滸之戰的重要意義。這場戰役常被視為是給明朝的墳墓又撒下一抷土（且作用頗大），這座墳墓則是此前數十年間一點點挖好的。不過，這一解釋更多屬於修正主義史觀，而非審視原始史料之後做出的冷靜分析。從滿洲政權的角度看，薩爾滸之戰必然要掩蓋明朝曾經的軍事成就，好讓滿洲顯得更加強大，明朝顯得更加腐敗低能。遼東戰役確實是一場慘敗，但是，最好將之視為明朝的軍事中興和對外干預時代的結束，這個時代長達50年，薩爾滸之戰並非明朝衰亡的另一段插曲。

在薩爾滸之戰前，有整整50年時間，明朝與蒙古相安無事，數次插手緬甸的邊境爭端。在東北和西北，明朝在女真和蒙古地區發起襲擾和精準打擊，鎮壓了西北要塞寧夏的一次大規模兵變，兩度調遣數萬軍隊將日軍逐出朝鮮，在西南方向調遣二十多萬大軍平定了播州土司的叛亂，還對形形色色的盜匪和土著發動了多次小規模作戰。自始至終，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明朝仍是東亞的霸主。

眾所周知，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比起草原上的遊牧民，內地的漢人王朝不太尚武，對外偏好采取守勢，奉行孤立主義。這些王朝的疆域通常比不上“征服王朝”，即便現代歷史學家，直到不久前也大多輕視其武力。例如，明代的武力，就被廣泛指責為帝制中國歷史上最弱的之一。與耶穌會士利瑪竇（1552—1610）的看法相似，史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也認為，明軍是“社會渣滓，來自流氓無賴、囚犯和盜匪”。明朝的軍事制度顯然不無弊端，但這一類看法掩蓋了如下事實：在明朝存續的大部分時間裡，軍事制度是王朝統治中一個充滿活力、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在超過兩個半世紀的時間裡，這個制度有效保證了世界上人口最龐大的帝國的總體和平與穩定。明朝官員竭力應對種種令人困惑的軍事挑戰，同時不懈地追求軍事實力的改善。

盡管明代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和平安寧的時期之一，史家範中義指出，自1368年到1643年，明朝進行了約275次規模不等的戰爭，這還不包括晚明抵抗滿人的各次戰爭。江憶恩（Iain Johnston）也認為，在此期間平均每年發生1.12場對外戰爭。他認為，明朝實際上是一個頗有侵略性的軍事強權，而明朝的作風符合“武經七書”的傳統思想——“比起靜態防御和綏靖政策，更偏好攻勢戰略”。

這種作風要求軍事技術持續進步，尤其是火器。明朝在15世紀初便創建了神機營，並在16和17世紀及時地引進了外國的先進火器。明軍進攻和防守，機動作戰與靜態作戰，皆用火炮。明人也使用各種火槍，隻是頗為有限，有些火槍是國產的，有些仿造自外國型號，例如荷蘭設計的“紅夷大炮”。明軍或許曾用小型火器裝備騎兵，因大抵無效，故數量很少。明朝也用火器廣泛裝備水軍，在與侵朝日軍作戰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範中義認為，廣泛裝備火器，或許是明朝軍事成就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朝著更現代化的戰爭方式的進步。孫來臣更是提出，明朝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火藥帝國，根據他的論證，直到1500年，中國都是全亞洲最主要的火藥技術輸出者。他斷言，明朝應當被視為全球“軍事革命”的發起者，否定了西方學者關於軍事革命起源於近代早期歐洲的說法。孫來臣還發現，早在1450年，明朝邊軍就普遍裝備了火器。此外，中國的火器在14世紀20年代末傳入歐洲，約在同一時間，火藥技術也傳入朝鮮，比日本接觸到火藥技術還要早數十年。明朝在戰術革新上也居於領先地位，早在1387年，明軍就對緬甸的卯撢人進行過火器齊射。因此，正如肯尼斯·蔡斯（Kenneth Chase）新近指出的，在許多方面，明軍可謂比後來的清軍更“近代”，雖然清軍更擅長用火器裝備騎兵。